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华夏文摘】汪晶晶：也谈民国记忆（cm1006a）
我的外祖母和我同一属相，都属蛇。她老人家和鲁迅先生同庚，生于１８８１年，比我大整整七十二岁。外祖母经历过光绪，宣统和１９４９年前的全部民国时代。我和外祖母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直至她老人家在母亲的亲侍下无疾而终。
我的父亲出生于民国二年，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民国时代生活过整整三十六年。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直至我离开家乡。
我写以上这两段是想说，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这一代对“民国记忆”只能道听途说的人中，我的“民国记忆”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靠谱的。
我上小学的那一年春天，我母亲工作的武汉医学院校园里，因为病毒性肝炎（甲乙两型兼有）的流行，全校学生被迫集体休学一学期（我自己估计，那一事件在整个中国的高等院校史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那段不寻常的岁月后来被冠以“三年自然灾害”而载入史册。医学院党委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努力和自然灾害作斗争，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宿舍楼，楼前楼后的小路上的水泥板被拆走，变成了农田。
外祖母那时虚岁已经八十，但身体十分健康。作为六岁起就下田劳作的雇农的女儿，外祖母俨然是我们全宿舍楼在农田耕作方面的导师和领袖。
有一天，我们那栋楼职工们没上班，和家属们混在一起劳动。外祖母听到大家频繁地说起自然灾害，便问母亲，既是……遭了灾，怎么没人去告诉美国人呀？母亲一听，大惊失色，环顾四周，半晌无语，最后只能趁人不注意把外祖母撵回家去。
晚上，父母都还在上班（那种非常态的生活被自豪地称作“一天等于二十年”，挺押韵的）。我一人睡在父母的卧室中害怕（因为患有频繁夜间发作的严重的支气管哮喘，我在十六岁前一直睡在父母的身旁），让外祖母陪着我。我问外祖母，为什么白天当着那么多人竟敢随随便便地说起美国人，把母亲的脸都吓白了。
外祖母并不认为她提起美国人就说错了什么话，她给我讲起了“民国故事”。
外祖母说，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遭灾，一县一县的农民携儿带女逃荒。汉口，武昌，甚至云梦，孝感，到处都挤满灾民，可怜极了。……但是后来，外祖母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有几个农民找到美国人，告诉他们……，我们遭灾了。美国人，啧！啧！一火车一火车地运粮食，农民就都回河南了……。
我呆呆地看着外祖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美国人？那些杀人放火，作恶多端，整天在全世界四处干坏事的美国人？那些公然支持人民公敌蒋介石分裂祖国的美国人？他们会为咱们中国人民干好人好事？会来拯救咱们中国的贫下中农？
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我偶然读到一篇记载１９４３年河南旱灾的文章，这才发现，外祖母当年的“民国记忆”……竟然是真的！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数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地逃荒。１９４３年２月《大公报》刊登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竟遭到国民党宣传部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Ｗｈｉｔｅ）当即决定亲赴灾区。农民们听说一个会说中国话的美国人要了解灾情，奔走相告，络绎不绝。农民们告诉白修德，吃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有多少人已经饿死，农民们没法统计。白修德只能自己按农民十户中至少饿死一户的描述，从战前河南三千万人口出发估计，至少三百万。归途中经过洛阳电报局，白修德来不及细想，立即将电稿不经国民党宣传部审核而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直接发往纽约。就在那同一个星期，白修德的报道在《时代》杂志上头版头条刊登了。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读后勃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宋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是朋友，曾私下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要求被卢斯拒绝。
白修德的报道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引起巨大反响。美国朝野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救灾。
自然，那一车车粮食不可能像外祖母所说，是从美国运去的。但老百姓们记住的却是美国。一位一直坚持呆在河南救灾的传教士在后来给白修德的感谢信中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我上大学最初的几个学期，大概是１９７８年的冬季学期和１９７９年的夏季学期，同学们对公共政治课毫无兴趣，上中共党史课大张旗鼓地看别的书。而实际上，那位讲中共党史公共课的老师讲得比我们的许多专业课好得多。我那时是学习委员，心中充满了对老师的怜悯，便说服自己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听课。后来，我和教党史的老师成了朋友。这才知道，老师其实自己也对政治课也无兴趣，他钟情的是那个年代至少在我的母校还根本没有恢复的社会学。老师借给我看他不知何处弄到的社会学的书，还提到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费孝通，马寅初等等。
