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墙20年
总长169.5公里的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15道防线隔离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含首都东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飞地西柏林，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在东、西德人民的欢呼声中倒塌。在柏林墙倒塌20年之后，那里的人们是否真正“跨跃”了那道墙？
柏林墙拆得太彻底了
每个到过柏林的人，都会对柏林墙纪念馆或者旅游商店里那些小块砖头印象深刻。这些自称柏林墙碎片的砖头，被装在塑料袋或者罩在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根据大小被标以从1欧元到数十欧元不等的价格，一卖就是20年。
难道那堵墙上敲下来的碎砖头，卖了20年还没卖完吗？
2009年夏天旅居柏林的那段时间里，我也有这种狐疑。勃兰登堡门附件一家商店的女店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放心好了，即使它不是柏林墙上的石头，也肯定是柏林的石头??
柏林旅游局局长布尔哈德·基克也是后悔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游说当局采取更多措施，重新发掘柏林墙的历史价值。他说：“在柏林，每块石头都代表了一段历史。而我们犯下了最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以德国人的行事方式，把柏林墙拆得太彻底了。”
旅游局长的呼声，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20年前推倒柏林墙时，西德路德教会牧师曼弗雷德·菲什尔呼吁保留部分柏林墙的声音，他说：“我们一些人意识到，即使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也不应该将所有证据毁掉，人们需要一些东西将他们与过去联系起来。”
其实这只是拆墙20年来，德国公众情绪折射在柏林墙废墟上的浮光掠影而已。更隐秘幽深的复杂情绪，从来都是深藏在这个商业化片段的噱头后面。
人心中的高墙与现实的差距
据新华社报道，柏林自由大学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2%的前东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表示，如果柏林墙没有被推倒，柏林的形象会更好些。柏林墙拆除20年后，许多前东德居民认为，前西德接管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而前西德民众说，他们已经厌烦前东德人对前共产主义时代的缠绵怀念。
如果这项调查可信，那么说明20年后的今天，怀旧情绪依然浓郁。诚如记者访问过的原东德边防军上校刚特·雷奥所言，柏林墙早就倒了，但许多柏林人心里依然有一道“心墙”无法跨越。这种怀旧情绪，实际上在柏林墙倒下的20年中从未消失过。
高墙倒下的第三年，统一后的德国百废待兴。1991年12月，中国新闻代表团应德国政府之邀访问德国，代表团成员任正德后来在《望》杂志刊文记载，接待他们的德国经济部官员抱怨，德国统一步伐之快出人意料，现在碰到的困难之多也出人意料。连在统一时宣称“没有一个人会比以前过得糟糕”的前德国总理科尔，也承认对困难估计不足。
《明镜》周刊的编辑们，在18年前的那时就发出更直率的预言：柏林墙一天之间拆除了，但要拆除思想上的柏林墙，恐怕还需一两代人的时间。
到了2000年，另外一位国内媒体记者诸友琼在访问德国时，发现“统一”正在使德国人陷入困惑，只不过这种困惑比9年前任正德访问时要更具体而微观：东德人抱怨实行私有化,失业率大大增长了，西德人心疼掏腰包交纳“统一税”太多；东德人不习惯完全陌生的资本主义“规则”，不适应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认为东德被西德“殖民化”了，使东德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沦为“二等公民”；西德人则埋怨东德人太不知足，认为他们应当对西德人“感恩戴德”才对。两边的德国人都说“统一的代价太大了”。
最极致的例子出现在到柏林历史博物馆参观者的留言中，有一些人写下了“重建柏林墙,而且要建得更高一些”的主张。
必须得承认，这道人心深处的墙，有其现实和物质的基础。德国之音今年10月4日报道：1990年在东德（不包括东柏林）居住着大约1450万人，现在还剩不到1300万人。仅在2008年，从德国东部就迁出了5万人。从东部迁往西部的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留下的是老年人和社会弱势群体。
两种社会性短视
事情就是这么吊诡，如果没有强大的西德，德国没有可能那么快统一，柏林墙推倒后也不可能这么快平稳过渡。与此同时，可依赖的朋友，同时也是被抱怨的对象。
柏林墙推倒20周年之际，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的展览，展出了1945至1989年间120个东德和西德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将东德和西德的艺术家融合在一起。最近一期德国《时代周报》盛赞了这种做法，同时报道了莫里兹堡博物馆在收藏东德艺术家作品上偷工减料的做法。该报发表评论，担心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人对历史的判断和修订太过草率，似乎大家一致认为东德艺术应该与整个时代一起被忘记。
《时代周报》称这种习惯于简化历史的现象为“社会性短视”。
需要指出的是，对我们而言，更需要警惕另一种习惯于简化当下的社会性短视，即将德国民族性格中短于自我表彰而长于指出问题的审慎悲观，理解为某种价值观的回归与颠覆。不理解这一点，就会误把德国社会和媒体20年来一直喋喋不休的提醒和警惕，解读为东德人民真的希望回到20年前的柏林墙时代。
除了20年前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人真正希望这么做。事实上，这种抱怨和怀旧，这种抑郁而缓慢的行进，才是正常社会里的真实面目。曾作为前东德反对派长期活跃于政坛的东德神学研究者弗里德里希·绍勒莫曾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20年前欢欣鼓舞的时期过去后，现在就像酩酊大醉后醒来的抑郁，或是蜗牛爬行一样缓慢地走向磨合的正常状态。”
为了纪念20年来这个写下历史的一天，德国人整整花尽了今年一整年的时间。
2009年新年刚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播客中表示，围墙倒塌20年后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国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显得特别重要，除了历史不能遗忘外，应该让年轻人认清独裁的危险。
这位出身东德的总理，今年10月，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米勒祝贺，表示“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后，一个柏林女作家获奖，这是个极其美妙的信号”。米勒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永远需要警惕那个扼杀自由和人性的时代重来。
默克尔和米勒的表态，可视为拆墙20年来，德国朝野主流声音的一次呼应。
在这个世界上，拆除各种阻隔和限制交流的高墙的努力，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心里，会永不停止。
艾波曼，东德最著名反对派
“20年前，在德国人民的努力下，那堵墙终于倒了。我想能和你们分享的，只有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以及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
从异议色彩浓烈的反对派，到取得政权后分享权力的当权派，再到调查和研究历史的著述派，这个近乎传奇色彩的老人，经历了原东德从极权时代到和平过渡时代、到政权平稳交接后的复兴与繁荣三个典型历史阶段，其数十年得失与经验，堪称公民参与政治实践的一副丰富多彩的个人化样本。
750) this.width=750' src=http://space.wenxuecity.com/gallery/others/news/pics/23213/23213682.jpg onclick=document.location='http://uku.com'> 莱纳尔·艾波曼
1943年2月12日出生在柏林，柏林墙倒塌后两德统一前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现任“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联邦基金会主席。
莱纳尔·艾波曼（Rainer Eppelmann）个子不高，头有点秃，脑门透亮，眼神深邃，有几分像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领袖列宁。在柏林市中心弗里德里希大街附近的办公室里，艾波曼身着一件很随便的宝蓝色衬衫，没有打领带，双袖高高挽起，又宛如一个劳作多年的老铁匠，一双铁箍般的大手，捏得记者生疼。
这个长得酷似列宁的老人，数十年来致力的却是“再见列宁”的工作。
采访原定一个半小时，他的助手频频在门口探头，焦急地等待艾波曼腾出时间，好去安排下一个会谈。而在和记者见面前，他刚刚结束和匈牙利大使的会谈，主题也是东欧诸国的历史问题。
66岁的艾波曼现在的职务是“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联邦基金会（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主席，在此之前一直上溯到德国统一后的1992年，他先后在联邦议会“处理东德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的历史与后果”调查委员会、 “克服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后果”调查委员会两个机构中担任主席一职。这三个有着冗长名字的机构，其主要使命都是调查和记录前东德极权政府的罪行，处理其遗留问题。
两德统一后的19年间，从1992年开始，他有17年时间从事的是这种历史调查和研究，已经主持和参与出版了先后两套共32本研究文集。现在这个基金会，和前两个隶属于德国联邦议会的调查机构相比，更像是一种学院性质的研究机构。
在此之前，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年4月到两德统一的1990年10月，应东德前总理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ère）之邀，艾波曼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最后一届民选政府里担任过为期半年的国防部长。他这个国防部长的主要使命是裁军，除了将筛选出的 11000名东德士兵编入统一的联邦德国国防军以外，艾波曼解散了效忠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原东德军队，遣散了剩余的15万多原东德士兵。
