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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78至1980年高校办刊的文字
紅豆春來发几枝
作者: 康乐中文七八级
http://kangle78.blog.sohu.com/230627943.html
前天与78级几个同学一起拜访黄天骥老师才知道，黄老师是1952年院校调整，中大合并了岭南大学，搬到岭大校址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没有离开中大中文系，到今年刚好是一个甲子。这六十年，风风雨雨，老师见证过康乐园中区的草坪如何变成地瓜园，又变回绿茵，也能够见证，中文系以至全校，六十年来，只有过一个铅印的学生文艺刊物，这就是1979到1981年的《红豆》。2003年，中文系《红豆》曾复刊，已经是油印了。
过去三十多年了。在博客如云，微博如雨的今日，《红豆》犹如隔世烟云，每个人的记忆难免偏颇，或挂一漏万。因此，我的回忆也属管蠡而已。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在77年恢复，77级开始，考生可以自由报名，全省统考。78级全国统考，更是排除了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分数录取。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大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被戏称为“才子佳人”系的学子，自然要舞文弄墨，要体味一下自己的文章变成在中国有神圣地位的铅印方块字以后的感觉。当时社会上还有民办刊物，尚未严管和取缔。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催生了中大中文系学生文艺刊物《红豆》。
大约在1978年12月，78级入学两个月后，早我们半年入学的中文系77级牵头组织了“钟楼文学社”，并筹办文学刊物。
当时，78级的同学也准备办一个油印的学生刊物，方风雷和我，一帮热心的同学在积极筹备。记得常丹琦还到广州争取到单位赞助的纸张。很快，楼上楼下两个年级的同学会合在一起开会，筹备铅印的杂志。会议大都在东四二楼，王培楠或苏炜住的宿舍召开。78级参加编委的有方风雷、林英男和辛磊。苏炜任主编。王培楠是钟楼文学社的社长。两块招牌，其实是一套人马。这二位师兄是《红豆》的核心人物。我看到过苏炜的两篇回忆文章，其中78级编委的名单却错得离谱：在他的一本散文集中，编委中林英男和辛磊都遗漏了，却换成了当今某名人同学；另一篇是发在中大中文系网页上，仍然是把名人弄进去，遗漏了我这个小人物，幸好辛磊没落下。苏炜在大洋彼岸，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未免有点烟雨迷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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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我下载到中大校友，外语系的谢盛友先生的回忆文章《30年前的大学学习》。摘录如下，可以参阅：
我非常热心关注和事奉《红豆》。中文系苏炜（海南知青）他们成立了“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得到了吴宏聪、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支持，苏炜任社长，不久创办校园杂志《红豆》，苏炜任主编。编委有王培楠、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郑红（现任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是78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海南文昌人，我们星期六晚上在中区露天电影广场卖《红豆》。郑红有一点点腼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门，不用喊人家也听得到：“卖《红豆》，3角5分钱一斤！”卖了的钱交了上去。
我们卖的那期《红豆》是第四期，里面有海南老乡冯淑萍（77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的小说，同期还发表了毛铁、刘浩、骆矩、谷风、田新生、何东平、蔡东士的小说，吴少秋、康庄、晓麟、曼华、流波的诗歌，“钟楼论坛”栏目中则有陈平原、刘之光、林英男、小舟、晓金的论文和杂文，卷首是苏炜、王培楠的《春来红豆发新枝——写在红豆创刊一周年之际》，文末写道：“搁笔之际，只听得珠江涨潮的涛声，隐隐传来。临窗眺望，我们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里，应该采撷更多晶亮结实的红豆，献给扶持帮助我们的老一辈，献给广大热情真诚的读者，让她，在1980年的春风里留下点点殷红……”这篇文字写于1979年12月18日。
