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风景

本栏将发表一些纪实文章,描写澳洲华裔知名作者、画家、书法家、歌唱家的人生故事以及一些澳洲中国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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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约黄昏》之八:异乡荆棘

(2021-09-16 19:08:22) 下一个

《人约黄昏》之八:异乡荆棘

辛夷楣

 

作为家庭观念很强的中国人,告别家人故土只身飞往海外,可是人生大事。与盖瑞当初离开伦敦相比,我的出国显然需要更大的勇气。行前的数月很忙,顾不上担心,坐在飞机上,看见厚厚的云层,我开始心慌了:澳洲是什么样啊?我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吗?我虽经历了一些坎坷,可那是在祖国、在故乡、在家人身边呀!现在,不论前路平坦还是荆棘丛生,只有靠我自己了。

1987年4月初的一天,我下了飞机,看见墨尔本如此空旷静谧,心里就更不安了。澳洲人的英语又快又难懂,我简直不知人家在说什么。我也不知该如何找工作,如何找房,如何生存。我像个没有生存能力的弱智者,自信心降到了最低点。

 

布朗一家

在对异乡的惶恐中,一位在澳居住多年的华人潘夫人帮我从报上的广告找到了布朗一家,他们正在找人做家务。布朗夫妻俩都是医生,两个女儿艾亚、露茜已上中学,小女儿朱利亚则上小学三年级。我听懂了这些,也用我的蹩脚英文简单介绍了自己。潘夫人极力夸奖我,并且说我特别会做饭。

布朗夫妇似乎对我很满意,让我两周后开始上班。我下了课,先到学校接九岁的朱利亚,然后回家打扫卫生,洗衣服,做各种零碎家务,一周5天,一天3小时,周五给他们做一顿中餐,这份工对我太合适了。每天当英语语言中心放了学,我就急急地赶到巴士站,巴士再转电车,就能到达朱利亚的小学。语言中心的同学都羡慕我,能找到这份不耽误学习又可以练习英语口语的工作。

我第一天去学校接朱利亚时,她很兴奋,一看见我马上就跑过来了。我俩一路说一路往家走,朱利亚长得很健壮,大腿比我的还粗,红扑扑的小脸上长满了雀斑,挺逗人爱。

回到家里,我开始吸尘。女主人莎拉已教过我如何使用吸尘器、洗衣机,如何打扫厕所等。她说,这些家务活哪天做什麽,你随意安排就行了,最好抽时间陪朱利亚玩一玩。

朱利亚很喜欢讲话。尽管我的英文很差,我俩常有交流障碍,但她仍告诉我许多事。她的姐姐们回家晚,她的父母则要6点之后才进家。她像小大人似的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一人在家不安全。”她还告诉我,她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个日本女孩雅库妮,她们是在新西兰认识的。如今,他们一家从新西兰搬到墨尔本,那一家也已回日本,但她一直与雅库妮通信,互寄礼物。看来,朱利亚对亚洲人倒没有种族偏见。

可是,第二天,当我兴冲冲地赶到小学校时,朱利亚却一言不发,不理睬我,只是低着头往外走。直到走出学校老远,她才说:“你以后别在学校跟我讲话了。”我立刻明白了,她嫌我英语不好,怕同学们听见了笑话她。(多年以后,她母亲莎拉告诉我,同学们嘲笑她了。)我说:“朱利亚,我做这份工,就为能跟你们讲英语。如果,你不让我跟你讲话,我以后就不来了。”她连忙说:“你说吧,你说吧,你可别走!”说完她还叹了口气。

有一天,我听见朱利亚扯着嗓子喊我。他们全家人都叫我的中文名,发音怪怪的。我一看,她坐在她房间的地毯上,屋里乱得一团糟。她说要我帮她找样东西。我问:“什麽东西?”她连喊三遍:“Stapler! Stapler! Stapler!”我怎麽也想不起来这单词究竟是什麽意思。朱利亚是个急性子,此时她手舞足蹈,脸已涨红了。我急中生智,问她:“是不是把纸钉在一起的东西?”她拍手大笑:“就是,就是,你真聪明!”我如释重负,她想要钉书机!不一会儿,我就在客厅里帮她找到了。

