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16) 我的中學

我走來的路(16)我的中學

1957年夏，我進入中學，康平路上的上海第五十四中學。

市區西南角原法租界的康平路宛平路一帶，在九十年代前是上海的Beverly Hills，1957年康平路還是一條沒有人行道的土路，直到59年才鋪設瀝青。寧靜街道兩邊高大的樹枝在頭頂相交，樹蔭下的馬路像一條綠色隧道，極之幽靜，夏日輕風樹影搖弋，蟬聲鳥鳴呼應。學校斜對面的康平路70號是中國首富榮毅仁家，隔壁就是挪威領事館和捷克領事館。在三樓教室，可以遠眺龍華寶塔，每天有兩架飛機越過塔尖向龍華機場降落。吳興路口還有一家農民，種着半畝菜田，用土廁的糞水澆菜時，糞肥味飄進我們的教室。

升了中學到底和小學不同，「語文」分成三門：「文學」、「漢語」和「邏輯」，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形式邏輯」，什麼叫「修辭」。「文學」第一課是《水滸傳》中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傳統國學沒有邏輯學，所以中國沒有科學理性，但我們的邏輯課只上了一學期就中止了，今天中國人還是不知道什麼叫邏輯，也還是沒有科學理性。初一下學期，三門課合併為「語文」，打開課本第一課就是毛澤東的反右檄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從此中國也沒有了文學，語文課就是政治課，就是洗腦灌腸。   

1957是中國歷史上蕭殺的一年，我踏入中學校門時，正值毛澤東假惺惺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整風」，學校内外牆壁都貼滿了大字報。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接連而來的就是所謂「反擊右派運動」。這場對中國幾乎所有精英的大掃蕩，與其說是一場整肅，不如說是毛澤東個人的積怨大發作。恰如戴晴所言，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提起來又打下去，打下去又提起來，提起來再打下去，終身樂此不疲，以報1918年他在北大被教授羞辱之恨。

剛開學上了兩課，中文老師應先生不見了，應先生瘦小，矮個子，他下齒在外，上齒在內，下巴向外突出，上海人叫「超下巴」。深度近視鏡後，是一雙慈祥的大眼睛。他只給我上了兩課，講的是「魯提轄拳打鎮關西」，至今記得他風趣的語言：「北宋的提轄是個小官，大約相當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長，不過你們見到一個派出所所長，可不要叫他提轄同志，他不懂的。」學生哈哈大笑。僅僅上了兩課就換老師，我們心裡都知道，應先生成了右派。半年後，我在康平馬上見到他騎着自行車，迎面而來，一身打滿補丁的破衣，聽說下放在農村勞動。他騎過我身邊時，我輕輕叫了聲：「應先生。」他回頭向我點點頭，「超下巴」的笑容永遠印在我心中，從此再無他的消息。

反右是中國社會一道明顯的分水嶺，原先的《文學》、《漢語》、《邏輯》三門合併為一門《語文》，課文編入《別了司徒雷登》、《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反對自由主義》等大量毛澤東文章和報紙社論。

1959年，中共中央華東局搬到了高安路原上海手錶厰大樓，接着中共上海市委也遷到康平路，圈了一大片地，餘慶路著名的高級花園洋樓愛棠公寓成了市委主要領導的住宅，好幾個副書記、副市長就住在我家隔壁或附近。反右運動之後，據說我們的劉校長犯了右傾錯誤被調走，由華東局宣傳部長兼任校長，令這中學有了一個全國級別最高的校長(他家就在學校對面一座小洋房)。

很多北方幹部子弟進入五十四中學，開口閉口「他娘的，他奶奶的」。更多學生來自低下階層，開口閉口「斥那斥那」(上海粗口)，我覺得必須和這些勞動人民子弟「打成一片」，以免被排斥。很快我也琅琅上口，非常得意，「斥那」頻率越來越高，我終於融入了社會主流！一次我正盡情「斥那」，被剛進教室的班主任盛先生聽到，大喝一聲：「怎麼連你都學會說這種下流話了！」

盛老師，頭髮花白，像鄰居大媽多過像教師，她的怒喝對我不啻是雷鳴閃電，當頭棒喝，我猛然醒覺，原來在老師眼裡，「我」和那些來自大院的幹部子弟、來自棚戶區的工人兒子是不同的，「我」不可以學那些低俗下流的語言，她不希望「我」同流合污。盡管我每次填寫表格，在「階級出身」一欄必須填上「資產階級」這個「低賤身份」。盛先生的一聲猛喝，喚醒了我的身份意識，喚醒了我的階級自覺，我有天生的高貴，沒必要和滿口「斥那」的工人階級及滿口「他娘的」北方幹部打成一片。盛先生是我人格成長三叉路口的巨大指路標，對我此後的一生起了强烈的導向作用。

政治大起大落對一個初中學生，畢竟還是遙遠大海的波濤。經過1959至61年三年大饑荒，毛澤東「退居二線」去思考革命理論，思考的結果就是在1966年發動了顛倒乾坤的文革。在劉少奇、周恩來主政的兩年，知識分子聼了周的一篇安撫講話，感動涕零，覺得烏雲已經過去，光明就在前面，照毛氏的說法，叫作「知識分子的尾巴又翹了起來」，當然又到了該打下去的時候。

