1，作案装备

“枪比命重要。”周克华曾这样告诉妻子。这个目光阴冷的重庆农民十几岁就展现出对枪械的喜好，在他流窜三省作案的8年间，他先后使用过仿“五四”制式手枪、9毫米制式手枪，并抢走重庆哨兵的81-1自动步枪一只。

张君对枪械的喜爱不在周克华之下，他曾说：“我从云南买到第一支枪的当夜，我搂着枪，一夜都没有睡着。”受这种感觉的驱使，他统领的犯罪团伙收揽了大量杀伤性武器——“五四”制式手枪、霰弹猎枪、冲锋枪、手榴弹、手雷等各类武器。事后有专家认为，仅凭这些枪支，可以装备一个加强排。更令人惊惧的是，张君供述还曾计划购买高射机枪和榴弹炮，后因关系人的活动能力有限才作罢。

东北“二王”所持的54式手枪，则是王宗坊和王宗玮合力从沈阳大北监狱盗窃而来。王宗玮在部队服役三年间，以打篮球为掩护，偷偷藏匿了大量子弹。复员时，他不但带回大批子弹，还在行李卷中夹藏了5颗手榴弹。

严肃思考：

刑法学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所有犯罪中，枪支、弹药和爆炸物是最严重的三种。事实上，这也是周克华案、张君案和“二王”案并被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大恶性案件的重要原因。而媒体公开的其他极端性案件，如杨海新不到三年杀死67人，黄勇利用“智能木马”杀戮17名少年等，虽然受害者更多，却没有引发等同三大恶性案件量级的公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邓子滨也认为，相对于拳头和棍棒，枪支有“超限”的杀伤力。再勇敢的人，面对枪口也无从取胜，甚至无从逃避。

他指出，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后，很多美国人要求禁枪，同样很多美国人誓死捍卫公民拥有武器的自由。许多国人不解，甚至觉得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不可理喻。也有许多人知道，允许公民持枪是美国宪法设计者赋予民众反抗政府暴政的最后手段。但很多人不知道，允许公民拥有武器还有现实功利的考虑，那就是，普遍拥有武器，使违法者不敢轻易动枪，动枪者会迅捷地死于枪下。而资料显示，尽管枪击事件不断，美国每年死于枪杀的人，按人口比例计算，并不高于那些禁枪的国家。

2，服刑经历

1986年二三月份，16岁的周克华因调戏妇女而首获惩戒，被重庆市江北县公安局龙溪镇派出所治安拘留14天。7年后，周克华手持一把偷盗而来的猎枪流窜至武汉，被发现后拒缴枪支，并朝天开枪，后又向警方索还枪支，他因此被湖北武汉汉南劳教所劳教两年。相识者说，周克华对被劳教感觉“冤枉”。

与之相似的是，1983年，正值第一次“严打”期间，17岁的张君因打架斗殴而被送至少管所劳教三年。张君显然对这次劳教印象极深——最后伏法受审时，张君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没有想到这里的管教人员有这么好，看来中国确实在进步，要是当年少管所的管教有这么好，我也许不会到这个地步。张君还说，仅仅打了一次小架即被判了3年，他一直对此不服。

东北“二王”中的哥哥王宗坊偷盗成性，自小学起便与小偷扒手混迹，1974年、1975年两次因偷盗而两进收容所，1979年还曾因偷盗单位东西而被判3年有期徒刑。弟弟王宗玮虽没有公开的不光彩记录，但也曾于1976年初冬和王宗坊偷盗过三只手枪。

专家辩论：

一份系列杀人犯罪的研究显示，60%的犯罪人过往具有犯罪历史，这些人大多有监狱服刑或被行政处罚的经历，而管理不善的劳教场所“劳而不教”，很有可能成为犯罪技术传习所。

邓子滨也认为，原本旨在防范犯罪的劳教，却给了周克华等人染习恶行、操练黑手的机会。因为劳教制度背负了过重使命，既要事先约束有犯罪倾向的人，又要惩罚已有违法行为的人，这使劳教场所关押的人员过于复杂，相互传习。

他说，由于劳教权力欠缺中立的程序保障，被劳教者普遍抱怨处罚过重。更由于某些办案者方法粗暴，其恶劣有甚于作案者，违法者转而成为受害人，因而不思悔改，反生戾气。劳教解除后，常遭社会排斥，不免重操旧业，以至变本加厉，积重难返。