但是，天不如人愿，1980年的“春风”吹过不久，《红豆》就和全国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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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杂志之所以在全国高校学生刊物中独树一帜，活得较长，离不开当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解放区”这一大环境，也离不开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默许和支持。时任系主任的吴宏聪老师和楼栖、商承祚、王起等老教授给杂志以直接的关怀和指导。向有通天手腕的方风雷，在周扬来广州养病时请他为创刊号的《红豆》题词：“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南国文艺一如红豆累累盈枝，以副人民的想望。”落款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题词使创刊号增色不少。后来又请广东作协文艺批评家萧殷题写了刊名。1979年初，《红豆》在广州一家空军的印刷厂付印，正式出版。按当时的出版物水平，其装帧出版质量是全国高校学生刊物中最好的，与正式刊物比也毫不逊色。
在有《红豆》的时期，中文系学生的创作热情高涨，很多人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发表在79年第二期的陈海鹰小说《黑海潮》，还先后被多家杂志转载和评论。从组稿编辑到印刷发行管理，未来的诗人作家和编辑在这里成长。不能忘记的是，负责出版发行最辛苦的周小兵、冯淑萍、谢日新和李才尧、周琼芳等几位同学负责校对、印刷与财政总务。至今，很多同学都缅怀当年推着三轮车冲过海珠桥，到市区叫卖自己杂志的豪情。
最后没能出版的一期，可谓胎死腹中。1981年上半年，77级同学离毕业只有一年了，把《红豆》交给78、79级去办。所以这一期是由我出面组稿的。当时准备做一期以实验性小说为主的特刊。我们还找到广东的文艺界老前辈黄秋耘先生，送上一些短篇小说的初稿请他指点。他很认真地对每篇小说提出了意见。其中有许鸿基、何东平、李江南和我等同学的习作。我和辛磊都知道这一期可能办不成，当时的风声很紧，杂志随时可能停刊，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内外交困中，我们很认真地开组稿座谈会，熬夜写作，改稿编辑，当成自己的作业，乐在其中也。2002年同学毕业20年聚会，东平还对我提起此事，不胜唏嘘。
辛磊2010年荣获广东鲁迅文学奖之后英年早逝，我悲痛不已。他的手机号码和邮箱地址，我至今不忍删去，偶然跳入眼帘，竟化为酸泪。送走辛磊的头七，我徜徉于惺亭的暮色中，吟就几首诗，贴在诗词网上。因注中提到《红豆》和紫荆诗社，中大在学的师弟在跟帖中告诉我：你们毕业后，从80级开始，紫荆诗社文脉不断，断断续续地办下去。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年由辛磊和陈小奇、吴少秋发起，硬是把不会写诗的我拉了进来，成立了紫荆诗社。辛磊任社长。当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为《红豆》提供了不少诗稿。红豆与紫荆，成为记忆中的青春岁月的象征。谨录旧作，以纪念《红豆》编委辛磊同学：
庚寅四月初三哭別辛磊兄夜獨步康園見荊花紛紛泣賦
卅年莫逆岂成塵，散我凄然五柳巾。天道迷茫颜跖壽，惺亭寥落去留人。一鸣祗為悲鸞鏡，三哭無非有此身。紅豆曾經生嶺海，紫荊如雨黯傷神。
注：辛磊兄曾经與余同担任学生文学刊物《红豆》编委和紫荆诗社的發起人，辛兄為紫荊詩社首任社長。
陈美华的姐姐与辛磊相距不久去世，当时真为美华感到悲痛！
林英男，1952年生于福建，长于广东揭阳，现居广州。1978年，顶着“右派、地主、叛徒、反革命”这四顶“帽子”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任教于深圳大学，1991年辞去公职从商。擅古典诗文创作，出版有诗词选集《平沙集》及文史著作多种。近年创办诗教网，举办并主持国诗大赛。
四顶帽子
右派：我父亲是福建人，妈妈是广东揭阳人。1954年，我爸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回到了揭阳生活。我的祖辈是漳州市诏安县人，祖上都是读书人，我的曾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翰林。祖父林仲姚是当地名流，他100岁冥寿时当地政府还给他开座谈会纪念。总的来讲，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左派，是亲共的。祖父本身是教师，无党派，但他的两个儿子——我父亲跟我伯父，以及我妈，都是中共地下党。所以我爸妈建国后也都成了国家干部，但后来都辞去行政职务到中学教书。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后来我父亲被划为了右派。原因很简单：他跟学校的党委书记对抗。那时不是向党提议吗，向官僚主义开炮，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就写诗、写大字报讽刺，向党委书记提意见。后来就成了右派，而且他处理得比较重，1957年被送到青海劳教。青海当时几十万右派，康生主持的。劳教制度就是那时候确立的。1961年，我父亲才捡了半条命回到福建。
