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绿了脖子红了
不登大雅之堂不附弄风雅入不了主流的老中，用方块字码一码人世间的欢乐。
（三）
在知青大姐姐眼里，俺就是一小屁孩，不怎么愿意搭理俺。大王，小沈，小吴在村子里见到俺时，总把俺当成空气。小王是知青组长，有时和俺说几句话，但摆出一种长辈的架子，唯有毛静洁，不管遇到谁，都是一付没心没肺的开心样子。她一见到我，总是笑嘻嘻亲切地叫我的小名，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些上海口音，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好听，比俺爸妈不耐烦时叫俺的声音好听多了。俺一辈都记住的另一个好听的声音来自我小学的发小同学，她长得很漂亮。在俺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1980年）期间，俺去镇上的电影院看电影，漂亮的发小同学正在那里卖电影票。她认出了我，从售票处的窗口内对俺甜甜地一笑，还轻轻地叫了俺一声小名。俺从此记住了那一笑和一叫，今年年初，俺找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和微信。结果是，她拒绝接俺的电话，也拒绝加俺为好友。俺感觉，发小可能把俺当作国际骗子了。
知青姑娘们虽然和俺不亲近，但她们知道，她们下农村是在相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再教育，所以她们慢慢地学会了和村里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姑娘们在乡下的那几年内，中规中矩，老老实实，干农活不偷奸耍滑。五位姑娘中的四位，在插队期间，是地地道道地在当农民，只有小组长王素珍，在下乡后没多久，就被派去当了一名民办老师。从开始下乡到陆续回城，她们中最长的在村里待了有五六年的时间。在那期间，她们学会了做很多农活，和村民也保持了很亲近的关系。村民们经常免费给她们自己种的蔬菜, 请她们回家吃便饭。 她们在从上海探亲回来，总是给村民们带来各种上海产的物品。记得当时，村子里的人最喜欢上海产的长筒靴，穿上它，不容易在泥巴路上滑倒。所以，知青在探亲回来后，经常给村民们带回各种尺寸的防滑胶靴。那时，好象没有听说过，村、公社干部们仗势欺人，欺负那些姑娘，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桃色新闻发生。那时有一顶大帽子，谁胆敢欺负知青，谁就是在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政治运动。
俺家和知青们的关系一般，因为俺们不属于贫下中农，而是剥削阶级家庭。可是，俺家又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家庭。共产党接管那里以前，俺爷爷是个秀才，私塾先生。叔叔舅舅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俺老爸五十年代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开始担任乡村小学教师。那时，村子里还真有点离不开俺爸，谁家收到信，必须拿到俺家，请俺爸读给他们听。谁家要写信，也得请俺爸执笔。过年前为村民们写对联，俺爸要忙上一整天。因此，俺家和村子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平时若即若离，客客气气。自从知青王素珍当上民办教室以后，老是往俺家跑，请教教学方法。小王经常作为知青代表，去公社或县里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稿也要俺爸过目修改。为此，俺爸很是得意，经常以“知识分子”自居。自从俺村里来了五位上海知青以后，俺观察到家里的变化是，俺爸在做红烧鱼红烧肉时，总要悄悄地加点糖。为此俺妈没有少抱怨过，这些菜，甜甜的，咸咸的，难吃死了。大概俺妈对上海女知青的印象不是很好，以致在后来，俺和太太在开始谈恋爱时，她误以为俺太太是上海人，又数落起上海女孩的种种不好来。，
（四）
说起村里知青小组长王素珍，俺一嘘三叹。因为在五位姑娘中，她最会来事，最能说会道，所以，有好事的时候，村干部们总是首先想到她。最开始，抽调她做民办教师。当了几年小学老师后，不知是她不愿意了，还是别人不让她了，小王又改行做了村里一名赤脚医生。村里另一名赤脚医生因妻子病故而单身，还有两个孩子。小王和那位年长她15岁的廖医生经常一道，背着医药箱到村里为村民巡回治病，一来二去，日子久了，他们之间便产生了爱情。俺现在揣摩，也许当时的知青在农村待得太久了，感觉没有了回城的机会，心都死了。还因为生理上的原因，她们在农村，硬生生地把她们自己，从小姑娘熬到了必须谈婚论嫁的大姑娘年龄。