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李玫瑾认为，周克华犯案与劳教无关。她的理由是，周克华在武汉持枪被劳教前有抢劫前科，他不是因为劳教才开始抢劫，是劳教前已经开始抢劫了。从心理发展的行为逻辑来看，有抢钱的想法在前，但是头两次（抢劫）都不是很得手，才开始弄枪，弄枪的时候被公安发现，公安不知道他抢劫，因为这个才对他进行劳教。

3，兴趣嗜好

多篇公开报道提及，周克华学生时代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侠义小说，向往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生活。初中毕业后两次报名参军期间，常去镇上租看武侠和侦探小说。这种对暴力的热衷和喜好一直保持至其成年，犯下多起命案后的周克华仍保持着对武侠小说的热爱，也喜好看《轻武器》、《参考消息》，每天早上看央视的《朝闻天下》，晚上看军事、法制节目。他喜欢独自去网吧上网，从影视作品中学习作案方法。“他都是看些杀人放火、没有感情的东西。”公安部专案负责人刘忠义说。警方调阅周克华的上网记录，发现他看过十遍《沉默的羔羊》与《汉尼拔》。

而据公开报道，高一时的张君最爱看电影《少林寺》、最爱练武，而在其落网后，警员从他家中起获《轻武器射击实用手册》、《国造枪械列传》、《兵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与防》等兵器方面的书籍。其中有的书籍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同时，张君还收集了大量重庆媒体刊发的“常德血案”的剪报。

东北“二王”案件距今已久，未能查阅到有关其兴趣爱好的信息。

有此一说：

周克华和张君对社会的挑衅，与其对电影和书籍中暴力情节的渴慕究竟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古老又未被最终证实的话题。斯蒂芬?E?巴坎的《犯罪学》一书记述：许多实验都证明，观看暴力视频在态度或行为上助长了人的暴力倾向。但这类研究只能发现短期效应，大众传媒暴力情节在暴力犯罪方面的作用仍不明确。同类研究中，最有意思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国内杀人率在重量级拳击赛后有所上升。

4，受害者

自2004年起，8年间，周克华持枪作案10起，打死10人、打伤6人。受害者多是抢劫目标，那些刚从银行中提完款的人。除此之外，周克华也会主动枪击可能对其产生人身威胁的人——抢劫重庆沙坪坝中国银行储蓄所时，他回身举枪射击主动追出门的保安；之后沿铁路逃窜时，他向上前盘查的便衣铁路民警朱彦超连开三枪，其中一枪正中其额头，这也是他背负的最后一条人命。

10名受害者中唯一的例外，是死于长沙南郊公园中的一名老实巴交的进城农民，死者身中八枪，身上只有20元。外界从各方面推想周的杀人动机，最受认可的说法是“试枪说”。但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刘邦惠却不同意这一说法，她对《博客天下》记者说，这个案子发生前周克华已作案多起，且在缅甸当过雇佣兵，应已掌握用枪技巧，因此这次杀人更像是一时激愤的情绪发泄。

相较周克华，张君及其犯罪团伙的受害者更为庞大，先后22起作案中，有28人被杀，20多人受伤。一个特殊的受害者群体是因“投名状”而死的人们，张君在招揽同伙时，均要求他们有命案在身才感到放心。据张君在重庆的情妇全弘燕供认，自己就曾在张君授意下射杀一名男青年，从此对张君更死心塌地。

东北“二王”的犯罪具有偶发性，王宗坊和王宗玮在1983年大年三十潜入解放军某部军医院小卖部盗窃，在偷得3000元人民币并欲离去时被惊觉的工作人员拦住，最终为求脱身开枪射杀四人，并由此展开自北向南的亡命之旅。此后死伤的受害者要么是其抢劫时的抵抗对象，要么是对其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者。

补充一点：

李玫瑾确信，周克华是个目标型的犯罪者，“他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的表现，就是奔着钱去的，这和美国丹佛影院枪击案的嫌犯完全不一样。他杀伤的都是与他的目标直接有关的人。”李玫瑾说，这种特点表明，他并不是一个憎恨整个社会，将所有人视作报复对象的心理异常者。因此，他的犯罪手段虽然极为特殊，但是犯罪心理却非常简单。

