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静泊听涛声
让心之船随思绪漂流，静息聆听岁月流淌的歌
2007年4月的<<纽约客>>刊登了奥尔罕.帕慕克的一篇散文“我的第一本护照”( My First Passport)
这篇文章不长，两页对开，还复印了护照中的一页。相片里的男孩大概7-8岁，头发贴住前额，显然刚被梳理过。据作者说，可能是为了照相特别梳理过的，他甚至说那是记忆中第一次梳头。虽然帕慕克的祖父在铁路上赚过大钱，父亲是第一位进入欧洲工作的土耳其人，但童年的帕慕克经常乱发如草。如果护照的持有者是一位女性，那头发该不会梳得这么不自然吧？
持这本护照三十年之后，帕慕克突然发现自己眼睛的颜色被写错了。于是他发出如下感慨：“护照不是一个证明我们是谁的文件，而是他人认为我们是谁的文件。”中国人绝大多数是黑眼睛，大约不会被误写，但多年前，大陆很多持护照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公家的人’ 。
二十多年前，因“私” 出国的很少，即使有，也要尽量纳入公家的范围。最初我收到普通学生的“F” 签证，但根据当时的规定，接受我的大学必须将签证改为“ J”，也就是交换学生，归类为“自费公派” ，我才能拿到护照。于是我就有了一本“公派”护照。
因为是“公派”，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办理护照，甚至不记得填过什么表格。其实当时个人信息都在档案里，只需组织或人事部门填写，个人签字之类的也可以免了，况且护照持有者的签字并不如公章管用。当然，照片还是要的，我很可能因此去了“大北照相馆” 
。因为得之太易，七年后之后我再申请第二本护照时，才知道“私事”真难办！我在每个关口奔走和等待，对着每一个有关的人陪笑脸，揣摩他们的意思。从焦虑到麻木，再从麻木到焦虑，也不免想起当“公家人”的好处。
帕慕克第一次出国时还是个孩子。当第一本护照严实地藏在我的口袋里，整架飞机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个全是成年人的座舱里，我们默默地互相观察着。有人打破了沉默，于是我区分出首次出国的和非首次出国的。非首次出国的人穿着牛仔裤，而我穿的裤子松松垮垮，右边开口系扣。那时我从没想过女人也能穿那种中间拉链的 。穿牛仔裤的人用英文缩写来称呼自己的学校，很专业很老道，令我敬畏。
帕慕克从伊斯坦布尔飞往日内瓦，飞行的时间不会很长。即使长途飞行，孩子也是最快乐的。他们不担心飞机失事，不在意空间狭小，也不必手忙脚乱地系安全带--那自有父母帮助。当孩子好奇地收放小桌板或调整座椅时，成年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我看着别人如何做这些事情，模仿着。一边觉得自己很土，一边又情不自禁地摸了摸那本护照，确信它还在。
如果帕慕克童年时，也经历跨越几个时区的飞行，他会不会通宵地欢笑、跑和跳？事实上，当我第一次从空中跨越太平洋时，因晨昏的景观类似，又无参照的坐标，黑夜和白天的衔接是模糊的，犹如我们从旷野的岩石缝隙中辨别地质的变迁------两个地层之间的接触线是如此细微，靠得又是这样近，时间上却差了好几万年。此时空间和时间合为一体。
在那架全是成年人的座舱里，当兴奋的热度随飞行高度上升而冷却时，一个蓝衣女子面色灰白地快步走向后舱。那女子回座后，一两个“非首次”出国的人走过去关照，座舱因此又热闹了一阵。当塑料窗罩假造出夜晚时，周围沉寂下来。
一年之后，我有了一个新室友。她正是飞机上的那个蓝衣女子。我得知她丈夫也曾在本校念书，但她得到护照的条件是其夫必须先回国。她说，“他们故意让我们夫妻分居四年。”这也就意味着在那四年中，他们的女儿不能父母双全地生活。当时那孩子不满六岁，当时打到中国的电话费很贵。
当童年的帕默克第一次飞临日内瓦时，他感到这座城市，连同云彩，都延伸至无限，因此而印象深刻。我降落纽约时是一个黑夜。当时所见无法仅以“震撼”来形容，那是一种淹没，因为感到灭顶而一切都变得模糊。当然，这个国家与土耳其、瑞士或中国一样，都是“建立的海平面上”(帕默克语) 。
这种灭顶的感觉从走下飞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在我模糊的印象中，JFK机场出奇的大，也出奇的昏暗，我头晕目眩地拖着沉重的箱子。箱子里放了很多书，后来证实那些书基本没用。我掏出护照和IAP66表，带着些百姓见官的恐惧递上柜台。移民局官员看了我一眼，再扫了一下护照上的相片。他似乎更关心IAP66表，看得十分仔细。我生怕听不懂他的问话，磕磕巴巴地回答着。我听着“啪啪”几声，他示意我可以走了。我原以为还有很多关卡，对于这出乎意料地“快”毫无准备。我慌慌张张地取回护照，胡乱地放在什么地方，听到前面有人在催--那是领事馆来接机的人。我拖着一只箱子跑了一段，再回头来取另一只…。
在生平最长的一次飞行之后，我想当然地以为目的地在即。因此感觉从机场到领事馆的车程出奇地漫长。那时已是深夜，纽约这座不夜城也罩上黑色的面罩，不苟言笑地望着我们。在领事馆里，我们排队登记姓名和护照号，就寝时已是凌晨三时。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我和另外的六七个人共同度过异国的第一夜。
