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生活与命运

1.．

第一次听到这本书是从LD推荐的梁文道先生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他说以他二十多年为读者介绍图书的经历，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象读者推荐这部书“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责任。“  我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究竟是一本什么奇书会使梁文道先生如此感叹呢？ 当从网上定购的书（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再版）到来后我便迫不急待地开始阅读。未曾想一开读便不可收拾：一本近900页的巨著，居然仅用五天读完（属于破本人近年来读书记录的速度）。更没想到的是，这部按现在的标准来说节奏缓慢，头绪繁杂，加叙夹议，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书不仅没让我感到疲倦，反而在内心还产生了不小的震撼。

就像该书作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罗格斯曼（1905 – 1964）所经历的时代，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坚难曲折，历经磨难。1961年二月十四日，克格勃人员突然闯入罗格斯曼的家，但是他们要抓捕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书的手稿，已及和手稿相关的所有草稿，笔记，甚至连打出手稿的打字机，打印色带，与复写纸一网打尽。事发后，罗格斯曼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写信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现生命的书？“ 当时苏共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大总管苏斯洛夫亲自招见了作者，说：”我没有读过你的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1964年， 罗格斯曼因病与世长辞；

1980年，该书另一部侥幸保留下来的复写稿被拍成微缩胶片，偷带到西方在瑞士用俄文出版；

1985年， 该书的英译本面世；

1988年，该书的俄文版在苏联出版，引起热烈反响；

1989年6月，该书的中译本面世，书名《风雨人生》；

1989年11月，伯林墙倒塌；

1991年11月，苏联正式宣布解体。

从这部书被“逮捕“，到苏联解体，历经30年。正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

《生活与命运》究竟是怎样一本书，使当局如此紧张呢？ 这本书是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为主线，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背景的长篇巨著。书中仅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人，从集体农庄的农民，到科学院院士；从苏军的大元帅到普通一兵；几乎涵盖了当时苏联社会的整个断面。这部场面宏复， 人物繁多的大作，很自然地被人们与俄国文学史上的另一部巨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较。两部作品的相似几乎是显然易见的：都是以战争为大背景，都是以一个或几个家庭的故事为主线，而且都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作者的深刻分析与思考。但近一步看，两部作品还是有些差别：托翁讲的俄法战争发生在《战争与和平》完成的半个多世纪之前，他对历史的还原是通过大量阅读和研究当年的资料和文献，与经历过俄法战争的老人的交谈，再加上他本人在克罗米亚战争中的经验。因此，托翁的思考更多的是历史的和哲学的。与托尔斯泰不同，罗格斯曼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卫国战争时，他作为苏军《红星报》军事记者亲历前线。在深入部队采访的同时，还曾勇敢地参加了作战。他报道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所有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他写的文章真实感人，受到苏军士兵和军官一至欢迎。做为一个作家，他在三十岁之前就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得到包括高尔基等人的赞誉。他三十二岁就加入了声誉很高的苏联作家协会，此后还两次获当时苏联文学最高奖-斯大林奖的提名。以这样的经历，罗格斯曼似乎应当成为时代的宠儿， 其为之“呈现生命的书”为什么会落得与《日瓦格医生》相同的命运，成为在赫鲁晓夫时代仅有的两部禁书？

这似乎从书中的一个情节，可见端倪。党卫军少校利斯半夜“召见”被俘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探讨哲学和历史”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起初以为这个纳粹分子想从他身上获得有关战俘营的情况，但出乎他的意料，利斯拼命在向他证明他们事实上是同样的人，不过是因为战争而站在对立面而已。利斯说：“在我们面对面互相看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仇恨的面孔，我们是在照镜子···”。 “我们是你们的死敌，是的，是的。但我们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吗？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又会完蛋，又会依靠你们的胜利活下去。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我们打输了，也是打赢了，我们将换一种形式发展下去，实质还是一样。”他进一步举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后来斯大林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为了在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取消农民种地和做买卖的自由，于是斯大林毫不手软，消灭了几百万农民。我们的希特勒看出来：妨碍我们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是犹太人。于是他决定消灭几百万犹太人。不过希特勒 不只是学生，他是天才！你们在一九三七年清党，是斯大林从我们清除罗姆【注】中看到的，看到希特勒也没有手软······您应该相信我。我在说话，您却不作声，不过我知道，我对您来说是外科手术上的镜子。”这番看似是纳粹分子的胡言乱语却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了深深地不安。作者写到：