地主：我们家实际上在我祖父就家道中落了，初评土改时，我们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就是乡下还有几亩薄田，只够家里口粮，是不够生活的，你还要劳动。后来怎么成了地主了呢？因为我祖父是我们林姓祠堂的族长，族长要管祠堂的公租。祠堂不是有地吗？这个地收租，收了就放到仓库里面，哪一个人孤寡贫困的，就要开族长会议，要发下去，是福利性质的。祖父是读书人，比较较真，比如收谷子，不干不实，要求再晒，这就得罪了佃农。公家的地比较多，管的人有抽成。土改政策里有一个项目叫管公堂地主，也就是地主的一种。土改一发动起来，群众打、杀什么都是对的，都不能阻止。那时他们就斗我祖父，要把他划为地主。政府就不同意，就说这个人是教育家，非常重要的统战对象，有很多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共产党革命队伍，有很多学生在台湾，不能划地主分子。怎么办呢？于是想把整家划成地主家庭。问题就来了：我伯父是地下党员，教师。我父亲不用讲了，1938年参加新四军，入党，不到20岁参加革命的。我母亲15岁参加中共地下党。地主家庭没有地主分子，讲不通啊，其他都是小孩，不够18岁。那就只有一个人——我伯母。伯母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没有地位，整天都是做家务。按照政策，她有劳动就不是地主分子。但整个家庭已经没有人可以划地主了，又一定要保持地主家庭成分，那怎么办呢？于是她就成了地主，然后就扫了二十多年的街，被人斗，很可怜。
叛徒：“文革”时，叛徒这个身份随便安的。以前做地下党员，单线联系，只有一个联系人知道。如果这个人活着，那可以证明你是组织派去的，但如果这个人死了，谁能证明呢？我妈做地下党员时的最后一个联系人，是个女的，你不能问她真名，最后一次来找我妈，就说，“我是最后一次跟你联系，我没来找你，你别来找我，你等着，你就潜伏在这个地方。”一等就几年，没人来了。1941年政审的时候才知道南方特委出叛徒，党中央才下令停止活动，全线冻结。我妈哪里知道，她只是一个小党员。后来政审的时候她一直对那个联系人画像、描述。“文革”时候的逻辑很简单：这个人找不到了，就是被你出卖了，你是叛徒。她的单位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去外调，最后终于给她找到了，这个人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是杜国庠的侄女。后来我跟我妈来广州到她家里去拜访她，她不断地道歉，说没想到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苦难，说当时找到她的时候她马上就写了证明材料。
反革命：这顶帽子跟我大哥有关。我大哥“文革”时是福建师院数学系的学生，他人很纯正。那时的红卫兵有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一般是当权派和周围那些人；造反派是受迫害那些人，群众居多。那时斗争很激烈，我哥是群众派，这里面有些原始的正义，反对政治压迫这些东西。1969-1970年的时候，我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那时他已经在一个农村中学当教师，被大学派人抓了回去。这次是部队介入。他在当时文名很高，所以当官的讲过一句话：这个人非斗死不可。1971年林彪摔死了，我哥这批人全部平反了，但我哥不见了。一直拖了8年，当局说他潜逃。诏安就认为这是我家乡人，我们的人给你搞死了，县里面就派平反委员会调查组去调查。那是1978年的事，结果阻力很大，调查不下去。调查组最后去省公安厅档案室里找无主尸体照片，看见有这样一个无主尸体照片，一看就是他，身上的钱跟粮票都不见了，两个裤袋给翻过来了，推断是有人连夜将我哥弄到野外去做个伪现场。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了，当时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就是宜粗不宜细，总之政治上平反了。“文革”平反经常有这句话：某某同志被迫害含冤而死。讲得模糊，不讲他自杀或他杀。政治平反，给予一定的赔偿，那个时候赔偿很少。
两次高考
1977年12月，我在马路上听见恢复高考的有线广播。听了一次，不相信，再听一次，听明白了：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报考，不限年龄，不限学历，不限出身，都可以报名，都可以考试。一听就疯了，直接就去找一个读初中的小孩借数学书。“文革”这十年我是有读书的，但不敢写读书笔记，因为那个时候我哥还在被通缉，我们家经常要被抄家的。当时是考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门，数学突破了，其他我就不怕了。考出来后，分数很高，我是第一批的，就去体检了，但没接到录取通知。
我妈所在的公社一直整她，不给她平反。那一年我的政审怎么搞，我看不到，因为是不给考生看的。我想一个是“四顶帽子”脱不了，因为没平反——全国都没平反。第二个你这个人表现什么，他们可以乱写的。你出身这么差，个人表现不好，谁要你呢？那个时候大学招生还讲阶级斗争。或是单位意见：不宜录取！那谁敢要你？