周末回家，我和父亲聊天。提到费孝通，父亲没有吱声。提到马寅初，父亲眼睛一亮，竖起大拇指告诉我，这个人的骨头硬，是条好汉。父亲说，他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说过马寅初的故事。比如，马寅初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敢站在院子里洗冷水澡，让穿着棉衣的学生端着脸盆往他头上浇冷水。再比如，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山西太谷人，一向雁过拔毛，敛财有方。因为和蒋介石联姻，谁也把他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有一年孔过生日，心里其实盼着别人送礼，却装扮出清清白白的模样，邀请社会各界名流赴他的寿筵，让大家不要送礼，只要给他讲个笑话。趋炎附势的人们心照不宣，一个个照样备一份份厚礼带去。
没想到马寅初还真的就空着手去了。轮到马寅初讲笑话，马寅初还真讲了。马寅初说，从前有个父亲，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年纪，一个叫学问，一个叫笑话。父亲让三个儿子上山砍柴。到晚上笑话砍了一担，学问一点没砍，年纪砍了一把。社会名流们听罢哄堂大笑，大家都明白，马寅初说的是，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
父亲天性不苟言笑。外祖母甚至说，父亲和母亲拍结婚照的时候，摄影师逗了半天父亲都没笑。但那天给我讲马寅初，父亲却由衷地笑了。父亲感慨万千地问我，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马寅初出生于１８８２年，是外祖母那一辈份的人，比父亲年长二十多岁。父亲和马既不是同乡，也不是同专业。可见父亲根本不可能认识马寅初。他告诉我的关于马寅初的“民国记忆”，实际上也只能是道听途说而已。
但三十年后我却在史书中清清楚楚地读到，父亲关于马寅初的那些“民国记忆”，竟完完全全是史实。事情发生在１９３０年孔祥熙五十诞辰的寿筵上。
我举以上这两个例子是想让那些对“民国记忆”忧心忡忡的人放宽心，现在能诉诸文字的那些“民国记忆”，虽难免混杂“戏说”，但终究离着史实并不远，因为那段历史还并没有完全逝去。而且要和红色王朝六十年来对民国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传相比，现在这点“民国记忆”不过澄清了一点蛛丝马迹而已，绝对威胁不到“和谐”。
至于担心现在的“民国记忆”会冲淡乃至抹煞底层老百姓的苦难，那就更是杞人忧天了。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在一个照黄仁宇所说，世界文明史上独特的东方专制集权统治，自生自灭，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形成的。因为没有宗教，没有在生命本质意义上的最起码的平等，中国历朝历代的御用文人们从来没有真正对底层的苦难有过兴趣。如果有人以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不绝于耳的“忆苦思甜”是执政者在真心关心底层老百姓的苦难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只不过毛泽东煽起对其他政权的仇恨，从而证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手段而已。且不说那其中还包含着大量谎言。
就算是较起真来谈底层的苦难，中国大地上１９４９年前的底层苦难和１９４９年后的底层苦难并无本质差别。真要是对底层苦难感兴趣，就不妨从自己身边的苦难读起，从离自己最近的时代的苦难读起。比如，读读杨继绳的《墓碑》，读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那些苦难，就发生在昨天，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伤口还淌着血，孤魂还在空中飘荡，但对这些苦难的记载却是公开的，赤裸裸的在禁止。
最后，还有一个我本不想为此浪费笔墨的问题。那就是，国民党既然比共产党好，国民党对知识分子既然比共产党仁慈，它怎么会被共产党打败了呢？
说实话，有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卷在，还要浪费时间去回答这类李敖式的伪问题，真的是有些贻笑大方！
国民党比共产党好，国民党对知识分子比共产党仁慈，却被共产党打败了，那就对了！
君不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想取江山，就得先学会做小人！别的帝王不用看，只看看著名的流氓开国皇帝刘邦和朱元璋就足够了。
遥想刘邦的对手项羽当年，“世世为楚相，封于项”。见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竟口称“彼可取而代之”，何等壮志豪情。论起容颜威仪，聪明才智，司马迁身为大汉臣子都不得不承认“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项羽竟“默然不应”。最终“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项羽放虎归山，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出身的无赖终于通过骗（做泗水亭长时骗得吕公之女吕雉），诈（明明伤于胸却有意扪其足），乃至无耻（敌手欲烹其父竟泰然分羹）等等流氓手段慷而慨之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并给后世那些前赴后继的流氓无赖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朱元璋没上过学，对文人的妒嫉，猜疑和恐惧还远在刘邦之上。中国自古有士可杀，不可辱之说。但明代以降，却是既可杀，亦可辱。洪武年间皇帝钦定的冤案，奇案堪称罄竹难书。下面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案便足以让后世文人们读之而胆战心惊了。
