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大潮成为时尚: 海归佼佼者 回流挑大梁

这是一个需要海归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海归的时代。海归，是中国大陆对海外学成归国学子的统称。在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与西方接轨的过程中，当代海归群体生逢盛世归正其时，发挥了天然优势。时代需要海归。 随着海归大潮成为时尚，不少大陆留美学人中的佼佼者，被大陆高等学府以高薪要职聘用，在各自的领导岗位或学术研究机构担纲挑大梁。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海外的先进观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带回大陆，希望的种籽将在神州大地发芽生根。 目前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田国强、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哲、四川大学副校长陈爱民、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张曙光、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闵维方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等，就是海归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正值盛年，在美国都已奋斗有成，为了「中国情结」毅然放弃在美国的安逸生活，成为海归一员。 随着海归大潮成为时尚，不少中国大陆留美学人中的佼佼者，被大陆各大名校争相聘用。图为出席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首届大会的部分成员。(田国强提供) 孙哲 天生我才必有用 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暨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孙哲，回大陆发展五年，已结出丰硕成果。他现为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并出版了八本著作，成为媒体宠儿，许多电子媒体三不五时请他上电视、电台，他在大小场合的各种演讲评论经常见诸报端。 孙哲「在西方取得真经」，回上海发展如鱼得水，成为大陆知名的中美问题专家。去年他应邀回美考察美国总统大选选情。(孙哲提供) 39岁的孙哲，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在复旦连跳过两级，先后获复旦大学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23岁就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24岁赴美留学，先后在三所大学的研究院深造，获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及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学位，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的得意门生。 他与太太倪剑落脚纽约后，在攻读学位的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到曼哈坦中城一家超市打工，结果谱写了一页都市传奇，从打工族变为超市老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之后再在曼哈坦上城开设了第二间超市，两个店的员工就有30多人。平日店中生意主要靠漂亮能干的倪剑主理。 倪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当年的校花和才女，来美后为了生存，先后做过许多很辛苦的工作，后来为了支援丈夫读书而一肩挑起繁重的超市管理。到孙哲快拿到博士学位时，她自己也从读夜校开始，先后拿下了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兰普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新闻媒体管理硕士学位。小俩口是最早在纽约经商成功的大陆留学生之一，堪称学业事业两丰收，其事迹曾被大陆媒体广泛宣传。 孙哲经商有成，衣食无忧，在学术上也不遑多让，27岁就出版了两部对中国未来颇具挑战意义的专着。他的第一部著作《新人权论》1992年出版。此书从基本概念、历史、国际法、国别比较以及中国本身宪政发展等不同角度，全面探讨了人权这一理论课题。 孙哲并不满足现状，生命中总觉得故国在召唤。1999年，他多年「不如归去」的念头变成了行动。他说，决定回国主要是基于对母校复旦大学、上海及中国都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他二十出头出国留学，在大陆接受了完整教育。在美国生活不错，经商多年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与刚抵美国、全副身家只有二、三百美元，不可同日而语，但饱暖思报国，虽然他在美国有车子、房子、儿子及事业，但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感觉总是不一样。回来后有归属感，而且有更大的人生价值。 刚开始，别人都说他有经商头脑和经验，应该回国创业，但他觉得十年寒窗，辛辛苦苦在美国念了博士学位，「在西方或多或少已取得真经」，若回国光做生意不做学问，总觉得有点可惜。「这样我学的东西无法传承给下一代新人」，就好像人生有梦未圆，将来会遗憾。 正在踌躇时，恰逢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率团来美招揽人才，孙哲闻讯决定投石问路。基于对母校的感情以及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学、特别是中美台关系和美国政治的背景，他将目标瞄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前身为1964年成立的国际政治系，是中国高校最早设立的三个国际政治系之一 )。 