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凸杂谈
才高五斗不觉耻，水灌一坛只作痴。凸情不枉君付意，子志难琢我化石。
重庆的事情，鸡毛蒜皮的部分惹眼，实质的东西没有几个见的。大家都喜欢Gossip。这里节选2月份的几贴。供参考：
1。选自2月8日《凸子尘报：因为爱情，休假式治疗和三州初选》
“接着传来成都和重庆的消息。有说打黑英雄王立军叛逃的，有说王立军实名举报薄熙来的，等等谣言五花八门加上重庆官博称休假式治疗。然后人们等着孔和尚出来评论了，但我不知道孔有没有胆子说点什么。不管他怎么说，那都是非专业选手跨行业竞争。孔和尚是个文学业者，或者说文化领域的东西他还可以说说。但是你让他评论政治那就靠近瞎掰了。还好没有人要求让孔和尚评论国家产业政策，那肯定纯粹瞎掰了。
中国社会搞政治的人，你在中低层面的时候，对立面不够广大的时候，政治的决定因素是站队和踩人。站队就必然踩人。决定站哪个队，踩哪个人一定要想好了，然后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否则万一站不好踩不准的话，自己就得挂了。到了高层的时候，你仍然必须站好队，但是踩人的事却不要干，或者不能自己出手干。位子越高的人，社会关系就越广，越复杂。你踩了人家，即便是你踩得准，把人踩下去了，但是人家关系网里你不可能一网打尽的。这就是将来的后患。踩人的事低层的时候可以干，因为低层的人即使有关系的，也都还是有事就当替罪羊终极命运。高层人就不一样了。王立军干的这个活，就是个踩人为主的差使。他靠踩人这个业务升到省部级就超高了，超出他这个职业可以承担的风险级别了。这个可以说中国人社会的上层和中低层面脱节的另一个方面。
现在的关键是，你怎么理解休假式治疗这个问题。这说明王身上并没有可以曝出来的弱点，比如叛逃问题。否则现在直接就可以臭了他，让他的言行再没有公众价值。你看现在他工作过渡劳累才休假治疗的，那就是近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级别了。这说明党和政府是保护英雄的，将来英雄还有病好了出来的可能。否则的话，过两天再出来说他叛逃，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要是定性叛逃，第一时间就得说了。你见过当年林副主席的事情党中央给他留余地了？要是贪腐或者生活作风问题，那倒是可以以后再说，那是需要慢慢调查才能查清的嘛！但是在王立军身上是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的。”
2。选自2月9日《凸子尘报：民主，稳定和中国政治》
“社会构架的演化，一直处于一个类似阻尼震动的运动模式中。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振幅不断缩小，周期不断缩短。”
“王立军的事情并不在于政治的黑箱还是白箱，或者英雄还是狗熊，再或者18大谁上谁下。最吸引眼球的往往是表面的故事情节。黑与白，是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问题，你说美国的政治白箱吧，但是规则复杂五花八门，你很容易就不懂。你说中国政治黑箱吧，但是规则简单，懂得的人多呢。英雄变狗熊之说，是感情用事了。18大谁上下的说法，是惯性或者流行思维。
王立军的事情放在这个社会运动的大趋势之下，根本不会影响中国的未来的左倾运动方向。只看现在社会上的力量构成，市民数量超过农村人口。这么多的城市中产，再加上后面还有3亿农民等着城市化呢。一个王立军的命运，或者再加上一个薄熙来命运，根本不可能影响左倾运动的趋势。就微观上，王立军即使官方确认有事了，也不会影响薄熙来的命运。王立军出来了，休假式治疗了，薄熙来在18大上位就是肯定的了。王立军的社会形象会不会保住，就要看他将来的态度了。此人太过于急躁，处理问题不沉着。中纪委还是调查阶段，还没有定性呢。
中国现在不能深入搞政改，那样就相当于继续向右。向右30年以来，中国已经出了一大堆足以影响社会政治的寡头阶层。这个时候搞政改，获利的一定是这帮人。那样的话政治体制是改了，制度上看上去更民主了，但是结果会是人民惨了。这个时候可以左倾，收一收这些大既得利者的权利，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上在来搞政改，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左倾的趋势，就是要疏导人民当中的不稳情绪，用以来打击那些寡头。这个阶段在中国做私营经济的可能会比较累倒是真的。但是咱也不能站在小我的利益上就跟国家大事过不去。生意可以不做，自己有的吃喝就行了。
社会的向左是肯定的趋势。所以薄熙来的上位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一中不上，还是二中、三中全会。总有的上的。王立军看不清这个，可能就莽撞了点。他的这个莽撞，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自己对自己以前的很多事干的都不是很安心。所以他需要心理上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柱。这个支柱一旦在心里动摇了，行动上就乱方寸了。”
3。选自2月23日《凸子尘报：Roemer，罗斯福和薄熙来》
