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刚染过头发？”记者问。
“对。”陈凯歌答。见记者之前，陈凯歌稀疏的白发被染成了黑色，造型师让它们根根竖成一个时髦的尖顶；嘴唇上的胡子还留着崭新的白青胡茬。
“说了一天的话，累得够呛吧?”
“还好。”
对于这种客套寒暄，陈凯歌的回答不会多说一个字。
等陈凯歌刚坐稳，助理就递上一份采访提纲到他手边，和记者手中的一模一样。看见记者把那份提纲干脆合上，扔在桌脚的一边，他也不动声色地把它推开，瞟都没瞟过一眼。
后来，记者通过电话补充采访了陈凯歌。电话那头，陈凯歌导演的语速缓慢，温和。他听完问题，一本正经地说：“我看到在 采访提纲上你的这个问题，中间有句话打了冒号，‘人前风光，内心敏感，甚至不自信’，我觉得你对梅先生的理解很准确、很到位。”
今年，陈凯歌56岁。早前大家喜欢叫他凯爷，现在干脆叫大爷。他自己解释，“大爷”大概是一个北京的尊称，在旧时代，不管叫别人还是自己，都称“爷”，跟辈分没有任何关系。
外边风风雨雨，陈凯歌闷头在自己世界干了3年，新作《梅兰芳》(以下简称《梅》)于12月5日在内地全面公映。
《梅》被外界称为陈凯歌的“掘地翻身”之作。它是在《霸王别姬》(以下简称《霸王》)登临巅峰之后，陈凯歌接手的又一部梨园故事的影片，也是高票房《无极》遭遇舆论围剿之后的反思之作。
近日，作为内地说话最少的导演之一，陈凯歌带着演员奔跑在北京、上海等全国6 个城市之间，做巡回宣传。在上海，陈凯歌穿着磨旧的休闲西装，发白的牛仔裤上布满着大小的洞。当着上百位媒体记者的面，他感叹：“大家并不关心你做了多少努力、幕后有多少困难，过程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只看结果。”
“陈凯歌又回来了！”这是大多数媒体对该片的评价。遇到类似的大概念、大标签，他赶紧回避，“别，千万别给我扣什么大帽子”。他不谈所谓的价值、意义，“我只是安安心心、踏踏实实拍了一部电影。”
电影以“挑战梨园权威十三燕”、“与孟小冬的恋爱”、“蓄须明志”三个重要事件为主线，展现梅兰芳从凡人成为伶界大王的人生成长历程。影片中邱如白对梅兰芳说的评价，也体现了陈凯歌对梅兰芳的理解——“你其实想做一个凡人”。在接受采访时，陈凯歌对梅兰芳多次的评价还是那句话——“被绑架了的人生”。
陈凯歌向记者承认：“拍完《梅》，剧组的人多多少少都被影响了，包括我，我收获的是更诚恳、更成熟。”
半个月的时间里，陈凯歌两度为本报拍照。对着镜头，陈凯歌有些拘谨，也不笑。
第一次在北京，摄影师希望他能半躺在贵妃沙发上，四肢舒展一些，陈凯歌拒绝了。他说：“我可以坐着，但是不能躺。这不是我，咱别勉强！”
第二次在上海。摄影师希望他脸上有点霸气的表情，陈凯歌还是拒绝了。他看着一旁的记者，半笑道：“我哪里有霸气，我是什么样的人，问问你们的记者，她应该知道！”
“做人应该有规矩”
拍《霸王》的时候，陈凯歌带着张国荣去过一趟北京万华山上的梅墓；片中张国荣的家其实就是在当年北京无量大人胡同里的梅宅拍的，在那里他打了小四儿。梅兰芳曾经在那里接待了美国国务卿威尔逊、伏尔泰、瑞典王储等众多海外名人。
“拍《梅》的时候，没想过《霸王》；一个写实，一个虚构；所以《霸王》可以放开拍，但是《梅》一直就要谨慎地处理”，每一次接受采访，陈凯歌都要耐着性子重复解释一遍，
“梅兰芳是谁啊？他本质上是一个被绑架的人，被社会公众、媒体、梅党共同绑架的这么一个人质。最重要的是，他还要在不自由的人生里找到一条自由的路，我觉得他挺难的。”陈凯歌说。
Foever Enthralled是《梅》的英文片名，“enthrall”在英文里，有点迷恋、奴役的意思。影片开场，少年梅兰芳一边读信，一边浮现大伯带着纸枷锁的惨状。据资料记载，清宫的纸枷锁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名气的人，名气越大，枷锁压力越大，最悲哀的是，纸枷锁很薄，你可以撕破，但是只要你做这个行当，你得带着它。真实的历史中，梅兰芳的大伯梅雨田是个知名琴师，没有受过纸枷锁的惩罚，这个意象是陈凯歌对梅兰芳人生的注解：“他一生都没有撕破戏子命运无常的定律，还戴着枷锁在台上唱得很美”。
陈凯歌心里也有层“纸枷锁”。他有现实、政治上的顾虑，“拍名人的人生不能没有限制”。但最主要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梅》剧本出炉后，对于梅孟恋梅家后人并没有提出异议，这段故事原本是商业最卖座、最抢眼的，也是最具有戏剧冲突的点，电影里却处理得非常清淡。陈凯歌的解释是：“我有自己的原则，这个电影不卖梅孟恋，我不能利用梅家后人给我的支持，做可能伤害他们的事情！”
“我知道我也戴着，但是我没办法”，陈凯歌说。
