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 /黄启汉 (下)

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

黄启汉

（续上）

六、和谈前夕我在北平办的几件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欢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回南京之后，就在北平六国饭店住下来。承徐冰同志给我送来收录不少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干部必读”。我每天无事，就看书学习，有时也到王府井大街、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地方游览。看到市面安定，各行各业照常营业，物价平稳，不时传来锣鼓声、歌声，一片欢乐的气氛，同死气沉沉的南京对比起来，真是两个世界。

        这时，李宗仁三天两头，不是打长途电话来就是打电报来，询问有无开始和谈的消息，表现十分焦虑。我请示叶剑英同志后，在电话中告诉李宗仁，和谈是一定要谈的，但需要准备，请他安心等待，也要作好必要的准备。

        某日（大约是二月底，具体日子记不起了），傅作义请我吃晚饭。饭后，他出示由他的秘书起草的一封电稿，洋洋数千言，说明他在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情况，要我提点意见。我就说，我的一个总的感觉是电文太长了，似可压缩一些，只要态度明朗，其他可有可无的话，就少说或者不说，请他考虑。他坚决要我把电稿带回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我就把电稿带回来，第二天送给徐冰同志看。后来我不知徐冰同志怎样对傅作义提了意见，不久正式发表出来的傅作义通电就很简短。但我记得，有一次叶剑英同志亲自对我说，“你可以转告傅作义将军，他率领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为人民做了好事。至于他本人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完全有他的自由。我们从来都是对留者欢迎，对去者欢送，并保证给予种种便利。”我把叶剑英同志的话转告傅作义，他表现很感动，说，“我当然留下来，还去跟他们（指国民党）干什么。叶参谋长这样说很好。我就是怕他们（指国民党）说我被扣留了。”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因为我当时对党的政策也是不大了解的。之后，我还把这事，在电话中告诉了李宗仁。

        大约是三月初，李济深先生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等数十人，从东北来到了北平。我到北京饭店拜望了李济深，向他陈述带信到武汉见白崇禧的经过以及最近李宗仁谋求和谈的情况。李济深先生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你告诉德邻（即李宗仁）和健生（即白崇禧），要他们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句话很简单，却“一针见血”，非常重要。后来我把这话在长途电话中转告李宗仁，他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请任公（即李济深）多多从旁帮助。实际上，他还是在那里徘徊不定，下不了同帝国主义、蒋介石决裂的决心，也就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三月六日，陈劭先同志到六国饭店来访我，说有一位爱国人士王葆真先生最近在上海被捕，希望我转请李宗仁设法营救。陈并带来李济深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即电转李宗仁。原文如下：

        启汉兄：得沪电，王葆真先生（号卓山）在沪被捕。当德邻兄力主和平，解决国是，并释放政治犯以取信于国人之时，尚有此违反人民意志之行动，闻之不胜愤慨。望即电知德邻兄即饬上海军警机关迅予释放为荷。馀由劭先兄面详，顺候旅祺。李济深启。三月六日。

        原来李宗仁在登场当“代总统”时，就宣布过要释放全国政治犯，包括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在内，要恢复各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等措施。但事实上，一条也没有办到。我将李济深原函全文用急电转给李宗仁，并说明各方面对此事件非常重视，如不设法补救，将对和谈前途产生严重影响。李接电后，当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答复我，说已派人到上海去调查了解。后来，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和手续，不几天便使王葆真恢复了自由，此事遂告一段落（此处原书上有人注：王，上海解放，才出狱的，是陈铭枢几个人去接出来的）。与此同时，李在电话中告诉我，为了协调“政府”对“和谈”的步调，正在改组“行政院”，由何应钦继孙科出任院长，在南京主持政务；“立法院”也将在南京复会。他要我相机试探中共在这方面有什么反应。 三月中，我听说中共中央已从石家庄迁到北平，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也都来了，全城的革命气氛更为热烈。十九日晚上，周总理派齐燕铭同志到六国饭店来和我见面，对我在北平的生活关怀备至。齐对我透露，不日即将宣布定期举行正式和谈，并暗示我可以先对李宗仁打个招呼。次晨，我通过长途电话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又鉴于二月间孙科自作主张派彭昭贤、钟天心二人为和谈代表，不受欢迎，我建议李宗仁这次在宣布和谈代表人选前，应先征得中共的同意，以免临肘发生分歧，不好处理。李同意，并即时告诉我，和谈代表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站、李蒸等五人，张是首席代表等语。当天，我把代表名单抄送齐燕铭同志转报党中央，没有异议；后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才在何应钦主持的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和林彪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定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