这是《明史·袁凯传》中记载着的故事：
“狱有疑囚，太祖欲杀之，太子争不可。御史袁凯侍，上顾谓凯曰：朕与太子之论何如？凯顿首进曰：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凯持两端，下狱。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癫，拾啖污秽。帝曰：吾闻癫者不肤挠。乃命以木锥锥凯……。”
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监狱中关押着很可能是冤假错案误抓的囚犯。朱元璋认为该杀，太子与他争辩，认为不能随意处死。御史袁凯碰巧在一旁亲侍，朱元璋便让袁凯说说谁对。袁凯唯唯诺诺地说，陛下要杀，声张的是法律的威严；太子要宽恕，那是心胸的仁慈。不料朱元璋竟大怒。认为袁凯两面讨好，将袁抓起来扔进监狱。袁凯在狱中绝食三日，刑部只好把他放了。袁凯出狱后就装疯，吃屎喝尿，不堪入目，以为可以借此保全性命。不料朱元璋根本不信，他说真正的疯子是不怕痒的，命令下人用木锥去给袁凯挠痒痒……。”
一位开国皇帝，竟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地侮辱一个对他的政权毫无威胁的小小文人。这真的是有点丧心病狂了！而就是这样一位流氓皇帝开辟的流氓江山，竟在中国的土地上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绵延二百七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被伟大领袖“杖毙”的那位吴晗，本是明史专家。他详考朱元璋其人其事后于１９４８年写成的《朱元璋传》本该算大陆幸存的“民国记忆”中的“正面形象”。
吴晗在研究了朱元璋和文人的关系和朱元璋和法律的关系之后写道，正是朱元璋开创了皇帝随意滥杀文人，而且是对其政权毫无威胁的非强势文人，的先河。明朝以前，仕大夫和皇家皇权本是共存共亡，共治共荣的关系。但明代以降，君臣关系却有如天上地下，文人沦为卖身家奴，甚至不及文盲太监。也正是从朱元璋开始，皇帝完全无视法律的存在。明朝以前，皇帝的地位虽高，权力虽大，但还不敢完全以个人一己的喜怒爱憎来评判是非。但是“到朱元璋便不理会这个传统了”，“他凭喜怒杀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自己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却强迫全国人民守他的法，一点不许有差池，这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此处吴晗引文选自牧惠《朱元璋传的两种版本》）
让吴晗自己完全没料到的是，这些本意是指蒋介石并在暗中帮了毛泽东忙的话语，最后却让毛泽东恼怒，而在十多年后把吴晗自己送上了祭坛。
而如果我们能把所谓“民国记忆”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去看，还能看到更为有趣的现象。
比如，我们不妨来读读《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上的一篇关于白求恩的文章。
我们这一代人记忆力最佳，精力最旺盛的年代，背诵的不是化学方程式，也不是古文观止，而是伟大领袖的老三篇。没有人不知道白求恩，也没有人胆敢不知道他。
白求恩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后曾给聂荣臻写过一封感人至深的信。那是他光辉事迹的一个极重要的证据：
“亲爱的同志：
今天晚上我收到林大夫带给我的３０１元钱。这笔钱中的１００元好像是付给我的个人津贴……。我在８月１２日发给延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已经表示拒绝接受并且建议将它用做伤员们的烟草专款。我在此只想重复这一建议……。
其他的医生每月只有１元钱津贴，而聂将军本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可观的５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接收每月１００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因为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的，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致同志似的敬礼！
白求恩”
其他的医生每月只有１元钱津贴，而白求恩却可以有１００元。这至少告诉我们，那个年代的延安已经有了巨大得让连受惠者自己都“不可思议”的不平等。这且不去说它。假如单看这封信，白求恩还真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人们甚至有理由猜测，作为传教士的后人，白求恩的血液中流淌着先辈清教徒的献身激情。
但也就是在“民国记忆”的涓涓细流中，人们发现了白求恩的其他信件。却原来，白求恩对革命圣地对个人通信自由的严格限制早已深恶痛绝。最后，他甚至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因为对个人通信自由的严格限制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荒漠而决定脱离革命队伍。
