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六）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六）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

 

本节要点：

1）董必武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党元老，人脉广泛，因此在抗战期间和抗战后主要从事统战工作。

2）因为在日本攻读过法律，董必武算是中共的法律专家。

3）董必武曾对其女儿说：“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塾师家庭，父亲是清朝秀才。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号壁伍，必武是他参加造反时所改之名。

董必武早慧，从五岁起就先后在父亲、叔父和姑父任教的私塾或学校里就读。

一九0三年六月，董必武考中秀才。同年八月他去武昌乡试考举人时，路过省巡抚衙门，因为好奇朝衙门里张望了一下，就被衙役诬为“窥探官衙”，一顿殴打。他愤而弃考回乡，自称“从此恨死当官人”。

同年秋，董必武赴武昌投考湖北武普通中学堂（相当于陆军中等学校），被拒。

一九0四年，董必武在黄安县城教蒙馆。

一九0五年十一月，董必武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后改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堂），因文史基础好，得以以较多精力攻读英语及数理学科，考试成绩常列第一。宋教仁曾为其学长。

董必武初为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议论所吸引。当同盟会成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新民丛报》进行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时，董必武又认识到“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于是他疏离了康、梁的君主立宪维新改良主义，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

一九一0年，董必武从湖北省立一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而不能继续求学，故先在湖北麻城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国文，后到黄州府中学校教英文。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第三天，董必武从黄安赶到武昌投入蒋翊武麾下的军政府军务部，随即任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官。同年十二月，董必武与张国恩等加入同盟会。

一九一二年十月，董必武调任财政司总务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董必武参与湖北的革命党人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因黎元洪的镇压而失败以后，董必武应聘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教英文。

一九一四年一月，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十八岁的董必武与张国恩等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七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许多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响应者仅数百人，而董必武毅然加入，并积极投身该党在日本的各项活动。

一九一五年六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联络。回到湖北以后，董必武再次参与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在夏、冬曾两次被捕入狱。

一九一六年初夏，董必武出狱。秋冬被推荐为省议会秘书长。

一九一七年二月，董必武回东京参加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毕业考试。彼时日本的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层出不穷，董必武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

四月，董必武由日本返武汉，和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

九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并发动护法战争

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

次年，蔡济民因内讧被杀，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汇报相关情况，寓居由湖北旅沪同乡组织的湖北善后公会并操持公会事务。经朋友介绍，董必武在那里结识了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海归的老乡李汉俊，两人一见如故。

在阅读了李汉俊借给他的日语版《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董必武逐渐转向了俄式无产阶级革命。他意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成果却被北洋军阀篡夺了，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自己追随孙中山多年，屡遭挫败，显然旧的路子行不通，中国革命需要新的方向。他觉得议会民主虽然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但在中国恐怕不易推行；无政府主义很时髦，不过毕竟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作榜样。这样，董必武就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阵营走进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董必武在上海通过湖北善后公会参加了五四运动。回到武汉后，他与张国恩等十人筹款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其校训为“朴诚勇毅”，他自己教授国文，又招来了志同道合的英语教师陈潭秋。

一九二0年九月，在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的推动下，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和包惠僧等组建了中共湖北支部。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而董必武的寓所则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不久，董必武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与此同时，武汉还有以中华大学为中心的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那些人的领袖是才华横溢的恽代英，他们信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办了个利群书社，特别热衷于搞“亲农村运动”。那些“新农村人”开始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过不久其中的许多人也参加了共产党，包括恽代英。

冬天，董必武、陈潭秋等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中共一大上，蓄着八字胡子的董必武给人的印象是为人淳朴，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会流露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比如，他坚决反对包惠僧和刘仁静把孙中山跟北洋军阀等同视之的观点，而主张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联合，组成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

中共一大以后，董必武担任中共武汉区委负责财务的执行委员和湖北民运部部长。

一九二二年，董必武参与领导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北第一师范反对旧势力的学潮。

一九二三年，董必武参与组织领导武汉各界反帝反封建爱国活动。

董必武往往被人以为是个有名的国民党元老而不是中共党员，直到大革命以前，连他家里也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