现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怕用刑审讯了。可怕的倒是有一种想法：万一这个德国人说得不是假话，而是实在话呢？一个人有时就是想说说话嘛。

有一种使他非常厌恶的想法：他们俩个都是病人，俩个人害的都是一种病，但是一个人憋不住，说出来了，和别人分一分痛苦，另外一个人却不说，瞒着，可是听着，听别人说。

谈话结束后，莫斯托夫斯科伊回到他的囚牢，心想：“如果我信仰上帝的话，就可以断定，这个可怕的交谈者是上帝派来惩罚我的，因为我怀疑”。

至此，这部书之所以成为禁书的原因就很明确了。因为它指出专制制度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名义，对其在实现“伟大目标”时认定的障碍毫不犹豫地用国家暴力手段将其铲除，绝不手软。用当时苏共意识形态的大总管苏斯洛夫当面对作者说的话：“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可谓一针见血。看来这位大总管头脑清晰，绝对称职。

 专制制度的可怕，不仅仅在于它动用国家暴力手段将其反对者从肉体上消灭的决心和能力，也在于它通过国家机器控制思想，把任何异端邪说扼制在萌芽之中的本能。在专制制度的控制和碾压下，人们逐渐失去辨识真假，是非， 与善恶的愿望和能力，变成精神上的犬儒或是侏儒。 这一点作者在讲物理学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的遭遇时特别典型。维克托是个天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思维活跃，不守陈规。他在为人处事方面率性敏感，有些神经质，也不大懂人情事故。因战争他所在的研究所从莫斯科搬到碦山，他在此期间发展了一个有关核能性质的新理论。这一理论，不但成功地解释了与原有理论矛盾的试验数据，而且将原有理论变成在新理论框架下的一个特例。他欣喜若狂：“我毫不夸张：这是研究核能量性质的新观点，新原理，是的，是的，这是开启许多关闭的大门的钥匙······“。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同行的称赞和认可。觉得他是个天才。这一切却在研究所搬回莫斯科后发生了转变。在回到莫斯科后第一次科学院大会上，维克托与一位颇有背景，最近调到中央委员会科学处的”年轻的大人物“，就如何评论爱因斯坦发生了争执。维克托认为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是牛顿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爱因斯坦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伏尔加河上的胜利标志着爱因斯坦思想的胜利“。可”年轻的大人物“大不以为然：”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我觉得您对爱因斯坦的颂扬太过份了“。这场争辩接束时，维克托注意到其他同事似乎在有意回避这场争辩。当维克托向他们抱怨时，别人告诉他：您知道这个年轻后生姓什么吗？他是什么人家里的？维克托原来以为因为他的新理论自己会成这次会议上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现在才意识到大家的激动是由于这个上级机关来的有背景年轻人的到来。他这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孩子气。于是， 在维克托回来第一天就和中央委员会科学与和科学院领导层为自己建立起”良好关系“后，他就开始走背字儿了。研究所的领导换人了，因为科学院的一位在主席团里“分管重要但不为人所知的事情“的领导在发言中指责研究所的的研究方向脱离实际。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和行政权力落到了连摄影图像上出现的正电子都不知道的“金字塔形水牛”，希沙科夫院士的手里。研究所里的气氛又象战前一样，同事之间不再想互信任，为了说过的话提心掉胆，杯弓蛇影。政治正确与维护科研的“党性”变成了衡量科研的标准。同事们开始冷落他，他实验室里最得力的实验员安娜被解聘，就连他那被大家赞不绝口的论文， 也被人攻击成“有犹太教精神”。他不再去研究所上班，整天风声鹤鸣，甚至做了被逮捕的准备。在困境里他反而因为受挤压勇气大增，决心为他相信的真理而斗争到底。就在看起来似乎山穷水尽的时刻，奇迹出现了：他居然在家中接到了斯大林同志打来的电话，肯定了他的工作。这没料到的时来运转，令维克托有些头晕目眩。他原以为那些攻击或疏远他的人见到他会感到惭愧，但就在他回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仿佛前几天那些事从未发生。更令人惊异地是，这些人的确是真诚的，他们直视他的眼睛，目光里充满了诚意和友情。他又变回了天才的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办起来麻烦无比的事项都非常顺利，实验员安娜也很快恢复了工作。 他甚至得到了特别配予的专用汽车。最重要的发现，是维克托意识到大家都有人情味儿的一面：严肃并时常教训人的党委书记喜爱在黎明时钓鱼；一个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同事的爱好是在寒冷的地方种仙人掌。是斯大林同志的电话使大家把个人可爱私密的一面向他展开，使他感到了人性的温暖。但这种美好的感觉不久就受到了另一个事件的挑战。苏联当局逮捕了几位医生，其中包括一位对维克托一家有恩的正直的医学教授，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英国的报刊揭露了此事，并就此批评苏联当局。为反击西方舆论的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单位“自发”写抗议信。维克托研究所的领导也动员维克托在抗议信签名。维克托心里清楚这是一桩冤案，但在经过内心激烈的挣扎，最终竟在抗议信上签了名。那么究竟是什么使维克托违心地在这封信上签字呢？对专制政府的恐惧？舍不得失去才获得的优厚待遇？作者写道：

