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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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言 (连载一) ——纪念我的父亲

(2020-03-02 09:08:28) 下一个

/格利

　　一

　　父亲曾经对我及几个弟妹当面说过一句话：“如果说我当年不走出农村，你们现在可能还在村里跟牛屁股。”

　　话糙理不糙，父亲说的话是对的。

　　一个人如果说读过一些书，但一辈子蜗居在一个偏僻、贫穷的乡下，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

　　父亲当年不到二十岁，跟随乡下族里一个堂哥到几百公里外桂中的一个城里发展，以至于有了我们这一大家子在城里出生、定居和发展的今天。

　　父亲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奠基人。

　　说来也真的是机缘巧合。

　　当年那个叫他出来工作的堂哥是民国时期这个城里的一名官员，是管地籍地政处的一名副处长。当时那官员堂哥问身边的人，说村里还有谁比较“醒目”

点儿的。他亲弟弟就对他说，有一个叫世波的，读过几年书，现在村里教书，与我同学过，人很聪明，可以出来。这位官员堂哥即刻叫身边的人写信叫我父亲上来。当时他掌管着一个测量队要用人。

　　我父亲从小到大没未出过远门。

　　我父亲的家乡是在桂东南一个叫陂底华的偏僻乡下，从乡下到县城可能还有几十公里的山路，七拐八弯。当年不通汽车。我父亲挑着简单的行李，告别家乡孤独相伴的老母亲，怀里仅仅揣着城里堂哥寄来的一封信，一个人充满希望地向城里进发。

　　当时因为父亲还在村里家族办的私塾里任教职，家族中有人就提出异议说不能教到一半就让他走了，要他教完那个学期。但家族里也有明白人。村里族老就发言说，不要耽误了年轻人的前途，他有路子走就让他走吧。

　　父亲因此得以顺利地及时脱身进城。

　　父亲可能走了一两天的山路才到达县城，随便找了一个便宜的小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打听好去玉林的车，买了一张到玉林的汽车票，到了玉林之后又住了一晚。第三天再转乘从玉林到那个城市的火车，辗转几百公里行程。

　　现在看来，几百公里的路不算什么，但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民国末年，对一名未经世面的年轻人来说，这也算是离家远行了。

　　父亲勇敢地走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步，从此人生的道路就逐渐宽阔起来了。

　　父亲的这一步对我们这个家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和弟妹以及以后孙辈们的学业和事业的发展都始于此。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的初小课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该城刚颠倒乾坤的第二个月就通过相关考试参加了革命工作。据父亲说，当年他同时考取了地区土改工作队和县土改工作队。考虑到地区土改工作队下面还分管多个县，将来不知道要分到哪一个边远的山区县，有点纠结。而这个县工作队就在城市附近，看得见，摸得着。于是就决定参加县里的土改工作队，放弃了地区的那个土改工作队。

　　他当时并不知道，以后地区就是上级，县里就是下级。

　　乡下农民的本质就是实际。

　　红色土地权力刚转移，土匪还很多，地方上很乱。土改工作队人手一枪。父亲当年留有一张照片，从中可以看得出当年父亲的英姿。

　　父亲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他从一个叫里雍的乡镇负责押送一船粮食上柳州。逆水行舟，船到半途一个当地人叫横濑滩的地方，水势惊险，湾多水急。要命的是，这时河岸上打来警告的子弹，子弹在船边的水面上“泼，泼”

有声。岸上的人向船上的人大声问道，是什么船，到哪里去？

据父亲说，当时船上的人谁也弄不清楚岸上的人是什么人。土匪还是解放军？情况危急，事不宜迟，总得有人出去弄清情况。但如果说是遇到土匪，这就是找死。如果说是遇到解放军，就没事儿。要随机应变。这时船里的所有人包括船工都望着父亲，父亲当时年轻，尚无家小，心一横，赌一把，就勇敢地走出船头，向那岸边的人大声答道，别开枪，我们是乡工作队运送粮食的船。恰好，岸上的人是解放军。一船人悬着

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父亲当年在这个乡土改工作队任财粮助理。

　　还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里雍街上。当天晚上留在镇上的乡土改工作队人员不多，都下乡搞访贫问苦发动工作去了。这一天的晚上，土匪侦察到留在镇上乡工作队的人员不多，感到有机可乘，就聚集众多匪徒向乡工作队所在地进攻。来势汹汹，势在必得。工作队依山傍水顽强守住，双方子弹横飞你来我往激烈地鏖战了大半夜。被困在乡公所院里工作队的枪弹已越来越少，情势十分危急。

