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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富向善历程对中国财富家族的启示
——在“财富连城”讲座的讲话
资中筠
资本家发善心？
有一次在介绍美国公益事业的讲座上，有人提问：“难道资本家能发善心？”就先从这个问题讲起。
这个问题本身带有很大的偏见，是过去以阶级论人的产物。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发财为唯一的成功标志，把穷人称为低素质人口，甚至有理财产品的广告词说：“老来穷没人原谅你”，好像穷就是犯错，这是什么价值观？
二者都是错误的。人性有双重性，可以向善，也可以向恶，促成善恶的因素有多种，不以掌握财富的多少为转移。我最近发表过一篇小文，“莫以小人之心度人”，就是与慈善公益行为相关联的。有人做好事，先怀疑其动机，而不看其实际做了什么，达到什么效果。这是错误而有害的一种思维模式。穷和富都可以成为向善或向恶的动因，所以古人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教导。18世纪一位美国慈善的先驱马瑟有一句名言：“如果有人问：一个人为何必须做好事？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
回到本题，美国财富如何向善。一种事业没有一定的思想理念的基础是不可能长期持续发展的。
人性和道德层面，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中的慈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基督教传统、宗教情怀应是其原始动力。按照17世纪温思罗普的说法，这是上帝的旨意，祂创造了富人，“不是为的让他们自己享福，而是为了体现造物主的光荣，并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这就明确把慈善与人性联系起来。同时他坦率承认，这是利人利己的事。做好事本身不但带来快乐和荣誉，而且还可以延年益寿，事业成功。所以这一事业体现人性善的一面，但又不是利他主义的，是利他又利己，是求得精神寄托，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圣经》中“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那么富人把财富捐出去，也就可以打通天堂之路。据说芝加哥大学校长每次向老洛克菲勒募款之前要先举行一种仪式：两人一同祈祷，求上帝给予启示，这样他募款的要求往往得到满足。可以说，对其发起者和捐赠者来说，这一事业并不亚于其前半生所从事的企业的发展，甚至更为重要，意义更加深远，超越于避税和个人沽名钓誉之上。
工业化社会的公益思想
着重讲工业化以后的现代公益，这就不仅涉及人性，而与社会改良相结合。
工业化社会的特点：
1. 财富的积累加快，出现一些爆发的大财团，其财富的体量特别大，与前工业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矛盾尖锐化。
2. 公民社会成熟。源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普及以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与基督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结合起来，不平等现象更加被认为是不正常的，难以容忍，必须设法予以改变。受惠者不再是施恩对象，而是获得本应有的机会和权利。
3. 在民主制度下，群众有了维权的意识和途径，例如成立工会，可以为提高待遇、改善工作条件而罢工、提抗议，或与资方谈判。这在皇权专制的社会，是难以做到的。
4. 有了教育普及的观念。随着工业的发达，从资方来讲，也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从全民来讲，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从而成为基本诉求。
美国的公益事业和形成的公益思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美国宪法注意防止公权力集权、民众暴力或多数暴政、保护私有财产、协调联邦与各州的权限，等等，唯独没有考虑到如何预防资本肆虐，贫富悬殊扩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到20世纪初开始提上日程，经历了一次全面的、关键性的改良运动，称“进步运动”。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出现和发展与“进步主义”运动同步，也可以说是进步运动的一部分。所以改良主义是它与生俱来的特点。
在美国先富起来的大财团主基本上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进步主义时期兴起的新理论就是打破社会达尔文主义，证明适当的政府干预正可保护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这场改良运动是全民的综合性运动，工人运动、媒体揭丑、学术界的新理论，最终体现在政府的若干政策，所有这些矛头都是指向大财团。他们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也意识到，大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发财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而且欧洲已经兴起社会主义思潮，正传播到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最优秀的、作为美国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必须主动为改革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卡耐基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基金会就应该预见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压力，及时帮助主要的机构适应这种变化，为此，需要走在时代前面。这就代表了他们的使命感和主人翁态度。对于何种具体途径更有效，有许多不同看法和做法，但思路大同小异。
《财富的福音》要点
卡耐基的经典名著《财富的福音》对这一思想有全面的阐述。直到世纪末的比尔·盖茨还奉为圭臬。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财富集中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是文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