维克托感到苦恼，感到厌恶，感到自己就要屈服。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深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

人是多么奇怪，多么令人吃惊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甜饼和冰糖。

如果他是因为像畜生一样害怕而签了名，那倒是轻松些。可是他签名不是因为害怕呀。是因为有一种愚昧，令人恶心的驯顺感情。

 

一部伟大的著作，在于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和复杂。道德的选择有时会变得十分晦涩和艰难。虽然讲得是发生在四十年代的苏联的故事，但对那些了解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的读者，读后有一种不寒而栗的似曾相识与悲哀。

 仅管人们把这部著作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于和平》相比，格罗斯曼的写作风格与托尔斯泰不太相同：托尔斯泰邀请读者参予到故事之中，读者跟着书中主人公的境遇而喜怒哀乐。既使是在叙述作者自己的哲学思考时，他常常是用复数第一人称的“我们“。而格罗斯曼把读者做为局外的观察者，用冷峻的笔触，寥寥几笔便让一个又一个人物跃然纸上，令读者想起契科夫的短篇小说。这也许得益于他做了好几年《红星报》的战地记者的训练。

 

3.

1905年12月12日，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出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市（Berdichev）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法文教师。童年时父母离异，曾随母亲在瑞士日内瓦生话了几年。六岁时返回别尔基切夫市，两年后搬到基辅随父亲生活。进入基辅高等教育学校上中学，后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化学。 青年时期的罗格斯曼支持1917年俄国革命。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时开始写短篇小说。毕业先后到顿巴斯（Donbass）的一家煤矿和一家铅笔厂工作。后来又调到一所医学院当化学老师。1932年他回到莫斯科。 他一直继续他的文学创作，在193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别尔基切夫市》，获得了高尔基，巴尔加科夫等作家的赞誉。同年还发表了描写顿巴斯矿工生活的《格留考夫》。他在1937年不到32岁时即加入了加入了声誉很高的苏联作家协会，其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斯捷藩柯尔丘根》获斯大林奖的提名，但被斯大林本人从得奖名单中删除，原因是作者有“同情孟什维克的倾向”。在他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两年后，他与朋友波瑞斯·古贝尔的妻子奥尔佳·古贝尔陷入了恋情，并在波瑞斯和奥尔佳离婚后与奥尔佳结婚。在1937年大清洗中，波瑞斯·古贝尔被捕，次年奥尔佳也因“没有遣责人民的敌人”而·被捕了。格罗斯曼立刻收养了波瑞斯和奥尔佳所生的两个儿子。如果不是他动作快，这两个孩子很可能被送到专为“人民敌人”子弟而设的孤儿院里去了。接着，格罗斯曼又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蜜警察头子叶佐夫写信，说奥尔佳现在是他的妻子，已与波瑞斯·古贝尔没有任何关系，不应为其受过。这个行为在当时属于非常“胆大妄为”，可令人吃惊的是，奥尔佳次年竟被释放了。或许是当时的监狱人满为患？没地方装这类无关紧要的人犯？