他满怀希望寄去应征申请信函，没想到满腔热情被浇了一头冰水，复旦国际关系学院某主管回信列举数项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包括「专业不对口」等，并说孙哲读的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是中美关系，而复旦已有足够人手研究这个课题。另一个拒绝的理由是孙哲在美国做了10年生意，担心他不能专心学问。 孙哲认为对方拒绝的理由令人不能信服，他相信自己所学所长完全符合复旦要求，而且也符合大陆的需要，因为国内非常缺乏真正了解美国政治的资深学者，而受过美国名校严格训练的国际关系专业博士更是寥寥可数，而且自己在美国担任助理教授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大学所用。至于对方认为经商是他的「短处」，其实恰恰正是他的长处，因为他「下过海」，就不会再受金钱物欲所惑。而且，「我有过在美经商的经验，恰恰说明自己具有非常强的奋斗和创造力，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缺乏的」。 复旦国际政治系向他关上大门，令他一度慨叹自己报国无门，当年出国过程万分曲折，没想到出国难，回国也难。不过，虽然他的报国热情「被打压了一下」，但他没有气馁，「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当年他在纽约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地，他自信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快打开局面，「一个有能力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能生存，并且脱颍而出」。 2000年初，孙哲回上海开会，顺便打算弄清被母校拒绝的真正原因，没想到熟悉他的市领导和校领导完全不知道国际政治系对他的拒绝，马上聘请他担任复旦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美国研究中心的专职教授，并以引进「杰出人才」的名义，给予他最好的经济待遇并委以重任，让他负责一个重大的国家级科研专案──研究美国国会和中美关系。 孙哲感叹人生的机遇就是如此奇妙，他的求职过程，恰恰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语，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报国 携妻儿回到上海 回上海五年，孙哲拿出与时间赛跑的劲头，出版了八本书，包括《左右未来：美国国会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崛起与扩张》、《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及分析》、《美国国会研究》及《全国人大制度研究》、《权威政治:国际独裁现象研究》等学术著作。他的导师黎安友在为他的《独裁政治学》作序时评价说：「孙哲取得的成就显示了中美学术合作具备极强的潜力。」 孙哲最难忘的是 2000年「海归」后撰写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当时他作为打头阵的「先头部队」，只身赴上海履新，太太儿子暂留美国，他心无旁鹜。由于有感美国国会政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为了让中国读者准确、深入地了解美国国会制度及其运行，他决定撰写一部介绍美国国会制度的专书。 他全副身心投入写作，用了一百天时间，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终于完稿，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后反应非常好，被国内多所大学指定为「美国研究」的必读参考书，中国驻美大使馆和外交部还专门请他上课，讲授有关美国国会的知识。这都逐步奠定了孙哲在大陆开创新局的基础，打响了知名度，很快成为年轻而知名的中美问题专家。 在上海，孙哲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如鱼得水，他与中心同事成功举办了首届「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先后组织和主持了多次复旦大学学生和美国国会议员的直接对话活动。他在美国国会与两岸关系研讨会、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被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大陆外交部驻美使馆采用。 作为知名的国际关系和中美问题专家，孙哲还担任了大陆外交部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特邀顾问，上海市政府多个职能部门的兼职研究员，为他们提供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分析情况。他也曾担任《东方早报》、《经济观察报》等一些报纸的专纸的专栏作家和上海电视台嘉宾主持，点评国际时事和伊拉克战事，并作为特邀嘉宾主持东方卫视美国大选直播节目等。近日，他马不停蹄穿梭上海、北京之间，经常被邀请到北京中央电视台作专题节目。 倪剑为了支援孙哲回国发展，毅然卖掉了赚钱的生意，完成了学业，后来又随夫携子回上海另起炉灶，开了一间名为申尼邦德（Sunny-bund）的公关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短短三年多，它已成为上海有名的公关公司，包括美国运通、强生医疗、德国汉高、奥的斯电梯等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都成为它的忠实客户。 大陆学人在海外生活了一段时间，海归后在具体生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在美国，大多数华人都挑选学区比较好的地方居住，孩子上公立学校，不用交学费。可是回中国要上美国学校，不但学费要一、两万美元，而且即使有钱付学费也未必可以入学。 孙哲12岁的儿子目前就读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学费每年一万多美元，仍有许多人不得其门而入。从前的海归多是外国企业派驻中国、在中国拿海外工资的华人，近年更多的海归是想回国创业的留学生，要将自己的子女送入国际学校就不容易了。