短短几个月的部长经历，艾波曼被外界称作“不用武器创造和平的牧师部长”。事实上，这个称呼渊源于此前他近20年的漫长而坚韧的政治异议活动。
1943年2月12日出生在柏林的艾波曼，在原东德是个著名的反对派，在德语里这个身份常常被称作异议分子（Bürgerrechtler）。早在 1966年，这个23岁的东德愣头青因服兵役时拒绝宣誓效忠党派，被投入监狱服了8个月有期徒刑。这时，将东西柏林隔开整整28年之久的柏林墙，已经建成 6年时间了。彼时的艾波曼无论如何想不到，23年后他会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终于报了这个“一箭之仇”。
出狱后的艾波曼进入柏林神学院修习神学。9年后，他成为柏林弗里德里希和海因区的一名青年牧师，依托他的教会进行了大量政治反对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反对派公民政治参与生涯。著名的蓝调弥撒，即在艾波曼和他的同事们的主导下，成为当时争议极大的争夺青年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柏林墙倒塌的7年前，他和东德著名的化学家，另外一位异议分子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发起了著名的非暴力呼吁和平运动。
这些政治反对活动，一方面逐渐使艾波曼越来越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的眼中钉，当局不断策划对他的阻挠和打击行动。另外一方面，这种阻挠和打击又反过来提升了艾波曼在东德内外的影响，让他和他的周围凝聚了越来越丰富的政治资源。
到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这种貌似矛盾的两极形势，呈现越来越白热化的倾向。1989年9月，在此前的教会活动团体的基础上，艾波曼和三个同事一起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民主启蒙党（Demokratischer Aufbruch，简称DA）。作为四名创立者之一，艾波曼先后担任过这个反对党的首任新闻发言人和党主席，还作为民主启蒙党的代表参与了筹划两德统一的圆桌会议。
波谲云诡的是，就在胜利曙光即将到来时，艾波曼的战友，彼时担任民主启蒙党主席的创建人之一施诺，突然承认自己原来是斯塔西的线人，并因此辞职。声誉大受损伤的民主启蒙党因而在几天后到来的选举中失利，就此并入基民盟。
在统一后的德国，艾波曼担任过数年基民盟主席团的成员，也担任过联邦德国议会的议员，一直到现在，专职从事调查和研究东德极权政府的罪行和对德国的影响。
这个近乎传奇色彩的老人，从异议色彩浓烈的反对派，到取得政权后分享权力的当权派，再到调查和研究历史的著述派，经历了原东德从极权时代到和平过渡时代、到政权平稳交接后的复兴与繁荣三个典型历史阶段。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下诸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演化的大背景下，其数十年得失与经验，堪称公民参与政治实践的一副丰富多彩的个人化样本。
这个有5个孩子的父亲，除了继续致力于他耕耘了数十年的德国本土政治和历史外，对德国以外的民族国家（地区）的政治演化也保持相当关注。
2005年2月，艾波曼在访问台湾时，从他的德国经验出发，建议台湾应尽快开放威权时期的秘密档案，并将档案写进教科书，让年轻人尽快了解历史真相。因为“唯有诚实面对过去，转型正义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国家的未来才能找到明确的方向”。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艾波曼甚至在采访之初即进行“逆袭”，反过来先对记者提了几个问题。他关心当下的中国人是否享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也关心是否有看到各种媒体和信息交流的自由，更关心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关于现代政治演化的宣讲，能得到周围多大比例人群的关心、兴趣和认同，“特别是农民”。
他坦承提这些问题，是想以此类推和反照20年前的东德变革历史。
“20年前，在德国人民的努力下，那堵墙终于倒了。我想能和你们分享的，只有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以及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艾波曼如是说。（注：德国统一社会党，前东德唯一执政党（1949年--1990年），其前身是1946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而成。）
摄影·Stephen Ferry/Li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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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后的半年内，分别于1990年的2月、4月、5月出席各类活动的艾波曼。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跨越了现代民族国家从政治反对到政权过渡，再到历史真相探究这三个政治演化重要阶段的老政治运动员，您能否告诉我，公民在参与政治反对运动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勇气、信仰，还是非暴力或者其他？
艾波曼：非暴力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首要的战略。1953年，东德的反抗运动曾经遭到过苏军坦克的镇压，我们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面对暴力我们只能用非暴力的办法，而且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则。
在东德最后时，东德当局之所以没有能够镇压，其原因是电视画面上，反对派的人手里都是举着蜡烛，面对着他们的则是荷枪实弹的士兵。那时候全世界都在看着。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东德政府还要镇压，用坦克来对付蜡烛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为他们也明白东德当时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赖于西德。
在1953年镇压之后一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东德这个政权已经没有自我改革能力，也就是说它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进行自我变革了。和糟糕的经济情况一样，当时的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严重，水上都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
但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如果我们希望后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一点，那么这个社会必须要进行一些改变，这个社会必须要更开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在16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还要去种一棵苹果树。那么如果我们还想让我们的后代过上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日子，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由我们来种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的动力其实就是责任感和希望。
当然，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的事实是——要种这棵苹果树的代价是很大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死掉，我们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乐观的打算是可能是我们的儿子辈，或者是孙子辈才有可能看到这棵树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那么就要再推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才开始去种苹果树。也许他们也会觉得没有希望，也和我们同样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总得有人去做，所以我们就做了。
经过这20年，我可以非常高兴地说，不光是我的儿子吃到了苹果，我也吃到了苹果。
《南都周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站出来提出和声援某种主张，抗议和反对某个政策，可能会遭到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失去自由。在这背后，是面对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巨大恐惧感。您在从事密集的政治反对运动生涯时，如何去克服这种恐惧？
艾波曼：说到恐惧，我当然知道，我毕竟是个小小的人，我不能长时间站在大雨里面，早晚我要被浇湿，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去找有没有同道，有没有支持我的人。我还要去找雨伞，看有没有人能给我撑一把保护伞。
我首先在教会里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支持我的观点，而且在很多时候也帮助我。另外，我去找国外的政治家，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到东德的时候，他们的每一次对我的拜访，对我来说都是需要时的一把伞。