当时我很失望，就想：我妈提前退休，我的户口回城了，那我去顶职教小学。准备办手续申请了，所以我想趁这个空档出去玩。1978年3月份到了福州我二哥那边，二哥跟我说，今年政策改了：第一按分数录取，并且公布分数；第二政审鉴定要跟考生本人见面、签名。我半信半疑。他就说这是真的，你不去考太浪费了。那我想，太压抑了，争口气吧。第一，我考多少分，贴出来让别人知道；第二，政审要本人通过，他们搞不了我。如果我考很高分，你录不到我，我到时候跟你打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去。
1978年高考时间正常了，7月考。我是在广东考。因为第一次没被录取，心里非常不满，也防备他们整我，我就写了封长信给揭阳县招生办主任。《邓小平》电视剧里那个镜头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报名不用通过单位，可以直接到县里。我就是到县里报的。这个招生办主任出身有文化的地主家庭，人非常正派，以前跟我一个中学同学下乡插队在同一个村子。我同学觉得这个人很不错，我就通过同学递这个信给他，讲我的志愿、理想。他很感动，说我们县又多了一个大学生。所以我连准考证什么都是他给我办的。其实在公社报名也可以的，但我不愿意，我怕他们搞鬼。
那一届揭阳县有上万名考生，我是文科状元。招生办主任要我报北大。因为我妈在中大附小读过书，对中大有感情，而且中大离家近，就按我妈的意见报了中大。那时能戴着“右派、地主、叛徒、反革命”这四顶“帽子”参加高考，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政审时，公社都把表格中的政审意见发给每个考生。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政审栏签名，整叠政审表放在桌子上让考生去认领，我记得很清楚，几乎每个人的鉴定开头都有一句相同的话：“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只有我没有这句话。我的政治鉴定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该生户口于1976年迁移到我公社，没有在我公社居住。”政工人员问我的意见，我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在鉴定上签名，但把林字压在句号上。
进中大后，老师碰到同学就问“你考多少分”，我说三百八十多。老师说，“你怎么不报北大？”我觉得两校各有所长。中大政治气氛没那么浓，虽然也有政治活动但我没有介入，理由很简单，自己家内外几代为革命死了这么多人，结果非常惨。揭阳外公郑鼎新，15岁入晚清最后一科秀才，书画家，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外公抗日战争时在新加坡是抗战侨领，1942年被日寇杀害。大舅舅因指挥华人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寇，兵败牺牲。二舅和三舅后来追随马共入丛林殒命。几代人的经历，特别大哥的死对我刺激非常大，我觉得应该停下来好好读书，反思历史。
2014-11-04 10:30
近段时间同学圈里非常热闹，这边刚刚收到香港校友聚会的通知，那边又在热火朝天地讨论11月8日回母校参加校庆的事宜。这一切都缘于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即将迎来90周年校庆。1924年孙中山先生手创了中山大学 ，成为广东最高学府，中大历经近百年发展，秉承“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之校训，如今已是根深叶茂、桃李芬芳。中大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英才，也吸引了鲁迅、郁达夫、冯友兰、傅斯年、赵元任、俞平伯、顾颉刚、王亚南、陈寅恪、容庚、商承祚、王力、王起等大师学者在这里挥洒耕耘，教书育才。这样的母校，令每个中大学子都骄傲自豪，她的庆典，是我们共同的节日。
1978年，这是值得载入中国现当代教育史载的一年。那年初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刚刚迈入大学，季夏又迎来了几百万青年走进考场。我便是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那一年我22岁。
迈入大学前，我下乡当过知青，进工厂当过工人，上部队参过军，走过了“工农兵”的历程后，终于迈进了“学”门，而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经营着自己创办的教育集团，回想这大半生可真是积极响应号召把“工农兵学商”都体验了个遍，人生真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而在当年类似我这样的经历在新生中是极为普遍的，我的同窗大部分不是直接从高中升上来的，大家都有一份厚厚的一言难尽的大学前履历，中文系近百名同学入学时，最大的已经三十四五岁，成家立室儿女绕膝者不是孤例，而最小的才十六七岁，如此参差不齐的年龄差异，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奇观。
但不管怎样，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值得感恩的。那一年全国有610多万人高考，录取了40余万人，录取率只有7%左右，而能进入中大这样的著名学府，更是不易。当年中文系入学99人，辛磊因病休学一年，后来进了79级，成了那一届的风云人物。正如区进兄所形容“七八级，这是一个在历史断裂带上形成的‘热带雨林’，中大中文七八级是雨林里一个多姿多彩的群落”。我们从特殊的年代走过来， 98个“幸运儿”在康乐园这片后天偶成的“热带雨林”里，挥洒属于我们的意气风发，挥斥方遒，肆意生长。