        当天傍晚，李宗仁打电话给我，说拟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要我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我当即用电话向叶剑英同志请示，过一会就得到答复，说没有意见。过几天，中共也宣布增派聂荣臻为代表。

七、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

         四月一日下午二时许，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同来的除六个代表外，还有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到达）、顾问届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员共二十余人。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同志到机场欢迎。我也到机场迎接并为前来的代表一一介绍。张治中等到达六国饭店后，刚进房间坐下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同志马上到来，接着其他几位中共代表也都来了。双方代表随即进行初步个别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并设盛宴招待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全体人员。

        宴会后，我分别到由南京来的各代表房间拜望他们。我问张治中对和谈带有什么草案或腹案来吗？他对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知道他多次去过溪口见蒋介石，不可能不谈到这个问题，只是他不愿和我讲罢了。他倒是问起我，中共方面的态度怎么样，有所闻否？我说：“这方面，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那只是个原则，具体谈起来还有所商酌吧。”我说：“当然有，但总不会离开那八项的范围。”接着，张治中突然转了话题，说：“德公（即李宗仁）说你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的电报，都是经过这电台收发的，是吗?”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我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的。我们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报，就交给这电台发好了。”他进一步问：“电台设在什么地方？”我含糊地说：“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

        过后，我即将我和张治中谈话的情况向徐冰同志反映。次日凌晨二时许，有两位同志到我房间来把我从梦中叫醒。他们说，周副主席知道张治中对我追问电台的事，特派他们两人来和我商量，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对于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如此细致地考虑问题，使我非常感动。

        四月二日，双方代表继续进行个别交谈。周总理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

        晚上，周总理在六国饭店接见我，在座的有徐冰、王炳南，齐燕铭等同志。周总理先问我对南京代表团来和谈，有什么看法。我说，他们既同意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来谈的，照理，谈起来不应该有很大的困难，困难还是在将来实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周总理很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周总理继续说。“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周总理同意我回南京把这两个问题向李宗仁问个明白，并决定明天就乘代表团坐来的专机回去。原定于四月五日开始正式和谈的，也决定推迟了。

八、北平——南京——武汉

        三日上午，周总理又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周总理严正地指出：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的愿望，不顾中国共产党为防止内战的真诚努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给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和痛苦。现在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但南京来的代表团，却想对这八项原则讨价还价，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本来，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死党，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走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接着，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宗仁、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存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周总理进一步要我转告李，白几点具体意见：（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3）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周总理语重心长，为李、白指明了方向。他的话，我一一记在心头。周总理又跟叶剑英同志一样地对我说，首先欢迎我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使我感激涕零，永世难忘。我当即向他表示决心，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我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跟毛主席走。