与波瑞斯·巴斯杰尔那克（《日瓦格医生》）和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不同，格罗斯曼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克格勃搜走了《人生与命运》的手稿后， 他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写道：“我书里写的是我过去信仰的，并且现在继续信仰的东西。我只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对格罗斯曼而言，文学代表真实和真诚，不应该为某种目的而对现实加以粉饰。他早期的作品，《格留考夫》和《斯捷藩柯尔丘根》，即表现出这样的倾向。 高尔基对《格留考夫》的初稿颇有微词，觉得这部作品过于”自然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作者过度拘泥于局部的所谓”真实性“，没歌颂“伟光正”，没有传播足够多的”正能量“。

在卫国战争期间，格罗斯曼主动申请当兵去前线，因体弱和近视被分配当苏军《红星报》的战地记者。他志愿到前线，报道了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伯林的所有主要战役。他的报道真实感人，受到全军上下的一至欢迎。成群的前线士兵聚集在一起，听人朗读载有他的文章的报纸。直到这些报纸变得破破烂烂。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大捷后，苏军先头部队解放了乌克兰及波兰。格罗斯曼在随军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在乌克兰的巴比谷，有十万人惨遭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他通过与在波兰特里布林卡纳粹灭绝营的幸存者的面谈收集到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第一手人证记录。格罗斯曼据此写了两篇文章，《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和《特里布林卡的地狱》。这两篇文章是世界上最早揭露纳粹对犹太人大规模屠杀的报道。《特里布林卡的地狱》曾在纽伦堡审判时用作证词。格罗斯曼参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编写《黑书》- 一部对苏联和波兰发生的屠杀犹太人事件记实。然而在战后的苏联，这一活动受到了官方的压制。首先，新闻检查官命令将书中纳粹暴行中反犹太人的特征去掉，同时淡化做为纳粹合作者乌克兰警察在灭绝营中起的作用。到了1948年，苏联当局索性彻底取消了《黑书》的编写工作。 当时苏联的官方宣传口径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各族人民受的苦难是一样的。除了苏联及斯大林本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与岐视外，如果承认大多数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牺牲者是犹太人，就难以否认其它民族在这一暴行中显露的冷漠态度甚至帮凶作用，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现实利益和历史真象的抉择中，苏联当局的这一决策毫无悬念。然而，苏联当局这一做法有可能是导致格罗斯曼对其彻底失望，最终分道扬镖的原因。对格罗斯曼而言，如果否认纳粹灭绝政策是针对犹太种族， 是对历史的亵渎。何况他自己的母亲，就是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千千万万牺牲者中的一员。否认纳粹灭绝政策是针对犹太种族，于公于私，对他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顺便说一句，专制与极权总是与历史实用主义密切关联。记得去年参观红场旁的俄罗斯历史博物馆时，发现里面关于陈述俄罗斯历史展览“方便地”终止于1917年。当年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也同样为当权者所不屑，他的建议如泥牛入海。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前面讲到维克托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故事，来自于格罗斯曼自身的经历。 1952年，斯大林的反犹运动甚霄尘上，苏联官方登出一封公开信，说几个犹太医生企图谋害斯大林的性命，呼吁用最严厉的手段惩办他们。格罗斯曼在信上签了名。他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小说，似乎是用这样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忏悔。正因为是亲身经厉过，他才能够理解人的过错，人的疑虑，人的表里不一，理解道义选择是痛苦的，复杂的。也正是这种理解，给予了他的这部作品非凡的深度和人性的光辉。

 

本书中文版的译者力冈先生在1989 年6月10日为其中译本的序言中最后写到：

“我一生译过不少苏联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两部。一部是《静静的顿河》，另一部便是这部作品了。这部作品并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处处扣人心弦。“

“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注】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 纳粹党首领之一，冲锋队队长。希特勒感到他成为对其权力的威胁，与格林，希姆莱，戈培尔等人同谋在1934年制造判国罪将其与其它政敌一并除掉，史称“长刀之夜”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罗姆为代表的纳粹党内的激进派，其政治纲领包括将主要工业国有化，扩大工人权力，没收和重新分配旧贵族的财产和社会平等，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