在乡下，这种明显不对称的爱情关系，不被村民们看好，在上海的老家，更是没有什么人为他们祝福。王素珍的父亲专程从上海赶到乡下，一见面，父亲就大骂廖医生为“廖棺材”。可是，王姑娘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决心已定，十头牛也拉不会，坚持和廖医生结了婚。婚后，好象有了两个孩子。那些事情发生在1977-78年间，当时中国上山下乡的政策在剧烈变化中。一开始，王素珍全家被落实政策离开了乡下，进了县城，因为王姑娘已经结婚生子，不符合回上海的条件。尔后，又听说，王姑娘和廖医生离了婚，大概是为回上海做准备。再后来，俺不怎么回村里了，也就没有了王姑娘的任何音讯。
俺出生在农村，但也只是在1978和1979年，干了两个夏天的农活。那时，俺只有15、6岁，高中几年的住校生活，营养严重不良，体力不支，实在干不动田间插秧割稻的农活。1978年夏天在村里下地干活时，知青中只剩下小沈还在。那时，她不再把俺当作孩子了，和俺在田间有过几次愉快的交谈。俺惊奇地发现，四五年的插队锻炼，把小沈从一个娇气十足的上海女孩，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乡下姑娘。因体力关系，那些俺干不动的农活，小沈干起来，麻利极了。不久以后，听说小沈也离开了农村，但没有回上海，而是和她的表哥好上了，两人一起去了湖南。临走的时候，小沈在村里挨家挨户打招呼告别，哭成一个泪人似的。
那时，下乡到俺们那旮旯的知青，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全公社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知青中，没有听说过有谁象很多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后来考上了大学进城的。听人说，活泼大女孩毛静洁回上海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找到工作，只能长期待在家里给家人做饭。那年，俺们村来了五位上海女知青，隔壁村去了五位上海男知青。其中一位男知青在回城以后，夏天经常回到插队的地方贩西瓜去上海卖。
那些知青是被时代深深伤害了的一代。如果在美国，他们每人得到政府的巨额赔偿也不为过。可是在当前的中国，恐怕这样去思考的人也不多。那五位上海姑娘，年龄上也在向70岁看齐。谨以此文纪念她们在芳华的岁月里，被下放到俺老家的插队生涯。但愿，小毛毛静洁，小王王素珍，小沈，大王和小吴都还健在。
祝福她们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听妈妈说，在俺县里另一个乡里，俺有一个远房表叔，退伍回家以后，很快当上了乡长之类的官，他做过那种缺德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俺们村的村长，虽然不一定是一个好人，但俺就是没有听说过他和“糟蹋”有关。 ：）
有空点评点评俺写的“初恋”文章。谢谢在先！：） ：）
我听很多人说女生下乡被糟蹋，你大概属于年代的小毛孩，看不到你们村长的能力，也不知女知青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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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轮到他们的孙子辈头上
那是一段我亲眼目睹的上山下乡，五个知青，五条鲜活的生命，和村民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了长达五六年，我感受到她们的痛苦悲哀和欢乐。那段历史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年纪大了，更加喜欢回忆，把我看到的上山下乡写出来，心里感觉很舒服。
谢谢！
我的上一辈姨舅叔都是经过上山下乡的，他们后来都返回了上海，但是有一姨与当地人结婚，生了一双儿女后就无法返回上海了。
后来还是我出国后，我的上海房子让姨的儿子回上海落了上海户口。姨的女儿就沒有那么幸运了。
现在姨的女儿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母亲无上海户口，不能在上海考大学，尽管姨的女儿一家在上海奋斗了多年。
户口制度就是贱民制度，不比印度的姓制度好到哪里去。
农民种地的辛苦集中反映在每年七月份最热的时间内，被称作“双抢”（抢收抢种）的季节中。俺清楚地记得，在1978年那个“双抢”里，生产队里，只有上海知青小沈一人，还在和村民们一道，在田里割稻插秧，辛苦劳动。她熟练麻利的程度，至今仍然感动着我。
长身体时， 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学文化时，碰到“文化大革命”，要工作时，被下乡农村；好不容易回城后，遇到要学历，只好晚上恶补中学课本；结婚碰上提倡晚婚；生孩子遇到“独生子女”政策；中年遇到下岗；住房遇到买房.....太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