孙哲认识某外国公司派驻上海的总裁，总裁的孩子排队等了半年多，四处走后门，托关系，直到现在还在等候入学名单上。许多有意回大陆发展的海归学子，大多因无法妥善解决子女回国读书的问题而搁置计画。 孙哲庆幸儿子回国早了一步， 2001年儿子还在念小学三年级时，他当机立断让太太带儿子回国。托了一些关系，他儿子顺利进入国际学校念书，当时一个年级不过招生三、五十人，现在发展到每个年级招生一百多人，但申请入学的学生超过二千人，入学率只占 10%，僧多粥少，许多人已在等候名单上苦候多时。 他最欣慰的是儿子回大陆读书，一家人可以在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而且原来不大讲中文的儿子，回上海几年中文突飞猛进。「前几天，我听到儿子居然用很地道的国语跟外婆顶嘴呢，而且还用了不少成语。」 总结回大陆发展的经验，孙哲最大的感受是，海归人员虽然具备多一门语言学识，多一层社会文化背景的优势，但回大陆发展需要成熟的心理和技巧。每个人机遇不同，人际关系固然重要，心理挑战这关首先要克服。许多人在异邦奋斗多年，事业有成，重返故国后，大家起点都一样，都属「空降兵」。「当别人对你的能力了解不够时，要保持良好心态，学会处世之道，宽容待人，不要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学贯中西、可以大有作为的人」。 对于大多数想回国的人来说，中国吸引他们的就是那种好像无时无刻不在的激动人心的机会，总希望能做点什么事情。孙哲强调，「做学问要首先学会做人」。 无论是在复旦还是在哥大，孙哲深深感受到自己当年的老师及同门师兄弟都不断给他机会，提携他，推荐他，所以他深知「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的道理。「给别人一个机会，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因此，他平时非常注意给同事和学生机会，不少他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年纪轻轻就不断出成果了。他觉得这正是自己执意回国最期盼、最快乐的事情。 陈爱民 海归「鲶鱼」教授 被大陆媒体称为海归「鲶鱼」的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陈爱民，去年底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当选四川大学副校长，负责学校财务、社科、国有资产等方面的管理。人们期待陈爱民能发挥「鲶鱼效应」（这是一个目前在大陆被广泛应用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效率启动理论），为川大注入新鲜活力。 现年46岁的陈爱民是四川重庆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83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职印地安那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暨文理学院教师委员会主席，她是迄今唯一担任此职务的华人教授。 2004年9月30日，四川大学宣布面向海内外公开选聘八位副校长，分管多个领域，任期四年，并公布了副校长的基本任职条件及申报办法。陈爱民一位朋友从网上看到消息，告知陈爱民。川大是陈爱民的母校，她为母校不拘一格公开征选人才的举措感到骄傲和振奋。她说：「或许，这在川大历史上是一小步，但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步。」 最初，陈爱民并没有打算参加竞逐，后来在朋友鼓励下，她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向四川大学寄出申请。这次海内外共有171人申请川大副校长职位，通过评审投票确定20名候选人，加上4名申报参选的学校现职副校长，共24名候选人。 2004年11月24日，川大举行民主测评大会，24名候选人在会上作了述聘报告和答辩，川大300 余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全程参加，电视台现场转播。这次公选副校长是大陆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引起广泛关注。 24名候选人的竞聘演说不乏妙语连珠，陈爱民的竞聘妙语是：「在美国，即使在深夜2时，人们过马路的时候也不会闯红灯；在中国，很多人会因为没有警察看着而闯红灯。我要说的是：我不会闯红灯！」她并承诺：「我将爱校如家，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过一轮轮严格的筛选，2004年12月24日，四川大学公布陈爱民等八人胜出。2005年3月3 日，川大正式任命公开选聘的八名副校长，陈爱民是唯一的女性和唯一的海归身分，上任的副校长平均年龄不到50岁。 陈爱民随即走马上任，就像许多海归人员「一家两国」的情况，16岁的女儿仍留在美国继续学业。陈爱民在美国是个「全能母亲」，除了本职工作出色，还是女儿的司机、保母及知心朋友。最初，女儿知道她参加竞聘川大副校长，很兴奋，也为母亲自豪。然而一旦回国变成事实，女儿又舍不得母亲离开了。但陈爱民认为既然对川大作出了选择，就要兑现承诺，履行职责。女儿后来表示理解妈妈的想法，知道一个人要有责任心和事业。陈爱民回大陆后，每天都跟女儿通越洋电话。 她说，告别生活、工作过廿多年的美国及还未度过青春期的女儿，匆匆踏上归国之路，内心有很多的不舍，但新生活、新挑战也带给她很多憧憬。 她的新家座落在四川大学的外国专家楼，谈到如愿当选川大副校长的心情，她说：「在高兴的同时，我也感到诚惶诚恐！因为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大、担子重。」她决心当好川大的「女管家」，打算从开源、节流和优化分配三大方面着手，切实解决教授报账难和改善财务部门的服务态度等。 陈爱民坦言有中国情结。尽管在海外生活多年，她至今保留中国国籍。她说，无论在美国事业多么成功，心理上总觉得只有回国报效才有奔头，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她希望把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等好的东西带回大陆，充分运用国际资源，把四川大学推向世界。 田国强 为师生练内外功 去年7月，48岁的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系终身教授田国强被聘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发出豪言壮语说：「我要把上海财经大学办成最好的财经类院校。」 