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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硕士, 微软认证系统工程师, 前中国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推荐博文: 1.初到加国 3.找工杂谈 16.加国四年闯荡杂谈 19.无知无畏下海记 20.加国华人移民现状之另类思考 30.回国,回忆,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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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中国的合餐制 - 武汉肺炎疫情大蔓延引发的思考

(2020-02-11 11:49:30) 下一个

据财经网报导,2月10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表示,北京目前共发生73起群聚感染案例,其中66起属于家庭群聚感染,占90%左右。家庭聚集性疫情涉及197例确诊患者,这代表居家隔离观察未落实,导致疫情再扩大。

2月11日下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防疫中农村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有记者提问,个别省份报告了聚集性疫情情况,从全国来看现在情况如何?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称,聚集性疫情是指在一个相对有效单位里面出现了两个以上的病例,“我们对全国近千起的聚集性疫情进行了分析,其中83%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有常见的聚集性场所,有医疗机构、学校,商场、工厂、企业等单位”。

聚集性疫情有什么特点?吴尊友解释,聚集性的疫情发生,涉及病人年龄从婴幼儿到老人,范围比较广,一代病人占32%,二代病人占64%,也有个别的出现三代甚至四代。

聚集性病例是怎么发生的?吴尊友认为,主要是首例病人有在湖北或者武汉居住、生活、旅游的历史。首例病人发生以后,由于家庭的生活接触或者照顾病人,或者由于聚餐,引发了二代的传播。三代、四代病例是怎么发生的?主要是第一代病例临床特征不明显,在和他接触的生活、日常照顾当中,防范意识不强所引发的。

上个星期六,我住在外面的女儿到我们家吃晚餐,她患了感冒,她在我们家和我太太就吃了一顿晚餐,仅仅呆了3个小时左右就回了她自己的家。过了两天我太太就感冒了,症状与我女儿一样,我估计与她们一起吃饭可能有关系。上个星期二之后,我与太太吃饭就严格多了,碗筷分开,后来她吃了三天药,感冒就好了,也没有传染到我。

根据这两个新闻及我个人的体会,我认为中国的合餐制对这次武汉肺炎病毒的传染蔓延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一大家子在一个桌子上一起吃饭,每个人的筷子在同一碗菜上来回夹,筷子上有人的唾沫,很容易传播病毒。武汉肺炎病毒很狡猾,隐藏性很强,病人没有症状也能传播人,如果家里有人有湖北或者武汉居住、生活、旅游的历史,吃饭时不注意,还是老习惯一起合餐吃,那就很危险。

在目前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疯狂传染流行期间,应该引导国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弟兄改变饮食习惯,如果不能分餐,至少要使用公筷,一家人使用同一个筷子夹菜到各人的碗中,每个人使用自己的筷子吃饭。

愿武汉肺炎疫情早日控制住,中国人民早日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


以下讲述中国分餐及合餐的历史渊源来自于中国“知乎”网站,感谢原作者的辛勤奉献。

准确地讲,分餐制一直到民国都没有从中国社会中彻底消失,而合餐制也并非晚近时期的新事物。 早在周代,分餐制就已经在贵族阶层中广泛存在。但和西方的餐桌文化相比,“中式分餐制”和“西式分餐制”诞生的缘由却截然不同。 西式分餐制直至文艺复兴末期才开始于欧洲大行其道,它的流行一方面是出于饮食卫生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强调个体的独立性。 而中式分餐制是周礼产物,周礼对王、侯、士大夫的行走坐卧、衣着饮食都有明确规定,要求严格加以区分。例如,《礼记·礼器》中即有载:“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意味着中国古人实行分餐制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地位尊卑。

不过,相较于“击钟列鼎而食”的贵族,底层庶民就不太可能有机会分餐而食了。由于个体食量存在差异,分餐制又需要更多餐具,因此在物质贫乏的古代社会,“分餐”显然是一种奢侈的用餐方式。即使是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上下阶层普遍实行分餐制也都是近代以来才开始出现的。 唐宋以前,虽然因缺乏平民生活的历史记录,我们已很难详细了解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但在蛛丝马迹中,仍可发现“合餐”存在的证据。譬如, 汉代焦赣的《易林·睽之姤》中有载:“二人同室,兄弟合食,和乐相好,各得所欲。” 真问真答:中国人为什么从分餐变成了合餐|大象公会 汉代的茶饮饮茶图 但合餐有失体面,是可能被人挖苦的行为,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 目前关于中式分餐制没落的原因,主要分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引入“胡床”、“胡凳”等高脚家具所致,另一种认为是鲜卑、蒙古等蛮族文化影响的结果。 然而,这两种解释都存在明显的漏洞。首先,西方社会使用高脚家具的历史比中国更加悠久,但西式分餐制反而流行于合餐制之后。其次,前文已述,唐宋以前本来就存在合餐制,和后来的差别仅在于流行程度。

事实上,贵族门阀的兴衰,与“餐制分合”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唐宋之交,正是中国由门阀士大夫社会,转向科举士大夫社会的关键时刻。 《宋徽宗十八学士图》局部 与痴迷于繁文缛节的门阀不同,借由科举制登堂入室的新官僚往往出身于家族习俗庸简的庶族地主。他们心中当然也有等级观念,但在生活方式上却远不及士族地主精致挑剔。门阀的衰微,势必伴随着上流社会固有饮食文化的没落,以及底层饮食文化的“上移”。 另外,分餐制作为一种便于突出长幼尊卑的用餐方式,在中国也从未完全消失。且不论唐宋之后皇帝的用餐礼仪仍使用分餐制,即使是民间,“吃小灶”的现象也还有零星存在。总而论之,排除卫生方面的考量,合餐制更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现代分餐制的流行,实乃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让我们具备了追求健康生活和个人空间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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