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革的故事（大钟）
我下农村两年多以后，母亲越来越不安了，从很多迹象来看，我在非常明显地变坏。喝酒，抽烟，满嘴脏话，架也打得凶。而且还赌博，我估计她不知道，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我有时候突然会没有钱，有时候又很长的时间不跟她谈钱的事情。
有一次她看到了我手上的一道伤疤，着急地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是割稻子不小心弄的。但我在她面前从来就不善于撒谎，她猜到了真相，那是打架造成的，别人一刀砍过来，我用手一挡。
我估计那时她就下了决心。
大约三，四个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说她病了，要我赶快回家。我拿着电报请了假，匆匆赶回家，母亲的确没有上班，但看不到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她只是说：她已经好了。让我做那些每回都做的事情，洗澡，换衣服，吃饭，睡觉。
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身边，简单明了地交代我应该怎么做。
她拿出一封信，是她的一个学生写给我们农场总场的一个医生的，他们是极好的朋友。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医生看到了这封信，就会给我开两个月的病假条，原因是腰受了伤，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出一个证明，说我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就能病退回家。
我估计这肯定叫她十分为难，她是一个十分老式的人，从来不会弄虚作假。看她怎么教训我，就可以知道她会是怎么跟学生讲大道理。这件事一旦给弄穿了，不仅要毁掉她极为看重的为人师表的名声，连累别人，更严重的是，破坏上山下乡这一顶大帽子对她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她为我肯定是豁出去了。
她告诉我：我在家呆三天就得回去，过一个月就去找那个医生。等我再回家时，她就到干校去了，按照规定，教师应该到干校锻炼半年。
她会跟我找车，我马上也去，她猜到了我的心思，异常严肃地对我说：
“你必须来，我不在家，没人管得住你，一个人疯玩，弄不好要惹出麻烦。”
我当然不愿意去，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没有听说谁带一个大人到干校去的，连孩子都很少，但我从来就拎不过她。
就这样我也去了干校。
那时已是文革的后期，人们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已经厌倦了，很多事情只是走走过场。母亲年纪大了，50多岁了，就照顾安排她养猪。
她在干校倒是身体心情都很不错，我想：一个原因是有我在她身边，就会安心，从来都是这样；另外经过了文革疾风暴雨的洗礼，她可能感到和猪相处更为自在，它们至少不会去告密，不会来审查她。
那些猪都认识她了，一看见她就会地围过来，高兴地乱挤乱叫，她还把它们一个个介绍给我。最后她提前半个月离开了干校，借口是要带我看病，其实是要过年了，不忍心看到把一只只她已经取了名字它们给杀掉。
我就这样和母亲一起过了一段相当平静时光，以后就再也没有那样天天和她在一起了。
母亲在那里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房，我自然不能和她住一起。她对我说：
“你得跟大钟挤一间屋。”
“谁是大钟，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他原来在系里的实验室打杂，不在我办公室那边，你没有见过他。”
“他也是来轮换锻炼的吗？”
“不是，干校一开始他就在这里。”
等了一会，估计是在考虑怎么跟我说，
“他是一个右派。”
“右派？不是大部分都给开除，回原籍了吗？”
“他的姐夫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就想办法把他安排到了我们学校。”
“他说了什么，就成了右派？”
“你要知道这干什么？要跟着学？”
接着又嘱咐我：
“他长期一个过，恐怕有些自己的习惯，要记住，你去是打搅了他。你平常和我在一起，只过去睡个觉。”
“怎么是一个人，他没有家吗？”
“他没有结婚，父母亲都不在了，就只有一个姐姐，听说他姐夫安排的条件就是他姐姐不要跟他有什么往来，不知是真是假。”
“他父母亲是怎么就死了呢？”
母亲有些不高兴了，说：
“不关你的事，你问这么多干嘛。”
那就是她知道，不想告诉我，恐怕不是什么正常死亡。
这是母亲从来的一个特点，不好的事就不愿意跟我说，就好像她能为我挡住一样，她总是愿意这个世界对我像天堂一样，但这个世界却好像并不跟她争气。
“大钟是一个实在人，跟我在一起工作，什么脏活重话都是他抢着干。我提出你要来跟他挤一段时间，他不犹豫就答应了，只是要我跟工宣队说。”
她说他是一个实在人，却不敢说他是一个好人。
她接着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
“他是个神童，十六岁就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那个时候叫跟领导提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刚刚十八岁，不过是一个孩子。”
