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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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责任和担当
来到检疫系统以后不久，单位就给我发了制服。好大一堆衣服啊！不仅有帽子，有冬装制服和春秋装制服，也有夏天穿的长袖和短袖衬衣。另外还有工作服、皮带、领带和皮鞋。甚至还有里面穿的毛线衣和毛线背心。我提着这几大包四季穿的衣服回到家里。小樊看到几乎每一种都有三、四件，惊讶地问：“你一年能穿得完这么多衣服吗？几年都穿不完吧？”我点点头说：“这是一年用的。领导说我们这是窗口行业，要代表国家的形象。不能穿旧的、破的、脏的衣服上班，所以每年都会发这么多衣服给我们。”小樊笑着说：“那好。我正发愁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衣服合适呢。这下好了，我不用操心了。那你原来在武汉穿的衣服就拿出来给山区扶贫去吧。”于是，我们把原先在武汉穿的那些衣服分几批都捐献出去了。这样，衣柜里除了制服几乎就没有什么别的衣服。
穿上制服后，我左看右看，感到非常神气，腰杆都挺直不少。穿上制服走到外面，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人们，特别是我不认识的人们对我特别客气和“容忍”。即便我说错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他们也只是用有点“愤怒”的眼光看着我。而在水生所时，从来没有这种很“舒服”的感觉。
当然，也有需要收敛的地方。比如有次跟动检处的黄处长一起在外面工作后，要去一个餐馆吃饭。处长一边摘下自己的肩章，一边看看我说：“把肩章摘下来吧，免得别人说我们吃霸王餐。”我诧异地看着他，心里想：“我又不可能用枪比着餐馆老板，难道戴着肩章吃饭就可以不要钱？”不过还是很听话地取下了肩章。
后来的一次经历给我了很大的震动。那是我回武汉，老同学请我去餐馆吃饭。吃到一半时，他看到我制服上的肩章，突然诡异地笑着说：“你看我跟餐馆的人开个玩笑。”等服务员来结账时，他指着我说：“你给我们打个折吧。你看这个税务局的人来吃饭你不优惠一点？”我吓了一跳，呆呆地看着他。服务员根本就分不清楚哪是哪，可能也不敢仔细看，就给我们打了七折。走出餐馆，老同学嘿嘿地笑了起来。我打了他一巴掌：“你这玩笑开大了！”但是我分明感觉到：穿着制服是可以吃霸王餐的！后来我自己在外面吃饭时，也会尽量不穿制服。
然而越到后来，我越是感觉到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是不对等的。如果没有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权利要转变成自己的个人利益确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比如说，当一批鱼从国外进口到中国来，而你发现鱼带有某种禁止携带的病原而当时外表看起来又是“健康”的。如果你应货主的请求把这批鱼放行，货主会非常感谢你，你可能会得到一定的好处。而在我国目前的管理条件下，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发现。但对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将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放行”？还是“不放”？这完全是你的权利。而对其后果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没有任何制约因素。
九六年底，从台湾进来了九十头种猪。经过检疫发现其中三十七头带有蓝耳病病毒。于是采取了扑杀措施，并将剩下的猪继续隔离检查，看是否还有被漏检的病猪。台湾商人坐不住了。一会说“心脏病发了，受不了了。”一会到处找人活动，最后找到中央国台办的官员。他们以“要搞好与台湾的关系”为由，强迫深圳局将剩下的猪放行。实验室的同事们伤心地说：“我们这是在犯罪啊，将来要害人的。国台办的人收了台湾老板什么好处，连国家利益都不要了？”
果然，二零零六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在全国爆发和流行，使我国养猪业遭遇了一次沉重打击，损失巨大。据报纸报道，猪群的发病率50～100%，而病死率达到20%～100%，至今已成为严重危害养猪业的第一大疫病。谁也不知道九七年初放进来的那些病猪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有多大作用。也没有人追问，那些国台办的官员应当负什么责任。
从那以后，我看着衣服上的肩章和领章，看着帽子上的国徽，心里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而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令我对这个问题的体会越发深刻。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四日，海关送来一些小鳄鱼的皮，叫我鉴定真伪。我拿过来一看，皮子上连鳄鱼皮的纹理和爪印都清晰可见，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做假的痕迹。我剪下一小块放在酒精灯上烧，一股烧蛋白质的焦臭气味马上就扩散开来。看来这是真皮了？我左看右看，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哪里不对头呢？我翻来覆去的看。直到晚上，我突然想到，可以用水煮一下试试。于是把“鳄鱼皮”放在水里煮了一个小时，才发现皮子侧面出现了一点点缝隙，我用镊子小心地撕开，看到中间夹了一层牛皮纸。