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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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妇女们一起干活
休息了整整一年，春节后我就准备上工了。队长怕我身体受不了，建议我和妇女一起上工。我也就同意了。每天也不过少记一个工分，劳动要轻松多了。何乐而不为？
从这一年起，队里叫我做粮食保管员，和另一个保管员另纪明、会计冯家齐一起管队里的粮食。其实主要是怕其他人偷偷拿队里的粮食。知青了不起就是自己吃一点点，如果是当地人拿的话就是个无底洞了。所以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如榨油房的榨房会计也是叫范镇峰当，道理是一样的。这样我就同时兼了两个员：农业技术员和粮食保管员。
当农业技术员我倒觉得没有什么。讲农业技术，我绝对不在农民之下。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别看农民们祖祖辈辈搞农活，但并不讲科学种田。我们一来，学起来比他们要快得多。像培苗、授粉、整枝这些窍门，他们都搞不清楚。队长看到虽然我们的菜园子土并不肥，对菜园子也远没有他们那么勤快，但收成却总是比他们好很多，才真正认识到知青的水平和能力，叫我来当农业技术员。而粮食保管员，我则感到责任很重。特别在后来一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真正认识到：它关系到全队的生活大事，比技术员要重要得多。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逐渐熟悉了和妇女们一起劳动。其实妇女劳动并不是很轻松，只是挑担子的工作要少很多，也轻很多。从这点来说，很适合于我怕挑重担子的身体状况。
由于妇女的家务事比较多，上工通常要稍迟一些，大家也都可以容忍。而且上工期间还要休息一次，叫做“歇班”，和现在的“茶歇”的意思差不多吧。不过当时谁也没有钟表，只能看太阳估摸时间，这个“班”歇多久就只有天知道了。而妇女们坐在一起除了纳鞋底、做鞋子外，就是哇啦哇啦地聊天。难怪后来有人说：“一个女人等于二百只麻雀。” 而且一谈起来没完没了。记得七二年下半年，有天下午大家围在一起聊天，从吃了中饭一直聊到四点半。大队书记陈大全路过这里，看到我们还没上工，不由得发脾气了：“几点了？还不上班！” 大家吓得要死，都看着我。那时爸爸已经给我买了一块手表，但老乡们没有一个能认识上面的指针，只有问我才知道。大全也问我：“几点了？”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表，“二点半。”并把手伸过去给他看。他疑惑地看了看太阳，嘴里咕噜到：“怎么才二点半呢？”，就摇晃着脑袋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夏天插完秧，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推秧草，就是用一个耙子在稻田里把杂草除掉。这是很轻松的活，大家可以一边劳动一边谈笑聊天。自从我来跟她们一起劳动后，大家特别喜欢听我讲故事，说笑话。每当我讲故事时，两边的人就不由得向我这里靠拢。一天，我正讲得高兴，公社的领导路过这里，不由得感到奇怪，大声问道：“喂！你们站在田里干什么？”大家相互一看，原来排成一行的人都挤到中间，把我围在中间。秧草也不推了，一个个就站在水里听我讲故事。大家不由得“哄”地大笑起来，这才散开开始干活。
其实农村人也会保护自己。记得队长叫我这个农业技术员安排几个人给棉花打农药，我想到这个工作比较轻松，就叫两个怀孕的妇女去干。结果妇女队长赶快对我说：“她们都怀孕了，不能沾农药呀，快把他们换下来！”我这才如梦初醒，赶快跑过去换她们。才发现他们的丈夫都在帮他们打药，两个孕妇则坐在地上休息。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知青就很不懂这些了。
和半边天们一起劳动，考验的是忍耐性和耐受力。几年下来，我真的很佩服农村妇女吃苦耐劳的精神。如果说男人在农村只要有力气就能干活，还有空开开心的话，妇女则需要极大的忍耐力才能活下去。妇女一辈子几乎就在不停地干活：做饭、做家务、带孩子、砍柴、上工……。几乎没有喘气的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上工的时候能讲讲闲话，打打闹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几个妇女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的原因吧？