那时候的学习生活自然比不上今天的大学生如此丰富多彩，但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更感到充实和满足。1979年的中大，紫荆花在温暖的空气中勤送芬芳，思想的禁锢刚刚打开，校园里弥漫着叫人兴奋的自由气息，不由得人想多说点什么学点什么做点什么，正是青年人思想空前活跃的时候。
我们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求知欲，想把逝去的时间补回来，亦想成为甩开枷锁与时代同步甚至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同学们个个像久旱逢甘霖，学习风气甚是浓厚，各类活动也有声有色如火如荼，那时有个美国的访问团来中大，看到大家的学习劲头，听闻挤破图书馆玻璃门的轶事，称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生”，这形容还真并不为过。尤其中文系才子佳人汇聚，又有书生论政之风气，不时舞文弄墨，谈古论今，在中大校园里显得特别活跃。彼时个个都有点恃才傲物的小傲骄，经常为一个话题各执一说能吵上个通宵达旦，还别说，这滔滔“雄辩”还真是练就了78级中文系雄才无数。多年后，全国人民都在香港回归的谈判席上看到了的徐泽和张良栋，一个是国务院港澳办政治司司长，一个是经济司司长，与末代总督英方代表彭定康侃侃而谈的威武之姿。如今徐泽兄担任着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重责。遗憾的是良栋兄已长眠在八宝山公墓，2005年年仅55 岁就离我们而去。
中大四年，我们一边勤做书山文海中的书虫，一边开展各种开风气之先的活动。《红豆》无疑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这份中文系钟楼文学社的自办刊物，得风气之先，发青年之自由心声，抒学子之独立情怀，可谓是应时代而生。 当时是77级学长苏炜兄任主编，陈小奇、陈平原、辛磊、林英男、方风雷等同学是中坚力量，其中大部分便是来自我们78级，《红豆》得到了吴宏聪、商承祚、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大力支持，经由文坛宿将周扬、萧殷的助威，方风雷更是争得周扬为《红豆》创刊题词“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南国文艺一如红豆累累盈枝，以副人民的想望”，《红豆》一出刊即在校园内掀起小旋风，影响日盛。那时我们不乏理想主义的“愤青”，像热血青年一样满怀热情地扎进这些思想刊物的活动中，虽然《红豆》仅出了8期，但小荷初露，却已有大音希声之气象，是我们77、78级乃至后来多届学弟学妹们心中难忘的集体回忆。除《红豆》之外，彼时颇有影响力的还有紫荆诗社，由辛磊、陈小奇等发起。而我也积极投身在未来学社和思想刊物《未来》的筹备刻印中。陈寅恪教授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已无形中镌刻进我们的骨子里。
那时候，我们的老师也都是从文革十年浩劫中走过来的，历经各种运动，能重新站在讲台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因有着共同的特殊时代经历，师生们的感情特别融洽，亦师亦友。当时康乐园里汇集了现当代诸多名师。容庚容老、商承祚商老无疑是我们中文系的两位镇系之宝，两老均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在收藏界和书法界也久有盛名。两位大师是以材施教的积极践行者，早在1956年，商、容两位教授就联名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直至文革前，共招四届共9名，文革后又招了6名。他们指导研究生，“不开课，更不考试。”“主要是谈话聊天，答疑解惑，再就是赐赠著作，审阅文稿，视其佳者推荐发表。”两位的这一教学理念也让我们这些后学深受裨益。王起教授是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黄天骥教授彼时正当盛年，才四十出头，与同学们甚是亲近。三十多年过去，那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多位已经辞世，在世的也已是耄耋年岁，但相信在78级同学的心里，永远留存着他们在讲台上的身影。
1982年，我们毕业了。半数以上的同学分配到国务院各部委、省市政府机关，也有部分进入文化宣传单位。若干年后，有的远渡重洋，在大洋彼岸安居，有的进入政商界挑起大梁，有的在体制外自创天地，不管从商从政从学，还是从事哪行哪业，都不乏杰出代表。要说名字最为大众所熟悉的，首先要推中国流行音乐的领军人物、著名词曲作家——陈小奇。当年一曲《涛声依旧》词曲绵长委婉、古典空灵，不仅唱遍大江南北，至今仍是令人听曲即哼唱的经典。小奇的代表作还有《我不想说》《高原红》等等，他不仅是优秀的词曲作家，还是顶尖的乐坛造星梦想师，90年代南方乐坛风生水起，岭南风吹遍全国，红了一大批歌手，影响了七零后八零后两代人，小奇的推动功不可没。我们那个时代，进入中文系的，几乎都怀着当作家、诗人的梦想，但毕业后梦想往往被现实抹煞，即使做着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但离作家的梦也渐去渐远。而小奇是我们中为数不多的将梦想变成现实，并最终大有成就的人，他是我们78级中文系的骄傲。