这点他特别强调，公益的目标绝对不是均贫富。所有的人一律居于陋室那种“过去的好时光”其实并非“好时光”，不值得留恋。把能干而勤劳的人与无能而懒惰的人区分开来，这是人类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文明的开始。因此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论多少，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一切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考虑是从承认以上基础的大前提出发。不是要改变现存的造成财富集中的制度，而是要最好地使用这笔巨大的剩余财富。
2.富人对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不必多解释。不过他强调富人应该树立一种简朴、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榜样，避免炫耀奢华；给他的家属提供恰如其分的合理的需求满足（怎样才算是恰如其分，可以由公众的常识去判断）。在完成这一任务后，把所有的剩余财富当作社会委托自己管理的信托基金，并且这样一来，富人就成为他的穷苦兄弟的经纪人，以自己高超的智慧、经验和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人类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最优秀的头脑意识到，最好的处理剩余财富的方式就是常年用于公众的福利事业。
3.提倡生前捐出剩余财富
迄今为止，有三种方式处理财富：一、传给家族和子孙，二、死后捐给公众的事业，三、由财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处理。第一种最不可取，对子孙和国家都不利。富家子弟没有被惯坏而仍然克尽社会职责的固然有，但不是常规，不肖子孙是多数。所以与其留给子孙以财富，不如留给他们家族的荣誉。第二种方式太遥远，而且往往留下的财富并不能按捐赠者的意图使用。总有一天，公众会给带着巨额财产死去的人刻上这样的墓志铭：“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最后只剩下一种选择，就是把富人的巨额剩余财产在他们生前通过适当的运作用于造福公众的事业，这样，可以仍然通过少数人按照最佳方案分配，而不是在全民中平均散发。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4. 要社会公益不要布施
最重要的原则是，财富的捐赠决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是要激励最优秀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进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漫不经心地胡乱施舍的百万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实际上是他们制造了乞丐。
5. 公益捐助的最佳领域
基于以上的认识，列出了财富应该投向的最佳领域，有教育、免费公共图书馆（按：现在美国免费公共图书馆极为普及、发达，几乎遍及每个社区，卡耐基有创始之功）、医疗卫生、公园音乐厅等美化生活环境的设施，等等（因篇幅关系此处不详述）。重要的是，一旦捐出，就成为公共财产，管理权和责任都在当地行政部门，受选民的监督，同时有助于敦促当地政府对有关领域的重视和采取积极措施。
当然，余财可以用于造福公众的途径决不止这些。另外，有余财者个人财力也相差甚远，多捐和少捐同样值得尊敬，并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可以陆续捐。卡耐基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富人就能够以“拥巨资而死者以耻辱终”的格言来对应圣经上“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堂还容易”之说。他临终时就不再是守着百万无价值的财富，而是意识到自己对改善这大千世界作出过微薄的贡献，虽然在金钱上穷了，而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使他比任何百万富翁都富有多少倍。这样，他就可以毫无负担地进天堂。
这是卡耐基在19世纪末提出的思想，并且从那时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陆续进行捐赠，到20世纪初，他果然彻底把理念付诸行动：在他的企业如日中天时全部转让给摩根集团，把属于自己那部分股份全部捐出，成立了卡耐基基金会。他这篇文章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由于这一套说法事实上奠定了20世纪现代基金会的思想基础，而且连他所提出的具体捐赠领域也基本上为实践证明有持久的价值。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有新的发展，例如从自然科学扩大到社会科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注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等等，但核心内容仍然是促进人的健康与教育。
本文摘自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新作《夕照漫笔》（壹嘉2023年版）。本书分上下卷，收入资先生最近10年来未入集的作品50余万字，包括“文化与教育”、“历史与救国”、“公益与社会改良”、“世界观察”等八个小辑。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92高龄的资先生在极为困难的境地中坚持发声，以她的客观理性，充满洞见的文字，启人心智，引人思考。
由于资中筠被微信全面封禁，我们无法利用这一中文世界最有效的传播手段，无法将资先生新书出版的消息传达到众多读者之中。希望文学城的网友们能帮忙转发、传播消息，让资先生的书能抵达尽可能多的读者。谢谢大家！
影响社会风气
最初创立这一事物的人是有理念的。但后来不见得所有捐钱者都出于自觉的慈善之心，也不见得都是道德高尚之人。现在美国每年的公益善款70%左右来自普通人，30%左右来自富豪或企业。凡解决了温饱的人差不多每年都会做一些捐赠，或者贡献一些自愿的服务，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处理余钱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成立一家基金会，法律手续非常简便。
一个社会，居高位的权贵和引人注目的巨富，向什么方向使用他们的财富，实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的风气会产生很大影响。最先出现的巨富可能一掷千金，穷奢极侈，引起全社会羡慕妒忌恨，形成笑贫不笑娼的世风；但是在美国早期出现一批暴发户时，他们首先带头做的是捐赠，发明了基金会这样一种机制，带动了一种捐赠文化。这是美国人的幸运。在一个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这种捐赠文化和志愿精神是平衡财富集中、缓解矛盾的重要因素。私人以其雄厚的财力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既符合保守派主张小政府的思想，也符合自由派关心弱势群体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很多发达国家已发展成福利国家的今天，这是美国的一大特色。