陈凯歌内心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是对自己“高度要求”。陈凯歌告诉记者，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小时候带他长大的保姆对他的影响实实在在：“她就是个很讲究规矩的人，她待人接物都很讲究，语言表达方式都很特殊，不是说什么都随便，北京人是要按照规矩来做事情，是对自己有要求的。”
对己有要求的人，必然对别人也有要求。《梅》片美术柳青告诉记者：“导演要求色彩在环境里都要有自己的文学感，而且决不能眩目，这与现代商业片的娱乐大于电影，取悦观众的风格截然不同”。片中，老北京戏园子里每一根柱子都不是普通的红色，这个颜色很复杂，它要不断和不同层次的人接触，磨来蹭去、喝茶、哈气、汗味熏过??应该有那种斑驳、剥落的痕迹，形成有肌理的纹路，最后要变成“岁月使然”，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柳青说这样的要求苛刻，但也合理：“只是在电影里，这可能只是1 秒钟都不到的镜头，或者根本拍不到，就滑过去的。”
《梅》的服装造型师陈同勋告诉记者，陈凯歌是个极其苛刻的导演。电影里3000 多套衣服，都要改到他满意为止。黎明最简单的一身长衫造型，陈凯歌让演员穿着这身衣服，在小板凳上坐着，就在一旁盯着看，也不说话，看到演员和陈同勋都心里发毛。半晌，陈凯歌才说，“这个领子要再高了点，长衫的长度也要再加点”。
“领子其实最后加高也就是几毫米的样子，衣服下摆长度再加一公分，对于一件长衫来说，这样的改动在普通人肉眼看来会有多大差别？”陈同勋说。
“甭管别人怎么忽悠，我们就是要心平气和地来做，这是一个不浮躁的电影。”陈凯歌经常这样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解释。
“输不丢人，怕才丢人”
“拍《无极》那会儿，导演身上有那股劲，很霸气，但不是霸道，真的像真田大将军一样；但是拍《梅》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变得平和了，很温厚的感觉。可能梅兰芳的温和态度影响了他，”陈同勋告诉记者，他也曾参与过《无极》的拍摄。
陈同勋说，以前拍戏的时候，关于人物造型、摄影方面有问题，大家都会互相争论，只要陈凯歌来了，就一句：“就这样了！”基本上其他人就不可能再有异议，“他有一言九鼎的力量”。但是拍《梅》的时候，陈同勋为了给章子怡找做旗袍的材料，有的太贵，超过预算，也不敢拿给导演看，忙了一周都没结果，痛苦得像死过一次一样。后来，他勉强拿出几个方案，陈凯歌不满意，也没立即否定：“我们俩都再想想，过几天再谈”。陈同勋说：“他的态度很温和，要在以前，他肯定会骂过来：‘你自己都过不去，还有脸拿给我看！’”
亢小天当年是《霸王》的灯光师，是为数不多的《梅》剧组中的元老。他透露，陈凯歌以前拍戏喜欢和大家聊，每一个细节都说得特别具体，只要进组就是听他在那里讲剧本分析。这次，他的话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心里踏实了，心态也沉稳了”，亢小天说。他还记得，以前跟陈凯歌拍戏的时候条件艰苦，导演吃、住，连洗澡都是跟大家一起的，从来不搞特殊。
“凯歌在拍摄《边走边唱》前几部电影作品时，特别有激情；《霸王》是他走向成熟的时候，思维开始完善；《梅》内在的东西越来越强，现在年龄已经到那里了，想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了。”在亢小天看来：“当年的激情可能更有煽动性，但是现在静下来，心平气和去说一些东西，会比激情更有劲儿。”
陈凯歌的变化和《无极》有关。这位精英意识强烈的导演，遭遇最平民、最草根的“馒头恶搞”。他一度当众表达过愤怒，到最后愈演愈烈，甚至完全超越了电影本身。严歌苓评价说：“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力量太强大了，有种莫名的愤怒，无处发泄，凯歌就莫名其妙成了靶子，他很无辜。”
陈红告诉记者说，“凯歌导演率真、不虚伪。虚伪的人会说欢迎恶搞，其实回家后气得要死。他真的是一个很真的人，不会明明生气得要打墙了，还得把牙咬碎也往肚子里吞。他不是那种人！”
愤怒过后，陈凯歌告诉记者，“我没有话语权。”
《梅》成为陈凯歌的情感出口。片中，十三燕和青年梅兰芳有一段对话，十三燕说：“输不丢人，怕才丢人。”这句台词是陈凯歌亲自加上去的。而这位出身低下，台前风光的梅兰芳，终其一生都有不自信的地方，就是来自他内心的恐惧。陈凯歌从梅身上，看到平静的豁达气，他要让自己也放下、放松，他说：“梅兰芳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能够放下来的人”。陈凯歌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个笨人，只会一点一滴地做事情。”在李伶伶著的《梅兰芳和孟小冬》一书中，也曾提到梅兰芳说过这句——“我是个笨人”。
