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过年

/格利

说起那年过年的事儿，真的有点儿心酸。

一九七三年我们高中毕业，本来那年邓公上台是想恢复高考的，但遇到江青等一伙四人帮的疯狂反对，在全国刮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年初的时候我们大家还信心满满的备考，晚自习的灯光总是亮得很晚。晨读时教室书声朗朗，我与几位兴趣爱好相同的同学经常在一起研究数学难题。

经常我一个人坐在学校里的大榕树下朗读和背诵英文课本。

我们满怀希望地等呀等呀，忘断秋水，等到花儿也谢了，但一直等不来高考的消息，毕业了，大家的气一下就泄了。

那一年的十一月八号，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插队。由于根正苗红，又是共青团员，虽然年纪比一些同学还小一两岁，但学校和县插青办还是让我当一个插队小组的组长。

我从小到大没当过“官”，从来没在开大会时发过言，更不知怎么当好这个组长。

只是有事儿就跟同学们商量着办。

有一天，大队部副主任来找我商量，说能不能你们插青组带个头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我说我要跟其它同学商量一下。

晚上收工回来忙完挑水、淋菜和煮吃之后，我把同学们召到一块商量这件事。

大家见是大队副主任的建议，也就没什么意见。

我们这个大队副主任是我们村的人，出到大队部兼职，有时也跟我们一起干农活。当年一个大队可能管五六个自然村，一共有二十多个生产队。

得到大家的支持之后，作为一组之长，我就负责落实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各项工作内容。

过年首先得有肉，没肉怎么能叫过年。

我到大队部向上级汇报这件事。

大队部当时还挺支持我们的。批了一个条子到食品站供应点购买每人两斤猪肉。这个食品站供应点平时是逢三差五到大队来向一些非农业人口供应少量猪肉的。我们当时已经插队了，应该不属于非农业人口了。

我们插队小组五个人，批得了十斤肉。

我们还把一些稻谷事先打成米委托隔壁郑大娘帮打成米饼作成本地人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年货。

我还代表大家写了一篇倡议书，投到县广播站。表明了我们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态度，并向全县插队青年发出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建议。县广播站播出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有一农家还邀请我去他们家吃年饭。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兴致勃勃地到大队部副主任家里向他请示过年期间还有什么活动安排。记得当时他一面忙忙碌碌地准备着年菜，一面轻描淡写地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准备安排你们到一些贫困和军烈属家里去慰问一下。

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就撂下我忙他的事儿去了。

我只能尷尬地回来跟同学们说了上述内容。

结果大家就此事激动地讨论起来。越说越来劲，说什么的都有。

有一位同学说，叫我们在农村过年，又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叫我们去慰问别人，我们还需要别人来慰问呢。

七嘴八舌，有点儿责怪我的意思。

我顿时没了主意。我虽然有责任但也不能全怪我，我并不是始作俑者。

但我并没有还嘴，大家也知趣地点到为止。

吃过年夜饭，第二天是初一。大家简单地收拾一下行李就一窝蜂地跑回家过年去了。

我也一样跑回家了，也没知会那个大队部副主任一声。

事后，不知那个副主任是如何向上级交差的。春节后回来，那个副主任再也没来找过我。

就这样，我们糊糊涂涂地在当地农村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春节。

当年，我们年纪都不算太大，十七、八岁。大家什么也不太懂，都是第一次离开家。

现在想来，真的是荒唐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