另外，我还和西方的很多记者建立了联系。当时东德有个很特殊情况。90%的东德民众获取信息是通过西德媒体，所以我们不管是搞蓝调弥撒，还是搞纪念弥撒，我们都很清楚，最迟到当天晚上，全东德的人就能够通过西德电视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另外一个特别情况，我是在教会工作的，我的工资是教会给的。当时在东德的教会里面大概有几千名像我这样的人，相对于1700万的东德民众来说，这算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把我抓了，教会会照付我的工资，我的太太孩子生活还有保障。相对于那些在教会之外工作的人，比如工程师或者老师，他们如果被抓了，那么所在的单位很快就会停发工资，整个家庭的生计就会受到影响。也因为这一点，很多在国家企业工作的人如果想表达意见，我们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在东德倒台五年之后，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们的秘密档案。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斯塔西搞了好几次策划，想要暗杀我，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以为他们顶多是把我关起来，或者不让我在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去探望他。
我想恐惧是人之常情，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事情事关生死的话，我可能会害怕，现在也不好说是不是还有勇气做那些事情，想起来后怕。
“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的重要！”
《南都周刊》：在一次记者访问时，你提到过第三帝国时期慕尼黑的反纳粹“白色玫瑰”运动，我注意到近几年德国一直有电影在记录这个运动。在反纳粹和反极权统治的两个历史阶段，政治反对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艾波曼：区别首先在于纳粹时，反抗组织成员很广泛，有学生、军人，也有工人，但在东德这个时代就不是了，全东德有1700万人，根据斯塔西的记录，当时参加反对运动的在全东德大概也就几千人，真正的核心是700-1000人。其中有教会的人，但没有学生，我想不起来有学生，工人也很少，更没有军人。很多人都是我们邀请到教会来参加活动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最后也成就了这个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头的人数绝对比例是如此之低，那么这种勇气和抗争是如何传导给大众并形成蝴蝶效应的？您刚才也提到东德人民从西德的媒体那里获得了很大帮助，这是否意味着20年前导致柏林墙倒塌的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艾波曼：的确如此，东德民众很清楚西德的人在做什么，穿什么，怎么工作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天晚上看西德的电视节目，会引起东德民众长期的思考，西德的人过得比我们好，难道是比我们聪明？比我们能干？还是比我们更辛劳努力？答案当然是——不是，我们是一样的人。
那么如果追究原因的话就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生活的条件不同，他们的整个社会框架和我们不同，那个社会更开放、更自由。所以，人心思变。当积极推动变革的人和广大思变的老百姓结合起来一起走上街头时，小规模的运动就成了有上百万人参加的运动了。
有个韩国的人曾问我，朝韩问题怎么解决。我说，如果你们能让朝鲜每家每户都有一台电脑，或者电视，能够看到韩国人民的生活，朝鲜人就主动会想，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这边好得多，人心就会思变，这样后边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谈集权和民主社会，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
几年前，我曾经去俄国，距离莫斯科越远、越偏僻的地方，这些人的思想就越闭塞，我本来是希望和他们讲民主自由社会的好处，但没想到那些人反而对我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我们过得比现在还好。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没有对比的情况下，要和他们说清楚这些就很难。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这也是20年前柏林墙被拆除、东德政权倒台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调政治是讲道德的，而传统的理解认为政治总是和利益相勾连的，那么在漫长的从事反抗运动的时期里，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虑得到具有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的当权者的支持，比如相对克伦茨（曾任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可能要开明一些的沙博罗夫斯基（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常委）。有过这种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吗？
艾波曼：我曾经渴望过。在东德的社会中也有一些开明的人支持我们的行动，但不是最高层政治人物，而是社会上比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艺术家等等，比如作家约尔根·福切斯（Jurgen Fuchs）。
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大概只有一个人——维尔纳·兰博尔茨（werner lamberz）。这个人是比较开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变革，曾经一度被看作当时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接班人。但是后来他在一次去利比亚访问时，直升飞机出事死了，这件事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查清楚。
从东欧其他国家来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出现了政变，其他的东欧国家是老百姓走上街头，最终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头的人，实际上不过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经具有这样的力量。只有苏联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这种上层改革派，但是当时苏联有上千人走上街头去支持叶利钦，保护戈尔巴乔夫，才出现了这个变革。
我希望有体制内的开明力量，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人，但在整个东欧这些国家当中，除了俄国之外，这种希望都没有真正结出果实来。
《南都周刊》：在柏林墙倒塌以及东德政权垮台之前，您和您的同事们是否有过预判，曙光会这么快到来？
艾波曼：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当时我们一方面抱着很强的希望，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确带来了成果，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同一个行列中去了。比如，揭露东德选举中的舞弊，和西方驻东德的很多记者公开接触等，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确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不祥的情况。波兰在1989年前，就已经有比较自由一点的选举了，可是当时东德非常强硬——我们绝对不会。这些又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无望的心态。
这种希望和无望的心态互相纠结在一起，我记得哈维尔（捷克作家，1993-2002年任捷克总统）当时跟我说过，如果东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话，你要有多少年关在监狱里啊？当然，事情后来整个发生了变化。这个我们当时的确没有想到。
“我绝不能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给我命令我就接受”
《南都周刊》：在20年前东德政治演变的过程中，我想军队的态度应该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东德的军队以前是忠于党的，现在要转为效忠国家和宪法。我知道您曾经做过6个月的国防部长，而您以前是个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牧师，您一天之间要从政治反对者变成政权的分享者了。您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两种转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轻时服兵役的时候，因为拒绝宣誓被关了几个月，因为东德是要求士兵要绝对地服从命令，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情违反人权，可以事后提起质疑。而在西德的部队中不是这样的。西德的军队也有服从命令的这条规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一个士兵认为上级这个命令是反人权的，是践踏人的尊严的，他必须要拒绝这个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我当时为什么要拒绝宣誓呢？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经历过纳粹，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段历史的一个德国人，我绝对不能宣誓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给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东德进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选举，当时德·梅齐艾（Lothar de Maizière）是总理，他问我要不要当国防部长。我说，如果要我当，我就当负责裁军的国防部长，因为我对军队的内部生活不了解，对怎么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么裁军。
从1982年2月开始我和东德的罗伯特·哈弗曼一起写了一封呼吁信，讨论裁军和如何维护社会和平的问题。当时全世界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而且不断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发展，所以一直到东德解体这7年间，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军和和平问题的NGO组织。现在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巧合的组织准备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师，我想我能够大概了解别人的心里面有一些怎样的结？怎么样解开这些结？这些我想我能做到。