美国大基金会的创始人，或者具体负责人（CEO）的世界眼光
美国一些有影响的大基金会如洛氏、福特、索罗斯、盖茨等等都有比较远大的胸怀和世界眼光，“会长工作报告”都像世界级的国家领导人的报告。
特别值得提到的几个例子：二战前夕，1933、1934年左右，希特勒开始迫害知识份子，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长工作报告中就提到需要有一个抢救欧洲人才的项目，帮助爱因斯坦等一批科学家及时迁居美国。这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都得到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二战期间，他们更加加紧这方面的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也得到过“抢救”。1943至1944年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当时在美国使馆文化处工作）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教授为援助对象，由国务院出面，提供60,000美元特殊援助款项给美国几家大学，以邀请中国教授赴美讲学，作为中美交流项目。应邀赴美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这项资助既缓解了中国学者的生活困难，又加强了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而且其中好几位都得以完成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这些教授只知是中美政府间的交流项目，并不知道实际是洛氏基金会出钱。
基金会在美国本国作用最大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
自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政府的作用也日益扩大，特别是到60年代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开战”项目之后，福利制度逐步完成，民间公益退居次要，大基金会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指导思想和行为模式已经基本确定，并且仍在继续成长，作为总体，在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一些政府不能顾及的文化艺术、学术研等领域，基金会的支持还起着主要作用。它固然也有管理不当、判断失误以及各种浪费之处，但是比政府官僚机构的弊病还是少些，花钱的效益也要高得多，所以其总体的影响远远超过付出的金额。
数字经济时代新公益的传承与创新
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叫做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可以统称为后工业化时代。新的形势与现在讲的主题有关的特点：
1. 两极分化速度更快，淘汰率高。中产阶层的萎缩，这是最大的危机。更严重的是不论经济危机还是繁荣时期，财富向上集中趋势是直线的，甚至没有波动。美国社会的活力在于其流动性，而现在有固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亿万富翁的出现也是高速度的，越来越年轻。
2. 进步主义改革应对的是以制造业为主产生的危机和矛盾。现在出现的是金融业、虚拟经济还有急剧发展的人工智能等等。
3. 全球化。许多事不可能在一国之内解决。
20世纪发展起来的公益基金会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大量的需求。于是一种新的公益模式应运而生，大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逐渐成规模。其特点：
1. 营利与非营利结合。
2. 各方联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经验智慧出经验智慧，联合起来办。称SVP（Social Venture Partnership）。
3. 由于有了大数据，供需双方信息畅通，更加主动。
4. 参与者国际化程度加大，称SVPI（Social Venture Partners International）。
各方有识之士，包括那1%的幸运者，敏锐意识到如果连中产阶层购买力都下降的话，靠金字塔尖1%的富豪是难以撑起这个市场的体制的。于是提出要促使资本主义演变，达到“包容性的资本主义” （Inclusive Capitalism），就是培养大批小资本家，大家都有钱赚，大家都为社会做出贡献，其中落实到组织上，出现共益企业B- Corp.（Benefit Corporation）这样的新事物，就是在建立企业之初就把某个对社会有益的目标放在第一位，同时与追求利润结合起来，改变过去社会公益完全依靠无偿捐赠的公益基金会的模式。一个企业从一开始建立就不是以利润为第一目标，而是以为社会某一项服务为第一目标，比如你这个企业专门搞环保的，就是环保为第一目标，在这个前提下想办法盈利。必须说明，这是与通常的企业完全不一样的观念和模式。广义来说，大多数企业都是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中赚钱，也都可以说是对社会有利，那就无所谓“社会企业”了。这种B-Corp是完全不同的。是有严格的标准，经过一定的权威机构认证才可以算。详细情况现在没有时间多讲。有兴趣的可以看书。这种新型的模式，不仅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且在印度等亚非国家，还有香港，已经发展摸索了二三十年，现在已经趋于成熟。
在美、英等国一些培养商界精英的著名商学院，已经开始将“社会企业”纳入课程，从一开始就培养公益意识。其意义是，不要等这些毕业生今后在商场不择手段赚足钱后，再捐出钱来做公益，而是让他们从一开始赚钱，就有社会责任感，做“负责任的投资”，这是从源头上培养人才的计划，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公益的思想动力
新公益的倡导者，或称“潮流引领者”，是政、商、学精英。通常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美国那些顶级既得利益者推动改革的动力何在？首先要分清既得利益者是靠什么获得目前的地位的。如果是靠超经济的特权、以暴力维持的公权力，那么他们利在维持保证他们的特权的那个制度，不容他人染指。而如果是靠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上去的，那么如果这个机制出了毛病，市场萎缩，难以为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难维持。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社会都是市场经济，通过这一机制获得成功者，其利自然在于维持这一机制的健康发展。