        当天下午二时，我从北平乘飞机直飞南京。行前又承李济深先生和邵力子先生先后到六国饭店来看我。李济深要我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只要他见诸行动，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主席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至于白健生，无非想带兵，联合政府成立了，还怕没有兵带吗？到时，我们也支持他。邵力子对我说，他一向对和谈的看法，认定蒋介石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这对整个局面就可起推动作用。邵要我把他的这点意思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三日下午六时，我回到南京，住在傅厚岗六十九号李宗仁“官邸”，立即向李宗仁汇报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的情况。我详细地把周总理的话告诉他，也把李济深、邵力子两先生的话告诉他。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流露一丝微笑，对我问这问那。最后，他对我解释，张治中在代表团出发前还去溪口见蒋介石，那是张本人要去的，他并不同意，但碍于张的情面，又不好阻止其不去。至于对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问题，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接受，但确实有许多人反对“惩治战犯”这一条，主要还是蒋介石本人。所以他主张要蒋介石到国外去走走，不要留在溪口碍事。但蒋坚决不肯出国，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李答应对战犯问题当进一步表明态度，绝不使之影响和谈的进行。他要我吃过晚饭后去见何应钦，将一般的情况对何讲讲。同时他决定要我日内到汉口去向白崇禧详细汇报，并听取白的意见。接着，他叫人找他的秘书黄雪邨来，当面交代他起草一个电稿打给毛主席，再次表示“诚恳求和”的意思。那就是后来发表的卯阳电，原文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即张治中）请转润之先生（即毛主席）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侧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袵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这个电报，事前我未参加意见，事后知道完全是出于黄雪邨个人之笔。此人据说当过胡汉民的秘书，善于舞文弄墨，抗战前，经黄季陆（四川大学校长）介绍给李宗仁当秘书，长期替李宗仁写了不少官样文章，却暗中勾结国民党CC，是潜伏在李宗仁身旁的一个中统特务。所以一九四九年冬，李宗仁逃去美国后，一向在李身边工作的如李扬、何福荣等人都滞留在香港，而黄雪邨却大摇大摆到台湾当官去了。这是后话。

        三日晚上，我按照李宗仁的意思去见何应钦，告诉他代表团到北平后的一般情况。他问我，北平方面对他出任行政院长有些什么议论？我说：“我未听到有什么不好的评论，依我观察，大多数人认为你总比孙科更能与德公合作，促进和谈，北平方面也有同样看法。”他听了，很高兴，表示一定全力支持李宗仁搞好和谈。实际上，在关键时刻碰到的重大问题上，他还是听从蒋，不听从李的。何应钦和我谈话未完，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来了。他来向何汇报最近南京发生的镇压学生游行事件。原来四月一日，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和职工一万余人，举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游行，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切实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搞真和平，不搞假和平。这本来是正当的行动，据说在游行中并未发生事故。岂料游行结束后，南京戏剧专门学校的同学乘校车返回学校时，中途竟被国民党军官总队和其他特务分子拦截毒打，造成学生死伤多人，还抓去几个剧专师生。这显然是南京当局有意镇压学生运动，证明他们和谈是假，备战是真。何应钦装腔作势，吩咐张耀明对这事件要作好善后处理，要释放被捕学生，对死者伤者，分别给予抚恤和医治。

        我从何应钦那里告辞出来，一路上想，正当和谈代表去北平开始谈判的时候，南京居然发生这种流血事件，实出意料之外。此事，李宗仁对我一句不提，讳奠如深，报纸上也不透露，要不是我在何应钦这里碰上张耀明，还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回事哩。

        四日上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李在会客室单独接见他，谈了许久。随后，李宗仁派人找我进去同傅泾波见面。这是我第二次见傅泾波。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秋我刚从美国回来，去北平看李宗仁的时候，那时李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有一天，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李就介绍我和傅认识，但只作一般的交谈。这一回，李宗仁当着傅泾波面对我说，“傅先生想今天请你到大使馆吃晚饭，因为司徒雷登大使想和你见见面。”我事前没有思想准备，被李这一说，顿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傅泾波见我犹豫不决，他就补充说：“司徒雷登大使很想见见你，但他不便到代总统这里来，以免引起外间误会，所以就由我约你吃饭，借此会面。”我沉思了一会，便说：“吃饭，可不必了，因为我已另有约会。饭后，晚上八时左右，我到大使馆来一趟就是了。”李宗仁对傅泾波说：“那就这样吧。请你回复大使。”傅走后，我估计有关和谈的情况，李宗仁要讲的，必定都对傅泾波讲过了。我问李：“要我去见司徒雷登，讲些什么呢？”李说；“你就随便讲些一般情况，应付一下吧。”我还猜不透为什么司徒雷登要和我见面，李宗仁事前不和我讲，就当着傅泾波的面答应要我去，使我进退两难。既答应了，当晚，我就如约坐着李宗仁本人常坐的那一辆黑色美制别克牌轿车去美国大使馆。守卫大使馆门口的两个美国兵，问也不问一声就让我的车子开到一间会客室的阶前。开车的司机，好象很熟悉这个地方，似乎来过多次了。傅泾波从会客室里走出来接我，司徒雷登则在会客室里等着。他能讲一口相当流利的国语，一见到我就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但灯光下他面色苍白，无笑容，看上去好象有点不舒服的样子。他先讲了一些客套话，继问我，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他，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政治气氛，社会秩序都很好，学校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从来没有这样的欢欣。他又以婉转的口吻问我对这次和谈前途的看法。我说，南京和谈代表刚到北平，尚未开始正式谈判，谈成与否，现在要想作准确的判断还为时过早。此时我只能说和谈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困难，因为这是个大问题，相当复杂。我反问他的看法。他说，他不知道内情，更难推测。他表示美国在这次国共和谈问题上不插手参预，但希望能看到经过双方努力，谈出一个结果来．最后，他还问及我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在美国那间大学念书等情况，我略为告之，随即告辞。