5，作案地点和手法

枪杀、抢劫、蛰伏、再次作案，这是周克华形成的特有的犯罪节奏。案前周密踩点，作案时持制式手枪，有戴帽、蒙面之类简单伪装，在抢劫现场惯于一枪爆头，案后从容逃离

周克华选择在交通发达的城市作案，南京、长沙、重庆、武汉等地均汇集了水陆空等交通资源。另外，这些城市的城区地形复杂，适合逃逸和躲藏。作案地点每次都选在人群聚集区，且几次作案均集中在同一区域。在长沙的四起枪击案中，周克华的作案地点集中在市中心。

张君选择作案地点与周克华的类似之处，在于二者均将闹市区的银行作为行凶目标。张君从单枪匹马逐渐发展成一个团伙，以银行押款车和大型商场的黄金柜台为目标，每次作案都浩浩荡荡，人手一只枪。以1999年1月4日晚上为例，张君率众洗劫武汉广场黄金柜台，得手后，先是与赶来的巡警展开枪战，重伤一名警察，然后驾驶抢劫的出租车，在汉口闹市区边逃边开枪，吓得路人魂飞魄散但张君的选择更为大胆，除了银行之外，他还进行入室抢劫绑架，抢劫金店等。

二王的作案地点不像周克华和张君那样有针对性，小偷小摸未遂后兴起杀人，为避开追捕而一路流窜。二王首次作案是在医院中，接下来在机械厂、路边等地作过案。

心理探究：

“张君是团伙作案，因为有人接应，手段相对大胆；周克华单独作案，不会像张君那样铺开那么大的阵势，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快速得手，然后逃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刘邦惠教授接受《博客天下》记者表示。

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教授郑海曾分析说：“一般规律来说，犯罪分子在选择城市与地点时，都会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考量与踩点。同一地点集中犯案，则在于他对周围环境已十分熟悉，便于轻车熟路快速离开。”对周克华而言，人们在闹市区取大额款项的概率更大，而且人多嘈杂，便于周克华隐秘在人群之中。

6，反侦察能力：

周克华作案后，基本不乘坐交通工具，唯一坐过的交通工具是摩的，他喜欢步行。犯罪分子在作案后，第一时间选择乘车，那说明他很慌张。步行可以缓解紧张，并且能够有时间仔细琢磨下一步计划。而且，步行相对交通工具较为灵活，可以灵活躲避监控系统。

周克华也从不住旅店，他藏匿在野外，睡在帐篷和睡袋里。周克华在长沙作案流窜的两年多时间内，一直在岳麓区天马野外坟地地落脚。

在南京的监控视频中，周克华走路外八字，双肩以非常夸张的幅度左右晃动。作案后，周克华走路时肩膀纹丝不动。他还以眼镜、帽子、发套等工具辅助伪装，在外人看来，斯文的外表与悍匪形象截然不同。

张君也具备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张君深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武汉犯案时，他和同伙在市区与警察激战后，又回到市中心的作案现唱—武汉广场，轻松躲过了警察的搜索。张君精研警察破案路数和犯罪心理学，在多地寻找当地女人作为情妇，依靠情妇做掩护，躲避搜查。

7，所抢金额去向

周克华非常节俭，平常没有大的开支和花销。根据警方掌握的银行资料，周克华所得赃款的大部分都分别汇入了前妻徐蓉的账号，作为她及13岁儿子的生活费用。在南京作案回到重庆后不久，周克华在洗头房里认识了年仅20岁的张贵英。在南京劫杀司机抢走的20万元，也存到了她的账户里。重庆劫案后周克华也分给她几万块钱。

张君团伙共抢劫现金23万多元，黄金首饰价值485万元。张君把多次打劫得来的价值数百万元的金饰熔成小金砖，折价销往湖南岳阳、长沙一些金铺。得来的赃款小部分分给同伙，大部分自己掌握。据张君交待，其赃物多数已变卖，赃款绝大多数用于购枪，少数被挥霍。

