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的危机,暴露了港产喜剧即将的没落?周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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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喜剧能否填补“空巢”?宁财神
本月以来,影迷们心中的“喜剧之王”周星驰不再是“一个惊叹号,一个句号”,好像一下子变成了飞向紫霞仙子的“问号”。
香港娱乐圈重量级人物陈岚日前在接受《明报周刊》采访时爆料:“周星驰非常聪明,但太难相处”,并发誓称“以后拍戏绝不用他”。之后一场“倒周运动”风起云涌,有关周星驰和昔日合作伙伴的众多往日纠葛———重提。
对于镜头上那个天真地可以跟“小强”对话、刻薄到要说“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可是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浪漫到说出“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的周星驰,转眼间似乎腹背受敌:罗家英说他“太看重钱”,王晶说他“不擅沟通”,吴孟达说他“需要被否定”,洪金宝说他“不把人当人”……
尽管事件的版本有诸多解释和回旋,但前金像奖主席文隽一句“周星驰过时了”又仿佛让人感觉切中要害。周星驰的危机或许并非单指向个人,人们隐隐感到了对周式“无厘头”喜剧的一种盖棺论定式的心理欲求。或许大多数人心中,对周星驰的喜爱和迷恋,更愿意保留为一个掺杂了疯癫嗤笑的过往记忆,“可回想,不可再现”。
周星驰的危机,暴露了港产喜剧即将的没落?后周星驰时代,被更为嘈杂的娱乐氛围包围的中国人,国产喜剧能否填补“空巢”?本报记者采访了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张柠,影评人周黎明黎明所有音乐专辑2008星光大典获奖记录、顾小白,还采访了近年来国内喜剧的“金牌编剧”、《武林外传》编剧宁财神。
1周星驰的危机
《长江七号》的平平反响后,周星驰似乎已不再如日中天。《少林足球》之后,隔4年才拍一部的速度让周星驰的温度顷刻间冷却下来。自去年3月起,周星驰旗下的星辉公司艺人大有集体出走的架势,陈国坤、田启文两大星爷御用配角演员已与公司解约,如今周星驰身边,仅剩下了林子聪、张雨绮和徐娇。“长期没有戏上”、“公司分红有问题”,一时间在台前风光无限的周星驰成了千夫所指。
“喜剧之王”周星驰昔日一手捧红过的诸多明星,如张柏芝、莫文蔚、朱茵、吴孟达、黄圣依、张雨绮等无不离去。如今,旧爱朱茵现在痛恨他,老搭档王晶、吴孟达、罗家英对他满腹怨言,签约艺人黄圣依公开宣布背叛他……
影评人周黎明对此颇有看法:“电影的工作方式需要灵魂人物,但始终是集体创作,有才的人被大量排挤掉,如果还说周星驰能保持之前的高度,肯定是令人怀疑的。”
周黎明支持文隽的观点:“《长江七号》真的很失败,似乎让我感觉周星驰已经有些江郎才尽,他完全与自己‘无厘头’风格背道而驰。不过,每个电影人都有自己的黄年时代,周星驰很可能已经过了创作上的顶峰。”
但影评人顾小白的观点却恰恰相左。“我觉得周星驰没什么危机,之所以会受到一些人的不喜欢可能跟他的家庭环境以及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不太合群,不喜欢扎堆和拉帮结派什么的,又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对人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国外好莱坞的一些导演性格也很苛刻,只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太讲人情的社会里他才会显得格格不入。”
顾小白认为,周星驰的时代并不一定就此结束,反而可能会更加辉煌。“ 以前他要考虑市场,考虑作为演员的走向,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现在他放弃仅仅做喜剧的演员,开始作纯粹的导演,受到的限制比较小,他的发挥空间也会更大,这一点从《功夫》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和突破带给观众,他的时代远远没有结束。”
在钩沉近30年中国电影的历史时,周星驰的成功是最有趣的个案之一。1995年拍成的《大话西游》在票房上惨淡,却非常偶然地借助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VCD热卖、电影频道开播以及第一代网民追捧等因素,在拍完数年之后于内地所向披靡,甚至连周星驰都感到意外。
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这样定位周星驰对于一个喜剧时代的开创性意义:“90年代末期,大陆进入文化解构时期,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戏仿和反讽的方式,对人的尊严和文化经典进行了全面颠覆,与中国民众的解构热情一拍即合。经历了王朔和王小波洗礼的青年学生,正处在文化叛逆的年龄,对此当然心领神会。盗版磁带和光碟当时也开始流行,从技术上为传播和观看提供了保障。”
“每个艺人都有他的演艺生命周期,要是周星驰的时代正在过去,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但它的衰亡并不意味着大众对喜剧的需求发生了改变,而是人们需要新的喜剧元素的注入。”朱大可说。
2港产喜剧时代的终结?
