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古典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最后岁月

(2007-07-01 06:44:53) 下一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标志著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
  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著。
  五月廿二日,是个星期天,下午三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约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
  这的确是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成为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属,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个科长。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文件清点到五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走了,戚本禹逗留到较晚,才带著清点的大部份文件离去。
  文件清点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会儿,打开了一个此前撇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致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
  这是他跟毛泽东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可他舍不得丢掉。一方面他酷爱毛泽东的书法,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收藏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诗作。
  田家英时常抚摸著精致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著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午夜十二点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邪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董边见丈夫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田家英站著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董边,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十三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田家英与江青、陈伯达交恶,已不是三年两载,董边早就清楚。自田家英被任命为毛泽东秘书后,就和江青有过接触。
  久而久之,博学多识,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田家英,对学识浅显,却又在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上几度急于露峥嵘的江青,越来越轻蔑。他对江青不敬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白,久而转为嫉恨。
  至于陈伯达,田家英与他共事长达二十五年,但从第一次接触就颇觉心寒。当时他和中宣部的一些年轻干部,参加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在该书的行文及查阅核对摘录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竟质问田家英干了些什么,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概抹煞。时间久了,田家英对他总是窥探毛泽东的意向,搞政治押宝,打小报告排压他人的品行,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时一点面子都不留地给予讥刺。
  田家英很清楚,戚本禹敢于对他颐指气使,完全是因为有江青、陈伯达企图加害于他的背景。对此,他并不畏惧,否则,他早就可以柔化对他们那毫不掩饰的蔑视。
                 (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凌晨,心事重重的董边再也睡不著了,既惦记著横遭打击的丈夫,又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国妇联机关党组做检讨一事所缠绕。《中国妇女》杂志被认为跟不上思想文化战线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
  她起身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
  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几十年以沫相濡,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点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理解与沟通。这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的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他只问了董边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董边答道:“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她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复杂,倒感觉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静了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关于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那天上午,有人来过田家英的永福堂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建国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建国后,田家英所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与何均任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楼”,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著不时的交往。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风闻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还没有听到正式的传达,他更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更确切的情况。
  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霭所笼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过这场风暴,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凉气氛,他只记住了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可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田家英把他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
  临近午饭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秘书室行政负责人、逄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然后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毛泽东的书房里,好像有人。三人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著。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沈海底。”
  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跟著他的还有杨德忠。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立即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据当事人之一王力回忆,五月二十三日午后,王力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约两点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会场。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杀了。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被通知去中南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下午三时左右,惦记著丈夫的董边,刚把机关的事情了清,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董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声音,要她立刻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
  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无语凝咽……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多远,但董边已经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著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著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苦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董边身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离开了永福堂。
  据传闻,田家英的尸体,还是在做了解剖之后处理的,没有留下一点遗骸。
                (三)
  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一九六五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也住在这座大院里。在那些日子里,董边除了在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同时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他们毫不掩饰对董边交代的不满。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岗位的特殊,所以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同家人言论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了。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可能属于要如实汇报的范畴:
  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六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就早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乾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来的答覆是:“主席说不要著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述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抱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馀的,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对田家英的工作及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董边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边是个性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的批评道:“政策上的情况,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沈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思前想后的董边,最终想起这桩几乎被遗忘的事情,便向三人小组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在场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董边,你不要再说了!”临谈完话时,安子文再次要董边以党性保证,绝不再提此事
[ 打印 ]
阅读 ()评论 (3)
评论
古典 回复 悄悄话 看来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田是我知道人中死的最早的。大才子。
soccermom 回复 悄悄话 好不沉重。但很喜欢读这类文章。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