“总结一下，即使民主体制下，也不会为代表大多数利益的改革者准备好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文化越完善，人口越多，当社会真得需要改革的时候，所需要的改革也就越复杂，复杂程度并非多数人所能理解的。这个复杂程度，经常需要每一个人放弃某种利益，换取另一种更大的利益。但是放弃的大多是眼前的，换来的大多是长远的。人类对于损失和获得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是不对等的。一方面，损失的痛苦程度随着损失的大小呈加速增长，而获得的愉悦程度随着获得的多少呈减速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的损失总是看的真切，因而巨大。远期的获得因为无法看到，因而微小。所以改革就越来越难进行，社会越民主，进行必须的改革反而越难。因为改革其实已经不是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触动所有人的利益了。这就是美国如今的局面。”
“就中国当今的形势，30年前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这个时候继续要求改革的人，虽然说的是改革二字，但事实上就是要求沿着自由的方向上在多出更多的自由来。这属于保持既有政治方向的，就是右派，即强调继续做大蛋糕的人。而这个时候要求收紧以前放开的部分自由，也就是说已经创造的价值需要重新分配一下，劫富济贫向平均的方向发展一下，就是左派，即强调分蛋糕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薄公的重庆模式，其代表意义于当今中国，就相当于罗斯福新政，或者王安石变法。而争取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继续做大蛋糕的人，其实都是过去30年的既得利益的代表毫无疑问了。
重庆以唱红打黑的面目开启一个变法的时代，其实于当今中国来看有种既正常又悲哀的意味。真正意义上的变法革新的人，没有办法在最需要变法革新的领域里直接入手，而是通过唱红打黑的形式对既得利益者先来点旁敲侧击。唱红打黑这中情感激励，手段极端的方式对于目前中国向左转的改革者来说，要算是最冒险，但也是最快捷的上位方式了。快捷，因为它站在道德的高度，不会有既得利益这敢于放明枪。冒险，因为它确实直接触动的是反对者的人身安全，这是个人的利益的最基本的层面。”
4。选自2月14日《凸子尘报：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
“历史上这个向左转的案例，经常是以变法的形式出现的。历史上有很多变法案例，有名的当属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这三个各有不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死于非命的，有善始善终的。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出于社会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大资本集团的利益角度，以割舍本集团部分利益为代价，达到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从这三个古代案例应该看到的结论有二：
第一个结论是，人为的向左转，是一个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右向的运动，就是社会利益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你放开了政策，什么都不管，他们自然的就会这样走。但是这样走到一定的阶段，肯定就会有严重分配不均和不公现象。这时候社会自身是无法自行调整转向的，必须人为的力量加以调整，向左转。重新划定利益格局，回到良性的轨道上来继续走。向左转必须是人为的，向右转肯定是自发的。所以确立一个社会的架构，确立一个政权的长久，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要为这种不断需要的向左转提供可行机制。美国的制度是提供了这种机制的制度之一。历史证实，可以看看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虽然没有提供这种政权内部的机制，只是在自然上提供了可能。皇帝总有老死，新皇帝上台就是换人换思想的机会，但不是机制。
第二个结论是，机制的设定，最主要的是要达到权威和实践上的有效统一。权威和实践统一，比如商鞅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变法就得以成功，社会可以回归良性发展。国家权威层和改革实践层的统一是改革得以继续的条件。王安石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找到这个统一。张居正是通过耐性把自己培养成权威。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制度本质上没有这个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是机会的，不是机制的。机制上的东西，少一些主义，多一点科学。比如，现在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里，领导人一届5年，一代10年，而他们的政治余热（卸任后的影响力）可能是20 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时间就过长了。向左转最好以较快、较迅速地时间完成，商鞅变法10年，王安石8年，张居正10年，如果一届领导人的本来就只有8-10年，但从机制上来讲，还必须与前任的余热共处的话，就不能保证社会有效的向左转。领导人两任八年制和卸任余热问题，是当前机制上应该尽快做的两件事。”
5。2月26日博客文章《王安石给薄熙来的信》
宋人王介甫与薄公熙来书
某启：新华六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悉公事有遐。既集上下变法者冥议，尤辨前后媒传者构闻。未及书者，耽此二事耳。
