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1)
这次四川大地震后有人对政府或有关当局是否得到过预测，对情报处理是否得当，以及有关当局是否隐瞒灾前情报，向政府提出了责问。其中有的以科学的角度来谈问题，有的从政府的失职的角度向政府问责。可是最近有人以抽象的良心标准来拷问那些向政 府问责的人，说他们的偏见蒙蔽了良心。稍有些对现代民主有些观察的人都无法接受这种种拷问。
首先，这些问责人多少有些根据，不是无中生有。比如，网上有四川阿坝州政府在地震前辟谣的报道， 美国一有关地震杂志去年发表了那个地区有地震迹象的学术报告，以及中国的地震科学耿庆国家在地震前向有关部门提出的预测秘密报告。到目前为止，对于以上三个证据没有人予以否定。所以，在事实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剩下的事情是对这些证据如何理解， 结论如何。同时，人们还会怀疑，政府是否还拥有根多的信息。 在这些资料前，任何人提出的向政府的问责，都是合理的，谈不到什么蒙蔽了良心。
其次，无论从西方的政府问责制度还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观念还是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包括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角度来看，地震之后向政府或有关部门提出质疑，只要不是编造，无论怎样说都是合理和必要的。第一，民间对政府的问责，是民主社会的基本权利，政府要答复。 第二，立法机关或民意监督机关有责任对重大事情做出调查；第三，民间可以对调查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责问。
我们的一些读书人的立场有很大问题。政 府还没有进行全面调查的时候他们主动为政府说话，为之袒护，看是中立，实则偏颇。要袒护政府也要等到有关部门拿出点调查报告再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控制宣传和舆论的大政府，用不着我们去为政府说话。相对强大政府，民间群体，即便是异议分子或异端团体，相对来讲都是分散和不拥有权力的。知识分子要独立，在民间和政府之间，要更偏向民间，道理就在于此。否则，大家都去做宣传部的干部好了。
再次，我们不能用良心这个抽象的概念来拷问对政府问责的人们。良心只能在具体的情况去表述。良心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底线。通常我们只知道不应当做什么，比如，不能容忍沈阳那个女孩咒骂灾民的行为，不能在别人悲伤的时候你去敲锣打鼓等等。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学庄子“鼓盆而歌”。至于应当做什么，比如应当给多少捐款，这无法简单地用良心判断。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王石和马云等人关于赈灾的观点，没有什么大错，只是说话的时间不妥，或许他们没有感到此次地震的破坏程度。同情和支持的程度是根据人们和灾难的关系来定的。一个美国朋友对我说，对不起，这是悲剧，我很同情。但是中国已经强大了，可以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他们愿意提供任何帮助。中国对死难的如何同情早有界定：“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们还是要面对未来的。向政府问责就是面对未来的重要一个方面。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良心底线。 所以，在大的灾难面前，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一线救灾，在不过分的情况下，对政府提出问责是不过分的，谈不上什么“蒙蔽良心”。
最后，人以群分，党以派立。社会上总有那 些人在大事件面前塞进自己的政治企图。此不足为奇。只要我们言论畅通，舆论总会让人们走近真理。相对民间来说，政府的行为往往带有更明显政治企图，他们总是想证明自己的正确或光荣。比如在救灾的场面，谁应当放到头条新闻，政府的电视台往往以政府领导人的地位来决定，而不是新闻的抢眼度来定。政府对立面的群体或个人以某种政治企图来责问政府正是多元社会的特点。在国家的大事件面前，我们不能以别人另有企图来否定别人。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问题，总会让这个社会 进步。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在西方来学习的人，要容忍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用不着那么起劲地将不同的声音上升到“没良心”程度来捧打。
我的文章现在上不了文学城的栏目，比如《我的中国》，《时事评论》等。昨天我的《走出误区，不要让魔鬼原理上帝》一文昨天登载上面两个栏目，现在都见不到了。文学城应被俘虏了，自律是否过分了？请呼吁。
我的文章现在上不了文学城的栏目，比如《我的中国》，《时事评论》等。昨天我的《走出误区，不要让魔鬼原理上帝》一文昨天登载上面两个栏目，现在都见不到了。文学城应被俘虏了，自律是否过分了？请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