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心15月　　——少年周宜清最后生命中的重重医疗历险　　□本报记者沈颖　　“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 　　“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周宜清（原名周易清）在上海东方医院的总治疗费用高达近90万元，周振华一家尽全力支付了其中的20多万，除去儿童基金捐助部分，还欠医院40多万。　　2006年7月31日，周宜清死后第二天，医院告诉周振华，可以免去这40多万治疗费用，但前提是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上面写着3点要求，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这“三不准”给了周振华猛然一击。　　“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 　　回忆细节，四处查询，他的怀疑日益强烈。　　周振华之前从未对治疗的性质产生怀疑，“我们一直以为是常规治疗。”在13楼中德心脏中心，所有人都能取得的医院治疗宣传册上，清楚地写明了对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手段有4种——人工心脏植入术；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到了7月末，周振华突然发现，医院的治疗宣传册中已悄悄取消了周宜清参与的第4项内容，所谓有效率90％的“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周振华开始怀疑人工心脏的安全和有效性，他致函德国心脏中心，希望得到周宜清使用的人工心脏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相关数据、认证资料。心脏中心的回复是：1996年就通过了欧洲MDD的认证，其他的问题不能讨论，可向东方医院询问。　　咨询其他医生后，周振华又发现一个巨大的疑点——“干细胞和肌细胞技术连国外都还在动物实验阶段，科学家们还在争论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东方医院早在2004年就已使用于临床！” 　　“如果是临床实验，医院和医生应告知家属，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和通过伦理委员会的讨论，还要签署大量的文件。”周振华所请的代理人张胜富说，“但周振华在那么多协议上签了那么多名，却没有一个与此有关。” 　　11月底，周宜清的父母将一纸民事诉状递交到上海市一中院，一周后，法官建议他，“应先打刑事诉讼，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后要求民事赔偿”。目前此案在等待立案中。　　“皮肤没有粘性，过不了今晚” 　　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　　最早的疑点回溯到两年多以前，刚刚踏入东方医院的时候，在同一个东方医院前后相隔几小时的检查中，对周宜清心功能的描述，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入院检查显示心功能是心衰四级，而几小时后的术前检查中却显示，心功能是二到三级。　　而周宜清在之前儿科医院的心功能诊断结果为“心功能不全”，并没有下完全心衰的结论。　　周振华在2006年底意识到，用3小时决定儿子的命运过于急促。2004年4月22日晚7点到10点，是周振华夫妇如今不太愿意多回忆的“噩梦般的3小时”。　　在那3小时中，周振华、郭永倍夫妇心急如焚，忙不迭地在上海市东方医院的医生递上的各种单据上签字，而关于手术的知情同意过程持续了不到10分钟。　　“当时我们的感觉是走到穷途末路，遇见大救星。”周振华说。　　2004年4月10日起，13岁的周宜清出现乏力、呕吐、咳嗽多痰症状。4月19日，在儿科医院被诊断为原发性扩张性心肌病。4月22日下午，东方医院院长前来会诊，摸了摸孩子的手和身体，对母亲郭永倍说，“你儿子病很重，他身上的皮肤已经没粘性了，过不了今晚。” 　　夫妇俩惊呆了。　　他们回忆，院长随即介绍说，东方医院有先进的治疗方法，先安装“BERLIN HEART”人工心脏，让自己的心脏“休息”，再把从骨髓里取出的干细胞——人体的原生细胞，象撒种子一样撒在心脏上，修复心肌活力，最后把人工心脏卸下，病人就如同正常人了，这套治疗方法成功率90％，费用25万元左右。　　在夫妇俩的记忆中，院长还说，“你们非常幸运，正好在开一个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总裁和主任翁渝国教授正在上海，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脏。” 　　儿子被迅速从儿科医院转至东方医院，在那后来被父亲周振华称为“噩梦般的3小时”的检查后，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手术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3点30分。　　手术签字医生依次是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德国籍医生翁渝国，范慧敏。“还有一个提供机器的德国人也进了手术室。”周振华回忆说。　　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　　“他们拿我当猴子，看新鲜” 　　“每个星期都有这么几次，要重复几遍同一个动作，把被子拉开，他们掏出相机对准人工心脏。” 　　手术后，周宜清进入了全封闭的重症监护室，几天后，出现高烧，心率180，父母第一次被允许见儿子，“穿上隔离衣服全副武装进去。”喂饭时撩开儿子的衣服，母亲郭永倍吓了一跳，儿子心脏下接上了两根导管，连着一个椭圆形的人工心脏泵，充满了血液，看上去像人的心脏，红扑扑的，但跳动在身体之外。　　由于医生说怕感染，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周宜清独自住在重症病房里，夫妇俩进不去，隔着两道门，整日守在走廊上探听儿子的治疗信息。　　夫妇俩感到纳闷的是，各色参观人士，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却由院方带领，不断进入重症监护室，直奔周宜清的病床，“有的是一个参观团，一群人来，不穿隔离服也就进去了。” 　　起初周宜清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中，只要有老外来东方医院参观，肯定来看他，他口语不错，主动和老外交流。　　“但慢慢的，孩子流露出不满，每个星期都有这么几次，要重复几遍同一个动作，把被子拉开，他们掏出相机对准人工心脏。”周振华说。　　记者们也来了，周宜清术后被形容为“阳光少年”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还有剧组来东方医院拍外景，护士们纷纷去找演员合影，演员则主动跑到周宜清处要求合影。　　母亲郭永倍回忆，儿子越来越沉默，甚至沮丧，“他们拿我当猴子，看新鲜。” 　　装上人工心脏后，周宜清走路极其不便，郭永倍回忆，儿子必须很小心地起身，为了防止站立时人工心脏的泵往下掉，泵和导管与皮肤创口反复摩擦导致出血感染，在他的脖子上要挂一块纱布，纱布的下端挂在椭圆形的泵上，泵套着口罩，形成一个向上的力托举着。人工心脏的泵的一端与一个象电脑主机一样的辅助装置相连，走路时，这个辅助装置必须随身紧跟，“儿子总是小心的用手护着泵，不让我碰他，他总说，妈妈你别乱动，那是我的生命。” 　　有时候不得不离开电源下楼做检查，周宜清最怕的是半途断电，辅助机靠蓄电池保证工作，当电量不足时，就会发出报警的鸣叫，“他有一次紧张得脸色发白，盯着辅助机上显示的数据叫起来：妈妈，如果停电两分钟，我的命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