在１９３８年给马海德的信中白求恩写道：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经习惯了！向上帝保证，我已经习惯了，又有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你的回信。”
“顺便说一句，我从延安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开封。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还有缺页。下次请一定将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层保护。中国人的好奇心太强了。”
对比上面那封给聂荣臻的信，很明显，不是物质生活的匮乏，而是无法忍受的孤独乃至荒诞的精神生活，最后使得白求恩在去世的前夕失去了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后一点兴趣。去世前，在给共产党组织和朋友的信中，白求恩已经公开宣布，他要离开革命，他要回家！
你能相信，下面这些话语竟会是白求恩亲笔所写吗？
“我梦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食品的幻影！书籍——书还在被写出来吗？音乐还在被演奏吗？你还在跳舞，喝啤酒和看电影吗？铺在松软床上干净的白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还喜欢被人爱吗？
所有这一切在我境况好的时候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这多么令人伤心！”
而假如没有现在方兴未艾的这些“民国记忆”，我们又能从何处看到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心灵深处的另一面呢？
１９８９年之后的文化真空中，沉滓泛起，各领风骚。最初是王朔，余秋雨和新左派，其后是汹涌澎湃的“帝王记忆”。眼下则是“多难兴邦”的“纵做鬼，也幸福”。假如诸害相权取其轻，允许我来选一个合适的填充物的话，我真的宁可选“民国记忆”。
和中国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的中国人的思想境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乃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诸多领域，都还远远没有超越“民国记忆”。可以预计，红色王朝持续的年代愈久远（按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算真的还很早，且不说香港已经解放，台湾解放也指日可待），“民国记忆”对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就愈显其弥足珍贵。我甚至敢断言，中华民族要想进步，要想崛起，就得先后退，先退回到民国时代。
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我的外祖母和我同一属相，都属蛇。她老人家和鲁迅先生同庚，生于１８８１年，比我大整整七十二岁。外祖母经历过光绪，宣统和１９４９年前的全部民国时代。我和外祖母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直至她老人家在母亲的亲侍下无疾而终。
我的父亲出生于民国二年，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民国时代生活过整整三十六年。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直至我离开家乡。
我写以上这两段是想说，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这一代对“民国记忆”只能道听途说的人中，我的“民国记忆”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靠谱的。
我上小学的那一年春天，我母亲工作的武汉医学院校园里，因为病毒性肝炎（甲乙两型兼有）的流行，全校学生被迫集体休学一学期（我自己估计，那一事件在整个中国的高等院校史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那段不寻常的岁月后来被冠以“三年自然灾害”而载入史册。医学院党委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努力和自然灾害作斗争，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宿舍楼，楼前楼后的小路上的水泥板被拆走，变成了农田。
外祖母那时虚岁已经八十，但身体十分健康。作为六岁起就下田劳作的雇农的女儿，外祖母俨然是我们全宿舍楼在农田耕作方面的导师和领袖。
有一天，我们那栋楼职工们没上班，和家属们混在一起劳动。外祖母听到大家频繁地说起自然灾害，便问母亲，既是……遭了灾，怎么没人去告诉美国人呀？母亲一听，大惊失色，环顾四周，半晌无语，最后只能趁人不注意把外祖母撵回家去。
晚上，父母都还在上班（那种非常态的生活被自豪地称作“一天等于二十年”，挺押韵的）。我一人睡在父母的卧室中害怕（因为患有频繁夜间发作的严重的支气管哮喘，我在十六岁前一直睡在父母的身旁），让外祖母陪着我。我问外祖母，为什么白天当着那么多人竟敢随随便便地说起美国人，把母亲的脸都吓白了。
外祖母并不认为她提起美国人就说错了什么话，她给我讲起了“民国故事”。
外祖母说，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遭灾，一县一县的农民携儿带女逃荒。汉口，武昌，甚至云梦，孝感，到处都挤满灾民，可怜极了。……但是后来，外祖母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有几个农民找到美国人，告诉他们……，我们遭灾了。美国人，啧！啧！一火车一火车地运粮食，农民就都回河南了……。
