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举报是第一步
“密室举报只是我们院保护职务犯罪案件举报人工作的第一步。”昨下午，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控告申诉处处长杨燚称，我国《宪法》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规定》中也要求检察机关作好保护举报人的工作。
为进一步将相关规定落实，第一分院在今年2月26日，印发相关文件，将保护工作规定为一种长期的制度。“除密室举报外，我院还有24小时临时人身保护，对举报人家属进行保护等。”
行动
切实措施保证安全
“本院受理的职务犯罪线索的举报人，举报人的近亲属或利害关系人都在保护之列。”杨燚介绍，第一分院在受理、登记时就刻意地开始保护举报人。“密室内举报就是一项保护措施，此外，举报人还可事先预约地点，检察官前往会面。”但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有些举报人难免被对方猜出。这时，如果举报人觉得自己或亲属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可向他们申请临时保护。
杨燚称，保护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检察院派出法警对举报人进行24小时“贴身保护”，由于法警对当地情况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一分院主要采用第二种方式，将举报人接入检察院中安置，并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调查。直到公安机关证实举报人没有危险，才结束保护措施。“我们院内有招待所、食堂，24小时专人巡逻，完全可以保证举报人的安全。”
“我们院里考虑了好久，才决定先将保护工作开展起来。”杨燚告诉记者，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是众望所归，但真正的落实起来就非常困难了。首先是判断的困难，例如该举报人是否真的遭到威胁，威胁情况如何，是否是恶意利用保护措施。其次，如果将举报人接到院内安置，一旦其因为自身原因，生病甚或是死亡，那么责任就大了。
延伸
被穿小鞋检方也管
“其实真的遭到死亡威胁的举报人并不多。” 杨燚解释，进行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一般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他们通常是通过其它形式解决举报事宜，而不会采取过激方式进行报复，“最多的还是给你小鞋穿。”
杨燚介绍，2008年4月，在江北区一企业工作的杨志（化名）到检察院举报其领导贪污。事后被领导察觉，一个星期内，杨志从原来的办公室工作被调到了一线操作岗位，相关福利也被取消了不少。感觉受到委屈的杨志再次找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一天后，检察院的同志到单位协调工作。
“我们没有强制权利，但可以通过建议的方式向相关单位协调工作。”杨燚称，不管是遭到人身威胁，还是被“穿小鞋”，只要举报人能够证实其原有利益受损，检察机关都会为他们“讨回公道”。
在昨日的“举报宣传周”活动中，第一分院检察长余捷称，实行保护举报人制度以来，线索率上升了55%，“在现在的检察工作中，群众举报依然是检察机关获得线索的主要方式之一，切实地作好举报人保护工作，将有利于提高群众的举报热情。
举报人受威胁可申请24小时贴身保护
最近一天上午10时25分，32岁的黄瑞（化名）神色紧张地来到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附近的一栋小楼外，这里是举报中心。
看到大厅内站有别的市民，黄瑞犹豫了好半天才抬脚迈入举报中心。“同志，我有重要线索举报，能不能单独谈谈？”黄瑞悄悄向一名检察官说：“我怕报复。”
检察官将黄瑞带到大厅旁一间小屋内。小屋只有6平方米左右，中间有一堵玻璃墙将房间隔开。此刻，房间内只有黄瑞和检察官2人。黄瑞依然异常紧张，双手发抖，不停地到处张望。
“我保证这里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在你没同意之前，我仅做笔录，不录音、摄像。”检察官一番劝导后，黄瑞彻底放心，完整地叙述出他住所地一审批机关违法审批的事实情况，并出示相关证据。
最后，检察官没要求黄瑞留下真实姓名和住址。但正是依靠黄瑞提供的证据，第一分院最终破获了该审批机关领导职务犯罪案件。
第一分院自年初设立密室举报制度以来，半年已接待举报群众近百人。昨日，该分院在江北区观音桥广场举办“举报宣传周”活动，围观市民最关心如何保障举报人利益。市民张建称，举报是很危险的，随时可能被报复。检察机关能为举报人着想，令他们感到很是欣慰。“是否有真的会保护？”“有什么措施保护？”面对市民关于保护制度的提问，检察官不厌其烦地向市民解释。
链接
群众举报牵出亿元窝案
本报讯 昨日，市检察院第五分院与九龙坡检察院在杨家坪步行街设立举报点，同时披露了今年来通过市民举报挖出了系列窝案，涉案金额上亿、涉案人员4人是厅级干部。
据悉，今年的举报宣传周的主题是“依靠群众、惩防并举”。今年以来，第五分院接到群众举报线索56条，根据这些线索，查处案件2件2人，并顺藤摸瓜，查处案件4件4人，在这6人中，有4人是厅级干部。其中，重庆航天新世纪卫星应用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某（正厅级）涉嫌贪污，航天信息公司原总经理余某（正厅级）涉嫌贪污。同时，检察官介绍，在该窝案中，最大的一起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额上亿元。此外，检察官在查处一起滥用职权案中，挖出某区财政据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蒋某玩忽职守，造成国家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别让举报成为高风险行为
◆鲫壳
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一直是纪检部门发现案件的主渠道，在揭露腐败、提供案件线索乃至查清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是揭露腐败，在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方面，群众的举报都是发现案件的主渠道。正是出于良知和责任，举报人才勇于向司法机关举报违法犯罪行为，恰似司法机关的“千里眼”、“顺风耳”，为社会平安自己承担了风险，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但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一幕幕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境遇。举报者如果不能被妥善保护，将会使举报者和后继者寒心，从而难以放心揭发不平之事，举报这种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作用也将因此减弱。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从技术上来说，对举报人的保护并不是一件难事。关键在于我们要把对他们的保护视为一种责任，从而想办法进行规范和完善。“密室举报”、“贴身保护”的做法，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规则，来保证秩序和效率。如果举报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则证明社会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荒诞现象。我们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这种荒诞现象越来越少，我们也盼望着，每一个举报人都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
美国警方和司法机关为了保护证人、举报人的权益，不仅给他们出庭提供贴身保护，甚至不惜为证人、举报人整容、更换身份证明，让他们远走他乡生活。
保护举报人立法在酝酿
据《检察日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目前检察机关侦破的案件中，有60％的线索来源于举报。然而，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国家为举报人提供的保护——尤其是事前保护，近乎为零。
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允受到死亡威胁；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后，先是被免职，接着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后遭行刺造成重伤，妻子被刺身亡。
据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酝酿举报人保护计划。
今年2月2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举行的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举报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有关人士称，保护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是举报工作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与有关部门配合，促进保护举报人的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