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衣服凌乱的少女扒着车窗呼救时，是否要伸手相助？这个问题摆在全车人的面前。
几位职工目击到惨剧初发生的一瞬，他们曾电话报警，但错过了拯救三名少女的最佳时机。事后，他们因此遭遇到舆论、伦理和内心的多重拷问。
33岁的苏伟权最近经常失眠。以往的晚上，他脑袋挨了枕头不久就能沉睡，但最近一个月来，他入睡不久就梦见有人落水呼救，接着是在半夜猛然醒来。苏伟权的同事王双源也有非常类似的情况。
苏伟权是福建省安溪县蓝田水电站的一名发电机组运行工人。他失眠的原因，和王双源以及另外3名电站职工一样，都来自于他们最近背上了“见死不救”的恶名。
“别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4月23日晚上，双眼有些浮肿的苏伟权在自己的宿舍感叹，“这种感觉真是不好受。”
这一切都要源于4月初一个深夜的遭遇。
王丽的遗体被找到
暴力在山崖边发生
4月1日晚，在蓝田水电站，苏伟权和王双源刚刚下班。宿舍在十多公里外的蓝田镇上，公司为晚上下班的工人安排面包车接送。和苏伟权、王双源一起返回镇上的，还有另外两个同事，开车的司机姓陈。
从水电站到旁边的苦坑山，再翻过盘山路，半个小时他们就可以回到蓝田镇。时间接近晚上11点，面包车开出了水电站大门。
与此同时，3辆摩托车正在从蓝田镇方向沿着狭窄的山路向苦坑山上行驶。摩托车上搭载了3女6男一共9个人，他们刚一起饮完茶。18岁少女苏小华就坐在其中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另外两个少女分别是苏琴和王丽，6名男青年中，除了同族的远亲苏荣山之外，苏小华只见过其中两人，一个是附近的理发师，叫王珠财，另一个在修车铺打工。
摩托车沿着山路向上，苏小华却发现这并不是回家的路。“你们去哪儿啊？”她有些着急地问。
摩托车往一个名叫“苦坑”的地方开去。那是蓝田水电站旁边的山崖。一条盘山土路蜿蜒到山顶，路旁就是近200米的悬崖。从山顶往下看，水电站只有一张桌面大小。看着路边越来越险峻的悬崖，苏小华逐渐感到了一丝不祥。
此前，就在女孩子们准备回家时，苏小华无意中回头，看到王珠财拉住苏荣山在低声商量什么。
“他要我们把小华她们骗到偏僻的地方强奸。”4月20日，已被抓获的苏荣山在看守所承认。苏荣山有些犹豫，甚至有些吃惊，无论如何，3名少女都是他多年的朋友。但看着王珠财和周围几个男孩儿兴奋和不容反驳的表情，苏荣山沉默着点了点头。
当3辆摩托车跑到山崖上时，苏伟权乘坐的面包车此时也驶上了山脚的土路，开始向上爬行。困得迷迷糊糊的苏伟权被灌进车内的冷风吹醒。最近这条路上不太太平，发生过好几次抢劫，苏伟权心里有些担心，顺手关上了车窗。
此时山顶上，3辆摩托车突然停下。夜里的冷风中3名女孩儿有些害怕，本能的背靠山崖站到了一起，个子最高的苏小华站在最前面。黑暗中，几个男孩儿一句话也没有，王珠财突然冲到了苏小华面前。
撕扯和挣扎随即开始。王珠财和一个男青年拉住苏小华；两个男青年纠缠苏琴；苏荣山和另外一个男孩儿则选择了他不太熟悉的王丽。
苏琴身材瘦小，很快便被按到了地上；王丽一开始就试图沿着山路往下逃，但没跑几步就被抓回来；苏小华则被逼到了山崖旁，拼命地抵抗王珠财的撕扯。
救援迟迟未到 面包车沿着山路向下，几个拐弯之后，就快到山下蓝田镇的路口了。 苏伟权首先打破了车里的沉默，“我们还是报警吧”。苏伟权想起来，蓝田派出所就在离路口不到3公里的镇上。 车上没人答话，却不约而同地都开始掏手机，王双源最先拿出手机，拨通了蓝田派出所的电话。 在蓝田派出所的记录中，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电话的时间是11点07分。 王双源有些慌乱地讲，“苦坑山路上有人强奸，你们快去看看吧。”电话那头的民警似乎有些吃惊，半天才反应，“你们报警么？是不是真的？” “警察好像不相信我说的话，”王双源回忆说，“他一直在那头问，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王双源反复地解释，就在几公里外的苦坑山顶路上，几个男人要强奸几个女孩儿，他们刚刚路过。 面包车快到路口了，王双源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民警继续质问王双源，“你说的是否真实？”