我呆呆地看着外祖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美国人？那些杀人放火，作恶多端，整天在全世界四处干坏事的美国人？那些公然支持人民公敌蒋介石分裂祖国的美国人？他们会为咱们中国人民干好人好事？会来拯救咱们中国的贫下中农？
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我偶然读到一篇记载１９４３年河南旱灾的文章，这才发现，外祖母当年的“民国记忆”……竟然是真的！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数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地逃荒。１９４３年２月《大公报》刊登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竟遭到国民党宣传部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Ｗｈｉｔｅ）当即决定亲赴灾区。农民们听说一个会说中国话的美国人要了解灾情，奔走相告，络绎不绝。农民们告诉白修德，吃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有多少人已经饿死，农民们没法统计。白修德只能自己按农民十户中至少饿死一户的描述，从战前河南三千万人口出发估计，至少三百万。归途中经过洛阳电报局，白修德来不及细想，立即将电稿不经国民党宣传部审核而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直接发往纽约。就在那同一个星期，白修德的报道在《时代》杂志上头版头条刊登了。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读后勃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宋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是朋友，曾私下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要求被卢斯拒绝。
白修德的报道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引起巨大反响。美国朝野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救灾。
自然，那一车车粮食不可能像外祖母所说，是从美国运去的。但老百姓们记住的却是美国。一位一直坚持呆在河南救灾的传教士在后来给白修德的感谢信中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我上大学最初的几个学期，大概是１９７８年的冬季学期和１９７９年的夏季学期，同学们对公共政治课毫无兴趣，上中共党史课大张旗鼓地看别的书。而实际上，那位讲中共党史公共课的老师讲得比我们的许多专业课好得多。我那时是学习委员，心中充满了对老师的怜悯，便说服自己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听课。后来，我和教党史的老师成了朋友。这才知道，老师其实自己也对政治课也无兴趣，他钟情的是那个年代至少在我的母校还根本没有恢复的社会学。老师借给我看他不知何处弄到的社会学的书，还提到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费孝通，马寅初等等。
周末回家，我和父亲聊天。提到费孝通，父亲没有吱声。提到马寅初，父亲眼睛一亮，竖起大拇指告诉我，这个人的骨头硬，是条好汉。父亲说，他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说过马寅初的故事。比如，马寅初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敢站在院子里洗冷水澡，让穿着棉衣的学生端着脸盆往他头上浇冷水。再比如，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山西太谷人，一向雁过拔毛，敛财有方。因为和蒋介石联姻，谁也把他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有一年孔过生日，心里其实盼着别人送礼，却装扮出清清白白的模样，邀请社会各界名流赴他的寿筵，让大家不要送礼，只要给他讲个笑话。趋炎附势的人们心照不宣，一个个照样备一份份厚礼带去。
没想到马寅初还真的就空着手去了。轮到马寅初讲笑话，马寅初还真讲了。马寅初说，从前有个父亲，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年纪，一个叫学问，一个叫笑话。父亲让三个儿子上山砍柴。到晚上笑话砍了一担，学问一点没砍，年纪砍了一把。社会名流们听罢哄堂大笑，大家都明白，马寅初说的是，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
父亲天性不苟言笑。外祖母甚至说，父亲和母亲拍结婚照的时候，摄影师逗了半天父亲都没笑。但那天给我讲马寅初，父亲却由衷地笑了。父亲感慨万千地问我，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马寅初出生于１８８２年，是外祖母那一辈份的人，比父亲年长二十多岁。父亲和马既不是同乡，也不是同专业。可见父亲根本不可能认识马寅初。他告诉我的关于马寅初的“民国记忆”，实际上也只能是道听途说而已。
但三十年后我却在史书中清清楚楚地读到，父亲关于马寅初的那些“民国记忆”，竟完完全全是史实。事情发生在１９３０年孔祥熙五十诞辰的寿筵上。
我举以上这两个例子是想让那些对“民国记忆”忧心忡忡的人放宽心，现在能诉诸文字的那些“民国记忆”，虽难免混杂“戏说”，但终究离着史实并不远，因为那段历史还并没有完全逝去。而且要和红色王朝六十年来对民国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传相比，现在这点“民国记忆”不过澄清了一点蛛丝马迹而已，绝对威胁不到“和谐”。