香港喜剧电影是极具香港本土特色的一个重要类型片种。在上世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标榜着香港人看过之后一定会开怀大笑和能深有共鸣的香港喜剧电影,在稍微迟滞的几年后在内地广受认可,进而使香港电影达到全盛时期。
“周星驰并不是香港喜剧电影的唯一。”周黎明认为,在周星驰之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过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以及董骠和肥肥等香港知名的谐星。“对比后来王晶的‘低俗’喜剧,许氏兄弟的《摩登保镖》等作品主要围绕香港底层市民,来讲述诙谐幽默的喜剧故事。”
“ 虽然与以前的喜剧一样,周星驰的电影大多表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但周星驰的幽默气质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喜剧一方面疯狂和夸张,另一方面会让你看到不同的视角,体会更复杂的感情。他的喜剧创造出了一种‘间离’的效果。在后来的《功夫》里,虽然有意削弱了喜剧元素,但是依然能让你在发笑的同时体会一些人性的东西。”顾小白分析说,最开始的时候在王晶和刘镇伟等导演的帮助下,周星驰终于完成了“无厘头”风格的形成,与后来《功夫》更为全球化的野心相比,周星驰艺术鼎盛期早在《唐伯虎点秋香》、《赌圣》这些旧经典时期就已形成,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催生了香港喜剧电影的黄金年代。
或许周星驰“无厘头”在内地的风靡,恰恰迎合了香港文化上世纪末对内陆的某种文化征服力。“香港市民文化的生长是充分自足的,而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东方式的无厘头,类似于东北的二人转。它是底层自由市民趣味的象征。周星驰的商业模式表演,最大限度地迎合了民众的精神需要。”朱大可说。
张柠认为,香港是一个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比较发达的社会,城市文化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消费和娱乐,喜剧在香港承载的更多是娱乐功能而非教育。“北方人见到周星弛之后却一惊一咋、大呼小叫‘星爷’,仿佛遇到了救星。在北方那种严肃的环境里,听到周星驰的无厘头、反逻辑、有瓦解性的语言,的确有一种解气的感觉。但这种‘无厘头’的语言风格乃至行为方式,在岭南文化中早就存在。”他认为,南方“无厘头文化”对北方文化是一种弥补,但正统中原文化无法对此作出有效解释,以为是香港人从欧美引进了什么新的文化怪物,所以冠以“后现代”之名,这是周星驰们始料未及的。”
香港喜剧电影目前的窘境是,整个港产电影在大陆电影产业兴起的强大冲击下,越来越被染上一层“明日黄花”的色调。这背后,若隐若现地出现了香港文化在强大内地文化复苏后的弱势。
“ 周星驰之后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喜剧了。”顾小白说:“去年的《家有喜事》为了照顾内地观众,做得特别烂。目前香港喜剧电影做得非常低俗,已经开始没落了。这个与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投资人不愿意再拍那种很本土化的东西,编剧和导演也不愿意,大家现在更加看重内陆市场这一块,拍电影的大趋势是所有华人都能看懂,更能够引起共鸣,所以香港电影界逐渐放弃了很多本土化的东西,我觉得照此下去,不光是港产喜剧,整个香港电影业在五六年之内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3下一个周星驰,在内地?
