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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六四30年反思（4）：责任
1989年全德国的媒体头版头条报道，德国把潜逃在南美几十年的纳粹一级战犯引渡回德国，判处死刑。我当时阅读德文报纸感到震撼，第二天上课时，感到大震撼，因为战犯就是我的教授的岳父。
上传播学概论课，一位自称不是“懦夫”的同学问：“您岳父就是一级战犯，您如何评价昨天的媒体？”
教授：“我是传播学者，不是历史学家，对纳粹战犯的定义和评价是司法部门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教授还是那样从容镇静，使我感到更大的震撼。
德国人反思历史
2009年11月30日上午，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开庭审理89岁的纳粹嫌犯代姆扬尤克(John Demjanjuk)。二战结束后审理的最后纳粹大案之一。笔者与哲学系、历史系的那些教授们一起跟踪媒体，一起交谈，大家都觉得，审判一个89岁的老人，其意义是还原历史。
代姆扬尤克是乌克兰人，1940年加入苏联红军，1942年春在克里米亚半岛被纳粹德军俘虏，不久加入德国党卫军。德国慕尼黑检察院指控他1943年在波兰的索比布尔（Sobibor）纳粹集中营担任看守期间，参与杀害了29000多名犹太人。他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当运送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后，他就和其他看守一起把这些人赶到毒气室杀害。
二战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发表了他的《德国罪过问题》，帮助德国社会反思在纳粹极权时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质的责任和罪过。雅斯贝尔斯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在德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明确提出“行政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
要灭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记忆被抹杀了以后，这个民族可以说就消灭了。好比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历史一样，他就会很愚昧，就很容易被别人蒙弊，因为你没有历史的根基，没有文化的根基。所以还原历史很重要。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的族群犯了罪、做错了事，能够忏悔、能够改正，能够集体承担“道德责任”；有的族群做错了事却死不认错。所以忏悔精神很重要。
中国人推卸责任
1989年5月19日，在六四事件前夕，李鹏在电视上发表措词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引起首都大学生不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大学生表示了更加强烈的抗议。5月20日，李鹏以总理身份签署国务院令，决定自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在此期间，李鹏曾多次在赵紫阳缺席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党内排名维持第二。
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发戒严令：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在“六四事件”后一段时间内，几个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中国留学生作《李鹏下台嵌字诗》，表达对其不满的态度。已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评价李鹏是“死硬分子”，在学潮中为了自己的四二六社论不被否定而使本可和平解决的学潮不得不暴力收场。另据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记载“（邓小平）在听了李鹏等人的汇报之后，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赵回忆录中直言李鹏及其手下‘阻挠、抗拒和破坏’赵紫阳化解对峙紧张的努力。”[1]由于李鹏在“六·四事件”时极力主张武力镇压，因此被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士、家属称为“屠夫李鹏”[2]。
“六四事件”亲历者陈一谘表示：
“我曾和李鹏有很多接触，他这样无德、无才、无能的人能当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只有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当然他扮演了历史上一个很卑鄙的角色。我觉得他早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鹏之所以把我定为头号秘密通缉犯，理由是很可笑的，他认为我是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的‘黑手的枢纽’，其实我当时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和政府官员沟通，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一方面派联络员和各高校沟通，希望学生退出广场，总不希望流血的局面发生，谁知道中国还是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六·四事件”是中国人一个永远的伤痛，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中国人是忘不了这段历史的。[3]
在中共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披露邓早在《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前一天，就已将“六四”学运定性为动乱。他在前一天在寓所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及国家主席杨尚昆表示，学潮是“一场动乱”，“是有计划的阴谋”，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批评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乱。他还赞扬江泽民主掌的上海市当局处理学潮时，“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时，邓小平长女邓林到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六四事件”是那时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不过，不管邓家人如何想漂白或者降低邓小平在“六四”开枪中的作用，用处也是不大的，因为当时能够最后拍板的惟有邓小平。
邓林对外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六四这件事是中共上层绝大多数人集体决定的，是得到中共党内政府内的广泛支持的，大家都有份。
是什么原因让邓家后人、李鹏等要推卸罪责，而推到集体决策上面？显然他们也深知，无论有任何理由，“六四”屠杀学生和平民都是不可被原谅的，面对那成千上万至今未能安生的冤魂，他们但凡良心未泯，都不愿直面惨剧。
那么，推到集体身上是否自身的罪责就减轻了呢？非也。自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东京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探索如何划定反人类的集体罪行中政策、命令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责任的标准。
注释：
[1]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050000/newsid_8052000/8052071.stm
谢盛友：六四是什么？
亲爱的同学，感谢你们参加班贝格查经班，我们一起领受主耶稣的话语。昨天晚上你们都问我：“谢叔叔，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况且，我不是直接参与者，只是“隔岸观火”，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一面之词。既然你们也这么关心六四，可见六四情节在中国人心中重千斤。
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北京开枪后我开始信主，跟儿子到德国教堂，读德文圣经，我开始懂得，我是地地道道的罪人一个，整天在找别人的罪，而没有忏悔自己的罪。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六四可能是中国人的“人格秦岭”。我只知道，在我的作家朋友当中，北京开枪的当天，有些宣布退党，在海内外流亡；有些不久后要求入党，甚至出卖流亡的退党者。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知道北京开枪后，当局有了一份“名单”，30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提出解除这份“名单”。现在，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你们看看中国大陆的法律，只有颁布新法律的，从来没看到解除无效的法律。
如果说文革是我们父亲（你们爷爷）那一代人的悲剧，六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胡突然心脏病发，随即送至北京协和医院，情况虽没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至4月15日早上，胡耀邦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早上七时五十三分逝世。胡耀邦逝世后，随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耀邦，批判1986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基于对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开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引发的官倒，与贪污情况严重的不满，使当时的青年学生纷纷出来悼念胡耀邦，以至引发后来的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导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发生。
我们八十年代这些留学生，有的已经海归，有些甚至担任部长。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寄希望近距离靠近中央权力的同学， 在人大开会时提出议案：“四?二六社论”是否可以从新讨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
这篇社论是由国务院总理李鹏下令，胡启立组织，曾建徽执笔起草，社论的大部分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同学，我和你们的父母亲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这是中共中央定性的，我们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我们深知，我们在国内亲身经历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动乱”的情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过去，我认为六四是一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经过30年的思考，如今我认为，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因为1989年的中国，不同于东欧，这里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背景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而中国没有。
也不同于台湾的民主运动，那里有殷海光、胡适、雷震、傅斯年这些理论家在推动，而在大陆，没有。
现在，我们八十年代的这些留学生对六四评价的要求，不高。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 89年六四不是一场“动乱”，六四这个话题是可以讨论的。
那么，六四是什么？在没有充分讨论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nt_State_shootings
中国连文革那段历史都不太敢正视，诚乃国民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