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七-A）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后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七-A）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后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本节要点：

1）瞿秋白中央的“左”倾冒动政策迭遭挫败，不得不刹车止损。

2）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一切由苏俄和共产国际严密控制。中共中央换马，向忠发当选为中共第三任最高领袖。六大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对共产国际的从属关系。

3）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现出坚定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

4）瞿秋白的“左”倾冒动很快就以“立三路线”的形式卷土重来，其新口号是：“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5）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短命的“立三路线”。

6）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从六届四中起掌握了中共的话语权。而他们倡导的口号之一又是“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所谓的“王明路线”，其正确名称应该是斯大林—米夫—王明路线（或共产国际-王明路线）。

7）仿效苏俄，中央苏区带头大搞肃反，各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响应，以致大量无辜干群惨遭迫害。

8）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以后，博古成为中共第四任最高领导人，开创中共真正一切唯莫斯科之命是从的时代。

9）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逃亡，开始目标无法确定、只能随机应变的“长征”。

10）公认最会打仗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又一次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参与主持军事指挥。官方党史赋于遵义会议的其他意义不是夸张，就是无中生有。

11）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一个月以后取代博古成为中共第五任最高领导。

12）凭籍共产国际的权威，借助张浩“假传圣旨”，毛泽东击败张国焘，从而在中共党内立于不败之地。

13）西安事变为中共带来了命运的转机。

14）毛泽东为中共制定的抗日战略奠定了日后“摘桃子”、逐鹿中原的扎实基础。

15）一九四三年三月，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第六任最高领导人。

六大以前

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起到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策划发动的南昌暴动、两湖暴动和广州暴动以及广东乐会、万宁、琼山、定安、陵水、临高、澄迈、海陆丰、陕西清涧、直隶玉田、河南确山、湖北黄安、麻城、枣阳、江西万安、泰和、吉安、赣县、兴国、福建平和、龙岩、上杭、永定、湖南桑植等数十次规模不等的城乡暴动相继迅速失利，一批中共的重要骨干牺牲，大量中共机关被破坏，参加暴动的工农死伤严重。血的教训使瞿秋白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在近乎以卵击石。自一九二八年一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的发布起，瞿秋白中央的 “左”倾狂热开始降温。二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瞿秋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四月三十日讨论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至此，驱使中共基层党员和群众去发动毫无胜算的武装暴动的瞿秋白“左”倾盲动，在全国基本结束。

中共六大

早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就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瞿秋白提议于三、四月间在澳门举行，而多数人倾向于香港。那时的中共讲究规则和程序，既然到了有必要重新调整方向、统一思想、改组领导班子的时候，召开全党的代表大会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因为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容易找到可稍稍安心地开大会的一方净土，他们不得不海外择地。

共产国际在三月决定六大在莫斯科开，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和任弼时等尽快赴俄筹备。共产国际还指定要求陈独秀、张国焘等持不同政见分子出席六大。陈独秀拒绝了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劝说。

为了减少风险，参加六大的代表多数从上海分批动身，每次两或三人，最多四人，途中分为两组，每组由一个交通员带路。他们乘船到大连，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再通过秘密通道进入西伯利亚。通常前面一批上了西伯利亚火车，后面一批才从上海出发（至少在十几年里，这条线路从未出过岔子。只有周恩来曾在大连被日本人捕去，日本侦探指他是周恩来，说从前在广州的群众集会上见过他。周恩来矢口否认，那日本人笑笑说：“不要紧的。我们不像中国的官。”）

六大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Zvenigorod）镇一处叫“银色别墅”的旧式贵族庄园秘密召开。到会代表共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正式代表（即有表决权者）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罗章龙和邓中夏为共产国际的特邀代表。

会议期间，每个代表都有一个特定的代号，大会发言，领取物品，均用号码而不用真实姓名。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并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

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题为《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的长达九小时的指导性报告。他详述国际和中国形势，大力抨击陈独秀的不是，也批评了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的胡搞。他说的“武装暴动是精细的艺术，它不像划根火柴那样轻而易举”后来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布哈林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共产国际政策指导上的偏差，只怪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共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以准备暴动。会议通过的有关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案都是当时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的米夫（Pavel Mif）组织起草的，有的甚至由他亲自执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授沃林（M.Volin）撰写了其中的《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决议》。会议的一切后勤服务，包括接送代表、安全保卫等，也是米夫操办的。