两年多时间里，陈凯歌几乎不接受任何访问，闭门准备《梅兰芳》、《赵氏孤儿》的剧本。读梅兰芳史料的时候，他还会突然一时兴起，提笔写了一些散文、随感。而现在坐在记者面前，他会突然纠正记者，“你也别把《无极》说成误解吧。一个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公众产品，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一个作品的价值不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3年前，陈凯歌接受杨澜采访时，提到《荆轲刺秦》也是在6年之后才开始被舆论认同。他曾说：“我当时就想，他们怎么那么傻呀，这需要6年来明白这个事情吗？这是我最直接的反应。为什么当时就不可以呢？我当时就是不痛快，可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宣泄不了这种情绪，只能坐在这里。我是个很天真很老实的人，我那么信赖别人，因为我做了那么诚实的一个电影，想告诉大家，结果别人把我的行为当成了一个笑话。”
但现在，陈凯歌说得最多的是感恩。他说，自己不能有任何抱怨，“我现在所想的问题，无非是你的表达和观众的接受度能不能更好地结合起来”。
一次，亢小天去电影院看《荆轲刺秦》，碰上了陈凯歌也挤在观众群里。互相打完招呼之后，亢小天还是觉得惊讶：“没想到会遇到他，他应该是去看观众的，他真的是很爱这些观众”。他很理解导演的心情，“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在乎，才会永远近乎苛刻地要求每个细节，其实，他也希望观众能理解怎么回事。”
“我绝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陈凯歌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大多数时候，他们见到的导演都很严肃。除非心情极好的时候，他会眉飞色舞地给大家讲戏、讲段子。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不严肃、不思考，就不是凯爷了”！
但是在妻子陈红的眼里，她认为陈凯歌就是个很天真、真诚的大孩子。只是这一面，永远不会在他的电影、公众视野里出现。
在父亲陈怀皑还生病的时候，陈凯歌去看他。在医院的门口，门卫对他的司机态度非常恶劣，甚至不礼貌。他看不下眼，走下车，就挥拳打过去。最后，等他进了病房，父亲看见他的脸上就笑：“你又和别人打架了”！
陈凯歌对这段往事的评价是，“一个深深懂得自我保护的人，就不会做愚蠢的事情。但我就是不愿意违背自己而已。”
陈凯歌有两个儿子。只要有空，他就陪着儿子玩。《无极》在成都首映时候，他和陈红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抵达去。陈凯歌评价，大儿子就是“抠”，好东西永远藏着；老二永远先吃最好吃的，“他长大一定是个慷慨的人”。
两个儿子对陈凯歌很崇拜，但这种崇拜并不是源自父亲的严厉。“我从来不扮演一个严父的角色，那太不酷了。”他会逗儿子：“你想妈妈吗？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儿子回答说：“她有一对眼睛，一个嘴巴还有一个鼻子”。他说：“这都是废话！但是我和他们在一起得到的最大的快乐是，欣赏他们的天真。”
陈红说，陈凯歌有时跟孩子玩起来很不正经，“逗死人了”。一次，陈红在公司为电影做字幕，很晚还没回家。他对两个儿子说：“咱们三个都穿一样的睡衣和拖鞋去接妈妈，给妈妈一个惊喜吧！”然后，陈凯歌穿着睡衣带着两个孩子一路开车，从地下室走到办公室，三人站成一排，一起站在门口，准备给陈红一个惊喜。可是陈红满脑子正想工作，都没空多瞅他们一眼。陈凯歌对此特别生气，冲着陈红说：“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还以为你会有很大的惊喜呢！”
亢小天说：“陈红很不容易，她帮凯歌做了很多事情”。作为妻子、孩子的母亲、演员、监制，陈红是陈凯歌的电影、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电影《梅》中，福芝芳和梅兰芳并排坐在床上洗脚，发现忘了拿搽脚布，福芝芳立马站起来就走出画面。陈红说她对这个细节格外感动。
现在，陈红和陈凯歌约定，不在公共场合讨论彼此。他们俩也尽可能避免共同一起上封面，工作人员说，“省得人家老觉得他们是夫妻店”。
B= 外滩画报C= 陈凯歌
“梅先生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恐惧”
B：拍《梅》的时候，你接触了大量梅先生的资料，哪一点是让您最感动的，可能也是你未曾想到的？
