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做北京人艺的院长，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它，建立一个公平的戏剧环境。”演员陈佩斯在沪谈及中国戏剧时出语惊人。中国话剧现状如何？戏剧改革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这一系列问题，话剧人如何诘问自我？作为上海纪念话剧百年的一个活动组成，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话剧中心主办的“2007戏剧教育与管理国际高峰论坛小组辩论与讨论会”6月2日在上海话剧中心举行———这是一个少有的没有空话和套话的论坛，在自由提问和互动的环节，常常出现激烈辩论的场面。虽然研讨会对中国戏剧现状的改观未必有何实际的作用，但至少，它直面了中国戏剧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有观众，没民众
戏剧在中国的小众和边缘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支撑起貌似繁荣的话剧市场的，往往是一些明星话剧和粗制滥造的商业话剧。中国话剧缺乏深厚的民众基础与戏剧教育，成为“2007戏剧高峰论坛”上嘉宾最关心、也最众口一词的话题。
王晓鹰(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导演)
我认为就是多演出，但不是靠一个剧团多演出，而是靠多个剧团在多个城市做多种演出。要让观众看到各种各样的戏，创作要多元化，而不是一种类型的。要让观众看到各种欣赏的可能性，把眼界打开。
你不能指望全上海和全北京的观众都来看戏，话剧不是普罗大众的艺术，它现在属于年轻知识阶层和中产阶层。所以需要和观众建立联系、积累观众，现在我们国家话剧院建立了观众俱乐部，开放排练给观众看，把场地提供给观众搞戏剧活动等。
郭庆亮(新加坡戏剧盒艺术总监)
新加坡并没有国营的剧团，全是民间的，牟利的概念也不过是近几年才有的。剧团的发展常常比政府发展快。民间力量、人的力量是推动戏剧的主要力量，它通常比体制跑得快。
戏剧盒成立17年，经验是剧团在社区的发展也很重要。剧团与社区结合有三大意义：能接触人，能汲取创作的养分；能拓展观众（但对这部分有所保留，因为在社区里看戏的人未必会走进剧场）；进行艺术教育。
LanfrancoLicauli(意大利米兰欧洲剧院经理)
我们的剧院是1947年由两个人开始做起的，当时提出的就是“戏剧要为艺术，要为人人”，戏剧对于城市就好像水电煤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沈亮(上海戏剧学院教师)
我建议应该努力让戏剧成为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必修课。我认为中国戏剧改革不应该是从院团开始，而是应该从戏剧教育开始。光凭一个院团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剧院演出。我们要把演戏的乐趣还给观众，让戏剧群体不断壮大。
胡雪桦（话剧影视导演）
现在影视剧不是通俗而是恶俗，话剧则是疲软，都是咖啡加糖的东西。而我们的很多演出和讨论也都是自娱自乐。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美育教育，戏剧应该纳入中国公共教育和美育教育的内容。
有领导，没管理
“百年话剧，最可怕的是没有戏剧评论。”导演熊源伟认为，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是寂寞的，没有善良的批评，只有客套恭维的评论，这是话剧发展到今天最可怕的瓶颈。
石俊(编剧、导演)
现在艺术教育的功利性很强，经常有人找我去给小学生的小品比赛辅导，这么小就开始为了评奖接触戏剧。如果让精品工程这样的奖消失五年，大家就能够踏踏实实做戏剧了。
熊源伟(导演)
我在百老汇遇到一个导演，他为了一篇骂他的报纸评论兴奋不已，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关注了。我觉得我们上海可以先从电子版的戏剧评论开始，可以请一些言辞犀利的人来看戏，搞些像样的戏剧评论。只有戏剧评论发达了，戏剧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胸怀。
有对话，没对手
论坛上，民间戏剧工作者和主流戏剧的争论十分热烈。对于这些争论,独立戏剧人袁鸿直言不讳:“其实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民间戏剧和主流戏剧都不够专业、也不够敬业。”
陈佩斯(喜剧演员)
如果我有机会做北京人艺的院长，假使有这个权力，我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它，建立一个公平的戏剧环境。其实，越是娇生惯养的孩子越是牢骚多，倒是我们这种越是庶出的孩子，越是讲究孝顺。
袁鸿(独立戏剧制作人、策划人）
当年我做大学生戏剧节，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所谓业余的学生，用他们的戏给我们的专业人士扇一个耳光。最后他们确实做到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民间戏剧和主流戏剧都不够专业、也不够敬业。
张献（编剧、策划人）
我们民间戏剧一直无法进入正规的渠道，直到现在也不想进入。
有评奖，没评论
中国话剧有没有艺术管理？经验能不能取代管理？话剧的艺术本体在话剧中的地位如何？导演的艺术思考与管理者的思考有什么不同?研讨会上，国内外知名剧院的艺术总监与艺术院校艺术管理专家的对话无疑让人深思。
王晓鹰(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导演)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管理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管理。国家话剧院的管理更多的是行政机构的管理，在国话除了用经验进行管理之外，院长本人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也相当重要。在国家话剧院，导演的艺术取向决定剧目，人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们剧院，我排一部戏，不管是导演还是副院长，都需要操很多心，而且一件事情要叮嘱很多遍，我去香港话剧团排戏，除了导演的艺术思考，什么都不用想。
中国国家话剧院目前的难处是：没有自己演出的阵地，这便影响了我们机制化的管理。
在国外，非营利性的剧团有两条轨道，他们有艺术总监与管理总监，管理总监负责机制的管理、运作、筹资、推广演出等，艺术总监专心搞创作。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如果做好了，会给制作者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胡小玲(福建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我是演员出身，1993年竞聘上岗，那时候我完全不懂数字，当院长第二年，我的财务告诉我：院长，我们只有100元了。我当时唯一的反应是，不要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不断“编故事”，去得到政府的支持。
钟海(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现在剧团的领导基本都是搞创作上来的，都属于粗放型，没有科学的理论和依据，完全凭经验。大家面临的问题都一样，都是体制的制约。
张明(甘肃省话剧团团长)
我们那个剧团现在还叫“单位”，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所以我一直说，我的职业是编剧，业余才是团长。我一年有3个月在外面写电视剧，还有9个月去领导那里骗钱，然后找回那些“北漂”和“海漂”的演员回来排戏。
陶辛(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领导不是管理，管理是一门学科。
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一些领导有很大的行政资源，只需一挥手就能让下面转动起来，而不管事情是否有效。
张璐璐(亚洲百老汇娱乐公司经理)
我在世界上最好的艺术管理专业哥伦比亚大学读的研究生。我们需要掌握法律、管理和艺术三大核心内容的课程，老师都是哥大最好的。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但是在中国，（从事）艺术管理的都是艺术家，他们的想法往往很个人化，很难从自己的想法中跳出来。
JoanJeffri（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学教授）
美国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中国需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来培养艺术管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