而就在土匪即将攻破工作队驻地的那个紧要关头，只听外围枪声大作，土匪乱作一团慌忙撤退。原来是下乡的工作队员们得到有土匪来袭的消息后，忙从各村落赶回来解围。如果下乡的工作队员们晚来一些，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父亲说到这里总是喜欢停下来望着我们的眼睛，看看我们有些什么反应。我们都惊张地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刚解放时参加革命工作，可以说生命危险是时刻存在的。有一句话叫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是对这种危险情形的真实写照。

　　多年以后，父亲对我们说起当年的那些危险来，他的脸部表情和语气总是显得很淡定，好像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刚解放时，百废待举，新政府大量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就像我父亲这样初小学历也像是一个宝似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在县财政局预算股当股长，以后兼任总会计。与数字打交道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升职过。

据父亲后来对我说，是有一次机会升到地区专署财政局的，当时专署财政局的一位陈姓局长十分看好父亲的工作能力，要调他到专署工作。当时父亲考虑自己一家老小在县城里生活多年，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犹豫不决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更不幸的是，县里某些领

导并不乐意父亲调去城里工作。父亲人很老实，并不会上下打点，一切随其自然。单位压着调令，他也无计可施。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去不成。以后他说给我听，我埋怨他不够圆滑，你上下打点一下，说点好话不就行了，我对他说。

父亲笑笑就过去了，没搭理我。

我知道我的父亲，他是真的没办法，也全然没有想到要去上下打点。因为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令人尴尬的事情，这种求人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农民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憨厚木纳老实巴交的本色在我父亲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九七四年我一个妹妹响应当时毛主席和中国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赴林场工作，其它同时去林场的几十名同学以后一个个都想方设法往上调动的调动，出去读书的读书，病退的病退，都走了。直到剩下妹妹最后一人，父亲也不会帮妹妹弄出来。有一次那个林场的场长要调回上海，找到他，因为有一道手续就是要审计单位的财务，经我父亲审核签字后才能走。这个时候父亲如果是灵活一点的话，他根本不用说一句话，只要有一点表示，我相信那个场长就会乖乖地帮妹妹跑调动搞交换。但父亲始终没吭声，按原则审计完林场财务并签了字，那个下放的上

海人得以顺顺利利地调回上海了。我记得他，曾经是我高中的一位章姓老师，声音沙哑，

语速很快，有一段时间曾经教过我们的地理课。

　　在解放后最初三、四十年计划经济的时代里，父亲在职的县财政局预算股掌管着全县所有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年度财政预算和年度结算。官不大但权力却不小，如果父亲人圆滑一点，那些单位的领导都要拍他的马屁。但在父亲工作中的几十年中没有以权谋私，也从来没见到有什么人给他送过什么礼。

　　记得一名县教育局的凌姓局长平时没看见与父亲有过什么特别的交集。那教育局长是一位南下干部，当时的南下干部基本上都是与南下干部自己比较亲密一点，因地位不同和语言问题，与本地干部不怎么交往。但文革中那位局长落难了，被造反了。那段时间倒是看见他与父亲走得比较近，久不久就聚在我们家里一起吃喝。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同情弱者，却远离权势。

　　父亲酒量不大，水平也就是三、四两左右，但很喜欢喝一点。曾当着我的面对他那帮爱喝酒的各乡镇财政所的同事们说，给他（指我）喝一点，他以后才知道买酒回来给我喝。

　　以后我也参加工作了，到了省城。离家远了，每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记不起来我是否给父亲买过酒，但父亲的另外一句话却一直在我的心头回荡，那就是走出去，你有本事走多远就走多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从县城小镇到省城读书、工作和定居，我也曾应聘到过京城工作，我对我的儿子也说过类似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鼓励我的儿子走出去。儿子经过自己的努力，国内大学毕业后考取奖学金来美国读书，博士毕业后在一间全国排名前十的美国大银行工作，任高级分析师。

我的家庭、我们祖孙三代人就是这样依次逐步走出大山，走进省城，走出国门的。

　　我父亲与算盘打了一辈子交道，我儿子是学数学的博士。爷爷与孙辈这种一辈子都与数字打交道的微妙和机巧，是否冥冥之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不知道。

　　恰巧今天下了一场大雨，天上的倾盆大雨就像是我的眼泪。

父亲，你在天堂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