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林彪的配合 zt

在维持军队稳定方面，叶剑英等人与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害得江青忙去帅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着在此加了一个括号：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於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以「嫁祸」於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有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的「首长（指林彪──引按）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帅也有感情。」由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推动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事实上，由於「中央文革」竭力推动的「文革」扰乱了军队原有的权力秩序，军方将领在林、江对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韩先楚为例，他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林没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出要大造成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是林的老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泽东并不满意林的行径。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次年3月，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会可以不开了。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大」政治局委员中穿军装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领。这就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集团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都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最后的一搏，而未来的一切取决於对军队的掌握。叶在1976年曾说：「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手中！」如果说叶剑英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话，那么此时则要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於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最大动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她俨然凌驾於军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批评点名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中央也於74年11月两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由於叶剑英等人的行为和意图并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限南行。」周是叶的支持者，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於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团明显居於下风。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提前进入「战斗状态」。鉴於「文革」前期的失败，叶剑英认识到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必须尽快地使「路线斗争」明确化。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听军委招呼。」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联系的人进去。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覆强调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向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複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於此时的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当1976年2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於「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於「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甚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过程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协调。但在毛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革」中崛起的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四人帮」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的得益者，同样经历了「文革」风雨洗涤的叶剑英及军队终於把「文革」的「弄潮儿」送上审判台。长城就是长城。「文革」是彻底失败了，中外历史都证明，革命越是彻底就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