这似乎印证了田国强个人网页上的留言：「一个人的气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的事业的大小。」改革者的锐气和魄力跃然而出，而现实中的田国强，给学生们的印象是敬业、和蔼可亲及非常有学者风度。 根据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权威研究机构「欧洲经济学与统计学研究中心」，按照全球经济学家普遍公认的指标，对全球经济学家进行排名研究，前一千名经济学家中有19名华人，田国强在世界经济学家中按论文发表数量排名第282位 (1990--2000年)，在华人经济学家中位居第四。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对策论、动态最优化理论、计量经济学及中国经济改革等。 田国强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留学生，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转机，小学四年级他遇到大陆文化大革命，几乎丧失上大学的机会；读研究生和出国几经波折；身无分文去美国读书，最初完全听不懂英语，口语也奇差。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田国强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年来最好的学生之一(他的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奇普曼 John S. Chipman 教授的评语 )，1987年获全美史隆博士论文奖 (Alfred P. Slo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Fellowship)，并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的华人经济学家。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 田国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1980年在人才辈出的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任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1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并拿到终身教职。 田国强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年）和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首届主席（1995-1997年）。他着有《大众市场经济学》等书，迄今主编了15本经济学书籍及论文集，包括与易纲（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也是海归族，任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及北大教授 )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 (14册 )，1993年10月在大陆出版，获得1994年度四个大奖：国家级图书专业大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奖及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青少年时代的田国强，有过一段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坎坷经历。1974年他18 岁高中毕业，被下放农村三年。这段知青岁月，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体质，也使他了解社会的最底层和农民的贫困及生活的艰辛，由此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总结他求学经历和人生道路，他的心得是：「只要你敢想，然后去努力，你的理想多半会实现。一旦目标明确，要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想办法实现目标，也就是军事上所谓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百分之一的希望，按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执行。事在人为，即使你没有成功，只要你努力了，就不会遗憾和后悔。」 1995年他破格提升为终身正教授后，事业上了轨道，生活按部就班，每年只有两三门课，每星期只授课两个半小时，暑假和寒假加起来差不多有五个月时间。他在德州的房子湖光山色，置身其间乐而忘忧。但作为一个来自大陆的华裔经济学者，他乐于回大陆交流讲学，参与大陆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他觉得只有投身母国的改革洪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生命才更有意义。 他说，在美国奋斗的成果，「给了我们这些海外学子一个很好的条件回来报效祖国」。中国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因为转型中的中国需要大量理论、政策和实际应用型人才。「而且中国的本科生从资质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特别是学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又是好学生中的最好学生，所以我们很愿意回来从事教学工作。」 新官上任三把火。田国强上任后的第一项改改革措施，就是调整当年入校本科生的课程，形成一个强化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的新体系，其中一项是将「高等数学」改成「数学分析」。目前大陆给本科生开这门课的经济学院屈指可数。 田国强形容大陆学生受教育的过程如同一个抛物线，顶点是高考，这是学生最苦的时候，之后的大学生活非常轻松，硕士、博士一路轻松下去，经济、人文专业的学生甚至临阵突击就可应付考试。