我一见大钟，就知道为什么别人这样称呼他，姓钟，个子又大。
不过他是很有一点怪，第一，他的话极少，或则说几乎没有。母亲带我去见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话特别多，她平时并不这样，可能是有点高兴，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我问他什么，永远就只有两三个字的回答，再问，就一个字都没有了。
第二，他不喜欢开灯，永远在黑暗中。他会跟我留门，一旦我上了床，他就会说：关灯。记得我有一回说：这是集体宿舍，又不要你的电费，为什么要慌着关灯。得到的回答还是：关灯。想到母亲的话，我只能闭嘴关灯。
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抽烟。两个人就这样一声不作，躺在自己的床上，就只看见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发亮。
我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抽烟，一天她还是不满意地说：
“你离开了那个环境，就应该把烟戒掉，身上难闻死了。要是你父亲这样，我就根本不让进门，我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我赶紧说：
“不是我，大钟烟抽得厉害。”
“大钟抽烟？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还是应该把烟戒掉，就当是为我。”
我那时候在家里人的要求下，正在学小提琴，母亲还为我找了老师。
可我一直拉得不好，我从来认为错不在我，而是开始的时候听众不对。我就在母亲工作那间小屋里练琴，外面就是猪圈，听众老是有低沉呼噜声，当然有时也不缺乏高音，但永远不会和我合拍。
有一天我回到大钟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没有睡，就跟我点了一个头，算是招呼。当我把把琴放在椅子上时，非常意外听到：
“你正在学小提琴？”
这远远不止三个字，我自然有点受宠若惊，点头说是。
“那你拉给我听一听。”
我咯呀格呀的拉了一小段，就听到：
“你拉得可不怎么样。”
这就有点太不友好了吧，自然希望那个字多一点，但也不应该这样嘛。
“那你一定拉得不错。”
他一句话不说，拿出琴，校了一下音，拉了一段练习曲，我立刻就惊呆了，他肯定有专业水平。
我的老师是母亲一个同事的丈夫，他是音乐学院教这个的。照他的说法，拉琴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要音准，二是要拉得响，其它花里胡哨都无所谓。
我虽然琴拉得不好，听还是会一点的。
拉完练习曲以后，接下来的乐曲悠长缓慢，沉郁而伤感，只扑着我的心而来，我忽然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记不得有多长的时间没有流过泪了，恐怕是内心已经干涸。人们总说不笑的人可怕，可要是人不哭了，那恐怕是彻底完蛋了。
我想到了自己，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被监督改造，一个反革命的儿子谈前途有点好笑，招工招生我都不可能通过政审，要是就在农村一辈子，那人生可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母亲，要是哪一天她离开了我，我就会跟大钟一样，处在无穷的黑暗里了。
当人流了泪以后，自然会感到轻松。当他拉完以后看着我，我有点得意地说：
“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的主题，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乌克兰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的，这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柴科夫斯基最终根据这写成《D大调弦乐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被称为旋律大师，的确是以旋律见长。他的很多音乐那怕只听了一遍，那旋律你就终身难忘。旋律美的音乐就适合独奏，所以这个曲子有很多独奏的版本，长短都有。我比较喜欢长的，因为那里面往往包含的有一段快板。
那缓慢的旋律就像有人用手在揉你的心，你还可以强忍住眼泪，一旦那快板一来，就再也忍不住了，夺目而出。等到那慢板再回来时，就用不着忍眼泪了，这样你才真正知道这音乐有多美，多动人，从你的心里走过一遍后，会跟你留下什么……。
《如歌的行板》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很多人认为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来当我听到《辛德勒的名单》最后那一段著名的音乐时，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如歌的行板》有些相似。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家那时有电唱机，就有这个唱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这段音乐。但听唱片和听现场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他又拉了第二首，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这跟前一个完全不同，明快而动人，像美好的梦幻，我就在这音乐里看到了自己儿时母亲的笑脸，我心仪的姑娘；看到了明月清风下的婆娑树影，晨雾中缓缓随着流水而来的漫漫江花。