与香港贺岁喜剧电影的衰落相比,以冯小刚为代表的内地贺岁电影票房上节节攀升,《非诚勿扰》在全国的票房超过了3亿。作为受王朔影响较深的冯氏喜剧电影颇有渊源:上世纪末周星驰在内地走红之前,以王朔《顽主》为代表的调侃喜剧已经有了雏形。但影评人却一直有这样的观点:“王朔是比较有个人特质的黑色喜剧。他的文学能力很强,但是他的喜剧相对的比较小众化,风格很本地化、北方化,在固定人群特别逗,不是通吃的喜剧类型。”
“华语喜剧总体而言是比较轻浮的,缺乏黑色幽默的批判深度。当然冯小刚电影有时能有所超越。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以所谓‘幽默感’著称的民族,忧郁的气质是妨碍喜剧发展的重要障碍。”朱大可说。
在冯小刚与周星驰的对比中,影评人也并不特别看好冯小刚。“冯小刚的电影处在比较常态的喜剧和高级的喜剧之间的状态,我一直都期待他能够更上一个层次,不用太考虑市场,完全的放下那些限制,不受约束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顾小白说。周黎明也认为,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不纯洁”,“《非诚勿扰》明显地看到他处处在考虑观众口味,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商业化的创作状态,他反而没有周星驰对喜剧的那种纯粹。”
如同王朔式喜剧与伍迪·艾伦的知识分子式调侃的接近,如同成龙的动作喜剧直接源自对巴斯特·基顿的模仿、周星驰《大话西游》的成功来源于对金凯瑞的模仿。顾小白认为,不管是在电影类型、拍摄技术、演员还是编剧上,中国的电影还都停留在一个模仿西方的发展阶段,其中就包括喜剧电影的创作和编剧。
相对本土性、地域性较强的内地喜剧,能否创造出周星驰之后喜剧电影的又一高峰?朱大可认为,目前的情况只能“拭目以待”,因为正在流行的冯(小刚)式喜剧和赵(本山)式喜剧,都已处在衰退之中。
“ 或许内地的宁浩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高峰?”周黎明认为,内地的喜剧文化与香港喜剧文化有不同的传统,王朔的《顽主》发展出来的是知识分子愤怒一代式的京侃幽默,但艺术上的创作仍比较粗糙,演变到冯小刚又变得思想上没有那么深刻,拍出《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的宁浩相对来说有所超越。
“ 我觉得中国的喜剧电影没有什么优点,中国的喜剧整体都比较粗糙,做得太过急功近利,尤其是编剧方面做得特别差。比如《爱情呼叫转移》、《桃花运》等这类喜剧片,其实说到底就是小品和电视剧,只是搬到了大荧幕上而已。”顾小白认为,喜剧的制作应当是非常讲究的一种艺术创作,从细节到整体的风格韵味,国内的影视编剧都缺乏精致的打磨。
4胡戈、“山寨”是新的喜剧火种?
从默片时代的卓别林、巴斯特·基顿,到憨豆和金凯瑞的雅俗共赏,再到当今好莱坞黑色喜剧炙手可热的代表人科恩兄弟,西方电影的漫长发展衍生了非常丰富的喜剧类型,包括闹剧、浪漫喜剧、讽刺剧、黑色喜剧、音乐喜剧、风尚喜剧等等,对比之下,国内的喜剧电影创作显得十分单一,搞笑的搞笑、流俗的流俗,似乎缺乏了玩味的余地。
“喜剧和悲剧都是娱乐方式的一种。但东方人更喜欢喜剧而拒绝悲剧,甚至热衷于为悲剧加上喜剧式的结局。对于一个抑郁为主导气质的民族而言,喜剧显然是一种更有效的精神疗法。”朱大可说。
周黎明认为,喜剧编剧思想性的缺乏仍是国产喜剧的最大掣肘,“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焚后即阅》在不断挑战黑色幽默的极限,可能是暴力血腥,但却潜藏着黑色幽默的实质”。周黎明说,西方戏剧的传统把正剧也称为悲喜剧,如今许多西方电影大师都非常娴熟地在悲情电影里运用一个感染人的喜剧桥段,而国内的电影编导往往拍悲剧和正剧时都不敢使用喜剧,对喜剧的理解和运用“远未开化”。
什么样的喜剧精神更能与当今人们社会心理相吻合?文化学者和影评人都提到了“山寨文化”。周黎明认为,对各种“山寨精神”应该一分为二、区别对待:第一种,以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山寨”更接近西方戏剧里的Spoof(戏仿),是针对原作的一种颠覆性的再创作、二度评论,是一种值得挖掘的新娱乐精神的苗子；另一种,以各种伪造商标、粗略模仿为表现形态的抄袭,更多地是一种无价值的侵权。
如同《武林外传》因戏仿“古代传统、江湖规矩”,创造了一种新的娱乐效果那样,戏仿和山寨是否象征了新的喜剧火种?朱大可认为,戏仿和山寨依旧是周星驰的“ 大话”文化的延续,他预言说:“周星驰的‘大话’还会出现各种新的版本和样式。在这个持续性的解构浪潮中,文化反叛的主题将被不断翻新。当所谓‘90后’ 一代开始接管‘80后’的话语领地时,新一轮的戏仿和山寨运动就会再度爆发。”
◎对话
宁财神(国内喜剧金牌编剧):
拍喜剧上不了电视“黄金档”
记者:如何看待周星驰现在的危机?