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2014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主持人是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200名来自27个发达国家的政、商、学界精英济济一堂。主要发言人有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林顿（前美国总统）、马克·卡尔尼（加拿大英格兰银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谷歌执行总裁）、劳伦斯·萨默斯（前美国财政部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哈佛大学教授）、罗斯柴尔德夫人（以罗氏家族命名的投行总裁）等。他们就是根据有关的数据，达成共识：目前这种两极分化不能再继续下去，提出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途径。发言有许多精彩的内容和警句，例如：“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多数人分享繁荣，就不能算民主社会”。“正如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加节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吞噬掉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活力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他们意识到这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资本主义存亡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促资本主义演变”。
全球化使人类祸福与共的领域大大拓宽
工业化时代有些大基金会已经有全球关怀，但还是少数；而“新公益”的全球化意识要强得多。全人类祸福与共的因素日增，最明显的是环境和传染病无法分国界，贫穷问题也会溢出国界。根据狭隘的损人利己的所谓“国家利益”行事，是以损人始，以损己终。市场经济中的恶性竞争也一样。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日益成为共识，但是很多在位的、掌权的政治家做不到，多数还是按狭隘的国家利益行事——如特朗普退出气候条约。而民间公益既然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就可以率先付诸实践。这与传统的公益慈善动力是一脉相承的。总有人是秉承超越眼前利益的理念行事的。
美国人特有的冒险精神和求新的冲动
实际上这种新的模式最早开始于英国。社会创新一向是其长处。但是它体量小，难以大规模实现，而美国则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另外，一般说来，美国人比较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当前的新富们正当盛年时候积累了这么大的财富，总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周围还有那么多不如自己幸运的人，世界各地问题成堆，使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如果套用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庶几近之。但是不一定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对全球现实的清醒认识，只不过有些人眼光更远而已。当然每一个社会总有比较超然的思想者，能摆脱自己眼前的利益，考虑社会长远的问题。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例如巴菲特，他是靠投机股市发财的，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并非理该如此，他说：一名优秀教师教出许多人才，得到的是家长的感谢信；士兵在战场出生入死救出战友，得到的是一枚勋章，而有人看到了某个证券有空可钻，就暴富起来，这不公平，这样的社会是有问题的，需要修补。这是他大力捐赠做公益的动力。这类人可以称为有理念的、自觉的慈善家。
可能的负面因素
这种义利兼顾的公益企业的发展绝不会一帆风顺。在政治、社会分化比以前更严重的美国，这种新事物比过去一百年的基金会的发展遇到的阻力和质疑会强烈得多。
在主观方面一是不可避免有道德风险，就是在“义”、“利”结合方面，有可能见利忘义，忘记了从事其事的初衷。
二是从业者能否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洛氏基金会的前任会长罗定在一本书中特别提出对下一代的担心。她说新公益的发展壮大主要要靠新生代的年轻投资者，所谓“千禧年”代人。他们这一代（或两代）是含着金勺出生，在各种新奇而方便的电子产品、电子商场中玩大的。今后40年，他们可能从“婴儿潮”一代的父辈中继承41万亿的遗产。他们不缺乏同情心和改革社会的雄心，但是这一事业需要关注的是严肃而不那么“好玩”的社会问题，如枪支、重复犯罪、厕所卫生、传染病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否能够像上一辈创业者那样耐心、坚忍不拔，抑或是打着“创投公益”的旗号，却缺乏做艰苦工作的能力、意愿和耐心，最终转向光鲜的时髦的新玩意儿，反而成为新公益的阻力，尚在未定之秋。
中国特色的公益
1. 中国现代公益事业并非只有近几十年的历史，而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的，已经170多年了。比较出名的如晚清的大企业家张謇、民国的吴蕴初、卢作孚、黄炎培等一大批人物，都是先做企业然后做公益，并已超出单纯济贫，而有改良社会的观念。他们特别强调开启民智，也是以普及教育为宗旨。连办残疾人学校也不是着眼于救济，而是使他们有一技之长，不但能自食其力，而且对社会有用。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从晚清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有现代意识的公益事业，甚至比中国工业化发展还快。就思想动力而言，他们的特点是与“救国”相联系。那个时代什么都与“救国”联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这一批人符合孟子所谓的“士”的定义，有超越一己私利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家与改良家相结合，立志“开风气、正人心”。也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因1949年的鼎革而中断，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私有财产有了合法地位，私人捐赠做好事才又获得肯定，于是有了最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中国公益活动和组织。早年先驱们的贡献不容抹杀，其经验是一大笔可资借鉴的资源，应该加以研究和重视。