突然间，音乐没了，他慌乱地把琴还给了我，还是：关灯。
我还没有醒过神来，他又匆匆忙忙一阵乱翻，递给我一盒烟。好家伙，是一盒大中华，我原来只见过这种烟盒纸，那还是我小时候用一大堆烟盒纸跟朋友换了的，像宝贝一样。
“你能不能不跟任何人说我拉琴的事，跟你妈妈也不说！”
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急切地又说：
“我求求你了。”
见我点了点头，他把烟塞到我的口袋里。翻身上床，还是背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了。
就是他不给我这一盒烟，他眼里的那种无名恐惧，就会把我吓得不敢作声，虽然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我关了灯，拿出一枝，抽了一口，就扔掉了，完全变了味，不知已经放了多久。
也就只有这一次例外，大钟就又退缩到他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文革结束后，绝大部分右派都平了反，我一天忽然想起了大钟，就问母亲：
“大钟这下好了，一定回北京了吧？”
母亲本来跟我正在笑着说什么，就立刻沉下脸，说：
“他已经死了。”
“什么？”我惋惜地说，“他要是能熬到现在就好了。”
“他熬到了，平反半个月后自杀的，听说回北京的手续都办好了。”
“那为什么？”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走了。
前两年有一部电影《伪钞制造者》得了奥斯卡，一个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解放后却自杀了，太太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我没有吱声，但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大钟。
我从来认为自己不能理解大钟，虽然心理学家可以找到解释，他们总是能，无非就是感到什么都没有了，不能适应自由了这一类套话。
但我看来，除非把一个人像大钟那样扔进看不到任何光亮，深深的黑洞里二十年，谁也理解不了。
到了美国以后，有一回我跟太太到新奥尔良玩，晚上我们去坐密西西比河上的游览船。船上有一个小乐队，演奏那些著名的爵士乐。
突然一变，鼓声没有了，我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过不是小提琴，而是萨克斯独奏，合着低音提琴的拨弦，仍然是那样如泣如诉，直扑着我的心而来。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低矮的小屋，又看到了大钟在窗外透进的淡淡月光下，随着音乐忘我晃动的身影。
不知为了什么，那一下我又是泪流满面。
太太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她不过是风吹迷了眼。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那天晚上的事情，总觉得只是我和大钟拥有一刻，不愿和别人分享。心里更深处可能是，不认为别人能理解，如果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那更是一种亵渎。
当年白起坑杀四十余万赵俘，史书上不过几十个字。现在的有些人谈到抗击匈奴，就热血沸腾，可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将来的人读这一段历史，也只会知道那时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只会有短短的一段，有谁能知道有大钟这样一个人呢。
我只是站在船舷，听着那熟悉的旋律，低头看着那表面被灿烂灯光弄得五颜六色的江水缓缓地流淌，心想，这黑漆漆的江水不知就这样流了多少万年，其中包含了多少眼泪和苦难，只有它自己能够知道。
又不知为了什么，我在这真挚，忧伤的音乐中慢慢地悟到了一种解脱，重新抬起头来，看着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像珍珠一样串起来的车灯，更有那岸边花丛中相拥的情侣。
这一回真正的有点迷了眼。
我下农村两年多以后，母亲越来越不安了，从很多迹象来看，我在非常明显地变坏。喝酒，抽烟，满嘴脏话，架也打得凶。而且还赌博，我估计她不知道，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我有时候突然会没有钱，有时候又很长的时间不跟她谈钱的事情。
有一次她看到了我手上的一道伤疤，着急地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是割稻子不小心弄的。但我在她面前从来就不善于撒谎，她猜到了真相，那是打架造成的，别人一刀砍过来，我用手一挡。
我估计那时她就下了决心。
大约三，四个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说她病了，要我赶快回家。我拿着电报请了假，匆匆赶回家，母亲的确没有上班，但看不到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她只是说：她已经好了。让我做那些每回都做的事情，洗澡，换衣服，吃饭，睡觉。
