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Maastricht的一个公园里,有一只坐在长椅上、耷拉着脑袋的大狗熊。-我问:“怎么啦,大愁熊?”狗熊叹道:“我真丑呀,老了就不成样了。”-“老了就老了”,我对它(也是对自己)笑道:“谁老了不都一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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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小许休息在家。这天特别闷热。我上完早班回家,老远就看到丈夫正在和对面叫“小三子”的邻居打扑克牌。谁输了,就往他身上贴纸。显然又是小三子输得多,因为他脸上、脖子和耳朵都被纸条贴满了。
丈夫赢得兴高采烈,儿子在太阳底下玩。可怜的伟伟身上还穿着纱衫、纱裤,满头大汗。我看了心疼,责问丈夫:“你只管自己打牌,这么热的天,也不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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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1月1日妈妈去世时,我和小许才新婚三个月。
那天,婆婆上夜班,公公住在浒关的厂里,丈夫的大弟插队在昆山,丈夫的小弟平时都住在同学家。婆婆家,只我一人在。三更半夜了,还不见丈夫的人影,我赌气地把门反锁。外面下雨,我更觉得郁闷和委屈。
终于,丈夫回家了,开不了门,他就敲门并喊我。我气冲冲地说:“你这么晚才想到回家,不要妄想我会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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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她对我说:“你被我拖累了。等我死了,你就出头了。”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痛心。医生说她的状态是要住院的。妈妈不肯,也住不起。她说她时日不多了,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能看到我结婚,因为她不在了,女儿和爸爸住在一起总是不好的。
小许看到这情况,也想和我早点结婚。他问我还需要什么。我说你家里的东西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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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二十六岁。住在河边的、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二娘来我家串门。她对我妈说:“你女儿也不小了,怎么还没对象?要不要我给她介绍一个我们单位的小伙子?“听二娘介绍,这小伙子真不错,和我同岁,也属狗。二娘看着他十六岁进厂(建文包装厂)做学徒,十八岁跑供销,二十岁就脱产当上干部抓生产。
在得到我同意后,二娘安排在她家见面。事先我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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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哥哥的家,是有两房间的宿舍。外面间当客厅,里间是哥嫂的新房。哥哥说五月份的婚礼是在公安厅会议室举行的。同事、领导都参加了。先读上几段毛主席语录,再发上几粒糖,既简单又庄重。
九月份的天气依然炎热。晚上哥哥把床让我睡。他向同事借了板床搭在了客厅。可他没有蚊帐怎么行。哥哥说他有办法,让我先睡。半小时后我出来看他,忍俊不禁。只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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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福州前,哥哥和我首先在顺昌小站下了车。他说婚后半月嫂子就被派到这里山区的电讯站工作。想起奶妈曾对我说的话:“老天有眼,我的女儿被姓孙的人家领走,我儿子娶回来的媳妇也姓孙,而且也是做电报电讯的工作。”
全家人都见过我了,就嫂嫂还没有。车站离嫂嫂的工作地点有十五里路,可下午没有班车,哥哥挺失望地说只能在这里住一晚。我想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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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爸爸寄来了回信,说妈妈想通了,要我不用计较她的气话。爸爸告诉我,那天我一离开,妈妈就放声大哭,说她并不是不放我走,只是舍不得分离,特别难过。现在她要我放心在亲生父母家多住几天。
爸爸还特别提醒我要去拜访一下当年捡到我的何太太。只可惜奶妈不许我找她,说她被划为“黑五类”,是罪人。
在奶妈身边的这一个星期,我从没有这么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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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问我从苏州出来的经过,我告诉他我妈是反对的。晚上哥哥住在隔壁邻居家。第二天一早我得知他一夜没睡,写了封长信给我妈,让她放心。
我依偎在奶妈身边,听她讲述当年的情况。那是1946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奶妈突然肚子剧痛感觉要生了。因为穷,没请接生婆。她挣扎着,小孩就是不肯出来,肚里的孩子好像预知出生后的灾难。无奈她从床上站起,双手扶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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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是同事帮我买的,时间是晚上7点50分。同事还来家送我,并故意把妈妈引开。我下不了狠心就这样悄然离开。大家说我婆婆妈妈。犹豫着,我还是找到妈妈,走到她跟前说:“妈,我走了,你要保重。我回来会更孝敬你。”妈妈不为所动,反而上了火:“你不要叫我妈,我不是。你还不快滚!”同事一个劲地催我走。
这次路费是向厂里储金会借了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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