当时东德部队里99%的军官，都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归属的那个党，已经是彻底没有势力了，他们曾经设想的仕途已经终结了。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也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一是帮助他们在一个重新开动的德国社会里面，重新站起来去接受一些转行的培训。另外，我和西德的政府谈，看西德的部队能不能接收这些士兵，最后有11000名东德士兵被纳入统一后的联邦德国国防军。
这个问题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2005年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朋友原来是东德共青团的头儿，他说东德在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还存在的时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都不是军人，但每个人柜子里都有一套军服。这说明他们曾经考虑过，如果到了政权的最后关头，没有办法了的话，就搞军事集权。
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后来一直都在推行一个主张——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这个称谓也不同，甚至有的国家还叫战争部长），一定要文职，不能穿军装，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义者。我想即使这样，可能到一定程度，他还是会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权国家，在民主社会里也有，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可能会选择使用武力，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让受害者能够说出他们的苦难”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强调德国经验，强调需要成立调查委员会清算历史罪行，公布档案，让民众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国家在完成现代政治演变后，未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当然，很多人反对这个做法。有声音认为，不要纵容但是要宽容；还有声音认为，彻底地清查会导致局势陷入混乱，历史宜粗不宜细，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艾波曼：德国的做法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成员中有2/3是议员，1/3的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们由各个党派推选，所有的成员都有同样的投票权。这是为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时，特别是在评价调查结果时，从本党的利益出发进行评价。
1992年到1994年进行了一次调查，1994年到1998年又调查了一次。这两次我都担任主席，我们将整个记录全部收集在档案当中。第一期时出了 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这些文集现在都被德国很多大学收藏。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要是做真正的学术性研究，都会去查这些资料的。
在成立这个委员会时，只有一个党反对——东德统一社会党，他们的论调和你说的很像，认为调查真相会导致混乱。在民间也有人反对，认为有很多酷刑报告太可怕，还是不要让人看到为好。
但是当时联邦议会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能够面对历史，而且要理解受难者的苦难，所以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范围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秘密警察的档案，这样可以让任何一个德国公民都能够查询自己的历史。
公布的档案会不会引起社会上的混乱？我举一个例子，在东德有一个城市叫哈勒（Halle），当时有一家报纸没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公布了100个东德斯塔西线人名单，有他们的代号、真名实姓和家庭住址。名单出来后像炸弹一样在喀勒城市炸开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100人中没有一个人被打，或者家被烧，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说，人们的很多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
反过来讲，对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受害者能够说出他们的苦难。
我见过很多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东德反抗运动中被关押的犯人。他们被释放时，无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胆敢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说出去，那么你就会被再抓回来。所以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说，也不敢说。这些事情经过40年之后，他们才开始倾诉。对于这些人的心灵健康来说，倾诉无疑是一剂非常好的良药，有助于他们卸下重负，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德国如果没有真正面对自己纳粹的那段历史，他不可能修复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检讨我们的父辈、祖辈，我们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话，现在的德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也就得不到承认，站不住脚。
我也想过，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事情，谈近期的事情对当权者会比较困难。但如果能从稍远期的历史开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会因此丢掉他的职位，但整个社会的仇恨会得到极大的缓解。如果大家开始一个个地反省这些历史问题的话，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会是一种心灵的释放，这个世界会安宁得多。当然，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参与的人，他们是要负起责任的，可能会丢掉工作，但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这个问题事关真相和责任，无关宽容与纵容。
《南都周刊》：我理解您说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使命和目的是调查和揭示真相，是对历史负责，而不是惩罚意义的清算，更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侦查和起诉历史罪行的组织。德国经验对历史的反省仅止于此吗？
艾波曼：当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调查委员会仅仅是第一个层次。你说的这个法律意义上的侦查和起诉的机构也有，这是第二个层次。比如柏林有一个大的检察官，他带领了一个检察官调查小组，负责处理调查过程当中民众提出的起诉。
在这段时间里大概有上千个起诉，真正进入调查程序的大概有几百个，到最后，上庭的可能不到100个，而且其中80%—85%当事人被判缓期，真正判刑关押的非常少。一些受害者也有不满，觉得这些人没有得到惩罚。可是法庭审判时有一个原则，这些人的确是他们做了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下当时东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违反了，只有这样的话才判（刑）。
如果只是从法律层面上进行清算，老百姓肯定会觉得非常不满。因为受到惩罚的人数太少了，所以德国对这段历史和政治上还有一个清算，这是第三个层次的清算。
具体做法是，在两德合并的时候，当时是西德的科尔政府和东德的德·梅齐艾政府有一个合约。其中规定，斯塔西（国家安全部）的人不能当公务员，包括教师、警察等。但真正执行比较严格的就是联邦国防军，因为这是属于联邦机构，其他不管警察还是海关或是老师，都是属于各州的，在执行联邦法的时候有自己的空间，有的地方严格，有的地方不严格，因此出现有的斯塔西人还是当老师了。
当时签合约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漏洞，只考虑到在东德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没有考虑过被东德国安收买的西德线人。难道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吗？但要整个对过去60年的西德公务员做一次调查又是不可能的。对这部分人，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他们成了漏网之鱼，非常遗憾。
但总的来说，如果和1945年之后德国清算纳粹政权相比的话，我认为这次清算更深入，范围更广，一直持续到现在。
必须强调的是，德国的这个经验在整个东欧和中欧来讲都是唯一的，因为只有德国有两个德国，而且在当时斯塔西还没来得及销毁他们的档案，很快就被接管了，这个和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其他东中欧国家只是把共产党最高层给换了，第二层都没有动，到底下就更没有动了。很多人30年都还一直掌权，当然不会把自己交出去了，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个原因。
“其实那时心里并不爽”
雷奥还是更愿意怀念20年前的时光。“那时国家给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满意的工作和舒适的社区。”
成千上万的民众拿着各种工具冲向柏林墙。这个政权的全部仆人都能听到柏林墙上啄木鸟的滴答声，这道他们看守了28年的防卫线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锤子和斧子粉碎。