米夫为中共提出了三十六人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其中工人占到二十二个，向忠发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从而开创了中共所谓的“工人阶级时代”。结果选举出了向忠发、苏兆征、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和贺昌等中央委员，李维汉、罗登贤、王若飞、邓颖超和余飞等候补委员。

随后的六届一中全会又根据米夫提出的名单选举出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七个政治局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七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七月二十日召开的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李立三为组织部长，蔡和森为宣传部长，周恩来为军事部长，项英为工运部长。

共产国际没有在会上作任何自我检讨，不过它改变了过去由外国人充当驻华代表的体制而代之以在共产国际设立中共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遥控中共的工作。瞿秋白和张国焘在会后分别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团员被留在莫斯科，张国焘实际上被靠边了。中共代表团成员还有邓中夏和王若飞等。

六大党章

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共十五章五十三条。比较以前几部党章，新党章突出强调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如第一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在关于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方面，党章规定党员及地方组织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并规定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

中共一大到六大制定或修改的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信洋教，读洋经，中共只能抄洋人作业。

六大之后

一九二九年

从春天起，苏共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日益公开化，并越来越激烈，于是共产国际的一系列会议决议以及对中共的指示也一再强调反右倾。

六月下旬－七月初，中共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中共的白区工作渐渐有了起色。

中东路事件

中共的反帝活动自始至终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因此，在中共的眼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它们的一切行为都包藏禍心：向中国出口是“争夺市场”，从中国进口是“掠夺”，借钱给中国是企图“支配中国”，庚款留学是培植“亲美政治势力”，搞慈善是“假惺惺”，办教育是“文化侵略”，等等等等。相反，霸占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疆土的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现在是共产主义国家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强行收回中东路权，导致中苏断交和苏联的军事报复。这是“东北易帜”以后中国第一次受到外国的武力攻击。蒋介石通电全国号召抵抗，而中共则支持苏俄继续占有中东路。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通告。刘伯承和叶剑英等以实际行动“武装保卫苏联”，参加了“远东工人游击队”配合苏军作战。

（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全力维护苏联的利益，贏得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七大的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现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最光荣一页，而且也是共产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从七月到十一月，在苏联海陆空军的打击下，东北军一触即溃，惨不忍睹。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求和。双方代表在十二月二十日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规定双方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七月十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至此中东路事件基本结束。事后南京政府宣布张学良的谈判代表并无权签约，所以不承认《伯力协定》，甚至惩罚了谈判代表，但实际上双方都履行了协定书的条款。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震撼巨大。他觉得，一九0五年日俄战争证明了日本军力优于俄国，而蓄谋日久、主动挑衅的东北军面对仓促应战的苏联红军尚且一败涂地，要对付盘踞已久的日本关东军就一定更不是对手了。所以中东路事件以后，张学良对日交涉采取了彻底的妥协退让政策。两年后的九一八事变中，面对准备周密、汹涌而来的关东军，张学良只有逃跑一途。）

十一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

一九三0年

六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省份。……必须集中精力组织和加强红军，……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右倾。”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套用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认为蒋闫冯之间大规模内战造成的混乱已经使统治阶级虚弱不堪，因而豪情满怀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以改朝换代的口号。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以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策略总路线”，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中共中央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成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李立三坐在他的秘密的办公室里，俨如统帅似地签署委任状，颁发军队番号。如某一地区有几支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如某一地区有百人左右的武装，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形势也就高涨起来，于是他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今天指挥进攻这里，明天指挥进攻那里。

六月十九日，共产国际驻沪代表看到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觉得不妥，要求停发这一决议，被向忠发中央拒绝。对下车伊始指手画脚指责批评的王明和博古等人，向忠发中央更是毫不留情地以组织处分加以压制。

