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恶意取款判无期”令人震惊 银行引诱犯罪

银行柜员机出故障,打工仔许霆分171次取款17.5万元,被法院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无期徒刑,事件引发争议。昨天,来自北大、清华等学校的法学专家齐聚一堂,围绕许霆案进行讨论,有专家认为该案“量刑过重”。 核心提示

“ATM机究竟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当事人行为是不当侵占还是盗窃？”“银行有无附带责任？”昨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5名法学专家以及部分广州律师，在对因银行ATM机出现故障、打工仔许霆分171次取款17.5万元后被法院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事，进行了充分讨论，绝大多数参与讨论的法学专家倾向认为该案“一审量刑过重”。

代理律师：同一案例两样判决无法接受

许霆和同伴郭安山都发现ATM机出错、并利用ATM机进行取款。郭取了1.8万元，许霆则共取款171次、17.5万元。然后两人各自携款潜逃。后郭安山主动自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一年多后，被抓获归案的许霆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样的作案方式，尽管非法占有的金钱数额不等、认罪不同，为何判刑结果如此大差异？”许霆案经公布后，公众议论纷纷。

昨日，许霆案代理律师杨振平向参与讨论该案的国内法学专家介绍此案时表示，该案庭审时过程非常简单，只有当事人和郭安山两人的口述笔录、银行的对账单以及摄像头资料。当事人对法院对其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觉得不能接受：“一样的犯罪行为，引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但这种情形在现行法律途径中却又不知该如何解决，故而希望法学家能贡献或提供一种解决这个现实法律问题的办法”。

专家：法院判决过于武断

昨日的讨论会中，不少专家认为法院的判决过于武断。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认为，中院的判决书仅提出不接受辩护人的意见，这是一种相当粗暴、强权的判定。从公众知情权和双方平等的角度来说，连个理由都不给是不合适的。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也表示，案件适用民法还是刑法，涉及到几个关键的支撑点，对这些支撑点进行判断汇总，最终才能决定适用哪种法律最合适，不管是采用哪种法律，都应该给出一种合理、复杂的推论或解释。但是这些，在现在的判决书上都看不到。

可用民法则应避用刑法

另外，不少参与讨论会的专家对于法院将许霆案定义为刑事案件表示质疑。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提出疑问：如果这个案子完全可以用民事手段的不当得利解决的话，为什么非要动用刑法呢？

贺卫方表示，自己得知这个判决时，感到很震惊，“不是对法律判处当事人有罪感到震惊，而是对其处罚太过严厉感到震惊”。贺卫方认为，在许霆案的罪与非罪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但当事人是否适用刑法法律条文应表示存疑，他认为如果能用民法法律解决的话，就最好不要动用刑法。“因为一个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应当过分依赖于酷刑酷法”。鉴于在当事人的犯罪后果并不是特别严重恶劣的情形下，他希望对这个今年才24岁的年轻人，应该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

■市民建议

有广州市民向省高院提建议：法院二审应充分阐释法理

前日，家住天河北的广州市民郭国松特地为许霆的ATM一案向省高院提出建议，在认为量刑过重的基础上，建议省高院对该案中引起争论的法理问题争取充分阐释清楚，将这起特殊案例办成经典案例。

郭国松是广州一长期从事法律报道的媒体从业人员，平时喜欢钻研法律问题。“对这个案例的特殊性，却有些话不得不说”，郭国松在其建议书中认为，该案判决量刑过重。

因此，郭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建议：法院对一审判决出现的争议，二审时应在法律程序允许的范围内，对争议的焦点进行充分的法理阐释，大胆探索创新，力争将这起性质特殊的案件办成经典案例，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

其次，二审时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引发犯罪的客观条件、被告人的过往表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一系列因素，准确适用法律，并且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法律政策，纠正一审法院对本案被告人量刑过重的问题。