一九二四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或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先后在汉口、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和麻城等十多个县市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组织，而这些县市党部的委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五月，董必武担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长。

九月，在武汉召开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代表大会上，董必武被推为临时主席。

一九二五年春，董必武正式离开武汉中学，成为职业政治家和革命家。

七月，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省政府农工厅厅长。

一九二六年一月，董必武作为湖北省代表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工作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派驻湖北负责指导党务。同年三月，董必武遵照中共的决定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三重身份，于三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后来，他又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

五月，董必武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七、八月间，中共湖北区执委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

八月下旬，董必武发动群众在汀泗桥破坏了吴佩孚军队的军事设施，为叶挺独立团著名的汀泗桥和贺胜桥大捷创造了条件。

十月二十日，武汉市民数万人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董必武任大会总指挥。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及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以及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

一月，董必武出席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以及决议案和宣言的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后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二月二十四日，武汉三镇一万五千余名国民党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三月十二日，武汉数十万群众又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的“厉行总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和“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与军阀谋妥协者”等决议案获大会通过。

四、五月间，董必武出席中共五大。

七月十八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董必武一举辞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农工厅厅长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职务。辞职书中说：“钧府设立农工厅于本省，原为保护农工利益。日来工会之被蹂躏者，时有所闻；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无有；听之不忍，救之不能。似此情况，实属有辜重寄。现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维，唯有辞职。”

七月二十七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称湖北省党务自秘密时代起就是“共产党从中组织，是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董必武一人包办。多数党员不是CP，就是CY”，“虽然号称十万党员，CP和CY占过半数”，“党部受CP影响，接受了CP理论，非CP的主张不能提出，非CP的言论不敢发表”。常会决定要彻底改组湖北省党部和全省党务。

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随即均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南昌暴动那天，董必武与宋庆龄、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柳亚子和邓颖超等二十二人联名在八月一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十一月，黄安和麻城民众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在中央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发动了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武装。

十二月十七日，李汉俊等在武汉被国民党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并杀害。董必武连夜化装成水手乘船离汉，取道上海潜逃日本，匿居于京都。

一九二八年八月，董必武从日本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和叶剑英等三十多个大龄学员办了一个特别班，人称“老头班”。董必武在那里对人说：“我像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必不可少。”

一九二九年春，因英语基础较好，董必武由共产国际送到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和他在一起的还有蔡和森、王若飞、刘仁静、张国焘和李立三等。董必武担任过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教员和政治辅导员。

一九三一年冬，董必武从列宁学院毕业，被留校从事研究工作。

一九三二年三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董必武秘密回国，六月到达上海，在中秋节前后进入中央苏区，被分配在红军大学。

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不久着手创办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央党校，董必武被调去办校，任教务长。党校校长是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杨尚昆被调任三军团政委后，董必武接任副校长。他曾讲授“苏维埃建设”等课程。

三月，董必武与刘少奇被委任为中央农工检察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四年一月，董必武在中共六届五中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他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因为主张办案要有一定的手续，要有必要的文字材料，要建立档案，董必武曾被讥为“文牍主义者”。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苏区时，年近半百的董必武随军长征。他先在中央纵队（即红章纵队）总卫生部妇女队任队长（徐特立任副队长），统领约二十人的娘子军。不久被调去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然后到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干休连有一百多人，多半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的干部以及领导夫人，还有就是弱不禁风的音乐家、戏剧家和文学家等，蔡畅、贺子珍和成仿吾等人都在这个连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被并称为干休连“三老”。

到达陕北以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瓦窑堡恢复中央党校，董必武继续担任校长。

董必武主持了五人中央党务委员会（余四人为李维汉、邓发、郭洪涛和张云逸），参与调查和纠正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被关押的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和习仲勋等十多名陕甘苏区团以上干部。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共中央党校从瓦窑堡迁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四月，董必武被调任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政委，负责培训第一批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投身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部分军官。