今构闻日淡，冥者议决。古今变法，有除贫弱者若商君。有救衰微者若张文忠。今公领新华变法，绸缪于未雨，其势与熙宁之时类。愿以熙宁事与说。然，共勉之。弗然，某心惴惴焉。
尝与神宗论朝事。曰，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何故也？以太祖独见明，太宗承聪武，真宗守谦仁，仁英二宗皆无逸德，享国可也。而宋事过于百年者，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少尧汤水旱之变也。虽曰人事，实天助也。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观新华六十年，以毛公独见之明，外悍夷狄，内平中国，惩腐吏，躬简俭。其功虽唐宗宋祖仍不及也。及邓公，则承之聪武。平南越之变以复港澳之地，除苛止虐，终毛公之所失以开宽仁之经济。自此，民生国泰世无可及也。然以江公之守谦仁，胡公之无逸德，故其有天助可比宋耳。
凡新朝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亲友群臣未敢议。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兵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四代姑息羁縻之俗。其于理财，更法滥而不行。故上者虽俭约而民不富，政者虽忧勤而国不强。秦汉唐宋皆如是，所异唯速数耳。
观尔世事，人民徙役以求生，仕吏忘公以逐利。劳勤制中产仍奴于居债，奸黠藐法度屡发于市盘。穷困者及病老无可就医，富贵者虽贪奸得以传名。求学者不见真知而趋势利，为师者只图资财而无德行。夷狄长据强理可越钱货，国民既承累赋且失生活。此虽弱宋亦莫可及也。依故宋事，今法之不变，国之不存可待也。
而变法者何谓？以当削权贵而给人民。欲给之人民，必先削之权贵。权贵不削，兼并不减，则库府见空，给民者亦无可继也。熙宁变法六年，出八法。以青苗、水利为领，均输、方田为宗。方田之宗，盖以明责兼并之实以减负佃民之累。公治于渝，扫黑锄奸则权贵无以张，平市助困则人民有以依。是为削贵实可证，给民尤可效。虽有否论，不足惮也。
昔商君人亡政存，张文忠人亡政息。各虽不同，皆终于人事。人事不调，盖变法之大忌。熙宁初，唐埛矫言争闻。某因荐对。赐进士，留为御史。数月见轻脱。上欲以为谏官。某使以本职同知谏院。埛果怒某易己，奏二十疏。不中出。因强请对。具六十条，盖以专作、擅权诬某，以乱朝听。轻脱者，重己私而轻国家也。是以国家之利有恒而己私之欲无常故也。轻脱者，言行必乱视听以潜行私欲。凡欲乱视听者，无不言之汹汹，具之凿凿，使夺人之声而行己之意。更有出规者，神宗既辞而唐埛强对也。司马君实尝谓某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唐埛之于君实尤不同也。君实之谓，其论虽误，其理尤正。唐埛之诬，其论即误，其理尤狭。今闻有王立军入外馆者，盖与其类也。故以埛旧事告，请为却志短而轻脱者，此变法之利也。
某尝书于司马君实。曰，人常习于苟且。而为官不恤国事，以媚俗为善者多哉。变法者必不以怨改其度，不以故见其悔，日省人事，膏泽斯民，则变法之事可成。华夏幸甚！
悠悠千载，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P.S.关于唐埛:
唐埛当官之初，言词坚定支持变法，他曾说，“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韩琦是仁英二世的老臣。其在宋朝仁、英、神三世之间的稳定传承起过关键作用，可与70-80年间叶帅的作用相媲美。但韩琦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反对者。当时王安石刚刚参知政事，唐敢说王安石都不敢说得狠话，可见这个唐埛想要拜王安石门下的决心有多大。王安石错误看重唐，任其为御史大夫。但后来唐因为被王识破其本性，没有让他出任有直接跟皇上说话权力的谏官。但王还是留着他做御史一职。之后，唐怀恨王安石，先后上20个奏折讨论变法时政，神宗没有理他。他就出奇不意在一天朝事后，长跪请对。神宗说改天，他就不起来非要当时对。于是他当庭职责王安石专作擅权，具列罪状60条。王安石为了证明自己，只好马上请辞。幸好当时神宗还能明辨人事是非，才没有让唐的阴谋得逞。
王立军今天突然越轨进入外馆，和唐埛在神宗不准的时候长跪不起非要请对，其实是一个性质。都属于志单具才能但志向轻脱者的出规行为，目的是图夺人视听。这类人多才少德，己利为上，但敢作敢为，用好了可以充一时之用，但时间长了总会弄出麻烦。古今这类人的例子也不少。比如三国时的杨修，明末的吴三桂，还有张国焘、汪精卫等。
要试着把一个看似如此如此的事情，放在大的图景之下观察。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的缺陷，总值因为我们现有的视角过于窄小，进步也是因为视角不断扩大的缘故。即使对于物质无限可分这类微小的事物，也是因为视角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才进步的。所以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一定要跳出习惯的视角，放大视角。
你就是那种认为民主就是要至少以贬低whoever当权者的人格来换取的那一类人。
凸子尘报是博主的专刊吗？
国人已深受毛害，对薄的伎俩和本质会有清醒的认识，不会愿意“再吃二遍苦，再造二茬罪”。
王立军事件如同林彪事件，曝露了薄的内幕，揭穿了薄的障眼法。
王立军和薄稀来是一根绳拴的俩蚂蚱，贬低王立军也抬高不了薄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