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分析认为，伍勇属偏执型人格，在一知半解的错误认知下去观察现实社会，产生了不满、敌对、反社会的情感，继而出现了极端的犯罪行为。
■伍勇一审被判死刑后，在狱中沉痛忏诲：“如果现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疯狂的魔鬼，只会带来更多的疯狂”，“我希望自己曾经希望的角色永远不要成为现实”。
做工厂保安时的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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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1日，伍勇抢劫四川宜宾市公路收费站时，被监控录像拍下的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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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勇的中学毕业证和当兵时的军装照图/新华社记者 宋丁补之
罪犯伍勇把哨兵作为了攻击目标。
中午，在前往宜宾市卫星观测站某部驻地门前时，伍勇先在旁边的人民广场坐了一会儿。他要等到午后。“因为那时候过去，他们饭后可能在休息。”伍勇后来在警方笔录中交代。
此前，他已多次来到这里，在佯装看书时摸清了执勤状况、哨兵是否携带枪支，以及撤退路线等。
但这一次，他的牛仔包里不是书，而是11支枪。枪是火药枪，9长2短，长枪每三支一捆。找乡民自制，枪枪实弹。如果这些枪支临时失效，包里还有10枚自制炸弹和几瓶汽油。
中午一点。“时间差不多了”。伍勇戴好蓝色帽子，将随身听耳机塞进耳朵，拿出两捆长枪，一捆挂在胸前，用衣服遮好；一捆在手，用塑料袋挡住枪口。他穿过马路，走进大门。
门内两名哨兵在站岗。边上大字警示：“哨兵神圣不可侵犯”。他走到左边哨兵前，拿开塑料袋，抬手，开枪。
原计划中，他的枪口是对准头部，临时的，枪口朝向了腹部。“我想起村里有个邻居，被鸟枪打中腹部，后来没有事。”伍勇被捕后向警方交代。
哨兵中枪，掉头往营区内跑去。
枪口转向右边的哨兵，没有打中。
营区惊动，士兵们追了出来，伍勇逃离。
几小时后，换装的伍勇再次回到营区门前，看看没事，走了。这一天是2003年9月11日，他精心挑选的日期。
今年3月28日，伍勇在踩点抢劫高速公路收费站时终被抓，其间，伍勇意图枪袭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保安，并在2008年11月11日以及今年2月23日两度伙同他人持枪抢劫收费站。
11月24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持枪抢劫、杀人等罪数罪并罚判处伍勇死刑。
一个初中时立下共产主义志向的年轻人，如何却一步步走到今天，做出众多惊世骇俗之罪案，置自己于审判席？
综观伍勇迄今短暂人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说，在错误的认知下，伍勇产生了与社会对立的情感，继而出现极端的犯罪行为。
这个爱好记录、偶尔写诗的年轻人，保留了从初中至今的日记、信件、自述、心意书、遗嘱、诀别书甚至写给自己的悼词，笔笔勾勒一出犯罪者的人生。
“理想者”
“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伍勇日记《我一生的打算》1995年，初二。
在警方的档案里，伍勇，1978年农历正月十八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家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赵场镇桥咀村郭家村组。
“在那稀疏的树木中间，有一座只有四间破烂的土瓦房，这便是我童年的家。”这是他童年的日记。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伍勇老家时，看到伍家屋台下是稻田，房屋依然破旧。伍勇十岁那年父母离异，他和双胞胎姐姐随母生活。而今母亲罗文秀灰发憔面，在屋台上摆出保留至今的伍勇读书时“第一名”、“三好学生”的众多奖状。
在自己的日记里，少年伍勇在逃学、撒野中度过，并因此三次转学，五年级时更是在家休学半年。其间开始“渴望上学”。成人后伍勇重阅日记，在旁注下：“停学一期，知其之苦”。
随后的复读是“一生中大的一次转变”，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头脑聪明靠的是读书成才”，爱上读书带来好成绩，六年级后得第一名已属常事。此后读书成了他的习惯。
他有限的书籍来自家中。罗文秀从左厢房——儿子伍勇的卧室里，拿出一个蛇皮袋，里面是他留存的书籍。
袋子里除了课本，剩下的都是《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马恩列毛邓著作，这些红色书籍属于他的爷爷，一位抗美援朝老兵。
少年伍勇显然为书中内容折服。“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初二学生伍勇在日记《我一生的打算》中写道。