八月，李立三喊出“暴动暴动再暴动”的口号，要求在上海、南京、广州、大连、青岛、天津和哈尔滨等地发起罢工或暴动。他更进一步眼盯长沙和武汉，号召：“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

九月二十四－二十八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特地派回国内纠偏的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会议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短短三个月的“立三路线”就此寿终正寝。

十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长达七千余字的《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称李立三“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而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淡化了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因此是“调和主义”。

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刚收到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批评。向忠发中央被迫撤销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而王明等乘机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反攻倒算，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煽动党员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

十二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听取和讨论了米夫提交的《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报告全面否定了三中全会，重点批评瞿秋白，甚至指控他“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的手段”。刚被调到莫斯科闲置的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讨，表示“悔过”（李立三个性好动而又风流倜傥，尽管刚告别身怀六甲的妻子，他到莫斯科不数日就跟有名的浪漫女李汉福同居了。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有多个女友。一九三八年，李立三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受刑，曾在几个监狱辗转了一年九个月。卫国战争期间他挖战壕、干苦工。李立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获准回国。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三反分子”和“老牌机会分子”李立三服安眠药自尽，他给毛泽东留了一纸遗书：“我现在走上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十二月中旬，米夫亲自驾临中国。在接着举行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被正式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中央紧急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该通告按照米夫的旨意，不仅否定了三中全会，而且完全否定了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

六届四中全会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沪西一新式里弄房子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二十二人以外，还有团中央、白区中共组织以及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共三十七人。米夫出席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程。依靠米夫的撑腰，王明等人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自居，在会上大批李立三、瞿秋白及三中全会，指责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路线。他们还提出了“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会议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新的政治局由委员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坦福、王明、陈郁和任弼时九人以及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和王克全七人组成，瞿秋白和李维汉被排除出了政治局。

一月十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三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为了保全共产国际和米夫的面子，向忠发得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军委主席，康生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杨尚昆为工运部长。

四中全会刚结束，罗章龙就纠集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省市党委代表等共十七人私下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会议”，矛头指向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把跟瞿秋白犯同样的 “调和”错误的周恩来驱逐出中央委员会。

米夫控制的中共中央不能容忍这样明目张胆的犯上作乱。一月底，罗章龙、王克全等一批人被开除党籍，陈郁、徐锡根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送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加上后来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六届四中选出的政治局只剩下了七个委员和五个候补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主要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见博古一节）中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打击了跟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和瞿秋白所谓的“调和路线错误”有关的干部，还在“反右倾”的口号下，压制了何孟雄、林育南等主要由中共元老组成的反对派。

官方党史习惯于说，经过六届四中，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形成了四年多的“王明路线”。其实何曾有过什么“王明路线”？有的只是以米夫为代表的越俎代庖的共产国际路线。虽然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他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认同“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之类的口号，但他们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是根深蒂固的，“救中国”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始因，他们在中国闹革命，首先想要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因此他们跟共产国际难免有不合拍、不同调的时候。而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节操，他们的心中没有祖国而只有苏联，他们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在中国闹革命。他们既是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和传声筒，又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钦差大臣。共产国际（米夫）说什么，王明们就应什么；同时，王明们说什么，共产国际（米夫）就信什么。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明白："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

从一九三０年上半年开始，中央苏区开展了对所谓的“AB团”（AB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肃反。十二月发生红二十军为抵制滥杀无辜而发动的兵变“富田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一年一月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AB团” 和托陈取消派（见陈独秀一节）。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和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次号召“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接着，闽西、湘赣、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AB团”、国民党改组派（见陈公博一节）、社会民主党和托陈取消派等等的斗争，导致成千上万无辜的干部和革命群众遭到迫害甚至杀戮。这是中共党内最大规模的一次自相残杀。共产国际从未谴责过中共的“肃反扩大化”，因为他们清楚，中共的肃反不过是东施效颦，苏共和斯大林肃反的范围和残酷无情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月十日，王明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出版（翌年三月，王明在莫斯科将之修订后再版并广为散发），这本小册子是王明们的教条主义的总政治纲领。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并命令白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如果不执行，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