七月，因原主席林伯渠常驻西安，董必武代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董必武在该年夏天向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讲述了他的生平。海伦·斯诺描写他“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将，有着非凡的体力和生命力，并有着快乐的性格”。

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为委员的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负责武汉的工作，林伯渠负责西安的工作。九月三日，董必武由延安赴武汉。

十月，董必武在武汉会见陈独秀。

十二月-一九三八年五月，董必武在湖北应城县汤池举办由陶铸具体负责的名为“农村合作社人员训练班”四期，为中共培训了大批农村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的骨干。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合并，董必武任民运部部长。会议认为中央拟调董必武回延安担任党校领导的意见不妥，因为汉口的工作离不开他。

十二月三十一日，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与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谈话，告诉熊向晖，他是周恩来未雨绸缪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是一项特殊任务，并传达了周恩来送给熊向晖的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一九三八年初，董必武多次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郭沫若等一起研究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一事。

四月，董必武从武汉去安徽舒城会见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说服其接受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新四军军部的指挥（高敬亭在张国焘之前担任过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四方面军西征以后，他留在大别山打游击。一九三七年九月，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改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一九三八年初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五月十二日，高敬亭在巢县伏击日军获胜，为新四军抗日首战。后因其多次拖延执行新四军军部要其放弃大别山东进的命令，加上其他多种原因，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被叶挺、张云逸等逮捕枪杀。高敬亭在一九七七年获恢复名誉）。

六月，董必武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和邓颖超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七月，除毛泽东以外，董必武与王明等五人出席国民参政会首届大会，他并被指派为第三审查委员会（内政组）召集人之一。

十月初，在武汉失守以前，董必武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先遣人员转移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人员在十月二十日乘新升隆号客轮沿长江撤退行至湖北嘉鱼附近时遭日机轰炸，二十四人遇难）。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组织合并为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和董必武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

五月二十四日，董必武到胡风寓所转达周扬邀请胡风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文学系主任的希望。

七月二十四日，董必武在延安各界公祭成吉思汗大会上发表讲话，称“成吉思汗是民族伟人，也是世界巨人，这是我们足以自豪的。我们纪念他，要实行民族平等，研究优良的蒙古文化，将它继承和发扬起来，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八月二十日，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他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不对政府下命令。”“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驾乎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政府。”“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

十二月二十三日，董必武与毛泽东、王明等六人被国民政府聘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一九四一年三月，因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董必武和邓颖超等抵制了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

九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董必武兼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

十一月，因共产国际坚持要求中共代表参加，董必武和邓颖超出席了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

一九四二年七月，董必武与毛泽东、王明等六人继续被国民政府聘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十月，董必武与邓颖超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

一九四三年六月底，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留下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

七月八日，延安局势紧张，董必武同章伯钧等人晤谈。章伯钧等表示，如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他们拟在四川发动反蒋军事行动以策应。同时各国（美英苏）驻华大使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各国将终止援助。史迪威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于是蒋介石不得不电告胡宗南停止进攻延安的计划。

九月，董必武代表中共单独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反驳何应钦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攻击，旋即退席以示抗议。

十月十二日，董必武应邀会见蒋介石，提出解除胡宗南对边区的威胁。蒋介石承诺决不会在国内动武。董必武被中共授以全权与国府谈判一切问题。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周恩来亲笔代中共中央起草贺电，庆祝董必武六十大寿：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三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一月三日，董必武致谢中共中央寿电，内称：“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

三月，董必武在审阅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指示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全文。

五月十九日，董必武和林伯渠一起会见蒋介石，提出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释放叶挺等问题。

十月，董必武和林伯渠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了三次会谈。随后林伯渠偕赫尔利由重庆飞延安。周恩来又陪赫尔利回到重庆。

十一月二十一日，董必武和周恩来再次同赫尔利会谈。

次日，董必武和周恩来会见蒋介石。

在武汉和重庆期间，董必武等中共参政员频繁宴请、会晤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以及其他参政员如刘文辉、李济深、冯玉祥、黄炎培、沈钧儒、张澜、梁漱溟、章士钊、章伯钧、罗隆基、史良、邹韬奋、陶行知、胡厥文、陶孟和、杭立武、张申府、左舜生等人，或与他们聚餐，讨论时局，交流意见，促进宪政，反汪、反投降、反分裂。