2. 当前的情况。
从本世纪以来，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公益慈善的主体是民间、私人，不能与政府福利混为一谈。由于中国曾一度取消私人经济，摈弃民间慈善，所以在重启公益事业时，首先唱主角的是一批官办基金会，外人称之为“GONGOs（政府办理的非政府组织）”。那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正在演变中。这里不讨论。首先在认识上应该确立公益事业的民间性这一原则，否则失去意义。
中国的客观环境与美国不可相比，企业家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因而对公益捐赠也不能以美国为标准。其一，美国的捐赠主体，不论是富人还是普通公民，大多自认为是社会的主人，有责任感，中国捐赠主体仍是成功的企业家，私人财产得到法律承认还是近几年的事，企业家尚缺乏安全感，尽管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已经相当普及，但是在没有完全消除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其捐赠积极性自难与美国同行相比。其二，美国结社是不成问题的，捐赠手续、成立基金会等等十分简便。中国要复杂得多。总之，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法治完备，社会诚信度高。简单地把富人捐赠与财产的比例作为衡量其优劣的标准是不切实际的，也不公平。
政府的基本态度和相应的法规是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在朝野努力下，这方面已有不少进步，从以防范为主，逐步增加鼓励的积极因素。2017年最新的《慈善法》比以前的法规、条例有很大进步。社会组织在官方报告中也开始得到肯定。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阻力：
1. 缺乏主人翁感
美国的大财团、大资本家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他们的代理人。中国的企业家地位不同，真正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还不多。这点与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还有所不同。加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时可以外流，企业家“狡兔三窟”的比较多。留在国内的往往与官府互相利用以求苟安。
2. 传统的家族观念
中国富人多为子孙积累财富，这一观念与西方不同。另外与民国时期相比较，不少暴发户的奢靡生活和炫富的行为，特别是“富二代”的纨绔子弟缺乏文明的教养，对社会风气产生消极影响。
3.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移民潮。这是这一轮发展中特有的现象。美国人有改变社会的动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迄今为止，只有各国争向美国移民，而没有美国人外移的潮流。美国人对现状不满，只有努力改变现状。当代中国企业家与民国时代的也不同，处境、机遇、文化传统都不一样。1940年代以前的社会精英极少有定居国外的，大多数留学生都志在以所学回国改良现状，而且那个时代，在国外就业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尽管如此，当前民间公益力量的兴起，是一场不亚于改革开放中民营企业在中国兴起的伟大变革。两者都是社会转型的产物，都是思想解放运动，所不同的是前者点燃了中国人发家致富的梦想；后者则将唤起中国人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也是继承和发扬了原来守望相助，造福一方的传统。不论有多少障碍和曲折，总的说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正在加强，并且客观上起推动社会改良的作用。
关于新公益模式，现在中国也已迅速兴起。国人善于引进新的名词和口号，“创投公益”、“社会企业”、“创客坊”、“孵化器”等等名词已经屡屡见诸报端，预计很快就会有许多以此为名的组织出现。需要警惕的是良莠不齐，名实不副，淮南之橘成过江之枳。真正有志者需要对困难有足够的预见和准备，严肃认真对待，才能实至名归，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另外也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支持和规范。当然并不是必须等我国具备了公民社会和法治的条件才能开始。路是人走出来的。在新公益领域，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一批先驱者，为行业起示范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他山之石更容易为我所用。新公益方兴未艾，希望能扎实前进，假以时日，实现规模效应。
最后，公益事业是一种专业，在某种意义上比做企业要复杂，因此需要专业人才，这一领域规模化发展，也能提供就业机会。有一种误解，以为从事公益事业的人，都是志愿者，也就是义务劳动，不取报酬，或者认为公益组织的员工自然应该是低薪酬的，这都是对这一行业的偏见。事实上公益事业特别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因此待遇应该与企业的高素质人才是平等的。这一行业的人更要有一种自信和自豪感。公益事业在国外已成为一门学科，从理论到实践乃至实际操作都有专业。我国像清华、北大、北师大等等已设有此类专业，这个讲坛也是同一目标。但就全国而言，远远不够，还需大力发展。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益的模式、途径也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目标对象一是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二是与人类福祉有关的课题如环境保护、大面积流行病等；三是足以推进社会改良、进步与世界和平，而不是相反。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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