“你叫什么名字，你哪个单位的？” 王双源回答说，“我们是电厂的，叫什么你别管了，我们刚刚看见的，你们快去救人！” 4月21日，在蓝田派出所，一个警察向记者解释，4月1日当晚接到报警之后，值班警察立即出警，巡查一个多小时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所以回到了所里。到派出所再接到村民找到尸体的报警后，又一次出警，赶往现场勘察并立案。 这名警察解释说，4月1日派出所所长黄澄锋外出开会，所里的内勤出差，因此无法调看当晚接警出警的记录。在此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所长黄澄锋也没有说明出警的具体经过。安溪县公安局局长方贞群称，蓝田派出所的情况汇报中没有涉及警员人数出警经过等具体情况。安溪县公安局宣传科陈科长则在电话中拒绝了记者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要求。 少女愤而跳崖 此时的苦坑山顶，苏小华也在惊恐中苦苦等待救援。几米之外，苏琴已经被王珠财压倒在地上，发出压抑的叫喊。苏小华自己被两个男孩儿挡在路边。 “车子开走我还在想，他们会报警的，”苏小华回忆说，“我们再撑一会儿应该有救。”但救援始终没有到来。 而苏琴的遭遇开始让苏小华惊恐不已，她拼命挣脱两个男孩儿的阻拦，本能地向相反方向逃离。不远处的黑暗中，她模模糊糊地看见悬崖边王丽的身影。 等苏小华也冲到悬崖边上，王丽已经找不到了，苏小华回头察看，却看见两个身影朝自己追过来，苏琴仍然被压在地上挣扎。获救的希望已近渺茫。 “我没怎么多想，直接跳下去了。”4月20日，苏小华平静地回忆起当时的一幕，“要么跳，要么留在上面被抓住，我当然跳。”纵身跳下山崖的时候，苏小华还不知道，王丽刚刚也从这里跳了下去。 事后，苏伟权告诉记者，4月1日晚回到宿舍后，他辗转难以入睡。 几个女孩儿哭喊的声音好像始终盘旋在周围的寂静中，辗转反侧许久，苏伟权干脆起身穿好衣服去了电力公司的办公室，“我始终睡不着，一直想着这个事情，干脆去办公室把今天的电度填写了。” 王双源同样没能睡着，躺在床上，王双源拿着手机反复地翻看通话记录，“我确定自己报过警了，我的做法是对的。”一直到深夜，时睡时醒的王双源都在这样安慰自己。 在办公室填写电度表时，苏伟权还在想，至少警察应该出发去救人了。实际上，王丽和苏小华已经在这时候纵身悬崖。 据苏琴回忆，苏荣山最先看到苏小华跳下山崖的身影，他吃惊大叫起来，几个男孩儿跟着围拢来向下察看，悬崖下漆黑一片，只有苏荣山惊恐的喊声在回荡。 王珠财最后反应过来，他刚刚从苏琴身上爬起来。挣脱束缚的苏琴又急又气，躺在地上随手摸到了一块石头，重重地打向了自己的额头，随即昏了过去。 苏荣山慌了，发疯地朝山下跑，还掏出手机打给自己另外几个朋友，请求他们出来救人。几个男孩儿跟在他身后跑向山下搜寻。 “我就是不想活了，恨不得把自己打死。”4月20日，家中的苏琴木然的对着电视机，摸着额头上的伤痕说。 悬崖下，冷风把苏小华吹醒。她幸运地落在一丛茂密的竹子上，后脑、后背和大腿受伤严重，浑身是血难以移动。苏小华后来告诉记者，她清醒过来后听到了苏荣山几个人的呼喊声，却默不做声，“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被他们找到”。直到后来听见了同村另外一个男青年的呼喊声，苏小华猜想是村里的人出来找她，她才大声答应。 等众人找到苏小华时，她浑身上下仿佛血人一般。他们赶紧把苏小华送进了镇里的医院，这时已经接近凌晨5点。 王丽仍然没有找到，整个苦坑山悬崖一带，天已经快亮了，仍然只有男孩儿们和几个被叫来的村民在搜寻。 “涉嫌见死不救” 4月2日早上8点，一夜没睡的苏伟权在电站食堂碰到了王双源，他注意到王双源的双眼和他一样浮肿。“没睡好么”，苏伟权问，王双源只是点了点头，却没答话。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可能都没睡着，第二天见了面，大家都有心事，”苏伟权说，“心里始终不好受。” 上午10点，苏伟权从同事口中得知，昨晚有两个女孩儿在苦坑山上跳了崖，现在村民正在电站外面找人。苏伟权心里猛然一沉，他跑到外面，看见山麓里有人正在寻找，山势太陡，寻找的人行动得异常艰难。 苏伟权悄悄给县城的110打了个电话，他叙述了事情经过，请求110和消防、120协调一下，派人来帮着村民找。 “一天没怎么好好干事情，过一会儿又去外面看看，”苏伟权回忆说，“心里面总希望那个女孩儿是跑到哪里藏起来了。” 4月3日早上，苏伟权和电站的职工们终于听说了王丽的死讯。王丽的堂兄王伟坤在山脚找到了尸体并报警，警察们终于赶到。在电站外的山路上，苏伟权看见了警车；山麓里，警察们在一片乱石滩上拉起了警戒线，据说正在做现场尸检。听到同事说出的“尸检”二字，苏伟权一阵发呆。 从4月4日起，当地的报纸上开始登载。在报道中，安溪县纪委王副书记表示，要调查电站职工“涉嫌见死不救”的行为；而泉州市总工会和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谴责有关涉嫌见死不救的行为”，要求安溪县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处理。 让苏伟权们更加不好受的是同事们的议论，电站里年长的工人们公开在食堂里指责他们，“年轻人就是惜命怕事，那天换成几个老人，绝对下车把小孩救了”。听说了同事的指责，苏伟权难受得几天没去食堂。 王双源则开始重复不停地做那个奇怪的梦，有人就在他面前落水，呼救声总是在半夜里把他吵醒。王双源曾经试图向同事们辩解，“就比如有人落水，我又不会游泳，总不能就这么跳下去救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他的解释，曾经参与建站的老职工张师傅就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车子又不大，两个人把住车门，谁冲得上来”，“只要救得一个人下山，再去派出所报案，那几个人就不敢对剩下的女孩儿下手”。 心里憋闷的王双源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我们报警了”，他仿佛强调。他希望能听到妻子的意见，但妻子什么都没说。王双源告诉记者，他觉得心里更加空荡荡的了。 4月下旬，苏伟权在当地报纸上看见，还未伤愈的苏小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她并不责怪那天晚上没有施以援手的电站职工。近来一直对新闻报道有些畏惧的苏伟权，却悄悄把登载这则消息的报纸带回宿舍收了起来。 苏伟权和王双源等人未及时救助遇到危险的少女，但通过电话报警进行补救。他们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他们是否该受到道德谴责？他们的经历能否给他人提供借鉴？每个人遇到类似情景，又该如何作为？ 他们是“道德机会主义者”？ 在听完苏伟权和王双源等人未及时施救，并因此颇受谴责的故事后，社会学者、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评价说，“我注意到电站职工事后的彷徨不安和周围社会对他们的指责”，袁岳说，“这其实就是道德的作用方式的体现，道德的谴责机制正在起作用”。 袁岳认为，道德的谴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当事人自己的良心谴责，一是社会谴责。而回看发生在福建安溪的这起惨案，面包车上的那几名电站职工正在同时受到这两种谴责的责罚。 在拒绝救助面临强暴的少女之后，电站职工打电话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但袁岳仍然将这些逃离现场的人称为“道德机会主义者”。 “事后感到不安，并试图补救和为自己辩解，说明你赞同帮助弱小的社会价值观。任何一种价值观在实现的时候都是有风险的，但你又在进行风险判断之后选择了逃避，那么你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在袁岳看来，“逃避了当时的风险，你就应当承担事后的谴责，这是非常公平的”。 “我们都缺乏行动的勇气！” 4月1日晚的苦坑山顶，面包车内的5个电站职工需要面对的是6个处于犯罪边缘的年轻人，“他们还声称带了家伙，我们打不过啊”，当晚车中的王双源为自己解释。 但袁岳认为，这种辩解仅仅以职工自己的立场出发，在当晚的场景中，从电站职工的立场出发风险的确存在；但从3个被害人的立场出发，她们的危险更大，任何外界的帮助在此时都是极为宝贵的。