董必武等人还在重庆会见过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Dwarkanath Kotnis）等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欢迎他们去延安。

一九四0年四月初，董必武等人拜会从新加坡到渝访问的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团长、华侨筹备总会会长陈嘉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董必武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待旅美侨领司徒美堂。

董必武和林伯渠等无数次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等会谈军事（军队数量、驻地、给养等）和政治（实现民主、取消一党独裁）问题，不过大多时间是鸡同鸭讲，互相推诿，很少能取得共识，解决具体问题。

十二月七日，董必武和周恩来飞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董必武向大会汇报了南方局近年的工作以及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各党派、地方实力派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听了报告后说，南方局的工作、董老的报告都很好，都同意。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董必武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王明、博古、吴玉章和邓颖超被国民政府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四至六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以章汉夫和陈家康为助手）加入中国代表团，飞印转美，參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在美期间，董必武访问了旧金山和纽约，会见了众多侨胞代表以及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赛珍珠（Pearl Buck）和史迪威的女儿等。

六月十九日，董必武在中共七届一中上当选为十三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

十一月，董必武离美回国，与王若飞主持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董必武和周恩来、叶剑英访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一九四六年初，董必武和周恩来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多次宴请、会晤民主人士沈钧儒、陶行知、邓初民、李公朴、史良、章伯钧、王云五、郭沫若、傅斯年、缪云台、曾琦、梁漱溟等，与张群、邵力子、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谈判停止军事冲突、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等事宜，并与冯玉祥、孙科、于右任等人聚会。

一月十日，董必武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蒋介石致开幕词。一月十三日，董必武与陈立夫、陈启天、梁漱溟、王云五被推举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政治协商会议的议程、议题以及分组办法等。一月十四日，董必武代表中共作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一月十五日，他又代表中共作关于共同施政纲领的报告。

二月六日，中共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王若飞、范明枢和张闻天参加国民政府，四阁员为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周恩来任行政院副院长。

二月，董必武多次参加宪章草拟审议委员会会议。

政协召开以后，各地国共摩擦始终不断，连董必武自己也曾在四月旅途中被国民党军警无理检查，留难达一个半小时。

五月，董必武与周恩来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自重庆飞到南京。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从此移到南京。董必武的统战活动也基本上集中在南京。同时国共继续边谈边打。

七月二日，董必武和周恩来、李维汉在梅园新村宴请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九、十月间，董必武和王炳南等多次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会谈时局，谴责蒋介石扩大内战、美国偏袒蒋方。

十一月间，董必武指示中共秘密党员、桂系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择时起义，确保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次年的莱芜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七个整旅。陈毅曾说：“莱芜战役第一功，应是恩来同志和董老。”

十一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此后，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和上海的办事处由董必武负责。

一九四七年一月，董必武访晤张治中，对他帮助释放新疆被捕同志表示感谢。

三月五日，董必武和王炳南、章文晋赴美使馆，向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辞行。

三月七日，董必武率领中共驻宁、沪工作人员七十四人最后撤离，行前发表启示：“政府当局既不惜最后决裂，关死和谈大门，必武等唯有撤退一途，当此小别前夕，回念各方好友，过去热烈支持，近日殷勤慰问，必武等衷心铭感，誓在和平民主前线殚精尽力，以图报答。唯因行前时间仓促，行动不便，未能一一告辞，敬请曲予鉴喻。当此世界趋向和平，国人厌战已极之际，必武等虽与各方好友暂时睽隔，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四月，董必武就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负责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以及调整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

一九四八年，董必武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主任、财经部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和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董必武被推选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组长。

九月，董必武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接着先后就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付书记（书记周恩来）、政法委员会主任等职。

一九五0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政策，谁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

