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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斯特里克兰的平常之心

(2018-10-22 09:35:10) 下一个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或许只是值得关注一下的新闻而已。今年,我却从中得到一个新的人生体会,就是加拿大的诺奖得主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女士的一份平常心。

 

《加国无忧》上有篇署名为“吴薇”的文章,标题是:“开心做研究,懒得评职称:诺奖得主斯特里克兰”。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59岁的唐娜.斯特里克兰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Arthur Ashkin 和Gérard Mourou)一起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说起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数人脑海里会出现一个勤奋刻苦的形象,如果是女性,很可能还要牺牲家庭生活。但是斯特里克兰获奖后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说激光研究多么好玩儿,她的工作让她有多开心,以至于有人好意劝她为形象起见不要老是这么形容她的工作。但是她在接受CBC采访时说,她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她就是干得很开心嘛,进了实验室就高兴,被别的事情拖住了去不了就觉得耽误了一个什么测试。]

 

[她回忆说,她第一次进博士导师穆鲁(Gérard Mourou,另一位获奖者)的实验室,看到红绿相映的激光就想:“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一棵圣诞树。在这种地方工作多开心啊。”“别人做研究有科学方面的重要理由,我只是跟着感觉走。” ]

 

[斯特里克兰获奖后,许多人注意到她竟然只是副教授,又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免不了联想到她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压。但是当有记者问到此事时,她忙不迭地替滑铁卢大学辩解,说这完全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她从来没有申请过正教授的职位。]

 

[她的理论是,反正当了正教授也不见得涨工资,不提出申请也不会被解雇。而她“又是一个懒人,只做自己喜欢做和值得做的事”。填表格、给职称评审委员会准备材料这些事显然不属于这一类。]

 

斯特里克兰女士的心态,对国人(当然有我)特有针对性,诺奖得主的这份平常心,在中国不仅要当成异类、而且简直觉得此人就是在作秀。为何?这要从“功利主义”谈起。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浸染,功利之心深深地植入骨髓,除非你不再使用汉语、不再接触华人;笔者不仅说别人、自已也在内。顺带说一句:国内微信在国外的广泛使用,更是用汉语作为载体、强化了功利主义那一套。

 

在中加之间来回走动了若干年,确切感受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在国内,是“物欲横流”而且是天罗地网不能不流。这里,功利主义或许是针对市民阶层等“粗人”而言,在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社会各阶层“文化人”,则经过了复杂的包装和向各方面的渗透与变异,人们间的交往,尽管如同金庸笔下的武林界高手林立、但实际上还是功利主义那一套。但经过了复杂包装的人际关系,并不是赤裸裸的市侩嘴脸,而是讲究义气和乐于助人,终至于令人眼花缭乱。有道是:不懂事可以,不懂人不可以。放眼望去,处处皆有伪君子!

 

据我的观察,在加国起码有相当一部份人不是这样的,如教过我的英语老师们。因为和他们接确多了,从言谈举止间能够感受得到。至于其中的义工,那种敬业的态度就让人一目了然其价值观是不同的,上述的诺奖得主斯特里克兰女士,不过仅仅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一位在加国多年的中年华人向我谈人际交往的体会:在这儿,请人吃饭就是吃饭,很单纯;在国内,请人吃饭都是有目的,想想就累。

 

不过,事情不能说得玄乎,追求“功利”本是社会心理的正常反映。想在此回溯一下人的功利之心的本源:想讨便宜(不是讨具体人的便宜)以致于贪婪;想过好日子以致于羡慕过得好的人甚至走向妒忌;想帮助同类但也盼望对方的理解感激以致于想立马获得回报(包括心情上的感激)。凡此等等。是否并没有国界与人种的区别?如果有不同,我觉得,生活在不同的“地球村”中,人们所接受的世代相传的本国文化所产生的差别;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则不断地加大了这种差别。

 

国人的功利心为何特别强?是与争夺资源相连。就象人们常说中国大部分农村是人多地少一样,中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很少,这就造成对资源的争夺。谁占的资源多一些,日子就会过得好一些,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如果一举一动不能去直接和间接地控制资源,就会“不进则退”。记得我少年时到父母亲的位于农村的学校过暑假,得知晚间在校外的生产队场院上要放免费露天电影,就提前到了那里。发现社员们或者是他们的孩子,都在尽可能地抢占空地上的好位置,放一张长板凳就是早到的人们的家庭边界线。当然,也免不了产生孩子们对场院上的好位置的争夺,那种“寸土必争”的场景至今犹记得。

 

进一步说,众多资源的“最高级”是金钱,它可以购买一切物化的资源和部分无形的资源,而权力则是购买一切资源的“资源”。所以,才有官场上权力寻租的前仆后继。

 

因此,如果象斯特里克兰副教授那样“开心做研究,懒得评职称”,在中国当下,就要面临失去饭碗的问题,就要准备去讨饭。记得当年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他在北大历史系解放前后各读了两年书。他说,范文澜随大军进北京后、曾给他们讲过课。范先生说做历史研究要“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我们当时听了都深以为然。又过了若干年,我到一所全国小有名气的大学校园内,去看一位经过奋斗、已当上了分管行政工作的系副主任的朋友。他说了一些当了头头以后、终于可以参加分割科研经费、从而自已的一块再也不担心被别人抢走等“知心话”。稍后,针对学术界的“功利主义”流行,再讲一句体会:著书立说,现在谁还考虑司马迁的要准备“藏诸深山流传后世”!彻底颠覆了范文澜的“板凳须做十年冷”。

 

其实,人要追求“功利”本没错,要好好工作才有饭吃,这是生存的需要。人们还有多方面的追求,许多事情与功利无关,只是出于一份平常心。“功利”与“功利主义”还真不是一回事。但是现在的风气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合法的事要做,违法的事只要有“利”也要去做、只要不被抓到”,至于“吃相难看”——那就不管它了。至于做慈善——那更是别提它了。

 

但在人们交往过程中,为生存而争取“功利”的行为,与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二者之间的边界线在哪儿?在加国,或许语言障碍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碰撞的一道边界线。各国不同的制度设计,则是另一道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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