C：他小时候陪过酒，在一个叫“云河堂”的地方。我们做这样一个电影一定要秉着不为圣者讳的原则，当然，我们没有直接地表现这一段。看到这些详尽资料的时候，这点让我非常惊讶。我才明白，他真的是从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出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从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然后干干净净地长起来的这么一个人。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跟百姓没有距离，他才能让人感觉到是百姓中间的一个。张作霖、张宗昌这两个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大军阀说，“那真叫一掷千金啊”，当时500 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小四合院的北京，而梅先生一次堂会可以拿到6000 块大洋，这是张宗昌给他的。
B: 人物传记都需要一个奥妙的点，不知道您刚才说的那个点是不是就是《梅》最值得玩味的东西，就是他的奥妙所在？
C：可不可以用奥妙这个词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是在他自己真实的国家里、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生活过，你可以触摸到他的呼吸，可以接受他的软弱，你可以痛惜他的失败，你可以理解他的痛苦，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像所有的人一样。今天是一个对过去的价值观发生动摇、怀疑的年代。随着变化，大家在重新建立一个价值体系。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是要给今天的观众看的，如果我们把他写得冰清玉洁，写得没有任何人间烟火气，写他的无畏、伟大，我觉得那是脱离观众。
B：拍《梅》逃不开1930 年他赴美演出、蓄须明志这些大家都熟知的故事，你怎么让这些旧事出新意？
C：梅先生绝不是一个从故纸堆里刨出来，或者古董箱里打开来说这儿有一个梅兰芳。由于时代的迁延，我们大致上都已经忘却了他是怎样的时尚先锋，他是怎样在民国初年的舞台上大放光芒的时尚人物。1930 年，他干吗去美国？他可以等经济恢复了再去，甚至箭在弦上的时候也可以说“我不去”，我想今天很多的明星都会这么决定，但是他没有。可见梅先生这一生最痛恨的事情就是恐惧，发自内心的对外部世界，也包括对自己的恐惧。
蓄须明志我并不简单地把它看作一种爱国情怀，那样说有点标签化，其实他出生于一个非常卑微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戏子是被整个社会蔑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这个举动极其响亮，但他所追求的东西无非是一点个人的尊严，我觉得这么看可能更实际一点儿。
B: 梅的人生套上“纸枷锁”，你一直说他是被绑架的人生，你是同情还是感慨？
C: 梅的那些微妙的触角让这个世界伸展开。最初，我就觉得梅一辈子有很多痛苦，因为他的人生严格地讲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人生，是一个被绑架的人生。但是一个被绑架的人，一个被无形的纸枷锁绑住的人为什么又能这么坦然？他不在某个程度上到了那个劲儿，是做不到的，会漏洞百出，但是他没有，我就感慨得不得了。
B: 起初大家最担心的是黎明的表演，现在看来是过关了。他骨子里有梅先生的那种气质：台前风光，内心敏感、自闭，甚至有不自信东西，这一点是在选角的时候，你就观察到的吗？
C: 你对梅先生的评价文字很到位、很准确。我认为这种气质是黎明演出来的东西，其实选角色的时候，我没有太多注意到这一点。在后期剪辑片子的时候，我才看到黎明，完全是在不知道的状态时。当时黎明已经上了妆，站在走廊上，棚里的人都在忙着拍别的戏。他一个人在很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看到这个片段的一瞬间，我心里有点感动。因为过去我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来演戏的，看他的背影就觉得，很孤单，而且能感觉到身上负荷的那种压力。但是转过脸来，又走过来，然后又走过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他有做演员的迷惘，同时也是戏里需要的。
