缽盂泉
冬苗，原名,董淼, 江苏省苏州市人。今年已72岁，出国前,乃江苏省苏昆剧团（苏州）、江苏省锡剧团（南京）高级编剧。 1993年4月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任《华侨新报》编辑主任。为《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创会主席。出版戏剧、小说多部。
执行枪决
冬苗
我们河清小学门前，有堵黑色照壁，常常张贴法院告示：“------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罪犯的姓名打一鲜艳的红勾，表示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注销了，从此，活人变成了死人，永远不会再在地球上出现。
同学们逃了课，兴冲冲赶去看“杀人”，我不敢，胆子忒小。即使与家人到虎丘山游玩，也要远远绕过作为刑场的“一号桥”。
我真正与“执行枪决”近距离接触，是在参军之后。亲眼看到被“执行枪决”的第一个人，即是我们的连长。
我在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分配在中央军委“海军联合学校”学习舰艇技术。学校总部在南京挹江门口，就是鲁迅当年就读的“江南水师学堂”旧址，靠近长江边。
这时，全军开展“向文化进军”的运动，我被抽调出来，编入“文教(文化教员)连”。连长是个紫色脸膛的关西汉，叫蒯更山，粗短身材，满嘴暗红色的络缌胡子，毛毛拉拉，驼绒似的长得特厚实。喊口令爱拔高音，如同打雷，震得我们头皮发麻。
校领导为了体现对“文教连”的重视，我们竟进驻了“美国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一去不回，那洋楼显得十分安宁、空旷，墙上挂有大幅油画，一个个丰腴美艳的西洋女子，仿佛要从画上姗姗走来。
屋外绿树成荫，回廊曲折，花木扶疏，芳香扑鼻，喷泉，水池，还有裸体女人的白玉雕塑，一个又一个，或站或卧，或嗔或喜，逼真之极，冷不防会吓人一大跳。
蒯连长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把楼上楼下的盥洗室全部用宽木条钉死，不得使用。他亲自动手，在花园墙脚根挖一溜茅坑，来解决我们的排泄问题。他完全是为了爱护这个美丽的庭院，不多天，却变得臭气熏天，群“蝇”乱飞了。
我们化三个多月时间，突击学习“祁建华识字法”“常青写作法”，还有【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课程。为了开展学习竞赛，大办黑板报，蒯连长又把回廊的几面白粉墙，全都刷黑了，变成污七八糟一大片。
我是【人民前线】的通讯员，经常要开夜车写报道，怕影响别人休息，蒯连长让我住在连部的单间，与他床对床。
－次,有个“凤阳婆”来收衣服去浆洗，我把被子也交给了她。可是，晚上送回来，却发觉掉了包，缝被子里的新棉花变成了烂棉絮。我年轻气盛，与“凤阳婆”争吵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蒯连长急忙赶到，厉声喝住了我，向那“凤阳婆”一再赔礼道歉。事后，找我谈心说，他也知道，军需处统一发下的棉被，里面绝不可能装烂棉絮，肯定被那安徽老太掉换了。但，我们革命队伍有个规矩：当兵的与老百姓争吵，任你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总是当兵的不对，当兵的首先要认错，要检讨自己。因为军民关系大于天，群众影响压倒一切。
当夜，他把自己的新棉被跟我的烂絮被换了，一再嘱咐我，事情到此为止，只有你我两人知晓，对谁也不准说。这个冬天，蒯连长就裹了这床己经发臭的破棉絮度过的。他很固执，不肯换回来，也不愿与我合盖一条棉被。
想不到，蒯连长与我们分别后，不足半年，便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 执行抢决”。 他犯的罪即是破坏“军民关系”，造成了极其恶劣、难以挽还的“群众影响”。
那天，黎明时份，起床号还没吹响，突然警铃大作，愤怒的老百姓蜂涌而来，团团包围了军校。嘈杂的人群像海潮一样涌进大门，都在高声大叫：大家看哇，我们抓到了解放军“强奸犯”！
这强奸犯，即是五花大绑、被腾空架着的蒯更山。他军衣撕烂，露出条条楞楞的肌肉和肋骨，鲜血遍体，已被打得奄奄一息。
南京的夏天号称“火炉”，酷热异常，居民习惯于卸下大门，露宿屋外。尤其青年妇女仅穿短裤小褂，玉体横陈，极不雅观。蒯连长大概是途经窄巷，迂回在赤身露体的人群里，不知怎样一时性起，爬到一名少妇的门板上，强奸未遂，被当场擒拿。