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身边，简单明了地交代我应该怎么做。
她拿出一封信，是她的一个学生写给我们农场总场的一个医生的，他们是极好的朋友。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医生看到了这封信，就会给我开两个月的病假条，原因是腰受了伤，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出一个证明，说我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就能病退回家。
我估计这肯定叫她十分为难，她是一个十分老式的人，从来不会弄虚作假。看她怎么教训我，就可以知道她会是怎么跟学生讲大道理。这件事一旦给弄穿了，不仅要毁掉她极为看重的为人师表的名声，连累别人，更严重的是，破坏上山下乡这一顶大帽子对她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她为我肯定是豁出去了。
她告诉我：我在家呆三天就得回去，过一个月就去找那个医生。等我再回家时，她就到干校去了，按照规定，教师应该到干校锻炼半年。
她会跟我找车，我马上也去，她猜到了我的心思，异常严肃地对我说：
“你必须来，我不在家，没人管得住你，一个人疯玩，弄不好要惹出麻烦。”
我当然不愿意去，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没有听说谁带一个大人到干校去的，连孩子都很少，但我从来就拎不过她。
就这样我也去了干校。
那时已是文革的后期，人们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已经厌倦了，很多事情只是走走过场。母亲年纪大了，50多岁了，就照顾安排她养猪。
她在干校倒是身体心情都很不错，我想：一个原因是有我在她身边，就会安心，从来都是这样；另外经过了文革疾风暴雨的洗礼，她可能感到和猪相处更为自在，它们至少不会去告密，不会来审查她。
那些猪都认识她了，一看见她就会地围过来，高兴地乱挤乱叫，她还把它们一个个介绍给我。最后她提前半个月离开了干校，借口是要带我看病，其实是要过年了，不忍心看到把一只只她已经取了名字它们给杀掉。
我就这样和母亲一起过了一段相当平静时光，以后就再也没有那样天天和她在一起了。
母亲在那里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房，我自然不能和她住一起。她对我说：
“你得跟大钟挤一间屋。”
“谁是大钟，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他原来在系里的实验室打杂，不在我办公室那边，你没有见过他。”
“他也是来轮换锻炼的吗？”
“不是，干校一开始他就在这里。”
等了一会，估计是在考虑怎么跟我说，
“他是一个右派。”
“右派？不是大部分都给开除，回原籍了吗？”
“他的姐夫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就想办法把他安排到了我们学校。”
“他说了什么，就成了右派？”
“你要知道这干什么？要跟着学？”
接着又嘱咐我：
“他长期一个过，恐怕有些自己的习惯，要记住，你去是打搅了他。你平常和我在一起，只过去睡个觉。”
“怎么是一个人，他没有家吗？”
“他没有结婚，父母亲都不在了，就只有一个姐姐，听说他姐夫安排的条件就是他姐姐不要跟他有什么往来，不知是真是假。”
“他父母亲是怎么就死了呢？”
母亲有些不高兴了，说：
“不关你的事，你问这么多干嘛。”
那就是她知道，不想告诉我，恐怕不是什么正常死亡。
这是母亲从来的一个特点，不好的事就不愿意跟我说，就好像她能为我挡住一样，她总是愿意这个世界对我像天堂一样，但这个世界却好像并不跟她争气。
“大钟是一个实在人，跟我在一起工作，什么脏活重话都是他抢着干。我提出你要来跟他挤一段时间，他不犹豫就答应了，只是要我跟工宣队说。”
她说他是一个实在人，却不敢说他是一个好人。
她接着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
“他是个神童，十六岁就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那个时候叫跟领导提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刚刚十八岁，不过是一个孩子。”
我一见大钟，就知道为什么别人这样称呼他，姓钟，个子又大。
不过他是很有一点怪，第一，他的话极少，或则说几乎没有。母亲带我去见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话特别多，她平时并不这样，可能是有点高兴，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我问他什么，永远就只有两三个字的回答，再问，就一个字都没有了。
第二，他不喜欢开灯，永远在黑暗中。他会跟我留门，一旦我上了床，他就会说：关灯。记得我有一回说：这是集体宿舍，又不要你的电费，为什么要慌着关灯。得到的回答还是：关灯。想到母亲的话，我只能闭嘴关灯。
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抽烟。两个人就这样一声不作，躺在自己的床上，就只看见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发亮。
我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抽烟，一天她还是不满意地说：
“你离开了那个环境，就应该把烟戒掉，身上难闻死了。要是你父亲这样，我就根本不让进门，我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我赶紧说：