“该背的，还要背”
B：片里有段对白是余少群和十三燕的对话：“输不丢人，怕才丢人”。黎明说他为这句台词非常感动。影片也在探讨梅兰芳的心路历程，站得越高越风光，往下跌落的危险就越大，就越怕失败，你认为这是名利场中的人最难逃的心结吗？
C：在拍摄过程中，青年梅兰芳和十三燕有这样一场对话，我一直在想究竟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个对话。其实一方面也是正如你所说，人站得越高，就越害怕掉下来，这是人之常情。十三燕在这个时候能够决然地选择去演这第3 场戏，其实时代已经朝着梅兰芳的方向转移了。其实这个台词里，十三燕是想说，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就是应该往高处走，而不是站在那里，等着从高处跌下去。我认为这句话，特别能表现十三燕的价值。我也很高兴地知道，黎明对这句话有感触。除了黎明，其实包括今天的名利场的人，都会对这话有感触。
B: 做导演是不是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就像您以前的作品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
C: 我想我如果说没有，这肯定是假的。但是，我和这些在前台的人还是不一样，说到底，我还是个幕后的人。也就是说，虽然是幕后的，我对前台这些工作者的工作有很密切的关系，我确实觉得拍戏的时候，我要注意自己的方式，体贴他们，让他们有个更好的感觉，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
B: 陈红说，你变了。以前拍电影像个苦行僧，老是背负很多东西，比如《荆轲刺秦》那会儿。从《无极》到现在的《梅兰芳》，她认为你整个人快乐了。这种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在外人看来，压力越大的时候，你反而释然了？
C: 首先我觉得，如果被说成是苦行僧的话, 我还不够格。在国外，我去过教堂，见过苦行僧，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人，那些信徒、修女特别虔诚，好像周围一切人、事都跟其无关，就那么跪着四五个小时。我看到他们特别感动。我总是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触动他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伟大，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另外说到变化，我自己觉得，忧虑不会让事情变得好一些。因为你的经历在变化，所以你忧虑的东西，其实就是你心里一直想要的东西，所谓的放下这两个字，特别的意义就在于，真的能够把能心里的忧虑放下，才能做得更好，这是我最终的理解。但是我也不觉得我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说有些东西该背的，还是要背的。
B: 现在你还背着什么？
C: 背着时间吧!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件事情，肯定是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也不能让这个东西把自己压垮了。
B: 你是典型的北京人，对老北京有特殊的情感，但是你真正拍老北京的电影并不多。对你来说，老北京的这种感觉主要特殊在哪里？
C：我希望我能有机会多拍点老北京的戏，但有时候时机不到，缘分未到。北京对我来说，这个话题三两句话说不清楚。我的记忆里的北京，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北京是一个600 年才构筑起来的城市，留下来很多有文化的地方，现在都快找不到了。所以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都觉得京剧很可怜，和它相关、共生的东西都不在了，只剩下京剧孤零零地活着。北京人都信奉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这种精致生活不是大家所谓的享受，而是说，我是个北京人，就想看京剧。梅先生当年住在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里，解放以后，改叫红星胡同，现在就是王府饭店。当年的宅子我去过，还有印象，现在就剩下回忆了。
“放下了，才有真正的动力”
B：记得你曾说过，能不能拍好《梅兰芳》主要取决于自己能不能平静下来，你后来平静下来了吗？又是怎么让自己做到的？