■连线家属

许霆父亲许彩亮缺席研讨会：大家谈孩子的事，去了不大好

昨天的研讨会，专门从山西赶来的许彩亮出人意料并未参加。

许彩亮说，他这次要在广州长住一段时间，为了儿子的案子他要一直坚持下去。“法院审5年我就告5年，法院审10年我就告10年”。直到现在，许彩亮坚持自己的疑问：“为什么造假的郭安山只判1年，我儿子拿自己的卡就被判了无期？”

华工法学院对于“许霆取款”案的研讨会许彩亮说因为大家都在说自己孩子的事情，自己在那里反而不方便，去了不大好，“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至于今后的日子，许彩亮说自己还没想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稿源：南方都市报

－－－－－－－－－－－－－－－－－－－－－－－－－－－－－－－－－－

男子恶意取款被判无期续：专家称银行引诱犯罪

全国第四届“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7名与会专家与2名律师借此于昨日下午召开了“许霆取款案”研讨会。大部分法律专家认为，许霆构成犯罪但被判处无期徒刑则“太重了”。有专家指出，是银行的“引诱”给了许霆犯罪的机会，银行应该向许霆道歉。

参加该讨论会的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民商法教授张谷、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许霆辩护律师吴义春等。

与会专家为何会选择许霆案来专题讨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表示，许霆取款案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认识问题，正好和这次会议的主题“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相契合。

葛洪义说，对于该案，法律界和公众都有各自不同的认识，“过去我们总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都是很清楚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照办就可以了，法官逐步成为一个使用法律的机器。但事实上，对于一条法律条文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而且很难说清楚哪一种是错误的”，这时，需要探讨的则是适用法律的方法。因此，才有了对这个个案的研讨。

与会观点

吴义春：判“无期”违背了立法初衷

许霆的辩护律师吴义春表示，在许霆取款案中，法院是严格地按照法律条文一项项套、一步步推理得出的结果——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无期徒刑。法院首先认为，许霆盗窃的ATM取款机属于“金融机构”的延伸。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设置是这样的： 1.盗窃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2.盗窃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3.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许霆盗窃了“17万多”构成了“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其起刑点就是“无期徒刑”，法院判“无期”已经是往最低的靠了。

吴义春认为，这个推理过程本身没有问题，很多法律界人士都可能这么判。令人诧异的是，按照法律判决出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觉得“太重了”，违背了立法的初衷。那么只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法院判错了，立法出了问题，法律思维出了问题”。

贺卫方：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盗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许霆案是一个疑难案件，在罪与非罪、构成怎样的犯罪方面，使用现行法律很难简单回答。媒体和舆论则把许霆视为弱者给予了更多的同情，这种同情不是因为他“被判有罪”而是因为他“被判无期”，判罚过分严厉了。

贺卫方认为，首先，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171次恶意取款，并不是一个非常少的次数，他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这个案子有两方面问题：“柜员机是否是金融机构”，“许霆是否采用了秘密窃取行为”，如果把ATM机算作“金融机构”，再加上他盗窃数额 “特别巨大”，那么，法院的判决就很难推翻了。

许霆跟寻常人一样，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一个场所，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取了钱，很少听说有人这样盗窃的，只能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盗窃。

其次，银行有没有过错？将这起盗窃案的全部责任归咎于银行肯定不对。但是，案发后整整20多个小时银行都不知道，对银行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银行应该有一种警报机制，一昼夜过去了，银行什么都没有发现，是否存在过错呢？

第三，关于“无期徒刑”的问题。一个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不应该特别依赖于酷刑，人类历史表明残酷的刑罚是不能抑制犯罪的，不公正的刑罚、过分的刑罚只能把一个人毁掉。刑罚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人改过自新。目前，我国越来越减少死刑，全世界都在提倡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如果能用民事手段解决的就不应该动用刑事手段。在这个案件中，许霆的罪过程度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不赞成无期徒刑。无期对一个24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法律界应该有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某种程度的报复。

许章润：银行该向被告道歉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说，无论作为一个法学专家还是一个普通公民，对此案只有一个强烈感受——“法律太严苛了”。