不過這兩年總算是個小陽春，我升了高中。

當時有句話叫「學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中課程以數理化為主。這是五十年代教育改革學蘇聯的結果，文革中毛澤東有句名言，在全國學校停課兩年後的1968年，他說：「看來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說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教育要改革，學制要縮短。」毛澤東竭力反對人文教育，紅色政權只需要修橋舖路的技術員。

五十四中學的數學老師很強，教我們代數的陳授波，因小兒痲痺症落下瘸腿，對我這個數學低能兒十分耐心細緻，還有和藹的戴琬蘭老師、丁良傑老師。最受學生尊敬的幾何老師左和金，因爲說轉業軍人支部書記何斌是飯桶，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去農村勞動。

盡管數理化至上，我們學校有徐匯區最年長的語文教師胡午峰、薛春蔭兩位老先生。胡先生已屆花甲，他拿鋼筆的姿勢也如執毛筆，說話慢條斯理，像個書塾先生。高高瘦瘦玉樹臨風的薛先生和陸定一是交大同班同學，說起這位文化界領袖，薛先生搖頭苦笑說：「當年班裡沒人看得起他，人家現在是領導同志，可能有他的長處吧。」

高一時，薛老師講都德的小説《最後一課》時的一番話，是我最早的也是終身難忘的愛國主義教育，他說：「愛國首先是愛自己的文化，如果連自己的語文都學不好，愛國就是無本之木。」今天很多喊打喊殺的「愛國者」，沒幾個能完整寫一篇兩百字的文章。薛先生為我們幾個文科學生專門講授詩詞格律，他說，這個暑假裡你們背出唐詩一百首，就自然會寫古體詩了。我懶，魯明同學修成正果，文革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當審稿編輯，現在成天一卷線裝書，吞雲吐霧搖頭晃腦，十足老先生了。

中國教育最薄弱的是歷史，陸傳谷先生的歷史課則是高中學生津津樂道的，他上課像講故事，一口上海話，滿教室邊走邊講，全班同學都轉過身來聽他講漢莫拉比、羅馬帝國，張騫征西、貞觀之治，講完一段，他總要加上習慣語：「那講阿對？」(你們說對嗎？) 學生給他親切的綽號「阿對先生」「説書先生」。

到我高二，中國短暫的春季已經結束，政治氣氛驟然詭異，姚文元出來批判周谷城，接着又批德彪西(Claude Debussy)，一般中國人連這位受批者是誰都搞不清。我專門去買了本姚文元新出的散文集《想起了國旗》，看了兩篇就丟進廢紙簍，沒見過這般味同嚼蠟的文字。到1963年3月毛澤東題寫「向雷鋒同志學習」，中國又一場災禍拉開序幕。

學校的團委書記高進異常活躍，他本來是五十四中學的學生，高三團支部書記，因為「積極靠攏組織」，留校當了團委書記。中共統治體制的三個支柱：意識形態洗腦、軍警暴力高壓，和遍及全國上下的特務系統，居委會和學校團支部是監視人民最基層的鷹犬。高進給我們上政治課：「你們說《紅樓夢》和《紅岩》，哪本是好書？」顯然他不知道「老人家」喜愛紅樓。這種人物在文革是怎樣的嘴臉和怎樣的下場，不難想像。

文革爆發時，我已在新疆。五十四中學是上海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1966年「紅八月」，北京「聯動」學生到上海，和五十四中學的幹部子弟「五十四中學紅衛兵團」、「紅衛兵新五十四公社」在徐匯劇場開大會，結成上海「聯動」。這幫「根正苗紅」的紅二代，把他們父輩的農民暴動野蠻性發揮到凌厲盡致。8月23日，十幾個初中女紅衛兵到周信芳家，把周信芳九歲的孫女剪「陰陽頭」，當着孩子面，用帶銅扣的軍用皮帶，把周妻和兒媳打得休克，將周家的狗打死，女孩被嚇得精神分裂，終身未愈，這就是五十四中學和淮海中學紅衛兵造的孽。

高中同學某君，文革初剛從警校畢業，他在某中學見到外語女教師被紅衛兵脫到只剩一條內褲，乳頭上吊兩只小瓶，在學生的狂歡聲中，被勒令跪在地上爬行，主使的就是幹部子女、初中學生，而他作為警察，得到指令不得干涉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

這是什麼世道 ！這就是毛澤東發動的偉大文化革命 ！

行動不便的陳授波先生，受不了學生的虐打，跳樓身亡。

抗戰時任國民黨徐匯區委員的胡午峰老先生，他受到的殘忍迫害，我們無法想像，終以七旬高齡，臥軌自盡。

半個世紀過去了，似乎一切都過去了，我的老師們早已退休，現在的教師學生，對這裡曾發生的一切，什麼也不知道。

我閉上眼，就見到盛老師、陸傳谷老師的身影；我閉上眼，就想起陳授波先生、胡午峰先生的音容。

我奢望，什麼時候，能在校園樹立一方記念碑，告訴今天的學子，我們的前輩師長，曾在這裡為我們付出了畢生的辛勞，乃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