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时光
二野，居于南美，正宗华人也。
正文
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
吴思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让步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3、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五、党国之后
孙中山借鉴苏俄建立了党国制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制度并维持至今。党国制度可以视为帝国制度的一个过渡性变体，这种新制度一直在环境和自身的演变中努力适应并寻找稳定状态。讨论这个变体的由来、使命、地位和命运，不能不从源远流长的帝国制度说起。
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迄今为止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利害主体，在利害计算中合作和争夺的历史。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影响和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 。《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 ，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实体，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较小实体。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实体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 。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导致第一帝国灭亡的社会基本关系的失衡，即暴力赋敛集团对福利生产集团的过度侵害，也是此后多数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 ，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 ，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 ，并且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选择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小农的行为特征，管仲在“牧民”篇中表述统治原则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之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无论叫什么名字，在帝国制度中，它终究是一个暴力-财政实体稳定存在所必须提供的。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也暴力统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兵家权威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在王道式的手段好用也够用时，自然可以用王道；感到王道妨碍了自身利益的时候，不妨公开或私下行霸道。选择权毕竟在统治集团手里。更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但这种愿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观能力的双重限制。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利益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像皇帝自称的那样，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皇帝作为天道的大股东兼最高代理人，要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国，维护帝国的秩序，而这些部门和地方衙门都有不同于甚至对立于帝国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 ，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瞒手段谋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卖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从利害关系上说则是难以指望的，因为徇私卖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级监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仅无权监督，还被阻挡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
帝国不得不承担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豪门大族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到帝国警觉的限制。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 。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努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作为帝国制度基础的农耕技术和小农经济，是比采集和狩猎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许多进步，出现了新的作物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不过，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终究有自己的极限。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像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国通过更过分的搜刮聚集力量进行镇压，因而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各暴力集团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便用这种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帝国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胀的人口时都显得束手无策。这是儒家视野之外的问题，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里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过程未能在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
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 ，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于是，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虽然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暴力-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 ，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 。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 ，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在帝国的士阶层的外围，产生了最初的革命思想。这些新思想将引导帝国中的各种社会集团理解和应对千古未见的变局。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他们进则为官僚，退则为教师或缙绅地主。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汉儒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则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尊贵的地位授予皇权，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这是儒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交易。不过，在实行中，最高统治者一直坚持“王霸道杂”、阳儒阴法的统治策略，经常不顾儒家规定地横行霸道以逞私欲。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也一直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追求代理人的私利。儒家描绘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表达了一种理想和愿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此它始终不能摆脱对皇权的依附。
儒家体系自身是一个松散的多派别的混合体。在儒家执政集团中，从来都不缺少围绕政见和利益之争而形成的党派。东汉党锢所涉及的党人和闹学潮的太学生们，北宋的元祐党人，明末的东林党人，都是以政见结党中的著名者。党人们慷慨悲歌，以天下为己任，道德水准冠绝一时。以特殊利益结党更加常见，譬如历代都难免的同乡同门同年等帮派。帝国一向推行党禁政策，抑制党争和派别之争，维护当政者的思想垄断地位。
2、解释变局的努力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基本处于与其他强势文明隔绝的状态，在自身封闭的循环发展中并未遭遇儒家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的局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凭借工业技术成就缩短了地理距离，帝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帝国文治武功的比较优势忽然消失，中华文明的自负也连连遭受打击。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儒家集团的最初解说仍建立在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基础上。尽管对手显示了全方位的优势，依然被士大夫们划入夷狄的范畴，认为西方不过在奇技淫巧方面拥有局部优势。魏源第一个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情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 ，修铁路、开煤矿、设立电报局、建立海军，追求国防和工业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对西学的掌握也提上了日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批了解西学的儒生和官员出现在士阶层的边缘。随后的新政运动也渐渐培育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集团 。但帝国的本体结构拒绝任何改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凸显了上述解释和对策的不足。帝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本体遭到置疑。康有为依据儒家经典，用儒家的概念体系对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作出了隐藏着西学影响的全新解释。