春天农忙到了。妇女的任务就是插秧。整天站在泥水里，弯着腰，不停地插呀插。要说手里忙倒不在乎，关键是腰功。如果插秧时间长了，腰就开始痛，时间越长越痛。而且再直起腰来时更痛。总之是直起来不是，不直起来也不是。插秧耽误时间主要就在这里。如果谁能够插秧时不直腰，他绝对是插秧冠军！所以，会插秧的人，就是能弯腰后可以不起来直腰的人。刚开始插秧时，我简直没法干，就是不停地直腰和弯腰，休息时还累得够呛。为了把我练出来，妇女队长刘桂兰和妇女组长张国芳把我夹在中间一起插秧。她们两个可是插秧的好手，我被逼得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咬着牙拼命赶。天哪，我的腰要断了！每天收工时，我就瘫在田边，一动也不想动，腰就像被鞭子抽过一样。我咬着牙，一天一天地坚持下来。慢慢地，我的忍耐力也逐渐加强了。我能一下田就开始插秧，头也不抬地从田头一直插到田尾，然后才舒展一下腰。到那年春忙结束时，我已经成为队里数一数二的插秧能手了。
农村插秧时，每块田被划成很多长条，每个人插一条，大家边插秧边向后退。插得快的人到终点后就会顺手帮插得慢的人插上几行，但同时也把她们“关”了进去。最后那些动作慢的人不得不从秧苗中小心地走出来。那时我们就站在田埂子上看笑话，笑他们被关进“笼子”里了。我经常把别人关在田里，所以心情常常很好。有些人甚至有点怕我。
和妇女一起干活学会的忍耐力，也正是生存所需要的韧性。这股韧性使我受益匪浅。在后来的工作和事业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让我以惊人的忍受力对待各种冲击，从而达到胜利的顶峰。这是我在农村几年里学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插秧过关了，割谷就不算什么了。一样的要能长时间弯腰，能插秧就一定会割谷。所以我割谷也成了能手。这样，和妇女们一起劳动不再感到可怕，终于能适应农村的劳动了。
慢慢地，我和北头组里的妇女们混熟了。老太婆们对我很好，但没有什么话说。中年妇女也很关心我，主要是教我干农活，如何用锄头除掉和庄稼混在一起的杂草，怎样打捆才不会碰到蛇。她们还教会我很多生活上的琐事。不过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和我也相差太远，而且经常有些很黄色的话从嘴里冒出来。只有和几个年轻的小姑娘共同的话题多些，说话也方便些。像李定焕、冯成芳、陈兴阳，还有陈以珍等。其实她们比我小很多，也就是十七、八岁吧。不过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结婚。
定焕是个河南老乡。他们家是在知青和河南人打架后才被分配到队里来的。大大的个子黑黑的脸，像个关公。虽然长得很丑，但心很善良，力气也很大。刚开始和我一起上工时还对我比较警惕，直到有一天……,
那天上午，我们正在田里插秧，突然有人喊：“快来人啊，有小孩掉到井里去了！”我吓了一跳，赶紧从田里跳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还来不及把脚从烂泥巴里拔出来，我已经冲到井旁。果然看到有个小孩背朝上浮在水面上。这里的井口很大，水面也很高，对我这个能横渡长江的人算不了什么，冲下去一下子就把他捞上来了。刚好赤脚医生也路过这里，我们一边把小孩肚子里的水倒出来，一边给他打了一针。几分钟后，小孩就有气了。这时，我才发现这是河南老乡的孩子，也就是定焕的外甥。
中午河南老乡家死活要我去他们家喝酒。酒我不会喝，但饭是一定不能免的，只好进了他们的家门。其实河南老乡家很穷，生活也很苦。家里破破烂烂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唯一的财产是一辆板车和一头驴子。他们干农活不行，工分也很低。属于靠队里吃救济的那一类。家里的老头非要孩子们给我下跪，说我是救命恩人。还请我吃用水煮熟的拳头大的驴肉沾盐巴，说这是“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大概是他们心中最好的菜了。他说，没有想到救他孩子的人居然是知青。我告诉他：其实我们都是外来的苦命人，又不是敌人。你们过去虽然因为没有吃的不得不去抢，但抢的也是苦命人的东西，又不是打土豪，这是不对的。就这样，我和他们家成了好朋友。定焕当然也就对我特别好。我们天天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时还在水田里拿泥巴打架，干起活来轻松多了。