一个侵占财产的行为以付出终身自由为代价，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是“乱世用重典”的思维在作怪，还是判决出了问题？

在许霆案中，首先是银行没有能够提供合适的服务，由于银行服务的不完善，银行的疏忽给了许霆可乘之机，导致许霆恶的一面被勾起，银行应该负起“引诱”的责任。

银行可比作在夜晚穿着暴露的女性，是这种暴露诱发了强奸行为的发生。你的疏忽引诱让我一时失控，加害人因被害人的引诱而导致的犯罪，应当考虑从轻量刑。为此，银行应当向被告人道歉，“我提供的服务不合理，引诱了你的犯罪”（全场鼓掌）。

许章润还戏言，被告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状告银行，要求其道歉。

另外，银行和顾客之间的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债务债权的关系。案发后，银行应该首先用民事手段来向许霆进行追讨，而不应该直接动用公共权力。不该一开始就找警方、检方、法院，采用这种强强联合的强权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行为是很粗暴的，没有把顾客当做上帝来看待。

这个案件让我们感到刑事审判的冷酷，在双方的一个民事纠纷里，代表公共权力的司法机关本该超脱于上，但实际上却产生了金融机构、司法机关一致对外的强权行为，这才是最大的弊端。

张谷：定罪没问题量刑接受不了

北京大学民商法教授张谷的观点与许章润相反。

他认为，从法学上看，所谓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ATM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不管距离银行远近，它都应该是银行这个法律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

许霆取款时，ATM虽然知情，但却不能像自然人那样将这件事告诉给银行，因此，可视为“银行并不知情”，具有了“秘密窃取”的特征。在第一次取款中，许霆货币增多而银行货币减少，构成不当得利。但在其后的取款中，许霆是将取款作为一种窃取手段进行利用，其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其二，“盗窃金融机构”要加重刑罚也是有一定的立法目的的。银行容易成为盗窃抢劫的目标，需要特别的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的刑罚没有对金融机构进行特殊保护，那么，这个国家的银行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刑罚重点保护银行有一定积极意义。

另外，银行有严格的保安系统，突破层层关卡进入银行盗取东西并不容易，如果真的成功了，其行为则比较恶劣，法律上将这种行为作为“加重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案并不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突破层层保安，属于例外的情况，应该特殊处理。

该案从定罪上没有异议，但在量刑上让大家接受不了。

对此，许章润接着表示，对金融机构提供适当的、额外的保护，他没有异议。但这种“特别”不能改变它作为商业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它毕竟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不能给它更多的过份的照顾，更不能厚此薄彼。

在许霆案件中，我们严格按照法律逻辑来推理，推理来、推理去，推出的最终结果让大家都觉得“比较重，应该判轻点儿”。

法院根据法律推理出来的判罚本不应该违背一般人的常理，但本案讨论来讨论去，最终的结果是大家有一个共识——“龟儿子，太重了”！



徐松林：民事能解决不该动用刑事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表示，盗窃的特征是“秘密窃取”，在该案中，许霆使用他的真实身份、使用自己的工资卡、公开取钱，不能算作是“秘密窃取”，只能算民事上的不当得利。第二，将“出错的柜员机”认定为“金融机构”是否合适？在国内，没有任何法律解释说过，一部有瑕疵、乱吐钱的柜员机是金融机构。柜员机是银行的设施，它必须是在银行的控制下才能视为“金融机构的延伸”，现在它出错了，金融机构不能控制它了，还能将其定性为金融机构吗？

第三，刑法代表的是国家公权力，事到迫不得已时才适宜动用。如果能用民事途径解决，为什么要刑法干预？

另外，根据刑法定罪还要考察“期待可能性”。人非圣贤，当一个正常人发现柜员机出现“可用1元存款取走1000元”的漏洞时，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多次取款，既然所有人都有可能做出该行为，那么刑法就不该判所有人犯罪，同理也不该定涉案人许霆的罪。

新快报记者 余亚莲 黄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