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龄一把，事业全无，头发不多，毛病不少。
第四章 赴美签证--说难也难，说易也易
1992年8月12日，我在机场登机离境时，只花了十多分钟就完成了过关出境的手续。那一时刻，我的心情异常轻松愉快。不过，这十多分钟的‘通关’程序，在政治上却花了我们这个时代几十年的时间来调整和酝酿，我个人也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争取和准备，这似乎又太艰难太漫长了一点。
为了走出国门这一步，要扫清政策上的障碍，只能依靠政府，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各种文件的准备和各种手续的办理，就只能靠自己了。这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并非易事，走错一步，就可能让整个出国计划功亏一篑。
1992年，出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但是，我那时对能否拿到护照、I-20表和赴美签证，心里也完全没有底气，尤其害怕不能通过出国政审这一关。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重大问题，让我在那个相对开放的年代还这么格外担心呢？我和其他大多数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四、五十年前，我属于个人档案经不起审查的那一类人。倒不是我个人历史上有过什么污点，或者有过什么偷鸡摸狗或者男女关系之类的现行问题，是我的家庭有点麻烦。按照我当时的家庭出身，我属于团结对象，政审本不应该有什么麻烦。但是不幸的是，我有个叔叔1949年跟着蒋介石的军队去了台湾。他这一走不打紧，我的档案中就凭空多出了一些其他人没有的材料，我的前半辈子就莫名其妙地和台湾扯上了关系，也为此吃尽了苦头。
那些多出来的档案材料，平常也很安分，静静地躺在人事部门的档案柜里，让你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和分量，以为你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一遇到入党入团，升学或者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麻烦就来了。这就像上世纪90年代一种计算机HI病毒一样，每月26号就会发作一次。一旦发作就会窃取你电脑里的个人资料，删除你保存的文件，甚至毁掉你的硬盘。所以，我是个人档案有‘病毒’的那一类人。
我档案中的‘病毒’第一次发作，是在我高中毕业考大学那会儿。那时侯，我自持品学兼优，又有政府‘看成份，不唯成份，重在表现’的政策，以为上个大学不是问题。填报升学志愿时，我不知天高地厚，第一自愿就报了某著名大学精密机械专业。结果，档案‘病毒’发作，我‘应声倒地’被划为‘降格录取’一档，只上了一所刚由中专改成的大专，半年后黯然退学。
1962年，兴许是大环境出现的偶然变化，档案‘病毒’出现了罕有的‘失职’，我考上了四川大学，暗自庆幸自己这次总算躲过了档案‘病毒’的算计。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刻苦学习，看党报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靠拢组织要求进步，满以为我已经变成‘自己人’了。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才知道我的‘大限’又到了。我埋怨自己五年前报考大学时，怎么就不能‘吃一堑，长一智’？那时偏偏报考了个英语专业，哪里知道档案有‘病’的人，是不能与‘外’字粘边的，什么‘外事’，‘外贸’，‘外交’……统统要回避。学校初次把我分配到一个中央级的研究所。经过一番政审后，我被告知，该单位涉及到放射物质，不能接收我这种有海外关系的人。最后，我带着‘有毒’的档案，被打发去了贵州一个煤矿。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次办理出国护照，是要比以往升学或分配都要重大得多的事情。这一次，我档案中的HI‘病毒’还会不会发作？又会不会还像我以往的升学和毕业分配那样，因为海外关系让我所有的努力功败垂成呢？在申请护照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国家已经在开放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审大为放松。加之，学校保卫处内保科的那位刘警官，办事非常给力，政审顺利通过了，我心中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我那生活在台湾的‘问题’叔叔，在我出国攸关的这个重大时刻难得‘不作为’了一次，没有出来‘干扰’我。过了政审这一关，就像闯过了‘鬼门关’一样，我浑身上下有一种洗过‘桑拿’的轻松舒服感觉。感觉天变了，地也变了，我好像真的变成‘自己人’了。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过了这一关，国门就算对我开启一半了，接下来就只有‘纯技术’问题了。不过，以后的经历说明，这些‘纯技术’性问题解决起来，也是一波三折，并未让我省心。
政审过关了，接下来是申请护照。之前需要完清出国前的离校手续。传递单上要盖满学校七个部门的公章，一个部门一方格，一格一个鲜红的公章，一个不能少，之后才能拿到学校党委的出国批准函。外语系是工作所在单位，要盖章；财务处盖章，说明你没有欠学校钱，图书馆盖章，证明借书已经归还……。踏出校门这一步，总体上还算比较顺利，没有人触碰我身上那根敏感‘神经’—高龄。不过，护照申请书递送到成都市公安局后，烦心的问题就来了。
那会儿，成都市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处，就在文武路市公安局大门傍边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内，办事的人不多，办事程序随意性很大。和现在设在顺城大街漂亮宽敞的出入境处办公大楼，以及里面规范化的办事手续比较起来，真有霄壤之别。