至于担心现在的“民国记忆”会冲淡乃至抹煞底层老百姓的苦难，那就更是杞人忧天了。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在一个照黄仁宇所说，世界文明史上独特的东方专制集权统治，自生自灭，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形成的。因为没有宗教，没有在生命本质意义上的最起码的平等，中国历朝历代的御用文人们从来没有真正对底层的苦难有过兴趣。如果有人以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不绝于耳的“忆苦思甜”是执政者在真心关心底层老百姓的苦难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只不过毛泽东煽起对其他政权的仇恨，从而证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手段而已。且不说那其中还包含着大量谎言。
就算是较起真来谈底层的苦难，中国大地上１９４９年前的底层苦难和１９４９年后的底层苦难并无本质差别。真要是对底层苦难感兴趣，就不妨从自己身边的苦难读起，从离自己最近的时代的苦难读起。比如，读读杨继绳的《墓碑》，读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那些苦难，就发生在昨天，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伤口还淌着血，孤魂还在空中飘荡，但对这些苦难的记载却是公开的，赤裸裸的在禁止。
最后，还有一个我本不想为此浪费笔墨的问题。那就是，国民党既然比共产党好，国民党对知识分子既然比共产党仁慈，它怎么会被共产党打败了呢？
说实话，有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卷在，还要浪费时间去回答这类李敖式的伪问题，真的是有些贻笑大方！
国民党比共产党好，国民党对知识分子比共产党仁慈，却被共产党打败了，那就对了！
君不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想取江山，就得先学会做小人！别的帝王不用看，只看看著名的流氓开国皇帝刘邦和朱元璋就足够了。
遥想刘邦的对手项羽当年，“世世为楚相，封于项”。见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竟口称“彼可取而代之”，何等壮志豪情。论起容颜威仪，聪明才智，司马迁身为大汉臣子都不得不承认“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项羽竟“默然不应”。最终“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项羽放虎归山，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出身的无赖终于通过骗（做泗水亭长时骗得吕公之女吕雉），诈（明明伤于胸却有意扪其足），乃至无耻（敌手欲烹其父竟泰然分羹）等等流氓手段慷而慨之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并给后世那些前赴后继的流氓无赖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朱元璋没上过学，对文人的妒嫉，猜疑和恐惧还远在刘邦之上。中国自古有士可杀，不可辱之说。但明代以降，却是既可杀，亦可辱。洪武年间皇帝钦定的冤案，奇案堪称罄竹难书。下面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案便足以让后世文人们读之而胆战心惊了。
这是《明史·袁凯传》中记载着的故事：
“狱有疑囚，太祖欲杀之，太子争不可。御史袁凯侍，上顾谓凯曰：朕与太子之论何如？凯顿首进曰：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凯持两端，下狱。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癫，拾啖污秽。帝曰：吾闻癫者不肤挠。乃命以木锥锥凯……。”
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监狱中关押着很可能是冤假错案误抓的囚犯。朱元璋认为该杀，太子与他争辩，认为不能随意处死。御史袁凯碰巧在一旁亲侍，朱元璋便让袁凯说说谁对。袁凯唯唯诺诺地说，陛下要杀，声张的是法律的威严；太子要宽恕，那是心胸的仁慈。不料朱元璋竟大怒。认为袁凯两面讨好，将袁抓起来扔进监狱。袁凯在狱中绝食三日，刑部只好把他放了。袁凯出狱后就装疯，吃屎喝尿，不堪入目，以为可以借此保全性命。不料朱元璋根本不信，他说真正的疯子是不怕痒的，命令下人用木锥去给袁凯挠痒痒……。”
一位开国皇帝，竟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地侮辱一个对他的政权毫无威胁的小小文人。这真的是有点丧心病狂了！而就是这样一位流氓皇帝开辟的流氓江山，竟在中国的土地上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绵延二百七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被伟大领袖“杖毙”的那位吴晗，本是明史专家。他详考朱元璋其人其事后于１９４８年写成的《朱元璋传》本该算大陆幸存的“民国记忆”中的“正面形象”。
吴晗在研究了朱元璋和文人的关系和朱元璋和法律的关系之后写道，正是朱元璋开创了皇帝随意滥杀文人，而且是对其政权毫无威胁的非强势文人，的先河。明朝以前，仕大夫和皇家皇权本是共存共亡，共治共荣的关系。但明代以降，君臣关系却有如天上地下，文人沦为卖身家奴，甚至不及文盲太监。也正是从朱元璋开始，皇帝完全无视法律的存在。明朝以前，皇帝的地位虽高，权力虽大，但还不敢完全以个人一己的喜怒爱憎来评判是非。但是“到朱元璋便不理会这个传统了”，“他凭喜怒杀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自己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却强迫全国人民守他的法，一点不许有差池，这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此处吴晗引文选自牧惠《朱元璋传的两种版本》）