一九五二年五月，董必武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主任，傅作义、张震为副主任。

一九五三年一月，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主席为毛泽东）。

四月，董必武当选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主席。

一九五四年，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十月，董必武在从新疆返京途中，在兰州停留期间听取甘肃政法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听到宕昌县有个案件：村民求雨谢神唱戏，干部强行制止时一个乡文书挨了打，因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活动，把四人判了死刑，一人无期，两人长期徒刑。董必武说，农民有封建迷信思想，只靠政府下命令强行干涉是不行的。天不下雨，庄稼枯萎，农民急得要死，打了强行干涉的干部，怎么能算是反革命活动？怎么能判死刑和徒刑呢？于是甘肃组织了省、地、县三级工作组对案子进行了调查，由省法院作出裁定，除一人判处劳役半年以外，其余六人都被无罪释放。另外武都县有个大致类似的案件，也得到了纠正。

一九五六年四月，董必武在建国以后第一次回到故乡红（黄）安时，对县委负责人建议修复故居一事，再三表示反对（然而，董必武故居照样在一九七七年由红安县革命博物馆修复，并在二0一一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复再次修缮）。

九月，董必武出席中共八大，当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会上作《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报告，强调要尽快做到有法可依，并且有法必依。

在一九五七年三月的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董必武说：“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们立法是表达了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制订的法律，自己不守，怎么能叫别人守呢？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较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不守法，问题就更加严重。有法不依，法就是空的东西，起不了作用。”“有法不依就等于无法。”他还指出：“法院的工作是审判，而审判工作的重心是公开审判。”

一九五八年，董必武遭到含沙射影的批判。据说“政法战线上几年来存在两条路线的争论”，而董必武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董必武反对“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他认为：“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

一九五九年三月，董必武致信毛泽东：“这次中央全会将讨论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我去年十月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 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将来在政协安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责任的名目就够了。”毛泽东批示称：“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四月，董必武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全会上与宋庆龄一起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此后他不再谈论政法事宜，而是关注“农村要积极地推广利用沼气”、“大办林业”之类的话题，他甚至在家里试用蓖麻叶喂蚕。他告诉妻子何连芝学习毛泽东著作“用之不尽保终身”，勉励儿子“毛选诸篇读尚勤”。

当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时，董必武发言检讨说：“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

一九六一年二月，当听说有些省委书记不顾民间疾苦，弄虚作假，浮夸虚报的情况后，董必武极为愤慨，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所谓“共产风”的刮起，上面也有责任。上面号召完成任务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这“一切办法”就包括“不择手段”、“一平二调”。所谓“白手起家”办工业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董必武赋诗《忆张汉卿》：“翩翩年少竟成翁，回首辽东霸业空。敢缚虎狼应有胆，自投罗网遂无踪。帐前歌舞迷飞蝶，岛上羁囚看挂龙。公子莫悲身世异，人民犹记救亡功。”

一九六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董必武任中共党史编撰委员会主任，然而因为文革之故，编史工作完全搁浅。

一九六九年四月，董必武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十月十九日，因奉命在两天内离开北京，董必武由夫人何莲芝和女儿董良翚陪同，与朱德、康克清、李富春、蔡畅等经广州到从化。

一九七三年八月，董必武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四年，身为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被宣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但未经过任何法律任命程序。

一九七五年一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经修宪而正式废除。董必武当选为第四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三月五日，董必武九十生日，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的一生：“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磋砣。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洗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曾对他的女儿说：“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四月二日清晨，董必武因肝癌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离世。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一个。

董必武原配妻子黄俊贞（早逝），育有一子，早逝。

第二任妻子陈碧英（因体重差一斤而无权参加长征，被迫一路乞讨回老家，后嫁给村里一老光棍。一九八三年积劳成疾而死。据说董必武进城以后始终不知道陈碧英还活在人世）。

第三任妻子何莲芝（陈碧英的战友，延安大生产时的劳动模范），育有两子一女：董良羽、董良翚（又名楚青）和董良翮。幼子董良翮为西纠、联动骨干，曾两次被捕入狱。董必武在其于一九六八年三月第二次被捕时写《闻酉儿（董良翮小名酉生）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 董良翮又曾是知青标兵。他于二0一七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