君特·雷奥（右）1989年11月在柏林墙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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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雷奥一副老态。 摄影·石扉客
君特·雷奥（Günter Leo）不会说英语，除了作为母语的德语外，他和他的同事们那时流行的是说俄语——这似乎是60岁以上原东德高级军官们的一个普遍特征。坐在柏林东北的一家越南餐馆里接受采访时，这个一头白发的老头儿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衰老几分。 这是一个有着31年军龄的老军人。20年前，雷奥是守卫柏林墙的原民主德国（东德）边防军上校。
如果按照30年前的中国社会评判标准来看，雷奥上校算得上是根正苗红的苦出身。他1941年生于东德小城勃兰登堡。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父亲是一名脾气暴躁的筑路工人。战后的民主德国经济困难，家庭生计艰难。雷奥是三兄弟里面的老幺，小小年纪就进入铁路机车公司和轧钢厂熬活。
15岁时，他的父亲去世。1959年，雷奥被征集服兵役，成为东德边防部队的一名士兵。10年前在接受著名的《焦点》杂志采访时，他回忆当年入伍参军使得他能够从困窘生活中迅速解放出来，让他倍觉高兴，尽管他认为自己那时并不关心政治。
这身制服一穿就是31年，一直到1990年9月30日雷奥被解职。在此期间，雷奥由一名普通士兵拾级而上，一直升到军衔为上校的东德边防军负责人。
雷奥很愿意回忆他的军旅生涯。在他的记忆里，1982年时，他就已经是一支1500人部队的司令官了；1986年时，他统辖的边防部队已经是11000人的规模了，彼时整个边防部队系列里，在他之上只有一个上司；到了1990年，他已经成为这支边防部队的最高长官了。
他的部队，其使命是负责守卫包括柏林墙在内的所有东德边境。
谈到1990年之后，雷奥的褐色眼珠迅即黯淡无光。在此之后的近20年中，那些充满荣誉感的回忆迅速让位于接二连三的打击。
1991年，雷奥被起诉。
1998年，经过6年诉讼，雷奥被判3年零3个月监禁，司法部门指控他“为防止边境被突破，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最广泛的措施，包括无根据地开枪”。
2000年2月8日，雷奥被执行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22个月后，剩余的刑期被改判缓刑。
2000年后的雷奥，更像是一个我们语境里所熟悉的老访民。他不服判决，甚至自认有功无过，拖着羸弱之躯整日奔走在各级公检法司门前。
在这个2009年的夏天，一脸倦容的老上校絮絮叨叨地诉说道，最后一个法律上的申诉程序，刚刚在3年前走完。
那堵墙
雷奥曾经服刑的监狱，距离他此前作为边防军司令执勤的办公室并不远，距离他看守了31年的柏林墙更近。
除了刻意保存下来的几段断壁残垣，除了勃兰登堡门和查理检查站附近的商店里陈列的那些已经加工成工艺品的小块碎砖外，将东西柏林隔绝了28年的那堵高墙，经过20年的消磨后，在这个城市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明显的痕迹。
而20年前，雷奥的任务，就是看着这堵墙以及其他东德边境。他辖下的士兵，每60到80个人负责看守10公里长的边境，每次值班时间是8个小时，全年无休三班倒。
雷奥回忆，大致每10公里长的边境每年能抓获60个偷越国境者，其中他的部队大概能抓获20个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宪兵部队等来完成。他已经无法准确回忆起他的边防部队抓获的偷越国境的总人数。只知道除了被当场击毙外，被抓获的偷越国境囚犯，一般会送到监狱囚禁。
更离奇的是，相当一部分囚犯，最后会被西德用钱赎走。原因是那时的东德已经越来越依赖西德的经济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众也自认对这些翻越柏林墙的受难者负有道义上的义务。
在雷奥上校的记忆里，就这样从监狱里被买到西德的囚犯，前后有好几千人。“我们辛辛苦苦抓进来，他们高高兴兴卖出去。”他至今无法理解这种做法，觉得如果仅仅是出于经济考量的话纯粹是荒唐的逻辑。
上溯到1961年的8月，那堵墙刚开始修筑，那时还只是铁丝网，那时也还不叫柏林墙，修筑它的东德政府给它取了个滑稽的名字：反法西斯防卫墙。入伍刚两年的新兵雷奥说“看着这堵墙修筑了起来，我们都很高兴”。
即便到28年后的1989年1月，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还在公开宣称：“除非柏林墙存在的理由被消除，否则，它将继续存在50年、100年。”
但到了11月，上校雷奥已经感觉出来情况越来越不妙。
这年的11月4日，东德出现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活动，将近一百万东德市民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支持东德实现民主。台湾作家龙应台后来回忆彼时在亚历山大广场上亲眼看见的民主浪潮：“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汇集在广场上，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
三天以后的11月7日，东德政府部长会议全体成员辞职。11月8日，东德执政党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同天选出新的政治局，克伦茨取代统治了东德近20年的昂纳克当选新的总书记。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在频繁抗议的亢奋中突然失去目标的东德，不知该如何度过这一天。
实际上，从这天开始，刚刚改组的东德政府中央委员会即开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计划地放松对东德人民出入边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缓压力。因为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莱比锡等地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中，呼声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墙。
墙倒了
但雷奥上校还是没想到这堵墙这么快就会被推倒。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势开始陷入混乱。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当天晚上6点多的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当时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委员兼柏林市委书记沙伯夫斯基，在宣读完一份东德政府简化公民出境办法后，一位意大利记者举手，问这个办法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说：据我所知，会很快，不会拖延。记者们立即将这句话理解为柏林墙马上开放，迅速将这条消息播发了出去。
到现在也无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为，还是口误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历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轻轻拨了一下东德行进的罗盘。
当晚7点，看到新闻的东德民众在狂喜中相继涌到柏林墙边，但此时雷奥和他的部队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开放边境的命令。于是勃兰登堡门前的挑衅行为越来越激烈，民众在试图推倒柏林墙。他的士兵和下级不断向他报告，而他也只能不断向他的上级报告。但是上级联系不上，没有人接听电话，甚至没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刚刚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上校后来才知道，大领导们那时都在开政治局会议。
上面的声音消失了，人群却如潮水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柏林墙边。在这种完全失控的局势下，雷奥承认当时非常犹豫，但他最终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开枪，打开了部分边境哨所，除了勃兰登堡门——没有断然开枪，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
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三天，1989年11月11日，东德边防军上校雷奥和西柏林警察局长乔治舍尔茨在查理检查站附近举行了一次会谈。雷奥很怀念那段时光，他甚至随身带着当时会谈时的黑白照片，把它们一一摊在餐馆的桌上供人欣赏。他至今记得当时报纸报道的大幅标题，叫做“40年来东西柏林两边第一次同坐在一张圆桌上”。
会谈之后，边境开放。12月22日，在柏林墙时代被强行关闭了28年之久的勃兰登堡门，终于向两德人民打开了。东德总理莫德罗、西德总理科尔、东柏林市长克拉克、西柏林市长莫波尔，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发表了讲话。
当日的英国卫报评论说：从这一天起，德国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而这一刻，距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推倒这堵墙》的著名演讲，仅仅两年多一点。
成千上万的民众拿着各种工具冲向柏林墙。在狂欢的人群中，一个兴高采烈的老妇人拍着雷奥的肩膀问，难道你不该高兴吗？一身戎装的雷奥挤出笑容说，是的，我当然很快乐。他回忆，其实那时心里并不爽。
十年前采访过他的《焦点》杂志记者Wilhelm Dietl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雷奥和他的同事们的感受：“这个政权的全部仆人都能听到柏林墙上啄木鸟的滴答声，这道他们看守了28年的防卫线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锤子和斧子粉碎。雷奥回忆，‘睡觉时，我一直受这些噪音的折磨。’”
在那几个月里，原东德政权垮台，圆桌会议召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选开始举行，罗盘拨过来了的历史，犹如陀螺般急速旋转起来。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两德统一的4天前，雷奥也接到了解职的命令，刚满50岁的雷奥上校从此脱下了穿了31年的军服，骤然失业。
审判
与解职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个价值280马克的便携式收音机作为礼物。“对我来说，31年国家服务之后，只拿到了280马克！”雷奥提起此事便非常恼火。
