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待的“包身工”大部分是火车站附近的流浪汉，或是智力有障碍者，或者婚姻失败者，或者家住偏远地方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 　　他们为了赢得生存的权利，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吃虱子，甚至吃屎…… 　　这些特殊的人群，成为黑心包工头猎取劳力的目标,也成为其谋取大量剩余价值的“免费工具”。　　那么，这群人的今后的生存，能得到保障吗？　　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农民工　　从齐齐哈尔到盘锦，再从盘锦到齐齐哈尔，9个多月的时间里，32名农民工经历了超负荷的劳作，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折磨。　　在解救现场，家住齐齐哈尔市依安县的丁贵仁，伸出左手让记者看，左手食指受了伤，正在化脓。“这是刘建华(包工头项羽的打手)用齿锯割的，我的手指都快掉了！”50多岁的丁贵仁哭了，哭得很伤心，“在盘锦的时候，医生就让我把手指截肢掉，可是，没有钱，他们也不给我开支……” 　　其他的农民工几乎都有与丁贵仁类似的遭遇。在现场，一位农民工顾不及现场的女记者，当着镜头把屁股上的伤疤露出来；激动之余，姚永也脱光了上衣，让记者拍摄他身上的伤口…… 　　经了解，在这些农民工中有肋骨被打断的，有屁股被打开花缝针的，有腿被锯破的，有脑袋被打开口的…… 　　那么，这些农民工为什么会惨遭如此的暴打呢？　　“干慢了，我就打他们！”打手代洪生说，其次，是怕他们跑掉，换言之，这是管理的重要手段。　　只有几平方米的火炕上，30多人要挤在一起。一天两顿只有馒头和白菜，然而却要干上14个小时以上的重活。农民工们住的是躺在炕上便可以看见星星的露天工棚，盖在身上的是散发着异味的垃圾棉，穿在身上的是包工头从破烂市场上买回来的旧衣裳…… 　　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伴随着毒打一起而来的是非人的虐待———吃虱，吃屎；或者扒光衣服，用冰冷的凉水从头浇到脚；或者把两个水桶拴根绳挂在脖子上———这些令人作呕的行为，都成为黑包工头惩罚农民工的重要手段。　　在这些农民工身上，找不到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　　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善良的农民工被黑心的包工头无情地盘剥着，奴役着。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有疲惫，眼神的深处藏着惊惶与不安…… 　　“畸形”用工模式背后的利润最大化　　在被成功营救的“包身工”当中，记者发现，这些人或是火车站附近的流浪汉，或是智力有障碍者，或是婚姻失败者，或是家住偏远地方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　　“黑心”包工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群特殊的农民工呢？　　据这伙农民工的总负责人郭永利讲，他是专门靠给一些建筑工地找力工干活挣钱的。刚开始，他曾找过好多力工，可是，这些力工太“滑”，钱不到位不干，加班不加钱也不干，后来，他发现火车站附近的一些流浪汉，或是靠捡垃圾生活的，或是智力存在障碍的一些人特别能干活，给点好处就干，还很听话。　　大约在一年前，郭永利开始广纳这种“特殊人才”，而他惯用的伎俩就是骗。他以每月有750元的工资，而且包吃包住为诱饵，将农民工招揽旗下。　　作为农民工来讲，他们远离家乡，进入城市后，只能在一些非正规的部门找到工作，所谓的“工作”也就是出卖力气。郭永利恰恰抓住了农民工的这种心态。　　这种特殊的选人、用人方式，让郭永利在短时间内找到了数十名农民工。在被解救的“包身工”当中，有四五个人存在智力障碍，有两名汉语不流利的蒙古族同胞，还有一些刚刚接触社会的偏远地区的青年，另外，还有几位50多岁的离异老汉。　　自身的无知和对社会的不了解，使他们成为郭永利的首选目标。　　而王明国、丁贵仁、陶志全等人，则是有家有业的人。他们之所以被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其二，他们都是善良淳朴的农民，骨子里没有“坏心眼”，也想不到别人会有这样的“坏心眼”。　　郭永利招兵买马之后，他把“管理权”交给了项羽。作为“领导”，项羽采取的是用“拳头打天下”来看管农民工，一来防止他们跑掉，二来监督农民工是否偷懒。　　在管理过程中，项羽及其两个打手刘建华和代洪生三人“精诚合作”，把农民工打得遍体鳞伤。　　“骗”和“打”两种手段的背后，暗藏着郭永利真正的目的———他把农民工当成获取更多利润的“免费工具”。　　经齐齐哈尔警方调查得知，农民工们在某货场装一吨货物给200块钱，货场工作人员吃回扣100元，余下的100元郭永利至少要吞掉70元，项羽也要吃掉10余元，剩余的近20元只够给农民工买饭喝水的了。　　郭永利每谈成一笔业务，都是由农民工付出汗水来完成的，可是，拿到钱的却是郭永利，农民工们的工资却始终被拖欠。拖欠得越多，农民工越舍不得走，大家总是期盼有一天，郭永利会将拖欠他们的工资一次性付清。然而，这一切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谁来保证特殊农民工生存权利　　当数十名农民工受困的消息传到齐齐哈尔的时候，该市市委、市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全力营救受虐的农民工！尽管此案的发生地在盘锦，但是，齐齐哈尔警方依旧是主动出击，将犯罪嫌疑人郭永利、代洪生抓捕归案。　　很快，在3月17日晚上，32名受虐待的农民工全部被解救。当晚，农民工被当地政府安排在该市救助管理站。次日，逐一护送回家。　　这一切应该说都是顺利的。可是，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护送一位农民工回家的时候，他竟然说：“回去了，那么，以后，我们干啥啊？”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说这话的农民工姓吴，今年30岁，一直与老妈妈生活在一起，因为家穷，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儿。他说，与其回家，还不如在工地里混口饭吃。与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这部分没有技能的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也是劳动就业的一个盲点。他们本身没有钱，不可能去学一技之长。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他们思想麻木———破罐子破摔！　　幸运的是，当地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送钱送物不如送技术”的重要性。　　据了解，春节过后，黑龙江省政府组织协调1000多名农民工进行培训，并在近期，将学有所成的农民工送到北京，从事餐饮、保安、家政等工作。政府部门还在北京设立了“驻京农民服务站”，以便政府与农民工进行及时的沟通。　　昨日，齐齐哈尔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这群特殊农民工生存问题。本报特派齐齐哈尔记者王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