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林一如多维的预测，当选为中国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是谁最初发现并提拔了贾庆林？他又是怎样与江泽民认识、受到江的高度信任？为何贾庆林一度仕途受阻迟迟进不了中委？他与远华案的关系外界言之凿凿，真相究竟如何？他爲何被安放在北京市委书记这样一个关键岗位上？又为何会被选中接替李瑞环？多维自即日起连载着名中国局势分析专家、中共人事问题专家高新的新着《领导中国的新人物─中共十六届政治局》，就从贾庆林开始。
二○○二年十月下旬，赶在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了数项重要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以“调中央工作”的理由，免去贾庆林以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其继任者是在担任了近一年时间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之后，于一九九九年二月接替贾庆林北京市长职务的刘淇。
虽然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柏林到北京市委宣布这一“重要人事变动”时，并没有说明贾庆林调中央后会担负什么样的工作，自然也不会宣布贾庆林是否会在党的十六大上官升一级，但鉴于五年前的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夜，中共高层已经导演过一场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安排贾庆林官升一级，目的是为了令他在党的是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十六大之前宣布贾庆林“调中央工作”，自然会令北京市委的干部们相信这次的贾庆林又要“官升一级”了。而从政治级别上讲，在政治局委员的基础上官升一级，当然应该是政治局常委。
所以，从二零零二年十月下旬至中共中央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正式对外公布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名单之前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海外媒体关于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选的分析猜测报导也好、“内幕消息”报导也好，几乎每篇都是把贾庆林放在七名或九名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入选名单里。而所以把贾庆林事先安排进中共中央十届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些海外报导中，又是美国的多维新闻网第一个披露贾庆林即将担任的具体职务是接替李瑞环的全国政协主席职务。
既然人们对贾庆林的特别关注全是因为他在党的十五大之前的突然走红，所以贾庆林的故事也应该从十五大之前讲起。
查中共公开出版的相关组织资料，贾庆林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接替陈光毅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的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上，贾庆林再次当选为福建省委书记。这证明当时的中共高层，包括江泽民在内，都还是准备让贾庆林在这个职务上至少坐到一九九七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但一九九六年十月底，也就是贾庆林再次当选为福建省委书记刚满一年，就突然被中共中央宣布异地调往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京市代市长。
在贾庆林进京之前，关于北京市未来掌门人的海外报导颇为热闹，当时海外各类各种媒体根据其各自“内部消息”开列出的首选人物至少有十名之多，但就是没有一个媒体事先猜到贾庆林头上。
“黑马”出山后，外界又根据他过去曾与江泽民同在中共一机部系统工作的经历，认定他与江泽民由此结下历史渊源。其实贾庆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一机部工作时，整个一机部系统(包括直属企业)干部职工达数十万之多，遍布全国各地，与江泽民远远扯不上关系。而真正令江泽民与贾庆林从接上工作关系，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朋党，应该归功于江泽民打内心里最为尊重的老同志之一，曾经担任过一机部副部长的周建南，以及先后担任过一机部副部长、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先后担任过一机部副部长、部长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子健。此三人在一机部份别担任局长、副部长、部长期间，江泽民都与他们有过良好的关系，在自己高升之后也一直对他们尊重有加。如果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伯乐”的话，那就是在中共政坛上消声匿迹多年，而后又在党的十六大上经江泽民亲自建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谷牧。
对于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开始的，江泽民瓦解政治对立面“北京帮”的行动，被当时的北京政界人士称之为“江泽民上台之后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抢滩’战役”。原因是江泽民的亲信在此之前无不认为，邓小平去世之后，无论党内何种力量要对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构成威胁和挑战，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党政机构都将成为“反江”甚至“倒江”的“政治桥头堡”。在当时已经可以预期的“邓后”高层权力斗争中，谁能够占领首都北京政界这块“滩头阵地”，谁势必可以争取相当的主动权。
所以，当年能够成功瓦解长期与江泽民持对立态度的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无疑等于为江泽民迎接“邓后”去除一大心病。
不过，当时以反腐败的名义打掉陈希同，摧毁“北京帮”，对江泽民来说仅仅是初步胜利，下一步立刻要完成的则是防止北京党政领导机关这个“政治桥头堡”不至落到新的潜在政敌手中。
★占领北京市委标志江泽民地位稳固 一九九五年摧毁了陈希同班底之后，虽然临时派尉健行前往主阵，但尉氏本人当时即已经表示如果自己能够选择，还是希望中央能够尽快安排一位对北京市的工作更为熟悉的同志，赶在十五大之前接替北京市委书记的工作。
按照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即遗留下来的干部任命的惯例，首都北京的市委一把手同时也应该在政治局内被安排一席位置。
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但在中央政治局内排名第十位(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按姓氏笔划排序)，而且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列总书记邓小平之后。
一九六九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被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一年恢复地方党委后，谢富治又身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革命委员会双重职务。
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上，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吴德继任政治局委员。
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打乱以往惯例，全部政治局和书记处人员均从新老交替角度考虑，北京市委负责人首次未能名列其中。
一九八七年召开中共十三大时，恢复北京市委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先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
一九九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内定接替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陈希同，以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时任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
所以，北京市委的第一把手不但因为其“京官”本身的地头蛇位置，尤显重要，而且在“中央集体领导”实践过程中，北京市委第一把手在中央政治局内还拥有十分关键的一票。
一九九五年年中陈希同下台时，高层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都同意安排尉健行暂时接替北京市委工作，也是考虑到尉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这层因素。
正因为将接替尉健行，正式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人选可以在十五大上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所以当时有报导说，这一政治席位的人选问题，是江泽民与李鹏和乔石之间的权力争斗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海外风传最多的是贾春旺可能由国家安全部长改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内部消息”。与此同时，当时也有报导说乔石极力推荐按照干部年轻化标准已经应该从国务院部级领导岗位上退休的胡启立。
当时的海外报导说，陈希同下台后，江泽民一面亲自到北京市四处巡视，在尉健行等人的陪同下“亲切接见”各级党政干部和军民代表，特意在北京市各级领导干部面前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安慰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直接表示中央只是希望北京市的干部能够真正同陈希同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线，今后还可以继续成为中央在北京市的依靠对象，一面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对北京市委领导班子的“长远计划”问题，并提请会议考虑，安排国安部长贾春旺调任北京市委工作是否合适。除了政治可靠这一最关键的因素之外，江泽民还强调了贾春旺本来就是北京市的干部，对北京市的工作不会生疏。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乔石的意见则是，鉴于专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的工作特殊性，贾春旺还是留在政法系统为好，北京市委书记的人选不妨考虑一下胡启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