        五日上午，我从南京乘飞机去汉口见白崇禧。我把我在南京向李宗仁汇报的情况，重复向白叙述一遍，特别强调周总理说的几点，请他认真考虑。他对于将桂系军队防线退到汉口北面的花园以南，表示完全同意；但对于要他让出安庆这个问题，表示疑难。他引我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指给我看，说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 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方便之门。我说，长江那样长， 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后来，他说：“这样吧，现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四十六军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部队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接着他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我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已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我继续说：“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共产党绝不答应。”

        正当白崇禧和我谈话的时候，阎锡山从南京打长途电话来给他，谎称山西形势还好，太原坚守，可万无一失。阎也问白武汉情况，白答目前平静无大战。白问阎，太原兵工厂是否继续生产？阎说继续生产炮弹，但经费奇缺，目前迫切需要银元一百万元，希望白设法接济，他可以炮弹供应武汉。白答应他，待向李代总统商量后再说。他俩通完电话之后，我即对白说，据我在北平得知，阎锡山在山西的处境十分不妙，太原、大同、榆林都在被包围中，他这次到南京，可能是逃出来的，千万不要受骗上当。白默然沉思不作答。过一会，他问：“李任公（即李济深）怎么样？他能不能到武汉来？”我说：“我们的态度还不明朗，他不大可能来。他希望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决心独立行动，和人民靠拢。”我向白建议，不管现在北平进行的和谈，商定什么样的和平协议，一经宣布，武汉方面应首先表示拥护。白说：“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从白的这些谈话中，我看出他态度暧昧，居心叵测。

        六日，《新湖北日报》社长廖行健来见我，问我对和谈的看法。我对廖说：“和谈的前途是乐观的，但和平不是苟且偷安，必须为国家民族作更长远的打算；和平也不是划区而治，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作全面的改造。所以谈起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后来，廖行健把我这段话在该报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版发表，并送给上海《大公报》同一天发表。

九、白崇禧与李宗仁在南京的密谈

        我在汉口的几天里，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当时守备武汉外围的是桂系部队第三兵团张淦，所属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海军三个师，是桂系部队硕果仅存的“精华”。桂系的另一部队第十兵团徐启明，所辖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五十六军军长马拔萃，多系新兵，驻江西南昌、九江一带。 

        七日上午，白崇禧去巡视汉口城防工事，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同他一起去走走。我答应去，想借此机会看看他的城防工事到底如何。我虽然不懂军事，也不妨看个概貌。但后来他又变卦，叫我不要去。他说：“看你有点感冒的样子，还是不要去吧。”午饭后，我利用午休前时间，故意问白崇禧：“城防工事怎么样？能抵挡得住吗？”他皱起眉头，半晌才说：“靠不住，靠不住。”我又问他关于安庆的问题。他说，已电调刘汝明部去安庆和桂军换防，但还未见刘部行动。我乘机进一步对他说：“最好把我们的部队（指桂系的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他沉思一会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的。”

        八日，忽接刘仲容从南京打来电话，白叫我接听。刘在电话中说，他前天从北平回到南京。我想他一定是毛主席、周总理要他回来的。同来的还有朱蕴山同志和另外一位先生（姓名我想不起了）。他们已在南京见到了李宗仁，但主要的还是想到汉口来见白崇禧。我当即问白意见怎样？他说：“叫他们莫要到汉口来了，明天我们去南京见面。”