8，出身家境、受教育程度

1970年2月6日，周克华出生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二塘村，身高1米67。

周克华的父亲是回乡的知青，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在生产队当了多年会计。上世纪60年代末，周克华的父亲娶了一个离婚且育有两个孩子的异乡女人，她后来成为周克华的母亲。周家的生活比较拮据，周克华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农家度过。

周克华自小性格内向，在初中便辍学与同乡在嘉陵江边的采砂厂打工。26岁结婚，后离异，育有一子。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东北二王”——王宗和王宗玮这对儿兄弟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兄弟二人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王氏兄弟家所在的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2007年，“二王”父母回忆起当年往事，称那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1966年8月5日，张君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一个贫穷农户家中，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张君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也是张家的独苗。

张君12岁时，母亲被查出患有子宫癌，病中她常念叨，想吃一碗肉丸汤，这成了张君当时最大的愿望。张君攒了一个学期凑足5角钱，跑了30多里路为她买回一点点肉，亲手做了一碗肉丸汤，了却母亲心愿。

由于家穷，到高中一年级张君就辍学了，没事干张君就开始打架，渐渐地在当地竟有了点“名气”。当时，张君最爱看电影《少林寺》、最爱练武。1983年张君因打架斗殴被送少管所，那时张君17岁。

严肃思考：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政法管理系副教授向巍在论文中指出，家庭是一个人出生后首先面临的具体社会环境，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它直接而全面地影响着人的身心发展，不良家庭因素会严重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发展，是导致犯罪的原因。

一位少管所的干事说“到我们这儿来的孩子，追根溯源，促使或致使其犯罪的90%与家庭教育有关。”

如果个体没有得到父母的细心关怀，而被忽视、抛弃，受到敌视，他们长大后就不信任别人，不信任周围环境，尤其是不信任自己的能力，感受到持续不断的焦虑并产生神经官能症的精神防御症状，而且他们将用这种方式去应付他们所看到的世界。

9，伏法方式

“东北二王”被击毙于江西广昌的山林之中；湖南常德人张君在重庆被生擒继而被执行死刑；出身于重庆的周克华就在自己的家乡被击毙。这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三大悍匪的最终末路。

擅长易容、一度神出鬼没的周克华，在2012年8月14日早上6点54分，于童家桥双菱皮鞋厂背后的一条小巷里，与重庆沙坪坝区巡街民警王晓渝和周缙狭路相逢，双方展开枪战。周先发制人，掏出枪对民警进行射击；民警拔枪对射。周中三枪，倒地毙命。其中一颗子弹贯穿头部。现场照片显示，周衣着尚算齐整。

二王兄弟死状“丑陋”。根据当年的缉捕纪实，二王南下逃到人生地不熟的江西，被迫躲藏在深山之中。在最后一刻，兄弟俩也与搜山的战士展开了枪战。王宗玮先开枪，打中一名武警战士，随后，王宗玮被子弹击中，继而被警犬拖到山下；王宗方随后也被乱枪击毙。

“他们长须长发，皮色灰白，二人皆胃里空空。”其中，一人的腿上绑着公文包，内有1万3千元人民币。

与周和二王不同，张君是被生擒。在押赴刑场前一刻，张君“说了些人话”，他请求检察官，将判决书寄给他的儿子，“让他们了解他的罪孽，不怨恨政府”。他同时寄语女儿，希望她将来找个守法的男朋友。

“我输得心服口服，我死得心服口服。”这是张君死前留下的最后14个字。

10，刑侦方式

“二王的案件发生后，我当时还是一名普通警察。为了向下面传递案情，我们是一个点儿一个点儿地踩的，走了很多路。那时候通讯方式还很落后。”回忆起当年侦办二王案，某市前公安局长，现为当地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纪阿林说。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二王案发，到现在抓捕周克华，纪阿林最能体会到刑侦手段的日益精进。他提到，二王当年身份的确认是通过其中一人掉落的身份证件，而周克华身份的确认是通过DNA检测。

“而且，能抓获周克华，还有赖于安装的摄像头。”纪阿林说。

不过，当记者要求他再提供一些关于警方的刑侦手段时，他以会泄密为由拒绝了。

补充一点：

此外，邓子滨认为，在高科技的带动下，社会管控急剧强化。城市街区几乎布满了摄像头，外来者的住宿对警察机关是透明的。这可能是周克华与张君相比很少选择入室抢劫、行动更诡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