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投降变节，项英、张国焘、任弼时、罗登贤和毛泽东等人又都离沪去了各地或本来就在苏区，周恩来在跟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斯特恩（Manfred Stern，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GRU）特工，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间在中国。后参加西班牙内战。斯大林大清洗中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被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苦役，一九五四年二月死于古拉格劳改营）商议以后，增补王明为政治局常委，报共产国际备案，于是王明从七月一日起短暂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

九月，王明离沪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随之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三常委博古、张闻天、卢坦福加上李竹生、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和王云程六人。仅有六年党龄、回国刚一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成为中共第四任最高领导人。

博古临时政治局拾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牙慧，一味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他们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中共的头等重要任务。

十一月七日，九一八事变的五十天后，中共在苏共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在瑞金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三二年

一月九日，博古临时政治局重捡李立三的口号，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决定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等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临时政治局要求中央红军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个城市中择一攻打。一月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进攻赣州。可是从二月四日至三月七日，历时三十三天，赣州久攻不克，红军反遭受重大伤亡。

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挑衅，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违抗政府的命令，奋起抵抗。而博古中央在二月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认为“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

五月二十日，博古临时政治局致电苏区中央局，批评苏区“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

六月，博古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创建“北方苏维埃区域”。

六月，蒋介石发动对各个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重点是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针对这个形势，苏联顾问斯特恩要求中央红军主动出击，进攻大城市，以图“围魏救赵”。博古中央据此发布了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毛泽东反对这个方案，认为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中央红军并无力帮助鄂豫皖，鄂豫皖的困境只能由红四方面军自己设法应付。

七月二十一日，博古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批评他们“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八月，鄂豫皖苏区进一步吃紧，博古中央坚决要求红一方面军出击。红一方面军在八月中下旬一周内连克三个县城，不过对进攻大城市还是力不从心，只能休整待机。而蒋介石对一时丢失三个小县城根本不放在心上，继续紧缩对鄂豫皖的包围圈。

九月十日，鄂豫皖红军被逼离开根据地向西转移，之前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曾联名向中央求救。博古接到电报后，立即向斯特恩汇报，斯特恩马上决定由政治局给红一方面军下达紧急命令，强令红一方面军出兵。毛泽东认为临时政治局是拉大旗作虎皮，他根本不理睬紧急命令，照旧按兵不动。党指挥不了毛泽东指挥的枪。

关于这次战略决策和军事路线上的争执，斯特恩详细地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复电明确表态：“惊悉在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红军领导顽固地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对此，苏区中央局应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十月六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毛泽东藐视中央，顺带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博古说，要跟毛泽东“做坚决的斗争”，不过不一定公开点名。

十月八日，周恩来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电示。出席会议的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朱德、王稼祥和毛泽东七人口枪舌剑，其中支持博古中央观点的有四人，不支持的三人，于是周恩来的立场举足轻重。他支持毛泽东不出兵的意见，同时对毛泽东的山大王作风、一个人说了算的蛮横习性又早就深有怨气，以前每次开会研究军事行动，大家都得看毛泽东的眼色，否则毛泽东就会自说自话，“海阔天空，搞得你不知伊于胡底”，他甚至会一走了之。周恩来最后表态检查自己右倾保守，只顾局部利益，然后批评毛泽东：“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强烈领袖欲、缺乏组织观念、主观武断、好猜疑、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等就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在十多年后的延安整风时还对此念念不忘、耿耿于怀，他说；“宁都会议开始了王明—博古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全面统治”）。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被安排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周恩来兼任。

一九三三年

一月，中共临时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为了精简机构、统一领导，博古主持召开了上海临时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的联席会议，前者代表为博古、张闻天、陈云和刘少奇，后者代表为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邓发和王稼祥。会议决定合并两个中央，新的核心小组由博古、周恩来和张闻天三人组成，博古为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

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中共中央又发起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九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对各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这次的重点是中央苏区。国军采用持久战和堡垒战结合的新战术，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的博古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一九三二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一九三二—一九三九年间在中国）执行单纯防御的军事策略，以致屡战屡败。

年底，受共产国际的制约，博古中央未能利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 的机会，犯了关门主义错误，从而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一次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