“不是我，大钟烟抽得厉害。”
“大钟抽烟？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还是应该把烟戒掉，就当是为我。”
我那时候在家里人的要求下，正在学小提琴，母亲还为我找了老师。
可我一直拉得不好，我从来认为错不在我，而是开始的时候听众不对。我就在母亲工作那间小屋里练琴，外面就是猪圈，听众老是有低沉呼噜声，当然有时也不缺乏高音，但永远不会和我合拍。
有一天我回到大钟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没有睡，就跟我点了一个头，算是招呼。当我把把琴放在椅子上时，非常意外听到：
“你正在学小提琴？”
这远远不止三个字，我自然有点受宠若惊，点头说是。
“那你拉给我听一听。”
我咯呀格呀的拉了一小段，就听到：
“你拉得可不怎么样。”
这就有点太不友好了吧，自然希望那个字多一点，但也不应该这样嘛。
“那你一定拉得不错。”
他一句话不说，拿出琴，校了一下音，拉了一段练习曲，我立刻就惊呆了，他肯定有专业水平。
我的老师是母亲一个同事的丈夫，他是音乐学院教这个的。照他的说法，拉琴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要音准，二是要拉得响，其它花里胡哨都无所谓。
我虽然琴拉得不好，听还是会一点的。
拉完练习曲以后，接下来的乐曲悠长缓慢，沉郁而伤感，只扑着我的心而来，我忽然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记不得有多长的时间没有流过泪了，恐怕是内心已经干涸。人们总说不笑的人可怕，可要是人不哭了，那恐怕是彻底完蛋了。
我想到了自己，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被监督改造，一个反革命的儿子谈前途有点好笑，招工招生我都不可能通过政审，要是就在农村一辈子，那人生可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母亲，要是哪一天她离开了我，我就会跟大钟一样，处在无穷的黑暗里了。
当人流了泪以后，自然会感到轻松。当他拉完以后看着我，我有点得意地说：
“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的主题，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乌克兰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的，这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柴科夫斯基最终根据这写成《D大调弦乐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被称为旋律大师，的确是以旋律见长。他的很多音乐那怕只听了一遍，那旋律你就终身难忘。旋律美的音乐就适合独奏，所以这个曲子有很多独奏的版本，长短都有。我比较喜欢长的，因为那里面往往包含的有一段快板。
那缓慢的旋律就像有人用手在揉你的心，你还可以强忍住眼泪，一旦那快板一来，就再也忍不住了，夺目而出。等到那慢板再回来时，就用不着忍眼泪了，这样你才真正知道这音乐有多美，多动人，从你的心里走过一遍后，会跟你留下什么……。
《如歌的行板》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很多人认为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来当我听到《辛德勒的名单》最后那一段著名的音乐时，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如歌的行板》有些相似。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家那时有电唱机，就有这个唱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这段音乐。但听唱片和听现场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他又拉了第二首，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这跟前一个完全不同，明快而动人，像美好的梦幻，我就在这音乐里看到了自己儿时母亲的笑脸，我心仪的姑娘；看到了明月清风下的婆娑树影，晨雾中缓缓随着流水而来的漫漫江花。
突然间，音乐没了，他慌乱地把琴还给了我，还是：关灯。
我还没有醒过神来，他又匆匆忙忙一阵乱翻，递给我一盒烟。好家伙，是一盒大中华，我原来只见过这种烟盒纸，那还是我小时候用一大堆烟盒纸跟朋友换了的，像宝贝一样。
“你能不能不跟任何人说我拉琴的事，跟你妈妈也不说！”
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急切地又说：
“我求求你了。”
见我点了点头，他把烟塞到我的口袋里。翻身上床，还是背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了。
就是他不给我这一盒烟，他眼里的那种无名恐惧，就会把我吓得不敢作声，虽然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我关了灯，拿出一枝，抽了一口，就扔掉了，完全变了味，不知已经放了多久。
也就只有这一次例外，大钟就又退缩到他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文革结束后，绝大部分右派都平了反，我一天忽然想起了大钟，就问母亲：