等待护照的那几天，我真有点像一条‘疯狗’，每天顶着火红的太阳，往公安局跑好几趟，查看出入境办公室门口那块小黑板。黑板大概只有1.5 x 0.5米大小，上面每天发布新护照‘出炉’的消息。按照出入境处的事先说明，我拿到护照的日子应该是7月6日，我去了，未出来；7日去，未出来；8日去，还是没有出来，一连七天，都没有护照‘出炉’的消息。眼看I-20表规定8月23日入学的时间一天天逼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能及时拿到护照，就可能推迟入学。到那时候，会不会又生出其他什么问题来，谁也说不准，而我这把‘高龄’是等不起的啊。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政务工作总是遵循一定程序来做。那时，老百姓要去政府办事，完全公事公办是很麻烦的事情，有关系就要方便得多，我也想到了这点。就在我的护照左等右等都不出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又无计可施的时候，我打听到，四川音乐学院的陈某某，比我晚几天交申请，7月16日也拿到了护照。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更是坐不住，加快了从内部区找关系的进程。也算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吧，之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学生家长。我得知他在市公安局有关系，立刻委托这位家长，以我‘表弟’的身份去通通关系。7月18日，刚认识几天的‘表弟’传来了确切消息，申请压在了下面，但他在公安局的关系答应七天后出护照。然后，又是心急如焚的五天等待，‘表弟’25日再传话说29日能拿到护照。这个7月29日，是我的‘最后日子’，那天正好是我预定去签证的日子。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此惊险离奇，完全可以写入电视剧本。
把7月29日这个日子，安排为领取护照和预定到美领馆签证的时间，实属无奈之举。既然领取护照最快就是那一天，预定机票，办理出国出境审查（‘89风波’后出国必经的一道特别程序，两年后取消），这一大堆事情，都只能在8月23日美国学校开学报到之前一个星期去办理，根据美领馆的签证日程，29日是最后一个适合我的时间窗口。
那时候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设在成都锦江宾馆西一楼，1993年8月才搬到现在的领事馆路。我们签证，也是在成都锦江宾馆进行。那一年，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叫Donald Camp（中文名字叫‘康普’），我不太了解他。他之前的总领事叫Jan Dewilde（中文名字叫‘魏然’），我倒是和他有过一面之交。1988年有一次，他去成都春熙路的一家新华书店购书，碰巧我也在那里闲逛。我凑上前去和他聊了两句，向他索要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编译的《美国政府简介》等一套四本书。他欣然应允，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这套书。当然，和前任总领事的一面之交，对我当今的签证帮不上半点忙。
能不能拿到赴美签证，是这次出国留学的最后一道难关。如果签证遭拒，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十几二十年来做的‘白日梦’也可能会戛然而止。但是，签证能否成功，完全不在自己掌握之中，无法像之前的一些程序那样，可以再找个‘表弟’什么的去疏通，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祈求上帝保佑。
1992年7月29日是签证的日子，一早起来发现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还在下着下雨。我心里也有点‘阴沉起来’，害怕这不好的天气会预兆我被拒签。早上六点半钟，我就赶到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门前排队。事先，我和我的学生胡某说好，我先去排两个号，他稍晚一些来。胡某是当时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系学生，也准备申请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7点半钟，胡到达领事馆。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二十几号申请签证的人，后面更多，大概有四、五十几个吧。我前后瞭望了一下，黑压压一大片人，几乎全是二十出头的男女青年，一群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有几个和我年岁相仿的，一打听，原是来为儿女排队的。那会儿，我又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这种‘高龄’留学生面临的‘危机’，有机会，但困难也无处不在。
八点差一刻，我告诉后面那位排队者，我要去买点早点，马上回来。我的学生胡某知道，我去不仅是为早餐，也是为护照，这是我们事先商量好了的。太早了去，公安局还没上班，太晚去，怕又来不及赶回来签证。我用15分钟，骑自行车向4公里外的市公安局飞奔而去，到达时刚好赶上他们上班。一瞧那块多次让我沮丧的小黑板上出现了我的名字，那股高兴劲无法用语言描述。我赶紧找到发护照的刘警官，给了五元钱的工本费后领到护照。打开一看，签发日期是7月10日，也就是说，护照在哪位或哪几位领导的办公室桌上，整整‘滞留’了19天。护照在公安局里面静静地呆着，哪里知道我在外面急得像‘疯狗’，为了早日拿到它而四处奔走。要不是我那位‘表弟’的出现，不知道这本护照还会等多久才会到达我的手里。
拿着护照后，不敢耽搁，立刻再向领事馆飞奔回来。我过大街穿小巷一路狂奔，哪管它红灯绿灯，只要能过就过。8点45分，赶回到领事馆。已经开始签证，我们前面只有五个人了。太险了！之前，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如果公安局主管护照的人晚点上班，如果自行车在途中抛锚，如果因为跑得太快出交通事故……。总之，只要有一个‘如果’成真，就很可能错过时间。下一次签发F-1的时间，要好几天之后，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会怎样了。上天保佑，总算及时赶回来了。等到我常常舒了一口气，才发现我的衣服已经上下湿个透，自行车两个轱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双双爆胎。那一天的‘严峻形势’和‘机缘巧合’，留下的记忆至今难忘。