        九日上午，白崇禧和我以及几个随从人员乘飞机到南京，在机场上受到夏威、李品仙（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先来南京）、邱昌渭、韦永成、程思远等人的欢迎。我先跟他们一起到大悲巷“白公馆”坐了一会，随即到傅厚岗“李公馆”住下。李宗仁问我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结果。关键在这一次白和夏威、李品仙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地谈一谈。我提醒李，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不能犹豫不定了。我请他特别注意，要马上解决调一师桂军来南京保卫的问题，因为我当时寄希望于李多于对白。我想到周总理的指示，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南京，那么，调一师桂系部队来保卫李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当天下午，夏威和李品仙来见李宗仁，李叫我把在北平联系和谈情况，对他们两人详细地讲一讲。过后，夏威在我面前没有什么表示，李品仙却恶狠狠地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我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好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李品仙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我告辞了。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四人在小会客室里关起门来密谈至深夜。他们不叫我参加，可能是对我有点不信任了。中途还有什么其他人参加，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问李宗仁昨夜商量得怎么样？他表现情绪很不好，冷冷地答我：“没有怎么样。”我再问关于调一师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他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一会，他又愤愤不平地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从他的语气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即李、白之间）意见很不一致。过后，我听说那天晚上，主要是白崇禧讲的多，而且有许多话是抱怨李宗仁当空头代总统，不管用。他们讨论了怎样进一步逼蒋介石交权的问题，因为蒋介石名为引退，实际上是在溪口指挥一切，李、白都甚恼火，但又拿不出一点具体的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

        十日，我在白崇禧家见到朱蕴老和刘仲容同志，知道他们此来主要是要做白的工作。后来，他们多次和白谈话。有一次刘仲容还和白借名游玄武湖，在游艇上从容谈了半天，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也不考虑桂系单独行动的问题了，口口声声要“全面和谈”、“全面和平”。十二日，刘仲容和朱蕴老等乘飞机回北平。之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一度酝酿公推于右任和加派邱昌渭、韦永成还有其他几个人（姓名我记不起了）作为非正式代表再去北平活动，李宗仁并且叫我作陪他们去的准备。他们（李、白、何等人）以为可以在和谈中漫天讨价，虚与周旋，拖延时间，待长江水涨，就有渡过危机的希望。他们万想不到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北平半个月内，就根据毛主席、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于四月十六日由黄绍竑和屈武带回南京，限期四月二十日以前签字接受。

十、黄绍竑带回“和平协定”之后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和屈武由北平飞回南京，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夏威、李品仙及一大帮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到机场欢迎，程思远和我也去了。我们把黄绍竑接到李宗仁“官邸”。接着白崇禧、夏威等人也来了。李宗仁和一帮桂系头目，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黄绍竑，等待他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来，先睹为快。黄绍竑先作一番说明。他说在北平谈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尽了最大努力，经过激烈的争论，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争得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他举例说，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中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一切战犯如能认清是非，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准予取消战犯罪名，得到宽大待遇。这既坚持了原则，又灵活运用，区别对待，比较合情合理。他又举关于改编军队问题为例，商定由双方派出人员组成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两个阶段进行整理改编军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中国共产党负责保证南京政府得派代表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保证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包括南京政府方面的若干人士。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各院、部、会，仍暂行使职权。黄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黄绍竑提醒大家，我们（指国民党）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一九二五年时的地位，也不同于一九三七年时的地位了，大势如此，谁能改变？白崇禧一面听黄的讲话，一面翻阅黄带来的“国内和平协定”。他看完之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象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他站起来向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

        随后，李宗仁、何应钦一连两天在“总统府”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国内和平协定”的问题，并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与此同时，李宗仁又连续两晚邀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等桂系头目开秘密会议。他没有叫我参加这些会议，可能是已对我不大信任了。我也不在乎此。我断定李宗仁不会签字接受，也不可能自己作主。果然，到二十日那天，南京正式宣布拒绝了。