“大钟这下好了，一定回北京了吧？”
母亲本来跟我正在笑着说什么，就立刻沉下脸，说：
“他已经死了。”
“什么？”我惋惜地说，“他要是能熬到现在就好了。”
“他熬到了，平反半个月后自杀的，听说回北京的手续都办好了。”
“那为什么？”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走了。
前两年有一部电影《伪钞制造者》得了奥斯卡，一个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解放后却自杀了，太太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我没有吱声，但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大钟。
我从来认为自己不能理解大钟，虽然心理学家可以找到解释，他们总是能，无非就是感到什么都没有了，不能适应自由了这一类套话。
但我看来，除非把一个人像大钟那样扔进看不到任何光亮，深深的黑洞里二十年，谁也理解不了。
到了美国以后，有一回我跟太太到新奥尔良玩，晚上我们去坐密西西比河上的游览船。船上有一个小乐队，演奏那些著名的爵士乐。
突然一变，鼓声没有了，我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过不是小提琴，而是萨克斯独奏，合着低音提琴的拨弦，仍然是那样如泣如诉，直扑着我的心而来。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低矮的小屋，又看到了大钟在窗外透进的淡淡月光下，随着音乐忘我晃动的身影。
不知为了什么，那一下我又是泪流满面。
太太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她不过是风吹迷了眼。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那天晚上的事情，总觉得只是我和大钟拥有一刻，不愿和别人分享。心里更深处可能是，不认为别人能理解，如果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那更是一种亵渎。
当年白起坑杀四十余万赵俘，史书上不过几十个字。现在的有些人谈到抗击匈奴，就热血沸腾，可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将来的人读这一段历史，也只会知道那时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只会有短短的一段，有谁能知道有大钟这样一个人呢。
我只是站在船舷，听着那熟悉的旋律，低头看着那表面被灿烂灯光弄得五颜六色的江水缓缓地流淌，心想，这黑漆漆的江水不知就这样流了多少万年，其中包含了多少眼泪和苦难，只有它自己能够知道。
又不知为了什么，我在这真挚，忧伤的音乐中慢慢地悟到了一种解脱，重新抬起头来，看着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像珍珠一样串起来的车灯，更有那岸边花丛中相拥的情侣。
这一回真正的有点迷了眼。
评论
疑是地上霜
2015-09-04 16: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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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读你的文章是一种享受！
外带咖啡
2010-03-25 2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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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it's so depressed.
云淡水清
2010-02-26 21: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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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今天晚上读您的文章想掉泪。不过有泪还是一件幸福的事。
思路花雨
2010-01-22 09: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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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悲伤了！不应该啊！
xinn2005
2009-12-25 07: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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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Loved ur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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