C：平静下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古理儿。你过去只要到一个读书人家，都放着一瓶一镜，那就是通过实物直接告诉你，作为一个想求知识的人，要平静。平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为外力所左右。同样的道理，还是梅先生做得好，他不为外力所左右，不为外力所左右不等于求稳。现在人说梅先生是一个中庸的人，我是不太同意。他不怎么中庸，他是一个按北京话来说，就是“蔫有主意”的一个人。我觉得是应该放下的，放下了你才有了真正的动力，你才可能有一些真的聪明出现。
B: 跟随您一起工作的很多剧组工作人员，都说导演你比以前宽厚了。您以前很霸气，很像《无极》里的真田大将军，现在像梅大爷，为什么会这样？
C: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霸气，和温厚是同一个东西。所谓的霸气，其实是为了演员，不是为了导演个人私利，其实导演是没有个人的，他是带领所有人为导演梦想服务……我没有想要去炫耀这种东西，导演没有这种权利。我是拍片时间久了之后，经常会在现场站着，心里有点感触，这些站在我身边的人，忙忙碌碌，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帮我实现梦想，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感激。这部电影应该就是他们的。这是很单纯的，也很真实的想法。但有的时候指挥一个现场、一个剧组，可能你就是说话声音大了点，做事情急躁点，但是内心里都是感激。
B: 执导每一部戏对您来说，是一种表达方式，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部戏真的能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人生观吗？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C: 是这样的。今天拍一部电影特别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花大量的精力。这个过程，我很享受，也非常不容易得到。但是我拍这个戏倒不是说我直截了当，不是我想要得到什么，而是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其实作品在拍的过程中，我老是这么说：如果你今天是谁，你电影中的人就是谁，拦都拦不住。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真的话，观众肯定看得出真；如果你自己就是假的，那观众一定会认为是假的……
B：大家都在一窝蜂地拍娱乐片，你始终不能彻底和娱乐融为一体，现在你还是这样吗？
C：人有所能，必有所不能。我自己觉得我们必须是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中间，对自己要有这样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在时代中做出判断，你怎么做。譬如说，大家老说《梅兰芳》是一个传记电影，我一点都不觉得它是传记电影，我一点都没有想拍那种某人某年做了某事。拍娱乐电影没有什么不好，你也不能勉强自己吧。倘若觉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仍然想通过电影告诉观众的话，也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形式。比如，我今天再拍一个《黄土地》，那叫时不我与，时代不一样了，它的接受度到底会有多高，大家会怎么去看它，都不好说。
B: 冯小刚曾经在书里说，像陈凯歌这样的导演，就应该好好呆在象牙塔里，思考人类、民族性的精神问题，不用也来拍大众娱乐电影，和他抢饭碗。你怎么看待他这个观点？
C：书我看过。我和小刚是很好的朋友，大家很接近。对于他熟悉的那个文化，我也很熟悉，因为我从小也是在胡同里长大，虽然那个胡同里是北影的宿舍，那也是胡同。他说这话里有北京式的幽默，特点就是：在捧你的时候，把你也骂了。于是，我就很高兴地被他捧了，也很高兴地被他骂了。
B：刚才听你站在台上说年轻人，“他们总会超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话听起来特别沧桑。
C：这是应该的，如果后边来的人都超不过前边的人，这算怎么回事。
B：可是你们第五代已经在这个舞台上20 多年了，现在还是主流。这算是怎么回事？
C：所以，我们就更要谦虚谨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