按照当时东德延续下来的政策，满50岁的人可以领取退休津贴。这个陷入失业的前边防军上校要在5个月后才满50岁，然后才能从统一后的德国政府那里领到1200西德马克。
于是他选择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个月工，他拿到了1300马克。而之前他作为边防军上校的工资是月薪2000马克。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不仅如此，在这几年里，雷奥还常常被要求作为证人上法庭作证。作证的对象是他的部下，当年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东德民众的边防军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试图攀越柏林墙，被东德边防军士兵开枪射杀。柏林墙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枪，在场的西方记者记录了这个事件，费查成为第一个因试图翻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现在柏林所有纪念柏林墙的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这个年轻人的大幅照片。
至今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树林里，依然伫立着若干白色的十字架群，纪念那些被射杀的冤魂。
但雷奥上校还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觉得他们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命令。他没有想到几年后，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进了监狱。这个前边防军上校觉得不公，因为他也仅仅是执行命令。
柏林墙倒塌十周年前夕，正在等待入监通知的雷奥，对《焦点》杂志的记者说：“守卫国家边境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至死也要保卫它。尽管对96%的翻越边境行为，威慑和警告就能起到效果，但执意逃离的人就有可能被射杀！”
十年后在这间越南餐馆里再次面对记者时，雷奥的强硬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他终于开始承认对这些死者感到内疚，但又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是边防军军官，也是党员，东德政府颁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内心的认可。我服从这些法令，并以此来培训我的士兵，我们一起来执行法令，我们有什么错呢？”
在此期间，他甚至申请将自己的案件换到原来东德境内的法院审理，尽管这种管辖的改变，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诉讼的最终结果。法庭对他们的严苛，他宁愿理解为主要是受到西方媒体对柏林墙宣传的影响，“实际上西方的边境检查站也很严格，也会开枪。”
对那个解散了东德军队的裁军国防部长艾波曼，这个老军人不屑评论，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略带轻蔑地说，“你想想，一个牧师怎么可能有资格做国防部长呢？”
对沙伯夫斯基，雷奥和他的同事们也没有好印象。高级军官们共同的看法就是，沙是在推卸责任，“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没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起到应有的作用，那就是体制的背叛者！”
2000年2月到9月，雷奥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个监狱里一起呆了7个月。他也试图去问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二把手，在那个要命的关口宣布立即开放边境，究竟是一时的口误，还是故意而为。
“他反问我，你觉得这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吗？”
怀念
他在超市的工作，早就因为被起诉和入狱而结束了。现在，雷奥每个月可以领到1300欧元，尽管每个月要扣掉150欧房租，但柏林的物价在德国并不算高，他的日子虽不宽裕，也不算拮据，因此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他感兴趣的问题。
他并不忌讳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只有越公开谈论，越能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但他抱怨媒体并不愿意多报道他的观点，“曾经有三个拍摄柏林墙的纪录片摄制组来采访过我，最后片子出来却只用了我两句话，不到5秒钟。”
这种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对媒体的态度慢慢变得心灰意冷。他承认如果不是考虑到“你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记者”，他也不会再接受媒体采访。即便如此，他也会在采访开始前警惕地询问记者对东德的看法，甚至也关心其他普通中国人对东德的态度。
尽管从来没有去过中国，雷奥还是固执地认为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可能对抗美国，成为世界的另一极”。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领导克伦茨的看法。这个昂纳克之后的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后来也被审判，在监狱里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继续把红旗打下去”。
20年后的现在，雷奥终于开始承认，柏林墙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坚持认为时间上不成熟，因为“现在看来，东德和西德人的脑子里还是有一堵墙”。
“从原则上，我还是习惯认可东德，即便控制传媒和言论自由这种有点过分的做法，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为大众谋利益。那时的法律和党章里也都是这么规定的。”这个总是不忘强调自己党员身份的老人，在用两个叉子笨拙地挑起越南牛肉粉塞进嘴里后，用简短而坚定的语调说道：“别忘了我是一个党员，党总是正确的！”
和现在相比，雷奥还是更愿意怀念20年前的时光。“那时国家给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满意的工作和舒适的社区。”10年前，面对《焦点》记者，他这么回答。10年后，他还是这么回答。（感谢DW-REDIO记者Mathias boelinger对本文的帮助）
终于被西德政府买走
25年前，他是东德监狱里的犯人，罪名是偷越国境。后来他被西德政府从监狱里直接买走了，价钱是96000西德马克。
43岁的霍恩施豪森纪念馆导游克里维·尤里查，每天就站在这个原来的秘密监狱门口，迎接和带领游客参观。25年前，他是东德监狱里的犯人，罪名是偷越国境。后来他被西德政府从监狱里直接买走了，价钱是96000西德马克。
克里维·尤里查曾是斯塔西监狱的政治犯，现在是斯塔西监狱纪念馆导游。摄影·石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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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关押政治犯的斯塔西监狱。 摄影·石扉客
自 1951年斯塔西从原苏联军队手里接过这个监狱以来，它通过18万秘密警察织成的严密罗网，将被抓获的政治反对者、偷越国境者等各类政治犯源源不断地送到这个地方来。近50年来，这里关押过近2万名各类政治犯，包括东德异议人士Rudolf Bahro、作家Jurgen Fuchs、画家Brbel Bohley等著名政治犯。
这个监狱一共有103个囚室，120个审讯室。审讯室比囚室还要多，正是这个秘密监狱的一大特点。犯人送到这里来，经过严刑拷打、审讯定罪和仔细甄别后，再分别转送到远离柏林的其他监狱。
柏林墙倒塌后，通过1989年11月底和12月的两次大赦，政治犯们全部得到释放。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那天，霍恩施豪森监狱正式宣布永久关闭。4年以后，这里被辟为专门的纪念馆，用来纪念那些在东德极权体制下的受难者，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游人来这里参观。
43岁的纪念馆导游克里维·尤里查（Cliewe Juritza），每天就站在这个原来的秘密监狱门口，迎接和带领游客参观。
25年前，他是监狱里的犯人，罪名是“偷越国境”。
从14岁就开始想逃离
1966年出生在东柏林的尤里查，因偷越国境被捕的时候是1984年，正好18岁。难以置信的是，尤里查说，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计划着要离开东德，因为自懂事以来，他和同伴以及家里人看到的西德媒体，一天到晚都在说越境的事情。
尤里查说，想逃离东德，是因为他没法想象他的一生会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度过。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柏林墙会在几年后被推倒。
尤里查知道直接翻越柏林墙危险极大。所以最开始，他和同伴设想通过其他边境离开东德。在涂林根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们找到了一处防守不太严密的围墙。尤里查开始想爬过去，马上发现不太可能，墙太高了，而且钉满了倒钩。他的同伴又尝试着想挖地道，随即发现高墙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混凝土，计划也半途而废。
于是他和同伴就砍倒一棵树，希望把树搭在高墙上面。但刚刚爬上这座“树桥”，警报就响了。尤里查在恐慌中逃躲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闻讯而来的东德边防军没有找到他，却抓到了他的同伴。
在村子里躲藏了几天后，尤里查改变了计划，他认为避开东德，先去匈牙利，再到奥地利可能会简单一些。于是买了一张火车票到布达佩斯，目的地是匈牙利和奥地利接壤的一个边境城市。到布达佩斯以后，尤里查又买了张到那个边境城市的火车票。
这时他犯下了一个错误，买了一张单程票。在开往这个边境小城的火车上，查票的铁路警察发现了这一点，瞪大了狐疑的眼睛盘问他，是不是想越境？
尤里查当时的身份是技校毕业生。如果他坚决不承认，未必会被带走。但他知道，这次至少是决不可能有成功越境的机会了。万念俱灰的他突然灵光一闪，改口对警察说：是，我想越境，想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尤里查想起了他的表哥，一年前，他的表哥想通过北部边境越境，失败后投进监狱，后来就被西德政府从监狱里直接买走了。尤里查想赌一把能否有他表哥的运气。