“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能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 但袁岳同时认为，包括其自己在内，其他人都并不具备特别充分的理由对电站职工的行为进行过多的指责。“我们都缺乏行动的勇气。每个人在指责见死不救的行为时，都必须自问，我面临这样的情况将怎么办。” 袁岳说，他注意到在整个事件中，坐在门边的苏伟权其实萌发了行动的冲动，但几次都被群体的沉默所阻止。这其实是很多类似事件的一个缩影。“将责任分推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实际上就成了每一个人都不负责任”，而这类情形“必须用行动来做出改变”。 他们是“见死不救者”？ 安溪的这起事件发生之后，也有关于面包车上的几名职工是否该承担法律责任的议论。 对于这些职工的行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认为，他们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道义责任不在法律探讨范畴之内。而当地派出所是否出警，出警是否及时则值得注意。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泉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文伟律师认为，电站职工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李律师说，依据该事件的特殊性，事发后车上的人即使打了报警电话，仍然逃避不了人们对他们见死不救行为的谴责。 李文伟认为，报警但不施以必要的救助，电站职工的见死不救属性仍然存在。理由有四：一、事发地周边没有其他行人，几名少女陷于孤立无援之中，而刚好途经案发地的几个人，正是唯一可以施以援手的特定人；第二、当时车上有5人，有车有人，具备救援条件；第三、目睹事发经过片断，两少女双手抓窗求救，后又被几个男子拉走，事态的严重性明显；第四、应当预见报警后，民警出警需要时间，且作为电站职工，对附近派出所距现场有一定距离，驱车需耗时较长应有预见，不足以让民警前来排除危险。 有效法治有助相互信任 而泉州的另一名律师则从此事件中看到法律之外的一些意味：即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他认为，电站职工一直存有可能是伪装抢劫的顾虑，对几名被害人的求救始终没有完全信任。 当地百姓向记者介绍，事发地点附近治安状况并非很好，苦坑山附近频发抢劫案件。这名律师就此认为，这些“增加了电站职工这种担忧的可能性，同时也容易令他们增加对被害人求救的怀疑”。而相反，如果电站职工对当地治安状况的管制抱有信任，也就更加容易相信被害人的求救；对于法治力量的信任，同样也可增加他们甘冒风险救助弱小的责任感和勇气。 这名律师进一步解释说，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在陌生人的社会，道德促发行动的力量越来越弱小，在评判一件事情的时候，人们的着眼点也不应该仅仅在道德评价上。陌生人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互动，来源于有效的法治。法治并不提供道德优越感，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动风险带来的后顾之忧，并促使人们的相互信任。 还有专家指出，见死不救的行为应予谴责，这是违反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道义准则的。但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谴责上，立法、救助机制和社会保障等都要跟上。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目前正在开展的“荣辱观教育”更进一步地广泛开展。（注：文中受害人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