他比较美国的学生，往往有一个愉快的童年，之后逐步增加难度，到大学是学真本事的，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博士比比皆是。 虽然深知数学分析对学生的难度，但田国强认为，大学时代必须给学生们加压，带来压力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数学分析终身受用，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学不好就会成为将来的拦路虎。当大学一年级学生对数学分析这门课叫苦连天时，他专门和大一学生座谈，谆谆告诫他们：「数学分析能训练你的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会使你终身受用。」他把数学分析比喻成「吃药」，「虽然苦，但是很有用。」他希望在当今基础经济学转型的关键时刻，为大陆培养一流经济学人才打下坚实的数理基础。 田国强新人事新作风，希望师生们注重「一练内功，二练外功」。所谓「内功」就是给学生增压。田国强认为，「中国经济管理类学生，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高考最优秀的学生都来学经管了，而国外学经管的只是中偏下的学生。中国孩子们欠缺的是压力」。他相信接掌财大经济学院后，如果付出努力，一定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但必须给学生增加压力。 田国强口中的「外功」，就是给老师增压，给课程设置增压，给提高教学质量增压。其一，给课程设置增压。财大的课程设置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做得很超前，「我们始终觉得，必须使用国际上最好的教材。基础不牢，就好像一个人练功，没有内功，光练外功，是个花架子」。为此，他非常强调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培养，并且坚持用最前沿的教材。其二，给老师增压。田国强认为，「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 为明天打造创新平台 现在田国强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上海财大，目前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忙得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不以为苦。「改革必须要付出，同时面对改革的压力与阻力。」他认为，个人信心很重要，渐进的改革策略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到学校领导、学生等各方面的支援。 他强调，一个成大器的人应做到德、才、学、识、量、魄兼备，他希望归国学人能为中国的明天打造创新平台，他愿意将全部精力奉献给财大的学科建设。除了发挥现有的师资水平，他认为还有必要从海内外引进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学者。 他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尽量通过他的能力、关系和影响力，为财大经济学院和其他学院从海外特别是北美引进一批真正的人才。他还雄心勃勃，打算由经济学院牵头，组建上海财经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凝聚海内外学者，研究关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和实际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并通过这种研究专案的开发、学术交流，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2004年7月，田国强在就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就职典礼上发表题为《求实创新，打造一流》的就职演说。他说中国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而上海财大则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历史责任，经济体制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可逆转。中国需要和世界经济接轨，就需要大量熟悉现代经济、金融、财会、工商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性人才。 他指出，中国具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当务之急，应与时俱进培养一批掌握现代经济理论前沿、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并能提出政策性建议的各种人才。这些都要求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跟上发展大势。 田国强强调，从世界的趋势来看中国，从中国的发展来看上海，从历史的趋势和上海的作用来看财大，那就向财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责任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愿意就任经济学院的院长，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上海财大的学生们，在听了田国强的就职演说后，反应热烈。一位学生在田国强个人网页上的留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田教授的就职演说旁征博引，高屋建瓴，言辞恳切，气势非凡，描绘了上海财大及经济学院辉煌灿烂的美好蓝图，充分展现了一流经济学家宽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听后令人大受鼓舞。从他的长篇讲话中，我们看到了求真务实的风格，看到了崇尚自由的精神，看到了打造一流经济学院的雄才大略。可以预见，田教授的加盟，是经济学院的历史转捩点，也是中国大学的历史转捩点。」(本报记者／曾慧燕) - - - - - - 捣蛋，失败，再捣蛋，再失败，直至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