护照算是拿到了，签证这一关未必就更好过，‘高龄’仍然是主要担心的问题。不仅如此，根据以往学生签证发放情况来看，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都会影响签证，而且运气也是一种因素，这更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大概九点过一点，我们这一组十人顺着大楼走廊进入领事馆签证大厅。先向中方的行政秘书交上各种签证材料，然后走进一间屋子坐下来等候。签证领事在里间，我们十个人在外间，也是一溜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当然是除了我。
在静静等候叫名的时间里，我把准备好的应答稿子，在脑子里默默回忆了两遍。关于留美目的，关于财政资助，关于本人现状等等，我都准备有‘严密’的应答方案，总共有二十个条目，争取做到‘滴水不漏’。‘高龄’问题，是我要应对的焦点，拟就了好几个问答题来应对。比如，如果问‘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要出去留学’，就回答‘英语中不是有句谚语吗，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我想去美国学习更多知识，回来更好地为我的国家服务’。如果问我在美国拿到学位后打算干什么，我会说要回国服务，因为我知道‘美国是儿童的乐园，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我有了美国学位，又有教学经验，正是回国服务的优势条件。应答稿子还对回答时的仪态和说话语气做了要求，要做到不卑不亢，自信满满。但是，今天这位签证领事对‘高龄留学’有何看法，他会认同‘学无止境’和‘终生教育’这样一些对中国还是蛮前卫的观念吗？他会接受我为‘高龄’准备好的说辞吗？我完全不知道。
签证前的准备时期，我和我几个拟赴美留学的学生一道，对签证问题做足了‘功课’。精心准备好了面试时对各种问题的回答预案。除此之外，还要对签证领事的个人情况，最近F-1签证动态，都要进行尽可能多的‘摸底调查’。我们几个人分时段分头在领事馆前蹲候，然后回来汇总最新‘情报’，再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对先前准备好的材料，或者自己的面试应答预案进行修改补充。
总领事馆门口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每一位办过留学签证的人一出来，马上就会被一群等待签证的人围起来询问，有点像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的场面。询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为什么被拒签？’，‘领事问了几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以及‘领事的态度友好吗？’等这些问题上。当然，第一个问题绝对是‘签到了吗？’其实，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多余。因为，有没有拿到签证，他们一出来，第一时间就会用脸上的表情告诉你。签到了的，欣喜若狂，也高兴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没有签到的，垂头丧气，常常说一两句话就匆匆离场。记得一个被拒签的女生, 表情十分难过，说话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据她说被拒签的原因是，她的银行存款证明上写的钱太多，领事怀疑作假。这位女生感到委屈，却又有口难辩。‘签证指南’警告大家，和签证领事顶撞，后果会更坏。看来，这位女生毫无根据地被人怀疑作假还不能申辩，能不冤吗？也是时代不同了，要是放到现在，恐怕领事更乐意给家底厚实，银行存款多的人发放签证。
就在我默默温习面试问题时，忽然听到中方秘书呼叫我的名字，我马上起身走进里间去。一个四十开外的美国白人男领事正在翻阅我的材料，中方秘书在写着什么。我礼貌地向他问了个好，他简短地应了一声，立刻进入面谈程序。‘Are you a professor？’（你是教授吗），我虽然知道F-1签证领事都会用英语提问，但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准备的二十个面试问题中，哪里会有这样的问题？有那么短暂一会儿，我发怵了，不知道该回答‘Yes’还是‘No’。我没有思考的时间，只想到我只是一名讲师，不是教授。我据实回答：‘No，I am an English teacher’（不，我是英语教师）。然后，领事转过脸去向秘书交代，让我下午去领取盖上了签证章的护照。这就是说，他同意给我签证了。这么就完了，只提了一个问题--一个应答预案上没有的问题。就这么短短两分钟，就是这么简单这么顺利，太出乎意料！太有点‘作弄人’！我之前花费苦心准备那么多面试应答问题，完全没有派上用场。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努力并没有白费。有准备总比没准备好，哪怕准备的东西没有派上用场也好，关键是我成功了。
事后想来，我当时的回答，也许就是说服领事决定给我签证的原因。‘professor’这个词，既可以指大学教授，这是狭义称呼；也可指一般大学老师，这是广义称呼。‘an English teacher’则说明既在大学教书，但又没有‘教授’头衔。如果我回答‘yes’，说不准他认为，都已经‘教授’了，还去留什么学，拒签。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脱口而说出实情。就这句‘实话实说’成就了我的赴美签证？是这样吗？很可能。
‘高龄’再一次没有成为我的拦路虎，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也许对我说来，它原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对‘高龄’的担忧，原本只是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许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