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散步
远离喧嚣的尘世，走进密林深处。一边做着深呼吸，一边听着鸟的议论、树的低语。不期然，与鹿撞个满怀，从她清澈、纯静的瞳孔里，猛然地，
我的爸爸是地主出身，虽然他是当时稀有的高中毕业生，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但就是干不上去，没在办公室里干多长时间就被下放到下面，打铁，当工人。地主成分使他憋气又窝火了大半生。他发誓绝不让这顶地主的帽子再影响我的一生。我不记得我第一次报家庭成分是哪一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好像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然的话，我不会那么害怕。爸爸在我的家庭出身那个框框里写上，工人。我虽然还小，但听说过隐瞒家庭出身这个说法，知道些它的利害关系。从那一刻起，隐瞒家庭出身的恐惧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年幼的心头，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一天，老师说，学校要求每个班级选出一名男同学一名女同学做造反团团长。那位老师大概对这些名堂很反感，说此事时随随便便，而且也没走选举这个程续，他说出一个男生的名，然后说，同意就举手。老师随便，大家也不认真，全班同学都举起了手。老师又说出一个女生的名，居然是我的名字！在那之前，我最大的官职是一道杠，还没等混到两道杠，文革就开始了。不知老师是看我个子大，像个造反团团长，还是看我缩着脖子坐在最后一排，最不像个造反团团长，总之他提到了我的名字。然后又说，同意就举手。不难想象，我被全班一致同意，成了这个班第一个女造反团团长。我心里那个怕呀！正在我吓得眼前直发黑的时候，大喇叭里铿锵有力地发出通知，让各班新选出来的造反团团长课后去某个教室开会。对我来说，那个通知听上去像是审判我的判词，一字一句砸在我的心上。同学们都回家了，我站在走廊里，等着去开会。那时候我体验了什么叫“吓得快尿裤子了”的感觉。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抖成一团，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好在那个会因故没开成，第二天也没人再提及造反团团长这件事。因此我只当了5分钟的造反团团长。可那件事给我带来的惊吓却是无法估量的。从那以后，我尽量不政治上要求进步，唯恐暴露隐瞒家庭出身这件事。
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当红卫兵，我却迟迟不肯提交申请。我虽然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但我学习好，会写小说，还认识繁体字，学校开大会的时候经常让我写发言稿，上台发言。上台发言，胳膊上没有红卫兵的胳膊箍也不好看呀，于是就有专搞政治的老师找我谈话，一套一套的，听得我心头直发冷。没办法，我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书交上去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我知道当红卫兵要过政审这一关，也就是学校派人去我爸爸的单位了解情况、看档案。爸爸的档案上肯定清清楚楚地写着：地主。看来，我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一天，我们班的两个女同学找我，告诉我学校派她们两个去我爸爸的单位搞我的政审，问我能不能带她们去，她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爸爸的单位。我的心一沉，绝望极了。这两个女同学根红苗正，妈妈都是家庭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她们两个从一开始就对我这个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却讨老师喜欢、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好看、长相比她们强了好多的人心存妒意。如果能把我的红卫兵申请书毁在她们手里，她们会非常开心的。
我提前通知了爸爸这件事，当我们坐公共车来到爸爸的工厂时，爸爸和那个负责档案的人已等在工厂门口。他们四人走进工厂的办公楼，我一人去离工厂不远的道外商业区转转。我的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哪有心思逛商店？等我回到工厂大门时，他们已经出来了，看见我后都转过脸来。爸爸在看着我微笑，那个管档案的也对我笑了笑，两个女生的脸上没有幸灾乐祸的笑容。我的心里轻松了一点儿，但恐惧还是伴随着我，一直到几个星期后我领到了红卫兵袖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隐瞒家庭出身的事没败露，是爸爸做了手脚，还是那个管档案的人心地善良没说实情？我问过爸爸，他只是诡秘地说，告诉过你没事儿，就是没事儿。现在，当我真正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时，爸爸已经走了，这件事就成了永远的迷。
打那之后，我就不怕了。但那几年的恐惧是否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呢？
中国革命是受了马克思的精神污染了么？认定富是因为抢，穷是因为被抢。所以一直都是抢来抢去，不知道财富是创造出来的。政府一不高兴，就认定我们要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抢过来，再分配分配。做的都是打倒强盗做强盗的勾当。
前几年的蛋糕理论，其实多少也有点创造蛋糕，还是抢蛋糕两种理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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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你爸爸。我爸他们已经是老鼠见了猫，吓得不敢动了。“获得性无助感”。
另外一个办法，你可以遇到自己感觉蹊跷时，将此时和发生的事做个联系，有时候可以找出蛛丝马迹，推算真正真相。
好在我上学那年，毛死了，文革结束了。家庭出身继续填写几年后，就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