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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少女不怕死杀死同学 自认死后能当个笔仙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于 2005-02-04 09:18:31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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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0日,北京市昌平法院一审判决,16岁女孩杨丽(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用化名,下同——编者注)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令人惊奇的是,此案的诱因是一个叫“笔仙”的游戏。据记者所知,很多中学生、大学生都玩过或听说过这个游戏。   “我经常想到死,那并不可怕,死了也能当个‘笔仙’”   所谓“笔仙”,按同名恐怖小说的介绍,就是在午夜时分,两个人各自伸出一只手来,共同握住一支笔,让笔尖立于纸上,然后就可以召唤“笔仙”,向其问各种问题,笔就会动起来,通过写字或者画画,回答提问者的问题。   据该案的一个当事人王馨介绍,她和杨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2003年9月一起考入北京某中专,结识了该案中的被害人韩芳,很快成为好友。军训结束后,班上同学带来一本《笔仙》的恐怖小说,不久,3人又玩上了“笔仙”的游戏。她们向“笔仙”问考试成绩,问男朋友是谁,问今生来世。   “有一段时期,我们整个年级都疯狂玩‘笔仙’。”王馨说,“不但我们学校,其他学校也有很多人在玩。”   3个孩子中,韩芳对“笔仙”最痴迷。王馨说,这是因为韩芳想念死去的爸爸。韩芳很渴望母亲的关爱,希望母亲对她好一点,但每次努力都失败了。韩芳很绝望,甚至想到死。在昌平法院研究室工作人员邢全亮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记者看到了韩芳生前的一段日记:   “我喜欢邓丽君———死了,我喜欢翁美玲———去世了,我喜欢陈百强———病故了,我喜欢黄家驹———早折了,我喜欢张国荣(专题,图库)———自杀了。   “死,很害怕,但我喜欢你!”   自从接触“笔仙”游戏后,韩芳常常通过它与去世的爸爸聊天。“那个时候我看到她脸上有真正的笑容,开心,快乐,很满足。”王馨说。   3人当中,另一个痴迷于“笔仙”的是杨丽。考试会不会及格,是她常问的问题。杨丽同样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她的爸爸患有精神病,长期住院治疗,妈妈没有正式工作,以卖服装、小商品为生。妈妈对杨丽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格,杨丽曾说过,自己常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两个孩子不约而同想到了自杀。她们相信另有一个“笔仙”的世界存在,那个世界远比现实的世界美好。杨丽说:“我经常想到死,那并不可怕,死了也能当个‘笔仙’。”   2004年5月15日下午,悲剧发生了。俩人来到王馨家中,杨丽将韩芳杀死后,拉上王馨逃出家中。之后二人多次自杀,但未成功。3天后,公安机关逮捕了两人。   “我在人前总装着没事一样,但我的心一直在痛”   昌平检察院公诉处处长李海英第一次讯问杨丽时,杨丽出奇地平静,只机械地重复着:“是她让我这样的,是她告诉我的。”   在随后一个月的审讯中,李海英不断诱发杨丽心灵最为脆弱的一面,杨丽开始询问被害人家里的情况,为牵连王馨不安、自责。她也小心打听妈妈的情绪,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以后什么也不想了。我要好好学习,出来以后我要考大学。就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和我妈卖服装。”   开庭那天,杨丽在做最后陈诉时泣不成声:“我错了,我不该相信迷信,在同学要自杀时,我应该劝阻她。我这不是在帮助她,而是在害她。”   在此事中,王馨的手腕上也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刀疤,夜晚伤疤引起的抽筋常常使她不能入睡。“有人对我说,要我把这件事慢慢忘了,可这伤口是永远存在的。如今我在人前总装着没事儿一样,但我的心一直在痛。”王馨说,自己觉得特别对不起妈妈。“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我妈老了好多,精神病似的。姥姥也瘦了好多,眼睛快哭瞎了。这事以后,我妈觉得自己对我的照顾特别少,当我因伤口抽筋难受时,妈妈总在一边掉泪,有时还抽自己的嘴巴。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妈妈。”   如今,王馨已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努力让自己的成绩再次好起来,但注意力很难集中。   谈到“笔仙”,王馨说,当时自己并不信,只不过是玩玩,觉得挺好奇,挺神秘,也挺害怕的。“但我现在觉得,杨丽出了这事,我也是有责任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自责。”   王馨现在也给监狱里的杨丽写信,“我曾经恨过她,怨过她,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一直没有把杨丽当作坏人。”   王馨告诉记者:“我想说,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在这事发生以后,如果还有人再走这样的路,真是太不值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表明:我们的教育出大问题了   “对于此案,‘笔仙’游戏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孩子的关爱不够,社会、学校、家庭都有责任。”李海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李海英介绍,这3个孩子都属于典型的“两面人”。她们和母亲相依为命,平时大大咧咧的,活泼开朗。但她们自己有什么痛苦也不跟母亲说,甚至还想替母亲分一些忧。   “孩子的压力总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若一直压抑着,她们必然会寻找其他途径发泄。”李海英说,“16岁的杨丽现在被确认为有精神障碍,这可能有遗传因素,但更可能是因为她缺乏发泄的渠道,长期处于压力之中,又一直扮演一个‘两面人’,她们的家人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来关心孩子。”   在李海英看来,3个孩子所在的学校目前也存在很大的隐患。   近年来,这所中专招生门槛越来越低,成绩不好的、家里经济困难的、平时不想读书但遵父母之命而来读书的学生,就只好进入这类学校。据李海英介绍,在这所学校的某些班级中,甚至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案发以后,检察院曾给该校发过一封检察建议,该校在长达8页的回复中,着重谈了加强法制教育、舒缓学生压力和让学生有发泄渠道的设想。但在李海英看来,前景依然不乐观:“学校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在玩‘笔仙’,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可是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们也力不从心。”   该校张副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改正,但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我们很需要家长的支持、社会各界的配合。‘笔仙’不但有游戏,还有书,正规出版社出,正规地方卖,学校能有什么办法?”   据悉,诸如《笔仙》、《子夜惊魂》、《校园怪谈》、《太平间里的磨牙声》、《蓬莲诡话》、《邪灵》(以上均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一系列现代迷信恐怖小说目前已在市面上流传,在一些学校周围的超市都可以买到。而在网络上,随意搜索,便可找到此类网站和信息。   李海英说,回想杨丽杀人的过程,手掐、棒打、刀刺、绳勒,并在死者面前三磕头,以表情义,如此冷静而又有条不紊,几乎完全是对影视中的凶杀场景的摹仿。“青少年成长的文化氛围真要更‘干净’一点才好。”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社会上未成年人轻生、犯罪的案件,都表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出大问题了。”   孙云晓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是以升学为惟一目标,把人教得像机器。而青春期正是孩子们开始追问人生意义的时期,却很少有人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学习压力大,还有各种生活困扰,孩子们自然会产生无助感,会有幻想,而游戏恰恰是他们摆脱痛苦、摆脱压力的一种方式。   在孙云晓看来,所谓“笔仙”不过是一种现代占卜,而人都有占卜的心理。比如大人有时扔个硬币来决定做不做某件事情。对正常心理的人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但对心理出了问题的人而言,游戏可能就是一种寄托。(本报记者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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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少女不怕死杀死同学 自认死后能当个笔仙

中国青年报 2005-02-04 09:18:31

2004年12月10日,北京市昌平法院一审判决,16岁女孩杨丽(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用化名,下同——编者注)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令人惊奇的是,此案的诱因是一个叫“笔仙”的游戏。据记者所知,很多中学生、大学生都玩过或听说过这个游戏。   “我经常想到死,那并不可怕,死了也能当个‘笔仙’”   所谓“笔仙”,按同名恐怖小说的介绍,就是在午夜时分,两个人各自伸出一只手来,共同握住一支笔,让笔尖立于纸上,然后就可以召唤“笔仙”,向其问各种问题,笔就会动起来,通过写字或者画画,回答提问者的问题。   据该案的一个当事人王馨介绍,她和杨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2003年9月一起考入北京某中专,结识了该案中的被害人韩芳,很快成为好友。军训结束后,班上同学带来一本《笔仙》的恐怖小说,不久,3人又玩上了“笔仙”的游戏。她们向“笔仙”问考试成绩,问男朋友是谁,问今生来世。   “有一段时期,我们整个年级都疯狂玩‘笔仙’。”王馨说,“不但我们学校,其他学校也有很多人在玩。”   3个孩子中,韩芳对“笔仙”最痴迷。王馨说,这是因为韩芳想念死去的爸爸。韩芳很渴望母亲的关爱,希望母亲对她好一点,但每次努力都失败了。韩芳很绝望,甚至想到死。在昌平法院研究室工作人员邢全亮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记者看到了韩芳生前的一段日记:   “我喜欢邓丽君———死了,我喜欢翁美玲———去世了,我喜欢陈百强———病故了,我喜欢黄家驹———早折了,我喜欢张国荣(专题,图库)———自杀了。   “死,很害怕,但我喜欢你!”   自从接触“笔仙”游戏后,韩芳常常通过它与去世的爸爸聊天。“那个时候我看到她脸上有真正的笑容,开心,快乐,很满足。”王馨说。   3人当中,另一个痴迷于“笔仙”的是杨丽。考试会不会及格,是她常问的问题。杨丽同样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她的爸爸患有精神病,长期住院治疗,妈妈没有正式工作,以卖服装、小商品为生。妈妈对杨丽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格,杨丽曾说过,自己常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两个孩子不约而同想到了自杀。她们相信另有一个“笔仙”的世界存在,那个世界远比现实的世界美好。杨丽说:“我经常想到死,那并不可怕,死了也能当个‘笔仙’。”   2004年5月15日下午,悲剧发生了。俩人来到王馨家中,杨丽将韩芳杀死后,拉上王馨逃出家中。之后二人多次自杀,但未成功。