我彻底地征服了布朗一家是在第一个星期五——我的烹调日。潘夫人告诉我,澳洲人喜欢吃炸的。我于是精心设计了菜谱:炸茄盒、宫保肉丁、红烧肉和煮米饭。等我把饭菜端上桌,他们的眼睛都亮了。三个女孩一连声地叫:“真香!真香!”他们的父亲伊恩一边跳舞,一边转到酒柜那儿去拿酒。三个女孩胃口真好。狼吞虎咽一阵之后,他们全家开始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是什麽?那是什麽?我拿出小字典,飞快地翻着,尽量一一回答,莎拉还详细追问做法。他们的欣赏激发了我烹饪的兴致,从那以后,我挖空心思变花样,几乎三个月没重样。

朱利亚和我越来越亲。我做饭,她总是要求帮忙。我包馄饨、包子,她也学,竟学得很快。他们家来了客人,她总是抢先向人家介绍我,并且教人家怎么念我的名字,生怕父母、姐姐抢了她的专利权。作为留学生,我不免常搬家。莎拉总是很主动地开车帮我搬家。小朱利亚每次都要跟着去帮忙,楼上楼下地跑个不停。她也很喜欢我的朋友们。有时,星期五晚饭后,我说我要去看朋友,她就要求跟我一起去。

    艾亚是朱利亚的大姐,在三个女孩中最漂亮,最像她妈妈。1987年,我到她家时,她正上中学12年级,邻居男孩都喜欢围着她转。

那年11月,她一考完中学毕业考试,就开始找工。我的学校也将放长假,我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工,我俩因此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她找工的方法是走进她家附近的每一间商店,挨家问。终于,有一家服装店说可以要她,但她兴冲冲干了两天就辞了工。我很不理解,替她惋惜。她却说:“那家店生意不好,我站一天没几个人进店来,太寂寞了,我必须得换份工作。”

后来,她在市中心的意大利馅饼连锁店找到卖货的工作。那份工很辛苦,常常忙得她大汗淋漓,路途又远。但她干得挺高兴。和她相比,我找工要困难多了,但她总是鼓励我:“没关系,继续努力!”

艾亚独立性很强。他们全家去塔斯马尼亚岛旅游3周,她却决定一人坐巴士绕岛一周。我挺担心:“为什麽要一个人?你不害怕吗?”她说:“一个人旅游,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生人,了解到许多有趣的事情。”他们回来以后,艾亚就给我讲她丰富的旅行经历。

露茜是朱利亚的二姐,性格在三姐妹中最随和。她爱讲话,又耐心,我英文有问题,常常喜欢问她。有一天,她说,她与同学去中餐馆喝茶,吃了一种东西,特好吃,但是她怎麽也说不清是什麽东西。过了一天,她带了一张纸条给我,她的华裔同学用中文写了“叉烧包”三字。我说:“这容易,可惜你们家没有蒸锅。”晚上,她就对她妈妈讲了,莎拉当即给我钱,让我周末去唐人街给他们买蒸锅。买了蒸锅,我就常给他们蒸包子,蒸饺子,他们全家乐不可支。

露茜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国际中学生交换计划,她希望能到加拿大学习一年。后来名单公布,她被分配到巴西。她一面加紧学习葡萄牙语,一面拚命打工赚钱。她说她希望赚够自己的机票钱,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

露茜找工的方式与艾亚不同。她自己写了好多纸片,然后散发到附近的几条街。此后几天,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全是找她的。露茜高兴得不得了,小记事本记得满满的。我很好奇,问她纸片上到底写了什麽,一下子就找到这麽多工。她高兴地把纸片递给我,只见上面写着:“你有一个十分能干的邻居,她什麽都会做,锄草、浇水、吸尘、看孩子,每小时只收5元钱,请电露茜……”

离开布朗一家去悉尼读书之后,我最想念的就是莎拉。她既是精明强干的放射科医生,又是温柔的母亲,美丽的妻子,我们很快就处熟了。每天她一回家,总是先冲到厨房里找我。我就一边做蔬菜沙拉,一边告许她我和朱利亚做了什么,然后就和她聊天。我的英文不好,常常张口忘词,她就边听边猜,后来她竟猜得极准。比如我说:“我妈妈的信写得很……”她马上接嘴说:“detailed(详细)。”

她对我很满意,经常向她的同事、邻居吹嘘。后来,她的两个同事也请我去家里打扫卫生,我还介绍一位同学给她的邻居做家务。我在她家干了半年之后,我觉得我该要求涨工资了。我想我不能和他们夫妻俩一起谈,如果他们有一人不同意,另一个一附和,我就失败了。于是我挑伊恩不在的时候和莎拉谈,没想到莎拉很痛快地说:“你刚来时没有经验,现在,我觉得是该给你涨工资了,我会和伊恩说。”果然,那个星期五发工资时,伊恩对我说:“我们同意给你加工资。”