在这个小城被审讯了两个星期后，尤里查被带回柏林，关进监狱。开始是单人囚室，然后换到另外一间约16平方米的囚室，和另外5个囚犯关在一起。
尤里查说，其实这是他第三次试图越境。
统计数字表明，像尤里查一样因越境而被监禁的东德人高达7.2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不幸在柏林墙边被射杀的遇难者。
96000马克
在最终被西德政府买走获得自由之前，尤里查熬过了近一年的牢狱生活。
尤里查并不愿意去过多回忆审讯的情况。对每个试图询问这个问题的参观者，他总是习惯性地躲开目光，低下头说记不清楚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刑讯逼供，开始的审讯也并不是无法抗拒的痛苦，但他还是很害怕——牢狱生涯里的恐惧，主要源自于精神上的折磨，“感觉这个政权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审讯结束后就进行法庭审判，尤里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马上被送到哈勒的监狱服刑。10个月以后的某一天，狱警突然打开牢门告诉他：收拾东西，你已经被驱逐出境——实际上他被西德政府买走了，他日日夜夜祈祷的好运气终于来了。庆幸的是，那两个和尤里查一起因偷越国境被捕的难友，也碰到了和他一样好的运气。
作为一个曾经的“行货”，尤里查至今都不清楚这场交易里面的细节，他只是希望被买走。斯塔西决定谁可以被买走，但这场交易并不是政府之间直接交涉。当时东德和西德各有一个类似律师事务所一样的机构，由他们来出面操作，谈判、选择、出价等。
尤里查只知道自己被卖了96000西德马克。他听说这是80年代的平均价格，70年代的时候会便宜一些。
尤里查在西德读完了大学。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后的1991年春天，他回到原来的故乡。去年3月，他来到这里故地重游，并自告奋勇留下来做了导游和解说员。
霍恩施豪森监狱纪念馆的管理员安德雷·考基弛说，纪念馆现在一共有44个讲解员，其中有35个是像尤里查一样有过坐牢经历的，另外还有八九个历史学家。这些时代的见证者，和这所纪念馆一样，本身也是一种不能忘却的历史。
那个时代并没有终结
纪念馆开放以后，每年前来的参观者都在递增。考基弛说，去年的数字是25万，其中有一半是学生。
今年5月5日上午，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参观了这里。尤里查和其他几位当年在这儿被囚禁过的前政治犯，看到这位女总理在监狱广场内著名的受难者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心情复杂。
考基弛说，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秘密警察虽然不能再在公务部门工作，但并没有受审判。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长期住在纪念馆附近。
这些人在尤里查他们讲解的时候有时会来争辩，还会成立协会和组织，通过出书等形式，搞各种各样的活动，说历史真相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最主要的观点是这些政治犯应该被关押，因为当时这些政治犯反对东德。这位忧心忡忡的管理员说，现在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直至今日，一些东德人仍旧认为，像尤里查这样的政治犯理应受到处罚。尤里查曾经提到一次在柏林街头和一个老人的对话，当他讲述自己在监狱中处处受限的苦楚时，对方愤怒地打断他说：“可惜他们忘记了杀掉你！”
9月2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将这位前政治犯讲解员的苦闷写进了德国大选背景下的德国社会复杂心态。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博物馆。”在引领游客参观这所从前的监狱时，尤里查坚持着自己的这一看法，“当你访问某个巴洛克宫殿时，你会沉思那些已经结束了的时代。而柏林墙这样的时代却并没有结束——它会让我们警惕，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终结！”（感谢DW-REDIO记者Mathias boelinger对本文的帮助）
逃过柏林墙 柏林墙之涂鸦、艺术、广告
从1961年到1989年,东德共有5043人穿越柏林墙逃入西德。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柏林墙的倒塌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东西方冷战终结和东西德统一的标志。
逃过柏林墙
从1961年到1989年,东德共有5043人穿越柏林墙逃入西德。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柏林墙构造：全长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结构114.5公里、铁丝网55公里。墙高约3.6米。沿墙修建了253个望塔、136个碉堡、 270个警犬桩、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和坦克的壕沟。此外，还有一接触便会发出信号的电网和供边防军士兵巡逻用的巡逻道119.5公里。制图·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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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5日 ,柏林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19岁的东德士兵康拉德·舒曼头戴钢盔、肩背长枪大步跃过铁蒺藜樊篱。这个瞬间被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彼得·雷宾拍了下来，震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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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娇小的东德女子，央求这位带了大包小包装满了沉重乐器的男子带她一起通过关卡。于是，他们通过将女子藏在箱子里的这种方式成功了。后来，这位女子还嫁给了这个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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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花了数年的时间手工制成，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 20多分钟的飞行后，他们安全落在西德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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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获悉自1961年8月13日清晨起，德国将被铁丝网路障和柏林墙分割为东西两德后，许多东德人纷纷“轻装上阵”，举家逃往西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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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12日，一辆巴士在柏林墙铁丝网前被东德边防警察开火截停了。车上那些想通过用公交车撞开柏林墙逃到东德的乘客计划失败，而且都受了伤，最后被东德军警带走了。 译·李嘉琦
柏林墙的倒塌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东西方冷战终结和东西德统一的标志。它上面的涂鸦已经成为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围绕着柏林墙，还产生了大量的文学、绘画、摄影作品，并影响了设计、广告等商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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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两名德国人经过柏林墙涂鸦“兄弟之吻”，这幅由迪米特里·弗鲁贝尔创作的涂鸦曾是柏林墙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描绘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吻东德战友埃里希·昂纳克。由于柏林墙翻修，这幅涂鸦2009年初已被官方擦除。 摄影·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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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日，柏林勃兰登堡门口，深海潜水员和他的侄女：一个15米高的和7.5米高的两个木偶为了庆祝德国统一而矗立在那里。超过150万德国人观看了这个名为“柏林团圆”的大型木偶剧，这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人民图片/Maya Hit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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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以柏林墙为灵感的时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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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戈尔巴乔夫以柏林墙为背景为LV拍摄的广告，LV花重金请来《名利场》御用摄影师安妮·莱波维特兹操刀，而且破天荒地放弃了过去那种“把产品当成英雄”的模式，开始走人性化的路线，要“抓住一些真实的状态”。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活力，而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个人的自由，东欧国家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他们现在还有多少困难，大概很少有人希望再回到柏林墙倒塌以前的时代。