在他的解说中，世界历史呈现为进化的三个阶段，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政治制度分别为君主专制、君民共治和民主制度。中国一直在追求小康的升平世，欧美则进入了升平世。中国理想的发展道路，是通过君主立宪（君民共治）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奔向太平世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利用儒家语言对历史和现实做出的革命性解释如同一场大地震，儒家天命辅德、治乱循环的世界观动摇了，为帝国制度辩护了两千年的儒家体系分裂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显示了上述解释的缺陷：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此后，中国的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强学会之外，各地的士阶层中又诞生了数以百计的学会，苦苦地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进化论、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将所有罪恶归结到腐败的统治集团头上，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就“王纲解纽”之势，帝国的文武官员纷纷叛变。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解体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新旧问题和对问题的混乱解释，几乎每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同时又有外国列强等新势力介入。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在这种形势下，三民主义的解释力和可行性出现了危机。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对远离自身生活的国家级民主制度缺乏支付意愿，即便实行投票选举，大范围的弃权现象也在所难免 。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仍是一个弱小的边缘性集团，影响社会的能力甚小。在一个民众无从也无意选举并更换自己的代表的社会，议会变成了多余的新衙门，议员变成了不难收买的新官员。更何况，要解决传统的打天下问题，就难免采用决策效率高的军事独裁制度，也难免以民族权利交换外国的援助，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因而有迂阔之嫌。在解决传统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问题的时候，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价增殖部分归公——更显得遥远空洞，甚至不知所云。
中国需要一个比三民主义更深入的理论，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甚远。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即根据礼法等级进行剩余产品的征集和分配，刑罚和暴力威慑下的横征暴敛，帝国官吏对农民、工匠和平民地主的敲诈勒索，这套正式规则和潜规则体系，与作为《资本论》论述起点的市场交换关系也截然不同。
在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特别是资本拥有者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通过这种途径，福利生产集团确实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那些权利残缺的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虽然对暴力赋敛集团的决策有间接性的影响，但最终决定秩序的毕竟是暴力赋敛集团，是暴力赋敛集团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而不是福利生产集团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
总之，在帝国制度下，集团暴力支配了生产要素，确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不过，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某种经过严格证明的学说，而是替代儒家学说描绘自身和环境并拿出应对之策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看到了一幅远比进化论和三民主义严谨精确的世界历史图景，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性命攸关的关系，不能不寻求视野开阔的世界观。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不能不寻求视野深远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天朝上邦，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自信自负和自我定位，被西方文明比下去了。无论多么难以接受，多么不愿意正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本国落后的现实。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套用马列主义理论给出的自我定位，在人类历史演进的五个阶段上，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落后挨打的耻辱和不甘，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抗拒坠落、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大牵引力。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这种张力已经表现为民生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避开资本主义贫富悬殊弊病、一举进入理想社会的幻想。
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迅速发展生产力，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只要有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落后民族就有机会在人类历史进步的舞台上扮演特别重要的领路角色。在这个理论里，落后可以转化为获得民族荣耀的巨大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革命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身的理论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发起人和参加者可以分配到最大的权力和最好的命运，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次，在人数上占据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中受益，人类将进入无剥削无压迫的大同世界，那里物质极大地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被裹藏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外衣之中，被描绘为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裹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无上，代天理民；儒生是官僚集团的主体，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供养君子，保卫天道秩序，享受皇帝恩赐的太平盛世。与自命为科学真理的历史规律一样，天道也必须通过长期的书本学习才能掌握，两者都是承载了真理和正义的可以评分考试的知识体系，两种意识形态的掌握者也都肩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然而，无论如何，马列主义对政权力量的重视，确实符合“晚发外生型”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利用农业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组织推进工业化，必然要求一个追求工业化目标的强政府，要求这个政府廉洁高效、税收适度，同时制订并实施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使资源配置向工业化的方向倾斜，并且提供适宜的法律，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无论打出什么色彩的意识形态旗号，要把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强政府都是必要条件之一。马列主义强调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则是创造这个条件的传统手段和难以替代的方式。
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役下。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多，资产阶级更小得不相称。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争取合法的结社权，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专制暴力的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2.05亿人） ，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工人和城市不过是大海中的几座岛屿。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这是一片见识过数十个帝国生老病死的帝国废墟，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可供共产党选择的合理策略好比“自古华山一条路”。无论马列主义怎么说，几个主要社会集团的现实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反复验证的成功策略：组织一个暴力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吃大户，发动农民战争，或者武装割据，或者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历代专制政权都宣称自己是真理和正义的惟一代表，面对民间反对力量的挑战，无论是非曲直一概镇压下去再说，毫无建立谈判妥协的共同决策机制的余地。在这种情势之下的反对者，只剩下“成者王侯败者贼”这两种选择，双方迅速进入暴力冲突状态，最后是胜者全胜、败者全败，独裁专制体制却始终完整无损。在这样的对手和传统之中，武装斗争自然就成了惟一可行的道路。马列主义对暴力革命的主张与中国打天下的传统方式一拍即合，差别在于：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打天下。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价甚低。马克思认为，农民总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则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中国农民所梦想的，确实是一个桃花源般的自耕农世界，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平均太平。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他们无力代表自己，一定要依靠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作为政治代表，小农的政治影响就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这个支配一切的行政权力又必定在小农养虎遗患、以弱肉供强食的退让策略下恶变为癌，毁掉寄主和自身。