不料，这里人见不得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玩，于是就断定我在和她谈恋爱。多事的国芳居然一天晚上请我和定焕去吃面条，说是给我们定亲。定焕急得大叫起来：“我和外队的老乡已经订婚快两年了！” 真的是乱点鸳鸯谱。而且后来居然还有人好心地劝我不要和定焕谈恋爱，说她长得太丑……。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好在人家已经有主，所以倒也没有在意。
成芳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天到晚都能见面。这个小姑娘很爱笑，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很开心。和她一起上工，总会感到高高兴兴的。她什么都想试试，看到别人跳舞也想跳，但跳得很难看。不过在农村跳舞就是大家开开心而已，也无所谓。成芳经常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睁大了眼睛好奇地到处看，并问你一些颠三倒四的问题，叫人哭笑不得。例如：她看到我们的猫在于衍正的球鞋里拉了屎，就问他为什么要用鞋子装猫粪。搞得于衍正非常恼火，说：“难怪列宁说一个笨蛋问的问题比一百个聪明人回答的还要多。”
兴阳家里比较穷。从小没有人照顾，发高烧抽筋把手烧坏了，所以五个手指都伸不直，像鸡爪子一样弯曲。但她的手很灵巧，做的绣花鞋垫很漂亮。由于家境困难，成熟得早，说话做事比成芳要老气很多。
以珍个子很矮，长得白白胖胖的，一看就知道是家境条件较好的孩子。她和前面几个女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她是大队书记的女儿，特别会见风使舵，嘴巴也非常会说。虽然她在我面前总是很客气，但我并不喜欢她，觉得跟她讲话很累。
每天和妇女一起上工，就像后来在单位里的传达室和医务室一样，是传播新闻和议论是非的地方。她们每天议论的内容，从四周乡亲们发生的各种事情，到隔壁左右昨天的笑料和隐私，无所不包。不过她们在我面前还是有所收敛的。有时谈起别人家里的一些男女之事，说了一半突然想起来，就转过头来跟我说：“去，童男不能听这个，把耳朵塞起来！”
妇女们在歇班时，人手一双鞋，不是在纳鞋底，就是在做鞋子。我开始还拿本书在看，但她们一边做手工一边还和我讲话，实在是没法看书，索性也来向她们学习做鞋子。这下子大家都高兴了，个个把着手教我。
其实妇女们做一双鞋子也是很不容易的。先要用旧布糊成板，把几层叠在一起，剪出鞋底样子后用布包起来，再开始一针一线地纳鞋底。这是最艰苦的活，而且一点也不能偷懒。否则鞋底子就不经穿，几天就破了。然后才做鞋面，并把它上到鞋底上，一双鞋子才算完工。
我刚开始做鞋子时，每拉一针都累得满头大汗。因为针从那么厚的鞋底里穿过去后，只露出很短的一截，很难拉出来。而妇女们习惯了，两个指头一夹，一使劲就拔出来了。我练了很久才练出这个力气来。我想：难怪农村两口子打架时，女人都喜欢揪男人的耳朵，那么大的力气揪起来肯定很痛！到后来，我的手劲也练得很大了。在工厂里曾经用手把一个螺母拧在机床上，别人用扳手没有拧下来，被臭骂了一顿。结果我又用手把它拧了下来，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把那个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给自己、给弟弟小林、给小姐姐和妈妈各做了一双布鞋，还给当地人的小孩子做过两双软底鞋子。反正是混日子，还能练耐心，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这些人，和我一起劳动了将近三年。直到我离开生产队，到了电站。她们给了我很多快乐和安慰。特别是在组里的其他知青一个个离开后，是她们关心和帮助我，使我摆脱了孤独和绝望。平心而论，和她们相比，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可她们都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从容度过如此艰难的一生，我难道还有资格在她们面前诉苦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了。
建议把大姐姐和小姐姐的称呼改为大姐和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