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中新社发杜洋摄

　

　　杨丽萍：因纯粹而传奇

　　在浮躁的中国舞蹈界里，她远离尘嚣，骄傲、纯粹，而孤独；然而，她也因此拥有了另一片天地，并开创了自由、生动的原生态舞蹈。这个热爱自然，特立独行的骄傲舞者一再证明，只有让舞蹈回归和坚守舞蹈本身，才能成就舞者的传奇

　

　　茂密的原始森林背景下，鸟鸣啾啾，两只孔雀正在夜色中嬉戏。几十万根不同鸟类羽毛钉成的3米多长的羽毛裙，随着演员身形的舞动，一寸寸摇摆着。

　　龙年喧闹的央视春晚，进行到这里突然沉静了。大家仿佛跟着这两只雀，步入南部山林，看它们相知，相恋。

　　这是杨丽萍、王迪表演的舞蹈《雀之恋》。舞者杨丽萍，已经年逾五旬。

　　春晚落幕，立即有观众挑错：自然界中的雌孔雀不长尾巴，更不能开屏。杨丽萍的回应很坦率：“对！母孔雀的确不长尾巴，但是那怎么办啊？我喜欢啊！我想跳啊！”

　　自1993年，杨丽萍在春晚(专题-视频)上表演双人舞《两棵树》后，她几次出现在春晚上，在“歌不够舞来凑”的春晚舞台上，成为一个传奇。

　　高成明是杨丽萍30多年的老朋友，也是《雀之恋》的编舞之一。他说，这么多年，大部分人一直没真正搞明白杨丽萍现象。“大部分搞艺术的，做的作品都是命题作文。是依靠意识形态助推成活的，依靠非艺术因素成活的。”在他看来，杨丽萍成为传奇的根源，是她从很早开始，就决定纯粹依靠自己作品，成就自己的艺术。

　　“跳舞要单纯一点”

　　1958年，杨丽萍出生在云南洱源，是白族人。父母因对歌而相恋、结婚。“文革”中，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作为家庭的长女，杨丽萍很小就开始承担家庭的重任，敏感、自立、早熟而坚韧。

　　她最初的生活印象是，四岁时，自家种的南瓜都被没收了，肚子饿，没有东西吃，乱成一团。

　　再大一点，文革的时候，她看到学生居然可以打老师，并且以敢打老师为荣，觉得过瘾。她开始对人性感到悲观，“人是比较丑恶的动物”。她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于是更加喜欢跳舞，“跳舞要单纯一点”。

　　跳舞是白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无需任何人来教，他们张嘴就是歌，迈步就是舞。“这种东西只能意会。就是因为说不清，才跳舞。”杨丽萍的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80多岁时，背都驼了，还在跳。

　　1971年，杨丽萍13岁。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被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从此改变了命运。

　　歌舞团的职责之一是下乡传播“革命文化”，可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传播能力，下去就是和寨子里的人一起跳舞。杨丽萍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走访演生活。

　　生活中的舞蹈使她养成了随处观察的习惯。杨丽萍家附近，到处盛开着向日葵，她始终认为向日葵是最有气质的植物，“向着光明和美好运动”。后来在她的舞蹈中，很多转头的动作，都是模仿向日葵随着太阳转的姿态。

　　每次下村访演的时间长达3个月，演员们跟村民们同吃同住，白天帮村民收庄稼，晚上演出。这个村子待一段时间，就接着去下一个村子演。这期间，杨丽萍见识了许多民族，学习了很多舞蹈，舞蹈人肢体放肆，奔放，她看得热血沸腾。

　　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绿孔雀，比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但更娇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人类从来没有像孔雀开屏那样美好的瞬间，那很美妙” 。

　　在村子里时，杨丽萍就经常躲在菩提树后看孔雀散步，观察它们怎么走路、抖肩，“它们是天生的舞蹈家”。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脚部很有力，嚓嚓，像是踩在火盆上。杨丽萍忍不住了，边说边学，顿时，50多岁的她变了模样。

　　“我们不是那个门类”

　　除了春晚上的多次亮相，杨丽萍的舞蹈真正与大众发生密切的关系，是她创作的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映象》。这个舞蹈现在已成了云南的名片，在昆明的各大酒店，都有其大广告牌。