罗秀文称，当时的伍勇还从旧书店买了很多类似书籍，至今书上还有他的笔记。
他在日记中对一生的打算包括读大学、留学。他在日记中自称“我的性格是不情愿向别人乞求物质财富”，在成年后的人生中，他确实曾“在垃圾中找食物，也自得其乐”，且奇特地与他的多次抢劫罪行并存。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在后来做下累累罪案的人曾在少年时期写过这样的日记：“我想走遍世界各地，了解人们的贫与裕、悲与欢，记下自己的人生观。”
“小男孩”
“内心的矛盾，意识的冲突，像悠远漆黑的山谷，对峙在我心中，直到今天。”——伍勇日记《写给自己的悼词》2009年6月23日，看守所
1996年1月，乡下孩子伍勇第一次进宜宾城，城市“看起来像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同期的日记中这样记录。到这年9月，18岁的伍勇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宜宾四中。
伍勇进入宜宾四中后，罗文秀找到一份250元/月的工，其中200元是伍勇每个月所有的生活开销。如今回想，罗文秀记起伍勇读高三时，伍勇曾提起：“妈，我有精神分裂症。在三楼走廊，就想直接跳下去。”去医院要花钱，罗文秀以为他念书辛苦，没放在心上，让他别乱想。
罗文秀没想到，其时伍勇在思想上已经走得那么远很极端。
当时的伍勇，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与他理想中的差距甚大，正面临着思想上最大的崩溃。“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人生观各种价值观同时充斥在我心中，不知取舍，不知何从，仿佛失去了信仰，没有了精神支柱……”他在自述中说。
他开始觉得虚无，一度想皈依佛门，又觉得死才是解脱，并翻遍书籍寻找自杀的事例，“我那个时候就写了遗书，和老师同学说要烧毁一切”。
1998年，他给一名老师写信，“请教几个问题”。列在第一位的，便是“怎样才能快速地结束人的生命”（亦即自杀），此外他还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怎么治疗神经衰弱等问题的答案。
收到信的是教生物的潘老师。潘老师回信说，死亡是对亲友的莫大伤害极不可取，此外认真回答了其他问题。效果并未可知，但信件一直被伍勇保留到今天。
“在这个年龄，很少有学生像他思考这些问题。”而今潘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潘称，两人熟悉起来，是一次伍勇捡到她的钱包后交还，这给她留下了诚实的印象，“他心气挺高，看不惯不满现象，一心想着改变社会。”潘老师记得，当时的伍勇曾认为补课、补考缴费等不合理，写了五页纸的文章。
潘老师认为伍勇当时问题所在的原因是：“上高中后面向社会，环境一下子改变，作为学生会觉得社会很假，和书本上教的东西不一样。而他这种内向的性格，一个人思考，没有人引导，很容易迷失。”
在罗大华教授看来，伍勇在初中时接触到并接受马列主义，并不等于理解它。后者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高中生伍勇则表现出对此的一知半解。
罗认为，作为一种理想，伍勇没能理解到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漫长曲折，而单纯把理想和现实对照，认为两者不一致，并认为不一致就是背离，因而产生对现实的不满。这是思维上的片面性，认知上的偏差。
继而，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观察现实社会，就会产生不满和敌对的情绪、反社会的情感。罗大华分析，正是这种情感，导致了伍勇行为上的偏激，采取极端的犯罪行为。
“年轻的生命，的确太可惜。”潘老师叹息说，路走错了，就是几个家庭的悲剧。
“精神病人”
“我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精神病人，鲁迅笔下的狂人，充满被害妄想、无端猜疑，失去理智、丧失人性、不可理喻、自我中心，可是又知道自己见不得残忍场面，心肠软弱，有自知力和自制力，但又不愿别人知道。我在希望的同时又谴责自己，贬义词在我心中既是褒义又是贬义。”——伍勇日记《最后的自述》2009年10月31日，看守所
1999年高三下学期，伍勇决定放弃高考，虽然此前次次期末他都是第一名。“家里的钱只够上大学一年。”罗文秀说，剩下的三年需要贷款。伍勇原打算考师范学校，因为学费低而且工作有保障。“但他觉得读完出来做老师工资也很低，还贷款不知到什么时候。”
虽然班主任极力挽留，但伍勇没有报名参加高考，相反结束了求学生涯。
之后，伍勇母子在宜宾火车站边以卖菜拾荒为生。卖一斤菜赚一毛钱；卖一斤米，送货上门，赚五分钱；还抽空收废纸废品去卖，“一天辛苦下来，能赚十块20块，够维持生活，没有结余”。
“上大学就没事了。”如今回想，罗文秀悲从中来，懊悔自责不已。“我自愿不读的。”在今年11月24日的审判庭上，伍勇告诉母亲罗文秀：“保重你们自己。”
1999年底，伍勇入伍当兵，但在军营只待了半年，2000年初，就和战友一起做了逃兵。
“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读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伍勇后来提到，辍学前后读到的这本书对他带来莫大的影响。