在推倒柏林墙前几个月，已经有数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边境被剪开的铁丝网逃往奥地利。许多家庭还带来了两三辆小汽车，如果丢失一辆就可以马上用另一辆。东德人在追求什么呢？看似戒备森严、东德人历尽千辛万苦也未必能顺利翻越的柏林墙，又为什么却在一夜之间倒塌？
文·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1990年，德国人民在庆祝统一后的第一个新年。
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国内报道多归因于计划经济的落后与民族认同的感情方面。这样说自然也没有什么错。但问题在于，第一，为什么不是由东德统一，而是由西德统一？第二，当时的东德是前苏联阵营中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在推倒柏林墙前几个月，已经有数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边境被剪开的铁丝网逃往奥地利。许多家庭还带来了两三辆小汽车，如果丢失一辆就可以马上用另一辆。
那么东德人在追求什么呢？
他们追求的是自由选择。二十年前的11月9日，约有7万名东德人参与了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示威活动。它是那一年一系列民主运动的高潮，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相继发生变革。在东德莱比锡的大游行中，人们为了防备流血镇压，让孩子呆在家里，自己走上街头，不断地高喊“我们才是人民”和“自由”的口号，而压制自由的象征——柏林墙也在这一天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推倒，士兵们站在一边看着，柏林墙两边的人们哭泣着拥抱在一起。今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这些群众中，并成为最早踏上西柏林土地的东德人之一。第二年，分裂的德国统一了。
自从1961年柏林墙建起之后，这座水泥墙就将东西德分割开来。建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东德人逃往西德，寻求他们所想要追求的幸福。这堵墙横在欧洲的心脏，在欧洲人心中成为一个巨大的创痛，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发表著名演讲，他称柏林墙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的百姓的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东西欧洲从此被人为隔绝，东欧人包括东德人在内，在苏联帝国的控制下，生活在另一种体制里，完全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许多东德人仅仅因为父母的宗教或政治原因，失去求学的权利，甚至不能去东欧国家旅游。许多人被迫成为秘密线人，监视和告发自己的邻居甚至亲人。
翻越柏林墙从此也成为争取自由的象征。几十年来，不断有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此墙，逃往西柏林，有的人直接开车撞破水泥墙，有的人挖了上百米长的地道，还有的人跳楼、游泳，藏在西德游客的汽车后座厢里，甚至还有人自制出一艘潜水艇，潜到西柏林。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两家人秘密造了一个气球，带着孩子，升上高空，当他们飞过柏林墙降落在西边时，因为不知是否成功，在里面呆了一天一夜，不敢出来，直到西德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据统计，在这场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共有5000多人逃离成功，3000多人被捕，239人被枪杀。
谁掏空了“墙基”
德国统一以后，产生了许多反映东西德分裂的电影，如《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等，这些影片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切入，但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自由的主题。这些电影常让我回到二十年前，引起回忆与思考。当年，当听到柏林墙倒塌的消息时，我内心充满了激动。
对于东德人当年推倒柏林墙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那时候，我已经在大学任职几年，业余时间便翻译昆德拉的作品。此前，我只读到过前苏联的一些文学作品，对东欧的文学不是十分了解，但第一次读到昆德拉的小说，我就被其中描写的人生处境打动了。《玩笑》中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开了一句政治玩笑，结果被他的女友告发，被发配到劳动营改造。记得小时候也曾因为开玩笑，将学生下乡劳动说成是“劳改”，为此还在全班作了检讨，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所以读到这一情节时，我特别感到一种“家族的相似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那种压制人性的社会。
在我所翻译的三部昆德位作品中，《为了告别的聚会》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一年出版的。其间还翻译了一部奥维尔的《动物农庄》，发表在上海的《小说界》上。《玩笑》与《生活在别处》则是在90年代初得以出版。此时，整个东欧已经转型，人们用和平的方式选择了自己所想要的生活方式。
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他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还要开口说话，因为一个玩笑就获罪，就被关进监狱，这样的制度是不符合基本人性的。由于人与人之间不敢说真话，互相提防、猜忌甚至背叛，整个社会丧失了生机和创造力，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应付来自权力的压制，社会必然会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在我看来，前苏联、东欧制度的失败，不是由于冷战，也不是由于军费竞赛失败，而是由于统治者高踞于人民头上，将全部财富都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罔顾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福祉，尤其是人们的基本权利。最终，生活本身的要求注定要战胜那种强制实行的乌托邦构想。
推墙的“代价”
美国华盛顿韩战纪念墓上刻着这样的字样：“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的确如此。在今天统一的德国，有无自由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但自由却需要代价，对此我的理解是：一，自由的获取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二，自由有时还会给人带来困窘。由于面临完全的社会转型，东欧国家包括前东德地区，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到益处。东欧的转型，除了那些失去特权的人认为过去更幸福外，许多普通民众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
从计划经济突然转到市场经济，开始时就造成了经济的滑波，失业人数增加。因为东欧国家走的不是所谓的“渐进”道路，而是“一夜剧变”，它的变革虽然保证了起点公正和高福利政策，却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抬高，经济效益较低；或者说，在效益与公平之间，东欧国家首先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说，国家之上是人，任何改革都不能让弱势群体做出牺牲，国富民穷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对于目前关于许多前东德人不满意现状的报道，我一直表示怀疑。如果一个富人到东欧旅游，他会得出别人不如自己的结论；但如果一个穷人到那里去旅游（假如他有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正如东欧问题专家金雁所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民主化，而是原来的执政者忽然羡慕起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来了，他们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招商引资’，不搞什么高福利和1：1马克兑换，更不搞西方式的自主工会，而是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和随意圈地的优势，以铁腕手段‘减员增效’ ——如果是这样，西边的制造业资本不一窝蜂地涌进来才怪呢！土耳其人、巴尔干人也都不用雇了，东德的‘农民工’比谁不好使唤？如果是那样的话，东德没准早发生‘奇迹’了，制造业大爆发，廉价产品充斥西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德累斯顿也会多出十倍的烟囱，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多出许多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尖顶！——只是，如果这样干，如今的东德人会更加满意吗？”
事实上，东欧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自由与面包的两难问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大量关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糟糕的报道，现在这种报道很少有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体制改革后，东欧国家已经度过最艰难的时期，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观。其中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的发展势头也不错。至少在这些国家，由于保证了改革的基本公正，尤其是对权力的限制，没有发生那么多的贪腐和群体事件。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活力，而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个人的自由，东欧国家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他们现在还有多少困难，大概很少有人希望再回到柏林墙倒塌以前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