让吴晗自己完全没料到的是，这些本意是指蒋介石并在暗中帮了毛泽东忙的话语，最后却让毛泽东恼怒，而在十多年后把吴晗自己送上了祭坛。
而如果我们能把所谓“民国记忆”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去看，还能看到更为有趣的现象。
比如，我们不妨来读读《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上的一篇关于白求恩的文章。
我们这一代人记忆力最佳，精力最旺盛的年代，背诵的不是化学方程式，也不是古文观止，而是伟大领袖的老三篇。没有人不知道白求恩，也没有人胆敢不知道他。
白求恩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后曾给聂荣臻写过一封感人至深的信。那是他光辉事迹的一个极重要的证据：
“亲爱的同志：
今天晚上我收到林大夫带给我的３０１元钱。这笔钱中的１００元好像是付给我的个人津贴……。我在８月１２日发给延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已经表示拒绝接受并且建议将它用做伤员们的烟草专款。我在此只想重复这一建议……。
其他的医生每月只有１元钱津贴，而聂将军本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可观的５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接收每月１００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因为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的，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致同志似的敬礼！
白求恩”
其他的医生每月只有１元钱津贴，而白求恩却可以有１００元。这至少告诉我们，那个年代的延安已经有了巨大得让连受惠者自己都“不可思议”的不平等。这且不去说它。假如单看这封信，白求恩还真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人们甚至有理由猜测，作为传教士的后人，白求恩的血液中流淌着先辈清教徒的献身激情。
但也就是在“民国记忆”的涓涓细流中，人们发现了白求恩的其他信件。却原来，白求恩对革命圣地对个人通信自由的严格限制早已深恶痛绝。最后，他甚至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因为对个人通信自由的严格限制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荒漠而决定脱离革命队伍。
在１９３８年给马海德的信中白求恩写道：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经习惯了！向上帝保证，我已经习惯了，又有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你的回信。”
“顺便说一句，我从延安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开封。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还有缺页。下次请一定将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层保护。中国人的好奇心太强了。”
对比上面那封给聂荣臻的信，很明显，不是物质生活的匮乏，而是无法忍受的孤独乃至荒诞的精神生活，最后使得白求恩在去世的前夕失去了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后一点兴趣。去世前，在给共产党组织和朋友的信中，白求恩已经公开宣布，他要离开革命，他要回家！
你能相信，下面这些话语竟会是白求恩亲笔所写吗？
“我梦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食品的幻影！书籍——书还在被写出来吗？音乐还在被演奏吗？你还在跳舞，喝啤酒和看电影吗？铺在松软床上干净的白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还喜欢被人爱吗？
所有这一切在我境况好的时候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这多么令人伤心！”
而假如没有现在方兴未艾的这些“民国记忆”，我们又能从何处看到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心灵深处的另一面呢？
１９８９年之后的文化真空中，沉滓泛起，各领风骚。最初是王朔，余秋雨和新左派，其后是汹涌澎湃的“帝王记忆”。眼下则是“多难兴邦”的“纵做鬼，也幸福”。假如诸害相权取其轻，允许我来选一个合适的填充物的话，我真的宁可选“民国记忆”。
和中国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的中国人的思想境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乃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诸多领域，都还远远没有超越“民国记忆”。可以预计，红色王朝持续的年代愈久远（按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算真的还很早，且不说香港已经解放，台湾解放也指日可待），“民国记忆”对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就愈显其弥足珍贵。我甚至敢断言，中华民族要想进步，要想崛起，就得先后退，先退回到民国时代。
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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