记者翻阅“手记”一书，这本精神病通俗读物，由众多精神病患者的奇特故事组成，其中一个小节的题目是“精神变异是人类进化的革命机制”，这与伍勇希望改变社会现实相关联。
伍勇为书中内容痴迷。他深信天才疯子一步之隔，转而希望自己是一名疯子。他在日记中称：
“书中对精神病者心灵世界的描写使我情有独钟，我对疯人错乱的精神有一种莫名的憧憬和向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发疯，我以为长期胡思乱想就可以发狂，于是我想象自己丧失人性，疯狂杀人。
有时候仿佛真的疯了狂了，我好像看见自己一会儿挥舞手中宝剑，见人就杀，斩下无数头颅，一会儿看见自己驾着车，冲进人群，伴随着尖叫和恐慌。”
伍勇被捕后，在他的藏身处警方发现数份手写的文章，包括踩点、行动目标记录，主要包括收费站、邮局、信用社、金店、加油站等。
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份《星球计划》。在这份计划里，他列明了十一条行动，包括纵火、炸药、砍杀、扫射、车撞、投毒、绑架、抢劫等等，最后一条则是自杀。
伍勇说，“我羡慕我的同学唐正方，因为他疯了。”而他被检方控罪之一，就是和唐正方一起导致一名12岁男童死亡。
宜宾李庄安石村十组，唐正方的哥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高三时弟弟患了精神分裂，还是伍勇把他送到亲戚家然后送往医院。此后时好时坏，唐的精神疾病不时复发。
2002年，伍勇到唐正方家，两人在一起经常谈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去李庄“观花”（一种算命方式），伍勇从此相信命运之说，现在依旧。卜者告诉伍勇，他“活不过33岁”，伍勇亦深以为然。警方后来在他家中搜出多本算命书籍。
在警方的笔录中，伍勇交代，唐正方对他说自己手上时不时有股气，感觉很有力量，什么都打得穿。“唐方正说手上的气要喝童男女的血才能发出来，我深信不疑”，两人商定把童男女打昏，唐沾点血就可以了。那天在铁路线上，他们碰到了12岁的罗忠勇和一位8岁的女孩。
伍勇走到男孩后面，用木棒击其后颈，“因为当时用力太轻，未将小孩打昏。”
小孩起身往前跑，就听见唐正方开了一枪，“他又要我手中的枪去打小女孩，但我阻止了他。”他在警方笔录中称。
因为觉得唐正方反复无常，伍勇离开了他。他听说那以后唐正方就犯病了，不吃药唱京剧。
而被伤害者罗忠勇家，亦是以卖小菜、拾废品为生的底层人家，以约每月200元的收入勉力维生。51岁的罗父已因丧子之痛过早衰老，面容看起来像70岁老人。罗母杨应琼说，开庭那天伍勇母亲曾跪着请他们谅解：“他父母我能理解，我们也是做父母的人。”
伍勇在庭上说，对不起，唐正方打孩子的事他一直都愧疚，这些年内心都不安。
但杨应琼无法谅解杀其孩子的精神病人唐正方家。对方拒绝付出任何赔偿，而且“做错了事，一句软话都没有。”
狱中自述
2009年12月11日，伍勇告知代理律师罗和辉说，其已在看守所内上诉。但上诉“不为求生，只为弄清死刑”。
他所称的清楚的意思是说，2001年劫案中陈泽奎被冤，另自己从未杀人，战友为他人所杀。“我担心自己是《邻人丢斧》故事中的邻人，一个人丢了斧头后，看他的邻居表情说话走路无一不像偷斧人，等他找到斧头，又见他的邻居表情、说话走路无一像偷斧人。”这里说的是战友郭小明被杀一事。
在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教授看来，伍勇一生所为，具有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特征。罗大华建义他的辩护律师为其提出精神病司法鉴定请求。
以下文字由伍勇狱中所写的自述辑录而成。
在宜宾市看守所，我被带到一间写有8的房间，我才知道不用睡地而有木板床。我原以为是睡在一堆囚衣上，即使如此，至少比我住宿在人家屋檐下或山崖中要舒服。
在外面听说进监狱要吃 “穿心莲”、“过堂”，现在我看他们个个凶神恶煞、目射凶光心里还真有点“虚头”，但不久就发现并非如此。融为一个集体后，我发现，曾经令我望而生畏的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犯罪分子，现在就在我面前，我发现他们曾经的恶行似乎都有一个昏迷的周期。
多年来我都生活在矛盾之中，心理情感时常发生变化，觉得活得累，活得苦，一直都想死，我也知道自己的心理有某种问题，所以我一直喜欢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
1999年高中尚未毕业，我就想自杀并写了遗嘱，以后几乎每年都欲寻死。
小时候我特别爱吃糖，没有糖我就吃糖精，那东西甜极则苦。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让别人更好地活着。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好吃懒做、打架斗殴的流氓恶霸吗？我是一个吃喝嫖赌、追求享受的拜金主义者吗？我是一个不思好学、不求上进的庸碌无能之辈吗？我是一个不孝敬父母、不关心国家、不体谅他人的愚顽青年吗？
要不是被捕入狱，恐怕我一生都还认识不到自己的偏见。世事的纷扰蒙蔽了我的心智，使我苏醒得太迟。我希望世间不要再有暴力和悲剧，但愿人间能够相互宽容、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