宁财神:我觉得他只是在摸索新的形式,不满足现状而已。有点不合群而已。有人说“宁财神的‘无厘头’在抄袭周星驰”,其实我不觉得我是“无厘头”,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没有什么风格。并且我也认为,对一个喜剧编剧来说,有风格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周星驰以及其他喜剧电影肯定是我整个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嘛,包过我的创造我的审美,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像“80后”的年轻人看金庸的小说一样,写作中也肯定潜移默化地受影响。
记者:有人说你主要是将“各种喜剧元素的杂拌”后获得成功。
宁财神:那首先的当然是能够搞笑,必须让大家笑,不能让人笑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不是?当然如果自身有能力传达一种更深更多的东西那最好,不过还是要以搞笑为主。你是喜剧嘛!但我觉得你也不能简单用“杂拌”来概括我吧,毕竟创作是一件复杂的事。
当然我比较喜欢美国的情景剧,它的质量比较高,又好笑,结构也精确。相比之下,国内的喜剧编剧的确比较弱,可能我比较喜欢的喜剧编剧就是刘镇伟了。
记者:你如何看待国内喜剧电影,比如冯小刚和王朔?
宁财神:我不评价冯小刚。王朔是一代大师了,现在也不怎么写东西,他有的东西比较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物群像做得特别准确,喜剧能有这样厉害的编剧就是一件幸事……其实我觉得我也只是关心自己的写作,自己就只是个编剧而已。
有人说现在国内喜剧编剧人才缺乏,所以很难产生喜剧的名人名作。其实我觉得问题很复杂,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写喜剧呀,但是写好了就是没人买,因为写喜剧一般又上不了黄金档,最后可能坚持的人越来越少。中国的电视普遍还是有许多忌讳吧,比如不能太闹、太不严肃,这跟体制有关……
有人觉得中国的小品相声发达,喜剧电影薄弱,我觉得也不对。你看看中国除了一个赵本山,你还能数出谁来?整个中国就一个赵本山,你不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吗?!就算新星小沈阳,也是赵本山那一套路的。
记者:真正本土的中国式喜剧,你觉得有没有出现过吗?
宁财神:那肯定出现过啊,宁浩就是一个,又有智慧又搞笑,结构也很精确,他的节奏做得特别好。《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我都比较喜欢。
记者:喜剧编剧的创作要求是否比一般编剧更难?
宁财神:创作《武林外传》的时候,有时是边写边拍,我在武汉写,他们是在北京拍。我觉得凭借一种直觉吧,直觉、经验,还有阅读,有些甚至也是拍摄过程中激发出来的。
其实喜剧创作最难的是创新,能够创新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记者:香港喜剧电影的衰落有没有可能从内地的喜剧电影得到补充?
宁财神:我觉得,香港不只是喜剧电影在衰落,整个电影界都在衰落。这两年,香港电影慢慢放弃了一些本土化的东西,把眼光投到了内地,结果作出来的电影香港人和内地人都不太喜欢,我觉得这种尝试基本不太成功。因为香港人不知道大陆的笑点在哪里,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有一个默认值,香港可能不太清楚大陆的默认值。至于内地,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宁浩的《疯狂的石头》都是不错的喜剧电影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