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复员回来被整后，正是农村搞单干的时候。父亲母亲就赌气努力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家里种着地，还养了牲口。地里收的粮食和秸秆什么的，都是用自己养的骡子和毛驴驮回家，省了力气还节省了时间。母亲说装在驮子上的东西都很沉重，两人要抬到牲口背上都特别费劲。但是父亲有办法，他会捏着牲口的鼻子叫它自己趴下来，他们再抬驮子就省事多了。
父母亲还在自己家地里打了井。在村里，是第一家在水井上安装了机械水车, 套上牲口转圈拉, 就能出水灌溉庄稼。所以庄稼长得比别人家的都好。
母亲说打井没找别人帮忙，都是他俩一个井上一个井下挖的。父亲在井下挖，土装进筐子，母亲在井台上用辘辘挽，挽上来土筐提到一边倒掉，又用辘辘把筐子放下去。等挖到出水时又加上水斗往外掏水，快速掏完挽上水来，再赶快继续接着往下挖。母亲说，咱家井里的水最多，天气干旱时也有水。
由于头部有残留的弹片，又加上回村遭遇的那些窝囊事，父亲时常头疼，经常生病跑医院，躺下养病。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母亲要安抚照顾父亲, 加上生了一大堆孩子，比起其他的家庭妇女，要多干很多活儿, 多受很多苦，多遭很多罪。
我生于1952年8月2日。听说我的出生并没给家里带来多少喜悦，因为我已经有了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父母还是希望我应该是个男孩。再加上那时家里要干的活儿很多，不光是种着地，为增加收入，也为地里的庄稼有肥料使，他们又干起了制作龙口粉丝的副业。父母亲顾不过来，我的到来给家里增加了麻烦，好像成了他们的累赘，便想谁家有想要孩子的就送人算了。正好我们村解放前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善会家没有孩子，想要个孩子，母亲就打发大姐去叫人家。
大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还小，傻乎乎的也没觉得心里难受，就去把张善会老婆叫来了。人家要把我抱走。当时我姥姥正在伺候我妈月子，见状生气不干了，说：“你们生了孩子养不了就送人，这不就是多着我了吗？我干脆走吧！”结果人家也没敢抱走我。虽然我被留下了，但父母还是觉得给家里添了负担，就给我取名叫“多儿”。这样叫了一阵子，我奶奶听着不顺耳不耐烦了，说：“成天‘多儿’呀‘多儿’呀的，多什么多？看小姑娘怪机灵的，还是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叫‘清香’吧！”
再后来，我长大了。有次张善会老婆到我家来，见到我还打趣地说：“你们家的这个‘多儿’还给不给我们了？跟我走吧。”
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几年她身体还好，家里要干的活儿很多，没空照顾我。等我大点儿会坐了，就围着床被子放在炕上自己坐着。有一次，等她忙乎完漏粉条的活儿跑过来喂奶时，发现我自己钻进被子里头去了。当她掀开被子，一股开锅一样的热气扑面而来，只见我打了个激灵，满身的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母亲后来对我说，要是再晚一会儿啊，可真就把你给焐死了。
母亲和大姐常说我小时候爱发烧，她们想挨几天就会好了。可是有时候不给治疗就是不好，瞪着小眼睛也不死。等他们倒出空来抱着我到医院，花十多块钱打一针青霉素就好了。那时候的十来块可是个不小数目啊！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国家提倡多生孩子。听母亲说，那时谁生多了孩子，还能得到“英雄妈妈”的称号。人们也有多子多福的思想，都不会搞计划生育。孩子随便生，哪家都有六七个孩子，生十个八个的也不稀奇，生仨俩个的倒是少数。所以对待“孩子”也没有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娇贵。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村东南方向，有一条“死孩子沟”，是村里专门用来埋死孩子的。母亲嘱咐我们不要过去。我拾草拔菜从来不敢去那儿。有一次走错路误入沟边，看见沟里一个个用秆草包裹的又没有埋严实的坑，那里面······唉！真是吓得心惊胆颤，拔腿就跑。吓得我几天都睡不好觉直做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