        晚上，傅厚岗六十九号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人上门来了。李宗仁告诉我，他准备于明天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问他此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干什么？他说，他要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同共产党作战到底。我说：“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呀？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他说：“我不怕得罪共产党。”我说：“这不是怕得罪或不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好象在舞台上刚扮演一个白脸，现在马上又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我的确是从维护他的感情出发而力劝他的。他默不作声。我又说。“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指何应钦）或白健公（指白崇禧）去讲，而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当时，李妻郭德洁在旁，她插了一句：“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李宗仁还是不吭声，他似有所动了。

        二十一日凌晨，李宗仁派人唤醒我去见他，他要我陪郭德洁先到桂林去。但我已打定主意投靠人民，不再跟他走了。我推说我的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我准备到上海后，相机飞去香港或潜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李就说：“好吧。我明天坐老蒋派来的专机去杭州见他，你可以跟我去杭州，再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甘介侯也一起同你去上海。”我说：“好。”郭德洁遂改由黄雪邨陪她于当天上午飞桂林。这时，南京已隐约听到大炮声，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了。午后，韦永成匆匆忙忙地来找我。他说：“德公不敢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同你找健公（白崇禧）去，我们应该接受局部和平，能保住武汉和广西也好。”我说：“健公态度很坏，去讲也没有用。”韦说：“去作最后试一试嘛。”于是我们两人坐车到大悲巷“白公馆”去，但白崇禧已外出，我们坐等了许久，还不见他回来。韦永成因他的妻子蒋华秀在家等着，急于要收拾行装，我们白跑一趟，只好各自回去了。

        二十二日上午，我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去杭州，程思远、甘介侯同行。同机去杭州的还有何应钦、张群等人。何应钦一见到李宗仁就说：“江阴要塞昨天晚上已经完了。”李宗仁愕然问道：“怎么?不是说至少可以守住三个月吗？”何答：“天晓得！要塞的炮一声不响。”李宗仁心里明白，不再作声。飞机上，几个“将军”面面相觑，默默无言。中午，到达杭州。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张群被吴忠信、吴国桢和王世杰等人接去航空学校见蒋介石，我和程思远、甘介侯三人则被蒋经国、俞济时邀去西湖边的“楼外楼”共进午餐。席间大家心头沉重，面对丰盛味美的鲜鱼，亦觉索然无味。饭后，我和甘介侯被送到一间宾馆去休息，等候搭乘火车去上海。我就这样同李宗仁、白崇禧不告而别了。

        当天下午三时，我和甘介侯搭上去上海的火车，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各有所思。我猜不透甘介侯去上海干什么，问他也不讲。到上海后，我们同到法租界霞飞路（即淮海中路）1108号黄绍竑家暂住。入夜，上海依然是酒绿灯红，纸醉金迷；另一面，广大的工人和学生，在积极准备。九时左右，李宗仁从南京打长途电话来给甘介侯，甘正在洗澡，乃由我接听。李在电话中说，他已飞回南京，明天飞广州（后来他中途改飞桂林）。李要我转告甘介侯，他在杭州已得蒋介石同意，批给甘介侯美金四万元，作为他去华盛顿请求美援的旅费，叫甘在上海直接去找中央银行刘攻芸要就行了。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甘介侯鬼鬼祟祟地到上海来就是为了要去“白宫哭师”。可是到了这时候，任何力量也挽救不了蒋桂的覆灭，甘介侯骗取了四万美元，只作为他的流亡和埋葬费而已！

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五月初，我在上海让广西驻京办事处秘书叶为任冒名顶替我的名字向立法院上海办事处领取去广州的飞机票，以避蒋特务耳目。某日，我偶然遇到在中央银行业务局工作的白怀民，他告诉我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大洋四百万元，因为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这是蒋桂分赃争夺国家人民财富的又一罪证（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十月我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先生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证实确有其事。他并说，虽然他不知道确切数目，但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去香港准备去美国的时候，白曾托他代问陈济棠的哥哥陈维舟，有无办法帮他把黄金运进香港。陈答少量可以，大量不行）。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我和邵力子先生联络留在上海、南京各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五十余人通电声明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从此走向新生。

原载《广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