我很幸运地在她家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找到晚上刷锅洗碗的工作。因为时间衔接得好,我十分珍惜,拼命想保住这份工。有两天,餐馆的洗碗机坏了,我找了一位同学来帮忙。我俩硬是用手洗,赶上了洗碗机的速度,没耽误事。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天,我的腰剧疼起来。当晚我告诉莎拉,她说,第二天让我到她医院看急诊,她会安排好一切。那是我第一次进澳洲医院看病,生怕英语不好讲不清病情。没想到,细心的莎拉给我找了一位华裔医生。检查之后,医生说,你不能再去餐馆做了,全休两周后可以干轻活,你的腰肌严重损伤了。

莎拉和丈夫伊恩感情极好。据说他们的父母是朋友,他俩从小一起玩,还曾在一个澡盆里洗澡。后来,他俩又先后进入悉尼大学医学系。每天早上,他俩一起开车上班,晚上一起返回。有时,他俩偶然分别回来,一见面就拥抱亲吻。三个女儿就“哟!哟!哟!”地起哄。星期五晚饭后,伊恩特别喜欢和我谈中国。但有时,他看见莎拉在洗碗,就马上起身说:“我得去帮她。”有一个周末,三个女儿都跟着学校野营去了。他们俩互相搂抱着,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要出去度周末,享受二人世界。

伊恩很关心中国,常常向我问这问那,从中国的政局到经济体制,从风俗习惯到文化传统。他听我说起我们在中国也跳交谊舞,不禁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中国男女在公共场合不是很少有身体接触吗?”我常恨自己英语不佳,不能向他解释清楚。他却总安慰我:“你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了。”

伊恩和莎拉也喜欢和我谈文学、谈音乐、谈历史。当他们意识到我几乎和他们一样熟悉西方文学名著和西方古典音乐,熟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大为惊讶地问:“中国有多少人像你这样?”我说:“在中国,上过中学的人都读过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当然,我受父母影响,从小喜欢文学艺术,读了不少书。”莎拉说:“澳洲的历史、地理课本却强调澳洲和英国,对世界其他地方很少提及。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地理了解很少,这真太遗憾了!”

 

从山背后往上爬

那时,留学生们的日子很艰难。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还相当落后,大家带来的钱不多。既要保持学校的出勤率,又要挣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个矛盾非常尖锐。我们语言中心的第一个学期结束,班上八个中国同学就黑了四个。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再交学费,学生签证无法延续,沦为逾期居留的黑民,只好四处躲避移民局的搜捕。

    同学们为了挣钱,纷纷到工厂去打工,个别的幸运者甚至找到在工厂做中班的工作。这样,白天上学,下午放学后做工,钱挣得不少。但是我不想去工厂,我宁愿晚上与周末四处做些零工,也不想辞去莎拉家下午这份工。这份工不仅使我有机会练习英语口语,还给了我了解澳洲社会的机会。我来澳洲的初衷不就是想好好了解外部世界吗?

那一时期,为了挣海外学生的钱,澳洲各类学校应运而生,但是政府却对它们缺乏管束,这势必使海外学生大受其害。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维省海外学生办公室的一封信,说我就读的计算机学校汇报我出勤率不够,我的学生签证被取消了。我大惊失色,赶紧给我的一位堂姑打电话。

堂姑刚从香港移民此地不久,在维省东部一间中学任教。她驱车200公里,赶到我的计算机学校,镇静地与校方交涉,要求查找我的出勤率。结果查找的结果是我的出勤率是85%。堂姑立即带我去维省海外学生办公室。海外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学校显然搞错了,当即恢复了我的学生签证。如果不是堂姑帮我与学校交涉,我差点就走投无路了。我不禁想到,不知有多少同学被这些缺乏管理的野鸡学校坑害,又没有人帮忙啊!

到墨尔本的第二年,我开始联系大学,准备上研究生。莎拉希望我既找到合适的大学,又能留在墨尔本。她很为我能给教授写英文信,能用英语给系里的秘书打长途电话而骄傲。她总说:“你的英文真比以前强多了!”