　　这个节目，杨丽萍用了一年多时间采风，精心排演了15个月。杨丽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云南映象》已经用C角表演，演员也换了几批，但质量依旧，她一点不担心没有她的《云南映象》票房会下降。

　　杨丽萍很少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练练队形。“她把内容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先跳，没有标准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祭祀的，这是动物交尾的，自己体会。”演员虾嘎说。

　　改变发生在《云南映象》参加当年“荷花杯”获得一等奖后。整个团队开始被文化界认同，杨丽萍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舞者，他们成为国内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现在，团里的骨干演员每月可有4000元的收入。

　　“所以，你们别只关注我自己。”杨丽萍说，她一直担心，这样的团队以后还能否出现，“怎么来接我的棒？”现在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很多剧团都要求企业化改制，“但国家还是一年养、三年扶持、五年才断奶。做国家指定的东西太多了。”高成明说，“舞蹈圈里纯粹的人还是少了点。”

　　舞蹈审查也一直存在。因“非典”停演后，杨丽萍找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政府支持。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过后，就要下四个节目。“天葬那一场，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后来《云南的响声》里，有老虎调情的戏，母老虎说：“管好你自己的雀。”雀是当地生殖器的口语，也要删。

　　但经历了高峰低谷的杨丽萍，已经学会与政府、媒体和商人打交道。“还是那句话，要清楚游戏的规则。比如跳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这是肯定的。”

　　从第一次跳《雀之灵》独舞，杨丽萍就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买一条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孔雀服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而不是去埋怨因为没有钱制作孔雀裙，上不了台。“既要能赚到钱，买到孔雀裙。也要让那条孔雀裙充满灵性、充满空灵，而且没有任何的铜臭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商业行为不会影响到艺术吗？她反问：你有那么脆弱吗？“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迷失自己的艺术方向。”

　　跳独舞时，杨丽萍几乎拒绝一切媒体，但《云南映象》后，她开始耐着性子面对公众。她依然不喜欢被采访，但也开始接受，“我和媒体是一个生态”。

　　　　“后现代孔雀”

　　这个热爱自然，特立独行的骄傲舞者终于证明，自己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因发自心底的坚持，以及对美的追求。

　　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个性成就了她。几十年前，因为不愿意读毛主席语录，杨丽萍就努力想办法逃避，比如，说嘴巴里起了一个泡；但这种个性也带来麻烦，云南政协改选时，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去参加，她迟到了好久，到了就问：这个职位要开会吧？开会我可不能干。领导当场就变了脸色。

　　她的纯粹，还表现在她的“符号”上——几十年来，她爱孔雀，跳孔雀，久而久之，眉眼间也现出孔雀的神气。她也打算用《孔雀》来收官。“天鹅是西方舞蹈的代表，那么，东方舞蹈的代表就应该是孔雀。”事实上，《雀之恋》就是《孔雀》的一部分。

　　但这只孔雀生活的环境已然变化。她去云南的山寨采风，发现村民们不再唱、跳那些属于自己民族的古老艺术，就连她的母亲也不穿民族服装了，因为“想学城里人”。

　　“最早的唱歌跳舞是跟生命、跟生活有关，但现在村子都变成城市生活的话，他们哪来的兴趣再传承这种东西？”她为此忧虑。

　　现代文明的侵蚀是迅速的，连剧团里的演员虾嘎也有了变化，“生活态度变了，想要穿名牌，常想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跳舞。”在物质诱惑下，如何留住优秀演员的困境，杨丽萍也遇到了。

　　但她坚持认为，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因此，2012年春晚，她选择王迪来当自己的搭档，而不是自己舞蹈团的少数民族男演员。王迪本是跳现代舞的，《雀之恋》则是展现中国民族艺术魅力，杨丽萍说，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正是自己追求的“新东方美学”，因此被朋友开玩笑地叫做“后现代孔雀”。

　　她再次成功了。两只孔雀精美的造型、精巧的动作、精致的情感、精湛的演绎，震撼了观众。

　　“光传承还不行，还得创作适合现代东方的艺术，虽然是现代的，但绝对还是东方的。”杨丽萍认为，如果中国舞蹈发展需要一个方向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但这种创作，需要人能够沉静下来，需要平实的、非功利的社会氛围和舞蹈环境，需要有一个真正有利于艺术创造的文化体制。“全社会配套机制不完善前，艺术改制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