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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与降日(三)
四月三十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等的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
六月四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汪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权合作，其政府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汪欲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采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须在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指导方针。
六月六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六月八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六月十日至十八日，汪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财务大臣）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
六月二十四日，汪离开日本后抵达天津。汪欲见吴佩孚，提议借顾维钧宅见面，或由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安排。吴佩孚以理应“行客拜坐客”为由而拒绝与之见面。后又提出先谈正副关系，实际上看不起汪。
日本人又专程派了飞机送汪去广州，但广州的军人都避而不见汪。
六月二十七日，汪抵达北京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后与临时政府王克敏会面。
六月二十八日，汪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他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双方在政府合并问题上矛盾重重。
七月四日，汪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汪通过拉拢陈群与任援道，许诺成立中央政府后两人可官任原职，从而分化了维新政府，使两人转而支持自己。
七月十一日，梁鸿志、王克敏在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分别表示对汪“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蒋、反共、亲日”达成一致。
亲轴心的平沼内阁由于它昔日的反共盟友德国的出卖而大受震动，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垮台，由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的内阁继任（阿部后被任命为日本驻汪伪政府的第一任大使）。
九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汪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决定重庆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无效，并推选汪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根据“和平反共建国”的宗旨，大会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提案，选举了中央执、监委员，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宣言着力对中共进行批判，认为中共“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易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大会决议解除蒋总裁一职。
出席汪伪六大的有二百三十三人。
汪伪的国民党六大结束后，于九月五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
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
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丁默村为社会部长。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义妹的丈夫，性情温和。他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为《对雌兔阴道震动的研究》。他曾任行政院秘书长、中国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等职务。他是太极拳的大力提倡者，一种拳击用的机器人的发明人，还热衷于放风筝。他同汪是国民政府中的老同事，常年担任典礼方面的职务，如主持庆祝孔子诞辰之类。
十月一日，汪在《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中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
同日，蒋在接见中外记者时指出，“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诛之”，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
十一月一日，汪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协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与日本人举行了约两个月的会谈，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日本方面首席代表为影佐祯昭，其他人包括犬养健等人。会谈开始前，日本兴亚院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为会谈定下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兴亚院中的大部分军官不是对汪漠不关心，就是反对汪的事业。而汪几乎屈从了日方提出了全部条件。
在第一次会议上，日方要求新政权承认满洲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设置政治顾问和技术顾问，由日本人担任；在自然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其直属机关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在地方政府设置与日本军队协商的交涉专员；在必要的地区的军队中配备日本军事专家；由日方以“保管”和“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名控制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部分税收要分给蒙疆和华北；日方以“最大的诚意” 借款四千万元给汪政府；拒绝汪开放长江、使用京沪铁路的要求。
汪方代表表示应坚持近卫声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海重光堂会谈记录和一九三九年六月东京会谈为讨论基础。会议的关键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海重光堂会谈记录。汪出走重庆就是根据其中达成的协议。他认为日本方面应遵守其中的承诺。但是日方认为该文件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对日本政府没有约束力。日方遵循的是十天后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制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而该方针大大超出了上海会谈的条件。
日本不承认立即撤军，否定了重光堂协议，汪方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最不讲信用的行为。
汪把日本在重光堂立下的保证视作日本政府的旨意，把日方代表当作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不过这个协议从国际法上讲是无效的，因为重光堂会议上确实没有互相认可的使节。
日本人普遍认为，蒋、汪是在唱双簧，和平运动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彻底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的决心的诡计。
汪方希望新政府建立在“未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要是汪可以在被占领区外进行统治，就能说明他不受日本控制，不是日本的傀儡。然而他不能如愿。
汪要求日本说明打算采取哪些具体步骤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规定中国铁路国有化，规定占领期限，日本人对之置之不理。
当汪在一九三九年在争取民众支持时，他向他们许诺的要点之一，就是他要做过去维新政府没有做到的事：促使日本偿还中国业主被没收的财产，或是设法使日本发还财产。而结果是汪方被迫接受了日本把没收的中方资产“由于是敌产而作为战利品处理”的辩解。
在委任日本顾问的问题上，汪方被迫同意把财政、经济的顾问当作技术岗位而派到华北、蒙疆以及上海、厦门这些“中日合作密切的地区”。
关于军事顾问，汪方要求派遣国际顾问团，其中一半是日本人，另一半是德意顾问。日方断然拒绝，他们坚持只有日本顾问才能在建立反共的永久防御中起作用，任何第三着的干预都不能允许。
汪方认为只要日本同意尊重中国对自己的全部国土拥有主权，中日就能实现体面的和平，但是日本根本没有给予汪方所需要的保证。
会后，汪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他在看过日本人的方案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那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汪已经骑虎难下。
汪还给影佐写了一封信：“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0年八月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汪节节倒退，节节投降。没有国民政府的关键人物的倒向，没有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支持，没有任何军阀将领的赞助，与之相反，蒋则获得了西方援助以及继续援助的许诺。
汪坚持，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和领导一个与重庆对峙的政府，而是希望跟重庆重新联合起来。他不希望看到他的和平运动转化为一场内战。他说“我将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这些军队不跟重庆打仗，不给我国国民带来一场血腥的灾难”，汪拒绝让哪怕“一兵一卒”与日军并肩作战。
一九四0年一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高宗武托杜月笙将“汪日密约”呈送蒋介石。蒋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
一月二十二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
三月二十六日，汪出任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
影佐是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犬养是汪政权的最高政治顾问。
三月三十日，汪在南京举行伪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在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同时，取消了华北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长江下游梁鸿志的维新政府。
同日，汪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表示要和重庆国民政府“共谋和平方案”。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立即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回击说：“敌人的侵略一天不止，我们的抗战也就一天不止，……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一天不能获到，我们将要继续奋斗一天。……只有抗战到底，才算是总理的信徒。”
五月，南京正式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兼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为副委员长。
八月三十一日，汪伪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十一月二十九日，汪就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颁布《悬赏通缉汪精卫即汪兆铭令》。
日本在汪伪政府成立了六个多月以后还没有正式承认它，为的是让谋求通向重庆的秘密外交途径的探索得以进行下去。从事有关探索的“桐工作计划”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尔虞我诈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一九四0年十月才中断。
犬养曾指出，跟汪的谈判就像举行一次宴会，但在宴会上却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来不给请来的客人吃，以便为尚未请到的客人在将来摆一席盛宴。
除了日本和满洲国最早承认汪政府的合法性之外，先后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维希法国、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印度、缅甸、菲律宾和泰国。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
四月，汪在李士群安排下于南京汪公馆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面。汪向潘汉年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遭到潘汉年拒绝。
十一月初，汪以中华民国伪国民政府名义，参加了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
年底，汪的健康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