3天后,公安机关逮捕了两人。   “我在人前总装着没事一样,但我的心一直在痛”   昌平检察院公诉处处长李海英第一次讯问杨丽时,杨丽出奇地平静,只机械地重复着:“是她让我这样的,是她告诉我的。”   在随后一个月的审讯中,李海英不断诱发杨丽心灵最为脆弱的一面,杨丽开始询问被害人家里的情况,为牵连王馨不安、自责。她也小心打听妈妈的情绪,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以后什么也不想了。我要好好学习,出来以后我要考大学。就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和我妈卖服装。”   开庭那天,杨丽在做最后陈诉时泣不成声:“我错了,我不该相信迷信,在同学要自杀时,我应该劝阻她。我这不是在帮助她,而是在害她。”   在此事中,王馨的手腕上也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刀疤,夜晚伤疤引起的抽筋常常使她不能入睡。“有人对我说,要我把这件事慢慢忘了,可这伤口是永远存在的。如今我在人前总装着没事儿一样,但我的心一直在痛。”王馨说,自己觉得特别对不起妈妈。“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我妈老了好多,精神病似的。姥姥也瘦了好多,眼睛快哭瞎了。这事以后,我妈觉得自己对我的照顾特别少,当我因伤口抽筋难受时,妈妈总在一边掉泪,有时还抽自己的嘴巴。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妈妈。”   如今,王馨已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努力让自己的成绩再次好起来,但注意力很难集中。   谈到“笔仙”,王馨说,当时自己并不信,只不过是玩玩,觉得挺好奇,挺神秘,也挺害怕的。“但我现在觉得,杨丽出了这事,我也是有责任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自责。”   王馨现在也给监狱里的杨丽写信,“我曾经恨过她,怨过她,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一直没有把杨丽当作坏人。”   王馨告诉记者:“我想说,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在这事发生以后,如果还有人再走这样的路,真是太不值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表明:我们的教育出大问题了   “对于此案,‘笔仙’游戏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孩子的关爱不够,社会、学校、家庭都有责任。”李海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李海英介绍,这3个孩子都属于典型的“两面人”。她们和母亲相依为命,平时大大咧咧的,活泼开朗。但她们自己有什么痛苦也不跟母亲说,甚至还想替母亲分一些忧。   “孩子的压力总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若一直压抑着,她们必然会寻找其他途径发泄。”李海英说,“16岁的杨丽现在被确认为有精神障碍,这可能有遗传因素,但更可能是因为她缺乏发泄的渠道,长期处于压力之中,又一直扮演一个‘两面人’,她们的家人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来关心孩子。”   在李海英看来,3个孩子所在的学校目前也存在很大的隐患。   近年来,这所中专招生门槛越来越低,成绩不好的、家里经济困难的、平时不想读书但遵父母之命而来读书的学生,就只好进入这类学校。据李海英介绍,在这所学校的某些班级中,甚至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案发以后,检察院曾给该校发过一封检察建议,该校在长达8页的回复中,着重谈了加强法制教育、舒缓学生压力和让学生有发泄渠道的设想。但在李海英看来,前景依然不乐观:“学校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在玩‘笔仙’,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可是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们也力不从心。”   该校张副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改正,但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我们很需要家长的支持、社会各界的配合。‘笔仙’不但有游戏,还有书,正规出版社出,正规地方卖,学校能有什么办法?”   据悉,诸如《笔仙》、《子夜惊魂》、《校园怪谈》、《太平间里的磨牙声》、《蓬莲诡话》、《邪灵》(以上均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一系列现代迷信恐怖小说目前已在市面上流传,在一些学校周围的超市都可以买到。而在网络上,随意搜索,便可找到此类网站和信息。   李海英说,回想杨丽杀人的过程,手掐、棒打、刀刺、绳勒,并在死者面前三磕头,以表情义,如此冷静而又有条不紊,几乎完全是对影视中的凶杀场景的摹仿。“青少年成长的文化氛围真要更‘干净’一点才好。”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社会上未成年人轻生、犯罪的案件,都表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出大问题了。”   孙云晓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是以升学为惟一目标,把人教得像机器。而青春期正是孩子们开始追问人生意义的时期,却很少有人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学习压力大,还有各种生活困扰,孩子们自然会产生无助感,会有幻想,而游戏恰恰是他们摆脱痛苦、摆脱压力的一种方式。   在孙云晓看来,所谓“笔仙”不过是一种现代占卜,而人都有占卜的心理。比如大人有时扔个硬币来决定做不做某件事情。对正常心理的人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但对心理出了问题的人而言,游戏可能就是一种寄托。(本报记者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