次日上午九时，我们被召集起来。召集人告戒我们如何在纽约市安全地行走。当我们走上42街时，一手紧捂着装护照的口袋，另一只手不由地抓住同行者的衣角。至今我仍很感激那一夜的照顾。七年之后，我再次来到美国。当我在布鲁克林贫民区度过第一夜时，很自然地想起做“公家人”的好处。
八十年代初和中期，大陆来美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公费生”，自费生只占极少数。我听说“公”“私”两种护照的颜色是不同。其实，从入学开始，我就没用过护照。当需要身份证明时，我们就用学生证。除了个人资料，学生证是不分等级的。印象中，当时的自费生不大和公费生来往，他们多数没有奖学金，打工学习十分辛苦。有些人因此而有些自卑，似乎公费才是名正言顺。但拿公派护照的想从访问学者转为博士生是很难的。毕业之后，因为“J ” 和“F ”签证的不同，“公家人”必须回国服务，几乎不可能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留下来。做公家人得到的好处是要用自由来换的。当然啦，有些人很留恋事事由公家安排的时代。因为要承担决定的后果，他们不喜欢做决定，呵呵 
。
帕默克说，到了日内瓦，他才知道自己要在别人吃过饭的桌子上吃饭，用他人用过的碗碟，睡他人睡蹋的床，并接受了使用的东西并不属于他自己的事实。这种感受大概是因为他出身于没落贵族之家，我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到美国之前，我住的地方，使用的很多东西从来就没有属于过自己，也不属于其他的任何个人，它们只属于公家。后来，帕默克无法适应日内瓦的环境，不久就被父母送回土耳其。从此他再未出过国，也再未使用过那个护照。
在美国两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机会使用我的护照。两年之后，我失去了它。失去的时候，它还是有效的，因为回国之后必须上交护照。这本护照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我的身份证明，不过是我暂时借用了那个身份。这一切进行得那么顺理成章，以至我从未想到把它复制留底。因此我完全记不起这本护照的样子，更不可能像帕慕克那样把它保留半个世纪，成为一个文物。
欣欣写于2007年5月
我的跟帖：
共鸣一下。我的第一本护照也早就上缴了，同样不曾留下复印留底。出国前我给自己和儿子一起办了护照，却没有带他一起签证出来。离开北京前，带一岁儿子的儿子去北京“大北照相馆”为他照了张黑白头像。这张印有“大北”字样的照片一直放在我家客厅里，当年赚足了我的眼泪。咳，也是老掉牙的故事。
离家--给安舟
女儿十七岁时离家去上大学，头一次回来就大哭了一场。她说那里没朋友，闹着要转学。我自然不会同意，心里说着“没出息”，但还是抱抱她哄哄她。
我头一次离开北京的家时是18岁。那天是大年夜，我们要坐通宵火车去南京，从此就在那里当学徒工。因为学徒没有探亲假，因此在两年之内，我们不可能回北京看妈妈。临走前，妈妈让我睡一会儿。我们躺在一张床上，我努力地睡着。其实，我并不是特别难过，一是同去的有六个人，二是可以脱离妈妈的管束。屋里很静，我想妈妈一定睡着了，侧脸看去，她的眼泪正无声无息地流下来。她很少当着我的面流泪。
我离开北京到美国时，我女儿三岁半。离开的那个傍晚，我看见初生的月亮。一些云朵浅浅地围住她，好像是她的胞衣。我和女儿坐在床上，我照例做手影逗她玩。那是一只兔子的全侧影，耳朵和小爪都会动，还有一只大眼睛呢。次日清晨我就要离开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我说：“妈妈要离开你很长的时间。”但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孩子没有时间的概念。果然，她还是在玩。玩完了，亲完了，我们躺下，我拍着她睡。通常她还醒着，我先把自己“拍”睡了。朦胧间，她突然说：“你走了，我不就成了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了吗？”当时正在播放台湾电视连续剧，其中有首歌叫“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她说的“像棵草”就来自那首歌。
到纽约时还是冬天。打工念书很累，有一次我竟然在地铁上睡着了，坐到终点跟车回来，还是错过了下车的站。初春的一天，我走在布鲁克林的一条街上。有些树刚刚发芽，有些树还是干干地指向天空。化雪的地方，绿色静静地扩大着自己的领地。风已经不再冷了，一个穿黄衣的小女孩蹦跳着擦身而过。粉色的头发夹子！塑料的蝴蝶形的头发夹子！我女儿的头发上也别着同样的夹子，但是头发的颜色不一样。眼泪涌了出来，好像母亲当年那无声无息的眼泪。
再次见到女儿时已是三年半之后。当我走近院子大门时，突然有个孩子跑出来叫我妈妈。她还是梳着妹妹头，个子却已齐腰了。后来我问她：“你怎么会认识我，是看我的照片吗？”她说：“不是，爷爷在门口看到你走过来，告诉我那就是你的妈妈。”
女儿兴高采烈地跟着我来美国，并不知道自己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临行前，她坚持要带一只紫色的泰迪熊。那只熊是我刚到纽约时在yard sale买的，再托人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