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海归，两种命运

海归海不归系列之二

（二）两类海归，两种命运

舒怡然

其实在还没有“海归”这个名词之前，我就已经见识过海归了。以前写过“一个海归老姐的真实故事”，讲的是九十年代初海归的故事。应该说，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归国的学人与今天的海归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的海归很多是公派出国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或研究项目之后回国，海归是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而今天的海归，大多数是在仔细权衡了得失利弊之后，主动做出的选择。

正如不是人人都适合出国一样，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当个出色的海归。下面就是我认识的两个海归的真实经历，也许你会领略到什么才叫殊途不同归。

余先生是自费公派到欧洲某国学习的，说是公派意味着单位仍然给他保留着职位。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他拿到了一个学位。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回到原单位。也许你会说，象他这类人多了去了，没什么稀罕的。但其实不然，因为当时单位公派出国的不少，但真正学成归来的寥寥无几。人们总是寻找各种借口，转弯抹角地就留在了国外。所以，余先生按时归来，在单位里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因此也骄傲起来，觉得自己快成个人物了，并想以此为条件，和单位要挟点什么。

可哪知道条件还没提到一半，人事处长就火了。他大声嚷嚷着，“我说你不就是出国泡了几年洋墨水吗，别把自己看太高了，有本事就跟外边呆着，还回来干嘛。”人事处长的话象点穴一样，切中要害。余先生从此不再提任何要求，而是乖乖地夹起尾巴做人了。在单位领导同事面前，他从来不再提起曾经出国那码事，恨不能人家把他出国的经历忘掉才好。他深知，和大家保持一致很重要，人不能太出格，低调是明哲保身之本。

这样隐忍着混了两年，机会终于给他等到了。由于政策放宽了，余先生成了第一批自己独立出去办公司的领头羊。单位领导一点都没难为他，还为他办公司大开绿灯，因为觉得他回国这两年并未得到重视，很有些过意不去的味道。中国人讲的就是个平衡，事实平衡和心理平衡。

凭着有海外的经验，拉国外的客户没多少障碍，余先生的小公司越办越火。 2007 年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干得相当不错了。坐在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谈起海归的经验，余先生淡淡地一笑，“嗨，啥经验，回国了不能太张狂，能忍则忍，小不忍岂不乱了大谋。看不惯的事多了，你能管得了那么多吗？睁一眼闭一眼吧。”看来余先生成功的经验就是一个“忍”，还有不能较真，说好听点那叫入世，说难听点就叫同流合污。这看似容易，真要做起来可就难了。

认识李明很多年了，他 1993 年赴德留学去攻读博士学位。听人说德国的博士相当难拿，可这难不倒书生气十足的李明，他用了五年时间攻克下了这个堡垒。之后就接二连三地做起了博士后，这样逛荡了四五年，李明觉得还是回国是正道。经过与原来工作过的大学反复磋商，人家终于答应他回去的条件，给他教授的职称，还分配了一套住房，但科研经费需要自己去争取。

李明高兴地携一家回到了母校，但归去后的处境并不令他满意。时至今日，在海归了七八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被评上博士生导师。因为总是申请不到大项目基金，他的科研搞得也是不痛不痒。李明感觉自己最大的毛病是不能融入人家的圈子，大家都说他不光是拿回来一个德国博士，还把自己的脑袋整个换成了德意志意识。这话不知道是在夸奖他还是在讽刺他，总之，同事们对李明是敬而远之，搞得他很没人缘，跟个局外人似的。看看和他同期毕业留校没出国的那帮人，早都是博导了，而且上上下下混得如鱼得水，李明自然有点不痛快。但是他很淡定，不淡定又能如何？总不能去学涂博士吧？

谈到融入，人们总觉得只有海外华人在国外才存在这个问题。李明的经历使人感到，即使身处我们谙熟的中华文化之中，也还是存在着一个融入社会的问题。尤其是当你有了出国留学的经历，海归了，就更要注意自己思想行为上是否有异端化，或者叫不入流的地方。

海归海归，归去的不仅仅是人，如果心不归，就不会有预期的“好”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人人都适于海归，更不是人人都会达到所谓的成功。海归也要怀着一颗平常心，把自己当成平常人，不然，你就会有心理落差和失望。那样的海归，莫不如不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