按照澳洲的政策,我只有进正式大学念书,丈夫才能拿到陪读签证,与我团聚。澳洲的大学一般规定,你念完本科,可以念此科的研究生;否则你读研究生前,要补读一些本科课程。而学时的延长,就意味着我得交更多的学费。我不得不放弃学社会学的想法,选读东亚研究系的研究生,因为我有大学中文系的文凭。

我幸运地申请到海外学生津贴名额,但即使这样,一年的学费也要交6000多澳元,再加上生活费,我一年至少要挣12000澳元以上。真不知除了打工赚钱,我还能有多少时间念书、写论文?

相比之下,澳洲学生的境况要好多了。他们可以申请助学金及政府贷款,理工科研究生有时还有奖学金可拿。当然,他们哪像我曾经荒废了14年光阴?“文革”3年,下乡4年,工厂7年,整整14年宝贵的青春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想在异乡的大学进修真是难于上青天。

瞻前顾后,我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墨尔本一位管理研究生的大学老师对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困境。你们不是从山前的大路上山,而是从山背后往上爬。”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山前的大路就不属于我了。几十年了,我差不多一直是在从山背后往上爬,想在无路的荆棘中踏出一条路来。

后来,当我终于选定了悉尼大学,我告诉莎拉,我要离开时,她几乎哭出来:“你不能走!两年来,你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部分了。我真太难过了!”听说我要走,三个女孩的第一反应是:“星期五的晚餐怎麽办?”

离别对我们大家都是痛苦的。两年来,他们一家给了我这么多温暖,使我逐渐融入澳洲社会。多年之后的2006年,我与盖瑞去墨尔本参加亲戚的婚礼,我终于与布朗一家重聚。他们已经搬了家,艾亚与露茜都带着丈夫和小儿小女来聚会,莎拉大显身手,做了小羊腿款待我们。

盖瑞非常喜欢他们。回来以后,他从网上发了一封长信给朱利亚,他写道:“我私下里意识到,你和楣的关系大大改变了她对西方的态度,而且比你知道的大得多……布朗一家向她证明,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是何其相似……和她共度余生是一种有价值的、增长知识的和使我变得谦虚的经历。”

朱利亚、露茜和莎拉都给我们回了信。莎拉在信中说:“盖瑞:收到你的可爱的信,谢谢!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实际上,楣是宽宏的。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受到你如此的赞扬,一半都不到。然而,我欣慰地听到她欣赏与赞同我们蹒跚向前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双方来说,那一段儿生活并不容易。因此,我很高兴,留给她的是如此愉快的记忆。”

 

尊重不同

我在悉尼大学一注册,就开始一边准备做论文,一边心急火燎地找工。一家找工代理给我找到几份家庭清洁工,有一家又离我特别的近,我欢喜若狂赶快去这一家面试。主人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非常和气友好,知道我在悉尼大学读研究生,他十分信任地说,你每个星期二来打扫一次,我把工钱给你放在餐桌上,这是我的房门钥匙。

   几天后我第一次登门去清扫卫生,我高高兴兴地开了门,拿出吸尘器就开始在客厅吸尘。吸完了客厅的地毯,我就把吸尘器拖进卧室。进了卧室,我抬头一看,立时吓了一跳,墙上到处挂着大幅的男性裸体照片。我扔下吸尘器,本能地夺路而逃。没想到他竟是同性恋!要是在中国这可是要进监狱的呀!跑到门口我猛然停住了,突然领悟——他是同性恋,那他对女人就没有兴趣,我不是更安全了吗?我跑什么呀?我多需要这份工啊!我怎么能跑啊?我回到卧室,拿起吸尘器埋头吸尘,尽量不看那些照片。做完了这一间,我又进了第二间卧室。它的陈设略有不同,但同样挂着大幅男性裸体照片。

我心中始终怀着警惕,担心会出什么意外。但是,这份工做了几个月,一直顺遂得很,一点差池都没有。有一天,我又独自开了门,来做卫生。厅里的餐桌上摆了一包东西,上面放着一个信封,写着我的名字。我打开一看,里面不但有工钱还有圣诞卡,上面写着:祝你圣诞快乐,这包东西是送给你的圣诞礼物。

我立时冲出房门,下楼去买圣诞礼物与圣诞卡。我真糊涂,竟忘了圣诞节快要到了,既没有买圣诞卡也没有给他准备圣诞礼物。这是多么失礼呀!他的礼物和卡提醒了我,我给做清洁的几家都写好圣诞卡,那周带了去。那几家也都送了我圣诞卡,有的还送了我礼物。但是,他可是这几家中第一个送我圣诞卡和礼物的人呀!