陈平原是我们系学术界的代表。他的中大生涯比我们长两年，还在母校完成了硕士学业。陈平原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而在金融界最叱咤风云的莫过于方风雷老兄。方风雷现任厚朴投资董事长、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这位老兄究竟有多“犀利”呢？我曾于2009年在FT中文网看到一篇写风雷的文章《谁不知道方风雷》，“在过去10年国际投行聘用的中国交易撮合者中，方风雷是唯一不谙英语、且没有西方学位的人”，他的名字代表着“大风和雷电”，人们认为正是他说服了王岐山采用美国投行模式，于1995年与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第一代“中国本土投资银行家”，被称为是“中国最聪明的操盘手”。我们这位在中大里主修中文的风雷兄，却在经济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是中文系78级另一颗耀眼之星。
广州商业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欧小卫，原为广东天河城集团副总裁，是天河城首批被任命副总裁之一，2000年一跳惊商界，过档充当中华广场的“救火队长”，2005年又“服役期满光荣退役”离开中华广场，现为广州惠润商业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小卫兄
也是我们中文系走出的商业管理奇才。
在政界的更是为数不少，如广东省委常委、原宣传部长、现任广东省统战部部长林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红，汕头市人大副主任钟展南，原云浮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宣传部副部长赖斌等等都是出自中大中文系78级的“好汉”。
在新闻、出版界我们的同窗也大放异彩。如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江艺平，新华社广东分社长杨春南等。我们的才女江艺平那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曾经打动了不知多少人，影响了多少年轻一代。那年中文系只招得十二名女生，居康乐园广寒宫内，个个都是才貌双全，惹外系男生竞折腰。赵小莉、陈一珠、常丹琦、王美嘉、黄令华、钱梅、陈小枫、金朝虹……她们的名字，仍然记忆犹新。如今有好几位都已定居国外，难得一见。常丹琦一直工作在出版界，承担了不少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出版，与我们的老夫子吴鸿清早在校园内就是人人艳羡的才子佳人，孰料2013年患病仙逝，令人扼腕，伊人虽逝，但她是我们永远美丽的嫦娥姐姐。
我们这一批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亲历者，也是中国高速发展阶段的推动者，奉献者，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时代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我们无愧于我们的青春和时代。对我个人而言，在毕业后沉浮辗转于工厂和机关之间，最终将教育视为终生的事业，这与在中大受到的思想熏陶不无关系。十分欣慰的是，在我的同窗中还有不少与我怀着同样理想者。我们的老夫子吴鸿清，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法部教授，著名书法家，而他现在最重要的事业是“伏羲学校”。从甘肃甘谷县始，伏羲班如今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已开设近百个。伏羲班” 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全面实行素质教育，其教学不受现行教育大纲限制，自主设置课程，自主选择教材进行教学。我觉得这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大胆尝试。另一位同窗骆驰，在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职位上退休后，积极投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被中国扶 贫协会评为中国扶贫人物，他现在是香港道德会大陆总监，专门牵线搭线，引资助学，为大陆贫困地区争取到善款。
还有很多同学，我心里仍然牢记着他们的名字，区进、林英男、梁志成……，2012年毕业三十周年我因事未能参加同学们难得的聚会，希望在今年中大九十周年这盛大的庆典上能与大家再聚首。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中大矗立 ，蔚为国光。
悠悠岁月，见证一代代学子丹心，祝福母校九十华诞，愿中大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