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11) 媽媽

我走來的路(11) 媽媽

一  姆媽

我童年稱之「姆媽」的，并不是我的母親。

1944年春，母親嫁到我家，她的陪嫁除了一輛英國自行車和一架德國鋼琴，還有個三十出頭的保姆，這意思是，如果新娘在夫家受欺負，老媽子就會回娘家報信，娘家是一個女人的尊嚴，陪嫁的保姆是娘家的象徵。我斷奶後她就當了我的保姆，我叫她「姆媽」。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她叫毛玉秧，浙江衢州江山縣清漾村人，那是毛澤東的祖籍，她該不是毛的侄女吧。

她唯一的工作是帶領我，餵我吃飯，為我洗衣，其它事她是不做的，連她自己的衣服，都由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鬟幫她洗，衣褲沒熨過她是不穿的。我家的女傭也分等級，頭等的自己從鄉下帶個小姑娘出來服侍她，「姆媽」在我家的地位可見。

很多事似乎歷歷在目，卻已不太清晰了，我記憶中，姆媽的身影總是有紹興路舊居的背景。

1952年，我家住了十多年的大宅被共產了，四十多個傭人大多遣散回家，姆媽也回了紹興。我們全家搬到愚園路江寧公寓。

我剛上小學一年級，第一個暑假裡，姆媽回來看我，很多年之後我才懂得姆媽的內心，她想念自己從小帶大的孩子，但我當時朦朧的意識感覺自己已經長大，抗拒一個「奶媽」的愛，躲在五樓怎麼也不肯下去 (我家住的複式公寓佔四五兩層)，直到姆媽無奈地告辭離去，我心裡有種莫名的哀愁，扒在窗口下望，看着她走在大樓前面的路上，那遠去的背影永久地雋刻在我心底。

二  阿義媽媽

和姆媽一樣享有「崇高地位」的還有祖母的貼身女傭阿義媽媽。她十六七歲就到我家，本名叫「順女」，也是我父親和叔叔童年時的保姆。1937年抗戰爆發，住在菱湖的全家跟隨祖父母一起來到上海，此後幾十年，阿義媽媽一直在祖母身邊。女傭都來自貧困鄉村，有一口飽飯吃，一個月幾塊錢工資，很滿足了。

在四十年代我家黃金時代，作為長房太太的身邊人，阿義媽媽是有地位的，她也有個十四歲的小丫環服侍。1952年我家離開了紹興路大宅，阿義媽媽是少數沒被遣散的傭工之一，一直跟隨祖母。

1955年夏天，我們已經搬到江蘇路中一邨，幾個傭人在一起說某越劇團的演出，阿義媽媽問：「苦嗎？那戲苦不苦？」鄰家的傭人說：「苦啊，真苦啊。」她們一起嘆息。

祖母說我給你們錢去看戲吧，她們歡天喜地還帶我一起去長寧區工人俱樂部，看竺水招主演的越劇「冰娘慘史」。劇情我是一點都不記得了，只記得阿義媽媽不停地抹眼淚，痛快地哭了一個晚上。

對於阿義媽媽，我有一件事至今內疚，1962年我家已搬到康平路，有次她難得有個菱湖親戚來上海，她請假和親戚團聚幾天，等她五天後回來時，祖母病在床上，我開門見她回來，衝口而出：「阿姆病了你還不回來！」義媽哭着奔上三樓。

叔叔對老傭人很尊敬，教訓我怎麼可以這樣對阿義媽媽，我上樓去向她說對不起，她正哭得傷心，現在回想我還是很愧疚。

叔叔說阿義媽媽是我們家一員，但事實上并不是，終有一日她要離開回鄉去，只是誰也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那麼突然。

文革爆發，祖父工廠(上海國棉三十一廠)的造反派來抄家，把所有財物搜掠一空，連祖母為阿義媽媽保存的存款簿一起沒收，隨即傭人都被遣散回家，阿義媽媽急得要瘋了。叔叔向造反派寫了很多信說明這是傭工的辛苦錢，不是我們資本家的剝削所得，請予發還。但一個沒文化、做了一世傭工的婦人，叫她怎麼明白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意義呢？阿義媽媽回到家鄉，她手絹包着辛勞積蓄的十幾隻金戒指被鄉下的造反派看到了，斷定她是地主婆，一個勤勞幾十年的老傭工，竟也被拉上批鬥台。過了七八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徹底戰勝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重新控制了神州大地紅色江山，國棉三十一廠革委會才出了一個證明，承認這是勞動所得，發還了義媽的存款，但這一切來得已經太晚……

阿義媽媽沒有結過婚，把侄子當兒子，侄子來上海取回了存款簿，但老人已精神恍惚言語失常，她只記得自己一生的積蓄都沒有了，成天喃喃惦記着她的金戒指和存款簿，我不知老人怎樣走完她最後的路。

大風大浪的革命年代，沒人在意這個苦命的老婆子。

三  黃媽

和阿義媽媽相比，黃媽的晚年算得上幸福，她從上虞鄉下來上海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年代，在鄉下連飯都吃不飽，除了文革十年她被迫返鄉，文革後又出來，前後在我家三十年，她的女兒孫女也都來了上海。

黃媽看着我們成家生子，我兒子的保姆就是「黃媽婆婆」。看着他出生，長大，上幼兒園，進小學，直到他九歲離開上海來香港。八十年代我們一個個出國，最後只剩一個空房子。

黃媽回到鄉下，說住不慣了。我父母幾次回國，都給已返回上虞的黃媽寄錢去。時代畢竟和「姆媽」的四五十年代不同，也和「阿義媽媽」的六七十年代不同了。

 

母親和我                 「姆媽」和周歲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