这位男子使我对同性恋者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他们只不过是性趋向与常人不同而已,他们并没有值得谴责之处。在悉尼住长了,我才知道,悉尼是澳洲的同性恋之都。因为在一些小城市或乡村,人们仍然歧视同性恋,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聚居到悉尼来了。我因之对悉尼增加了亲近之感,因为这个城市包容不同,尊重不同。

我从小在中国接受的是一分为二的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教育。无论什么事,非白即黑,非错即对,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哪讲什么求同存异,哪讲什么尊重不同,哪讲什么尊重少数或是尊重弱势群体。在澳洲遇到同性恋这件事使我意识到,世上的事是复杂的多侧面的——你不喜欢的事,不见得就是不好的;你不理解的事,不一定就不合理。

 

投身中文报业

谢天谢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到澳三年之后,我的丈夫终于与我重聚。但是,他不能适应这种披荆斩棘的艰苦生活。此时,恰逢澳洲政府允许我们申请正式工作,我不得不放弃读完研究生的打算,全力挣钱养活我们两个人。事有凑巧,我找到在一家中文日报当翻译的工作,每周工作六天,将每日的新闻从英文翻成中文。

    报社的工作量很大。我的英文不够好,对澳洲情况又不熟悉,刚开始翻译十分吃力。总编是香港来的,脾气很大,我动辙挨骂。但半年以后,我的英文有了很大进步;我原先的编辑记者经验也发挥出来,工作比较得心应手了。报社的工作大大增进了我对澳洲社会的了解。

当时,几年来陆续抵澳的几万大陆留学生处境艰难,引起了当地华人、澳洲民众甚至澳洲政府的关注。这家日报为了吸引读者,就经常编发一些留学生新闻。我是留学生出身,又有采访经验,总编就经常派我出去采访或出席重要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在一版留下大块版面给我。如果是移民部的记者招待会,我问的问题总是留学生们最关心的。如果是留学生有难,我必饱含同情,声情并茂地给以报道。每当我匆匆赶回报社,往往是我写一张,打字员打一张,贴版员贴一张。第二天消息见报,总是引来很大反响。虽然,我天天忙得像打仗,但我感到自己的工作与读者息息相关,我自然更加勤勉努力。

澳洲的中文传媒竞争激烈,我先后在日报、周报、周刊及月刊任职,但是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在《东华时报》工作的6年。《东华时报》的老板李伟林是马来西亚华人,他英文好,了解澳洲社会,非常善于经营,又十分热爱中国文化。他尊重我们这些编辑记者,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与极大的自主权。李伟林老板接手后,《东华时报》的质量不断提高,渐渐成为澳洲华人最喜欢的一份中文周报。

我们不但刊载大量新闻,还刊发关于澳洲时事与人物的深度报道。我发现,华人读者迫切渴望深入了解澳洲社会,他们不仅需要知道新闻,还很想了解新闻背后的故事。我于是下功夫收集材料,每周抓住重点,用生动的笔法写一整版时事大特写,还配以照片。后来,我写的大特写成为了很受读者欢迎的“招牌菜”。我也采访了很多澳洲各界的名人,包括华裔社会的名人,将他们的故事详细报道出来。

我们的报纸还大量发表澳洲作者撰写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以及诗歌等,特别强调澳洲特色。这些作者的文章反映了海外华人在异乡拼搏的苦乐,我读来感同身受,所以特别珍爱,总是不遗余力地与他们联系,热情洋溢地鼓励他们,耐心地编发他们的稿件。他们的文章成为我们报纸吸引读者的亮点,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为我的朋友。

我自己能在写作与编辑工作上不断进步,有赖读者的长期帮助与鞭策。中文报刊的编辑部就在悉尼唐人街,我每天上下班,买东西,吃饭,都会碰到一些华人读者。他们总说:“你这篇大特写写得好,题目我们关心,文笔也生动。上周那一篇,议论太多了。”或者“你们发的那篇小说好看,那篇随笔有意思……”我的作者朋友也经常给我提出建议与批评。这种经常的反馈与鞭策,对我弥足珍贵,我是悉尼读者培养起来的。

中文报刊工作繁重,压力很大,要想始终如一精神抖擞地工作,意气风发地开创新天地,并不容易。在爸爸受难的那些年,妈妈多次对我说:“我一到了办公室,所有烦恼都忘得干干静静,脑袋里只剩下工作。”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力量巨大无比。我发现我也象妈妈一样,不管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的丈夫离去也好,我与男友分手也罢,我始终保持了镇定的情绪和充沛的工作热情。往往事情过去了好久,我的同事们才知晓。