此事确实严重，但是，尚不致于构成死罪。偏在此时，南京市正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位民主人士提出，都说南京是国民党老巢，蒋匪帮十恶不赦，可是，他们还不敢在大庭广众干出这样不要脸的事呢！南京军区司令更是气愤，拍案而起，“解放军”与“强奸犯”连在一起，如何得了！ 杀，杀无赦，斩立决！
全军参加公审大会，谁也不得缺席。我亲眼目赌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与我同住三个多月的壮年汉子，枪声一响，变成了丑陋的尸体。
这个夏天，我们海校还处决了一个人。 此人我不太熟悉，大家叫他“二巴”。 职务不高，资格很老，是井岗山时期的老红军。原来养战马，没有了战马，便烧锅炉。他的罪名是，在锅炉房打一小孔，偷窥女浴室。 罪不当死，军法处长只是想到自己的妻子、女儿精赤条条，一丝不挂，也被二巴看了个饱，心里不舒服，便把他的名字用红笔勾了。但，听说行刑队用了“开花弹”，炸得二巴血肉横飞， 军法处长又大发雷霆，摔了茶壶，说，对待一个老革命，哪能如此残忍！
“开花弹”便是普通子弹，弹尖在鞋底上使劲磨磨，打在身上，便不是一个洞，而是一朵“花”。
人生在世，阅历渐多。虽则“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但，看人枪决，和自身被“执行枪决”，完全不同，体验大不一样。
吾生有幸，在文化大革命中，体验了一次“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的切身感受， 而且体验得很充分，整整四个多小时，堪称“前无古人”。
那是在苏州远郊的玄墓山，迟浩田是该师部的副政委，负责整个苏州市的“支左”工作。文革后期，他即进驻【解放军报】社当主任，一路飚升，官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的。那是后话。
我被打成反革命，在那里办“学习班”，接受批斗。迟副政委找我谈话，慷慨激昂，最后以“死不悔改，死不作惜，死有余辜”三个“死”字作了结论，我便预感到前景不妙，小命难保。苏州两派武斗，刚刚死了好几百人，肃杀之气，笼罩在古城上空。玄墓山更成为重案要犯的集中营，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严刑拷打，审讯逼供，斥骂声、棒喝声、嚎叫声、哭泣声，夜以继日，不绝于耳。
天没大亮，我被造反派叫醒，四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铁扳着脸，站在我面前。
“要押我到哪里去？”我惴惴地问。
“我们执行迟副政委的命令，送到你该去的地方！”一名熊腰虎背的高个战士，轻蔑地瞟我一眼，拍拍手中的公文袋。
“哼，死到临头，还不知晓！”造反派在我身后悄悄地说。
我走在前面，荷枪实弹的战土押解在后，出了营区，命令我走上狭窄的羊肠小道。我听见了子弹上膛清晰的声响，感到阵阵凉气直透骨髓，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等待著扣动扳机，把我击毙。
头脑很清醒、很干净，己超越了恐惧。 渐渐地，太阳出来了，这是我一生最后的日出，分外的明亮，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使我双眸噙满泪水。穿越一方方农田、一座座草坡，绕行于河塘与野林之中，看见野兔奔突，田鼠逃窜，小鸟觅食，翠绿的蚱蜢竟蹦跳到我身上。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我真想多看看这个世界，多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走了四个多小时，未觉漫长，也不劳累。进了苏州城，把我关进一座戒备森严的水泥小屋里。下午二时，在市中心的察院场，全市召开对我的批斗大会。柳林、李执中等市委当权派，浩浩荡荡数十人作为陪斗。这是我这一生享受的最高待遇。
批斗结束，我未被执行枪决。据说，迟副政委这么安排，只为煞煞我的嚣张气焰。
好多年后，读到张贤亮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讲到一名十岁女孩兰兰，因错喊口号，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枪声一响，兰兰吓得大哭起来，家人奔去把她抱入怀中说，别怕，别怕，叔叔跟你闹着玩呢！
喔，我方始明白，原来当年的迟副政委也与小百姓闹着玩昵！
就是妳『春苗』那年代。
那个年代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