看来这是把什么动物皮的碎片粘在牛皮纸上，然后压上鳄鱼皮的纹理，才做得如此像真正的鳄鱼皮？我高兴极了，完全忘记已是半夜。在鉴定证书上写到：“……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张皮不是从鳄鱼身上剥下来的整张皮。是否有利用皮张碎片加纸压制成仿鳄鱼皮的可能？需要询问皮革加工的有关人员……。”有人说：“你那么认真干什么？让海关自己去判，要是罚错了货主也该他倒霉。”然而，我不认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宁可让货主倒霉的说法。如果货主没有错，只是做了些仿真鳄鱼皮，被错误罚款，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不是一样有影响吗？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海关送来一批干海参要求鉴定品种，以确定税收标准。当货主提着海关用密码锁封好的样品箱过来时，陪着笑脸对我说：“我们老板托我带给你一封信。”等我有空打开一看，原来是两千元钱。我把钱放在一边，仔细地拿着图谱核对海参的品种，第二天早上还特地跑到农贸市场去，看看这几种海参的价格。当第二天货主来取鉴定结果报告单时，我顺便也递给他一个装了钱的信封说：“这是我给你老板的回信，带回去吧。”货主用手一捏就明白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看着他那涨得通红的脸说：“我把品种的价值定高了，你们要多交税受损失，我如果定低了，国家税收受损失。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只有准确地鉴定出它们的品种，这不是拿钱能解决问题的。”小史在一旁听见，忍不住笑了起来。
二零零二年初，韩国负责水产检疫的几个官员来到深圳，考察了我们的实验室。回去后向质检总局提出建议：凡是从中国出口到韩国的鲈鱼一律要经过深圳水生室检疫、签字并出具报告单。国家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向各口岸发出通知。一时间，各地的鲈鱼样品纷纷送来深圳检疫。一天傍晚，一个山东的货主亲自带着样品来到我们实验室。一进门就大着嗓门说：“哎呀，不知道你江老师有这么大的名气！没有你的签字鲈鱼就不能出口到韩国啊。要是我的字这么值钱，我就什么事情也不干，专门去签字算了。”我忍不住笑起来：“哈哈，要是什么事都不做专门去签字，那签字一定就会变得不值钱了啊！”考虑到他从山东赶过来，我们连夜加班做试验，把结果报告单给打出来，以便他第二天能赶回去。晚上回家，看到随身带文件的袋子里面被他偷偷放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千块钱。第二天清早我趁他还没离开，赶到酒店对他说：“你不用这样啊。如果检疫结果有病，我给你开个合格的证明，到韩国后一样能查出来。如果检疫结果没病，我也不可能给你写有病的结论。你说是不是？”
……，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这种事情确实很难从“规定”层面上消除，就好像海关把不允许过关的货物放行一样，申报单上肯定不会写：这是违法的东西。所以过了就过了，没有人知道，也无法查找，靠的只是职业道德。我开始认识到：深圳检疫局和武汉水生所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有权而后者无权。在执法人员的责任后面，跟着两个东西：权力和利益。前者是为了方便工作，完成责任而授予你的，后者呢，则是随权力而滋生的东西。但有些人只看中了后者……。
进入NACA的专家委员会后，我参加的国际会议不再仅仅是学术会议。也不仅仅是以学者身份出现，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代表国家在说话。每天开完一整天会，晚上回到酒店的房间，服务员早就把第二天要用的一大摞文件放在你的桌子上。你必须看完，并在明天需要讨论甚至辩论的地方做上记号。由于英语毕竟不是母语，每天都要看到半夜才能看完，有时还要起草发言的提纲。几天下来，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当然，你第二天可以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没有谁会责怪你。但那就意味着中国放弃了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机会。虽然，没有谁会因为你说的什么不对头而指责你。实际上那里就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人知道我讲了些什么。但总觉得应当尽自己的责任去做。这时我才体会到为什么帽子上要有个国徽。那代表了你的责任和担当。
这就是我穿上制服后的感觉。很累，但我还是喜欢穿着它。有时同事们笑我：怎么一天到晚穿着制服，不换一换？我有时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喜欢穿着制服？其实很多时候可以不穿。当我穿上制服时，头上顶着国徽，就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只要人民需要，就什么事情都敢做。这和那些戴着大盖帽就敢骑在人民头上拉屎的人完全两码事！
主动索贿， 重罚！
社会文化、教育、法制体系就是要层层的筛选出江老师这样的人从事公职。有幸江老师到深圳有所发挥。不仅仅是知识技能上，更是道德品行上。虽然他连公务员都不是。
当年大清朝的海关是包给洋人的。现在依然需要如此。
可惜每一个江老师都对应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