1996年下半年,澳洲掀起一股攻击亚裔和澳洲土著的种族主义妖风,华人侨领黄肇强决定成立团结党予以回击。我与我的一些作者朋友立刻意识到他的主意很好但困难很大,就决心群策群力予以支持。我充分运用自己在中文传媒工作多年的优势,与这些作者及报社同人一起,组织了一浪又一浪规模庞大的宣传战役。

我深知,与澳洲的其他族裔相比,华人一向是埋头工作不问政治的,许多澳洲人对华人的评价是华人只知赚钱只懂做生意。一百多年前,来澳淘金的华人像可怜的羔羊般被白澳主义者屠杀驱赶,毫无自卫能力。现在,要想唤起华人参政的热情,非得掀起持续的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不可。

在北京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城市长大,被政治运动折腾了这么多年,我对政治不免有些厌倦,当然无意在异乡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但是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反对不反对种族主义已经超出了一般政治的范畴。一个人连自己的尊严都不想维护,那就连动物也不如了。中国已经不是清末,我们也不是一百多年前的老华人了。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澳洲方式在澳洲生存,过有尊严的生活。我知道,这又是一搏的时候了。这时,在北京这个政治漩涡里翻滚挣扎的几十年可就没有白过了,我的政治敏感这下有了用武之地。

1999年3月纽省选举,黄肇强被选进了州上议院。他与团结党在澳洲政坛发出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最强音。此后,种族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澳洲政府制定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法规。十几年下来,已经很少有人再敢公然宣扬种族歧视了,舆论在渐渐转向。作为移民与有色人种,也作为一名有政治敏感与新闻敏感的人,我清楚地感知了澳洲社会的这种变化。

 

 

广告征婚

1990年,正当我越来越喜欢中文日报的工作也对澳洲社会渐渐适应之时,我丈夫却在澳洲呆不下去了,他决定回京。当时,我出来时我们借的债还没还清。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对口的工作,既可以增进英文水平又可以攒钱还债,我们怎么可以放弃呢?然而,分居三年之后,我们之间的矛盾明显增多,隔阂日渐加深。其实我知道,他也很痛苦。我们之间已经很难沟通了,几经折腾,最后不得不以分手告终。

女友们敦促我赶快在报上登广告征婚,不要再耽误自己了。我那时已抵澳数年,找工找房一直都靠广告,对广告征婚倒也并无太大反感。我知道,一般人对广告征婚心有抵触。但是我并无闭月羞花之貌,年龄又这么大了,假如不借助广告扩大寻找范围,找到合适伴侣的希望将非常渺茫。

一位很熟的澳洲朋友对我说:“广告征婚会遇到很复杂的情况,甚至陷阱。不过,你经历过很多事情很有社会经验,可以试一试。要是别人,我会劝他们三思而后行。”我这人一向顾虑较少。要不也不敢在中年之时远离故土只身飞到万里之外的澳洲。我就这样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了澳洲的广告征婚市场。

有的朋友劝我仍找华人。当时,澳洲大约有二三十万华裔,但来自中国大陆的仅数万而已。我感觉,如果我仅在人数甚少的大陆华人中寻找,恐怕只有矮子里面拔将军了。

我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转向周围比比皆是的澳洲人,特别是与布朗一家相处两年,使我对澳洲人渐生好感,风俗习惯与文化背景不同并不影响我与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决定在英文报上登广告,找西人。几经折腾,我终于碰到一位心仪的澳洲男士特里(Terry)。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其实是再次陷进了爱情沼泽地。同居四年之后,我终于下决心挣脱出来。

与特里分手之初,我对伴侣关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颇欣赏单身生活的自在随意。两年之后,在家人亲戚帮助下,我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我一人在收拾好的单元里走来走去,突然就觉得这个家太空落了,突然就觉得我需要一个日日相守的伴侣。

我相信世间有真爱,也相信我能找到合适的人。在异乡的事业成功是我自己披荆斩棘干出来的,婚姻的幸福不也得我自己披荆斩棘地去争取吗?远离故乡家人,我觉得自己只有勇敢地面对异乡荆棘一法。

2001年下半年,一位会算命的朋友说:“你今年不要再登广告了,你2002年才会遇到合适的人。”我对她的话不甚相信,我一向对算命采取半信不信的态度。那时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我为什么不再继续登广告试它一试?为什么要浪费大好光阴等待明年?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登广告。这次,我决定换一家报纸。没想到,这一换就遇到了盖瑞。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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