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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如此道歉是对文革受难者的亵渎

(2014-02-23 21:31:47) 下一个
 
 
2014112日, 在原北师大女附中部分1966年在校学生和老师,以及老师后人的见面会上,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要理解这个道歉的性质,我们首先需要知道,19668 5 日,在原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宋彬彬刘进等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卞仲耘被害的经过

《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对卞仲耘被害经过的记述是这样的:

8 5 日上午,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得到通知,下午要开“斗争会”。下午 2 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开始了暴力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劳改”,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 8 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二,陶洛诵和张敏的见证

陶洛诵200768日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这样写道:

几天以后,85号,我亲眼看到,在学校里,三个校长,两个主任一字排开跪在操场的高台上。红卫兵勒令他们说:“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有几个女学生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 责。”

文革前学校学生里有些人入了党,后来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党员。她爸爸是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总管东北三省。校领导和 老师对家庭有势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们学校由邓榕传达她爸爸邓小平的指示,我看见白老师(共青团负责人)与邓榕并肩而行,邓榕滔滔地说着什么, 白老师谦恭的态度就好同对待首长一样。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 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不久后,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 门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实况转播。毛主席跟她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她后来去了美国。 她对85号发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

原师大女附中初二学生张敏,是卞仲耘校长被殴打时的现场目击者之一。2010年,张敏以敏一鸿的笔名发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她这样写道:

19668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只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8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贴着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學,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類。……84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鬥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XX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著名报人吴XX,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黄XX的出现,表明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告诉各班哪些人?

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4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85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

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三,宋彬彬文过饰非

推脱责任,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自创世以来,无论男女,内心都善恶并存,推诿的劣根,从那时起就与人性之恶缠绕在了一起。亚当吃了不可吃的果子,面对耶和华的询问,他就把责任推给夏娃,女人则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该隐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宋彬彬在她的道歉信中,轻描淡写地谈了一点听起来并不属于她的“责任”,然后通篇为自己辩护。宋彬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她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她讲了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讲了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讲了她自己“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她说: “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奇怪。第一,宋彬彬和刘进勿需“强势”,就已经两次“阻止”成功,这说明,宋彬彬和刘进在学校是很有号召力的,否则怎会正当红卫兵残暴地殴打校长的时候,他们两个一“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围观的同学”就都“散了”呢?“围观的同学散了”,那么,那些抡着“带铜扣的皮带”,举着“带着钉子”的桌子腿的行凶者呢?他们也散了吗?如果行凶者都散了,那么,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长们呢?他们是特意留在那里等着行凶者回来继续殴打呢,还是已经不省人事?如果其他活下来的副校长们看到“围观的同学”和行凶者都“散了”,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位,举荐宋彬彬和刘进为英雄呢?须知被打的几位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是不可能同时昏倒在地的。再说宋彬彬和刘进凭什么就“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呢?假设当时卞仲耘还没有被打昏过去,那么后来,她又是怎样被打死的呢?既然宋彬彬和刘进 “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 打人到他们两个都认为不会有事的地步,那么为什么,宋彬彬和刘进还要“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道歉呢?刘进就罢了,这些年她总是人云亦云,我们可以假设她脑子不太好用,可是宋彬彬,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十年来一直在为自己开脱,怎么会连这点儿逻辑也搞不懂,现成的理由都忘了呢?就算宋彬彬自己忘了,叶维丽也不应该忘记提醒她啊。他们全都变成白痴了吗?还是,他们以为,他们这样自说自话,就可以让其他人都变成白痴?

宋彬彬可能没有直接动手殴打卞仲耘,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参与”红卫兵学生打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宋彬彬当时是高三学生,是学校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学校里低年级学生大都是仰视高年级学生的。就连在批判会开始时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并参与殴打卞仲耘的邓榕和刘亭亭,纵然其父亲的地位比宋彬彬父亲的要高,在学校里,恐怕也不会漠视他们三个当中年级最高年龄最大的宋彬彬的“阻止”,何况别的学生?不仅如此,196685日,宋彬彬还是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位于女附中的权力中心。“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这句话,从当时的宋彬彬嘴里说出来,有着非同小可的份量。仅凭“8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站在陶洛诵身后说出的“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这句话,宋彬彬就不能够说她“没有参与任何暴力活动”。

陶洛诵后来移居澳洲。如果不是不是她亲耳听到,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让陶洛诵写下这样一份招惹邓榕和宋彬彬的文章并且冠之以“证词”呢?而如果邓榕和宋彬彬没有“参与”卞仲耘事件,以他们的地位和权势,他们会对陶洛诵2007年的证词一直保持沉默吗?

四,叶维丽的策划及宋彬彬道歉的意义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难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道歉的诚意,那么她首先邀请的,应该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还有王晶尧和卞仲耘的孩子们。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没有出席这个见面会。在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王晶尧的家人说,他们根本没有被邀请。

这个师生见面会是一个公关策划。它的主要策划者,就是原女附中学生,“红色大院的女儿”叶维丽。这位受过耶鲁正规训练的历史博士,长期无视她亲眼见到过的由王晶尧保存的《宋彬彬谈话记录》及其他原始材料,放弃了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尊重事实的品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与原女附中学生刘进冯敬兰等人一起,长期站在宋彬彬的个人立场上,更与接受宋彬彬资助的《记忆》杂志主编吴迪合作,以寻求细节为借口,掩盖卞仲耘受难的历史真相。

在陈小鲁的道歉被社会广泛认可之后,叶维丽等人看到了一个既能被社会接受(甚至获得好评),又能洗白宋彬彬的机会。他们想让卞仲耘受难事件责任人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陈小鲁道歉这趟火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借这个师生见面会,放下她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此远离众人的质疑。应该说,这是一个既大胆,又聪明的策划。只是,叶维丽宋彬彬还有刘进等人,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们,也低估了中国人的理解力。王晶尧几年前相信过叶维丽“研究”卞仲耘受难事件的诚意,向她提供了他自己保存的所有原始资料。然而,王晶尧虽然已经90多岁,却是少见的头脑清明的老人,从叶维丽有关卞仲耘事件的种种作为,他看清了她的本质。王晶尧的孩子们也表示,他们对这次见面会的“思想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出席。 

宋彬彬这样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道歉,是对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的亵渎,是对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的又一次伤害。宋彬彬的道歉不但不能洗白宋彬彬,反而让不少人重新审视文革这场历史灾难,也让一些人开始思考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彬彬的道歉,不失为一件好事。

 2014年1月,俄亥俄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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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野猫 回复 悄悄话 人命关天,中国冤死的,饿死的,莫名其妙死的,太多了。绝不是一个道歉就可以一笔勾销的。人在做,天在看。
yijibang 回复 悄悄话 她们这些后来在美国的始作俑者,都应该是美国公民了吧?美国政府会接受这些人成为公民也是奇迹。有一天,一旦美国政府介入调查事实真相,我想这些人会被剥夺美国公民权利的。一个人一辈子做任何事情,一定记住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最后的结局会是很悲惨的。所以道歉没错,但一定要是真心诚意的道歉,不是演戏给人看,把人人当成了傻子。只有傻子,才会把别人当成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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