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阶级显然不是革命的力量。但是，依靠无产阶级在城市搞武装暴动的马列主义正统策略，已经被中国专制政府的屠刀淘汰出局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念过六年私塾，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又上过六年新式学校，学到了许多西学知识。他的经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深入的钻研，都赋予了他修改马列主义的优势。毛泽东用马列主义的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力量基础、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透了一种现实，即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属于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实。毛泽东凸显甚至神化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 ，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实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多数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把强大的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呈现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毛泽东为农民的利益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大声疾呼，掩盖了共产党在掌权之后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理想赶尽杀绝的轻蔑和仇视，回避了强行剥夺农民以建立新型官营工业体系的计划。
这些凸显和遗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缺乏真诚，也许恰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太坚定了，他们太急于抓住一种可以解释现实并且为中华民族指明出路的理论体系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讨论辩驳和实践检验，但是中国陷入的全面危机却容不得这份从容。此外，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利益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以实现其伟大的社会改造理想，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和现实，是因为共产党也沉溺于暴力，也要依靠专政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的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不能继续以弱肉供强食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政府的税收政策无论多么严酷，通常也只能以财产的增量部分为征税对象，不能轻易杀鸡取蛋。但是造反者可以夺取社会上的存量财富，既取蛋又杀鸡——在壮大自身的同时还可以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获得合法拥有权而战，为不遭报复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却不断与帝国争夺人力资源和剩余产品，不断通过土地兼并削弱小农交纳赋税的能力。同时，特别强大的地主势力还可以构成对帝国的威胁。但是地主阶级又与帝国的官僚代理集团纠缠在一起，发展出耕读传家的生存策略，帝国很难对地主阶级痛下杀手。国民党军政独裁政权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依然如此。地主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 ，并且在福建和重庆郊区进行过以和平赎买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试验，但是没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推行。国民党政府在江浙一带为土改做准备的土地整理（调查测量登记）工作，因地主阶级的抵制以及官僚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29年到1937年屡屡搁浅，连一个头也没有开好。到台湾后，国民党领导的和平土改成功，地主阶级的大量资金和经营人才转到工业领域，推进了台湾工业化的进行。
以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但是这种论述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利益要求，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主张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这套政策描绘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背景，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挑挑拣拣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毛泽东思想如同儒家体系和宗教体系那样，不仅分配物质利益，规定道德和正义的标准，还分配伟大、不朽和人生的意义，分配那些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圣之物。毛泽东描绘的前景吸引了穷苦的劳动人民，也吸引了无数对现实不满的仁人志士。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坚韧勇敢，其规模和强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
2、新民主主义
贴标签并不能真正改变事物的性质。毛泽东用马列主义语言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贴好了标签，说服或强迫人们认可了这套标签，但并没有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卷缩在帝国废墟的角落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内容，不过是一个用“历史规律”代替了“天道”的知识分子团体，用新说法和老办法纠集农民打天下的新版老故事。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在工业化列强环伺和群雄逐鹿的环境中，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试图重新站立起来。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而这种制度框架早已被废墟上的现实力量及其屡试不爽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注定了。
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按照马克思对小农的政治影响的论述，那将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 。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国家至上和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格局不但原封不动地得到保存，还要得到扩张和强化。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不允许它获得“主义”的地位。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 。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儒家官僚改称共产党“干部”，官营企业改称“全民所有制企业”，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取代了儒家学说，其他因素并无实质性变化。
“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将历代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合并为一。中国的主要王朝都是暴力集团首领建立的，他们多为大老粗，号称得“天命”，立法统，然后雇佣儒生，由儒家意识形态执政集团当“真命天子”的代理人，按照儒家描绘的秩序“行天道”。“法统”靠血缘关系传递，“道统”则以知识考核的方式确认传递成功。
“党天下”本身就是由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创建的，党的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或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枪杆子的最高指挥者。双重身份的统一，造成了一种类似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这种体制迫使每一代接班人将自己打扮为圣人和理论大师，同时又要求他建立一支效忠个人的军队。这双重任务的极高难度注定了最高领袖的终身制或垂帘听政式的变相终身制。
满清的“家天下”垮台后，法统不再靠血缘关系传递了，合法性的来源被公认为人民授权。中国社会接受了这种来自西方的观念，袁世凯时期就有议会，蒋介石时期也有国民代表大会。尽管清朝之后所有的中国政权仍是暴力集团的囊中物，却不得不在形式上冒充是人民授予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公开反对民主的智慧和勇气，它所效法的苏联极权制度，在名义上也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制度。为了争取人心，中国共产党甚至特别卖力地挥舞民主的旗帜，指责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宪法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过又用一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的地位偷偷摸摸地排在了人民之上 。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的真实传承方式，在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早期，采取了类似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投票选举教皇的方式，在后期则采取了本土佛家宗派指定接班人继承衣钵的方式。这是东西方两种道统的传承方式。如何将这种不容平民插手的道统传承，装扮成一个由人民授权的法统传承过程，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难题。这个难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人心控制的深度和统治成本的高低。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由单一社会集团的意志而不是由多数决定的民主规则所支配的制度。这里的工人阶级已经像获得“天命”一样被预定为领导阶级，“人民民主”则被预先限制在领导阶级认可的范围之内。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共产党更进一步，对代表其它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达到了人事、财政、组织规模和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控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譬如在涉及四亿农民身家性命的土地归公问题上，农民也确实没有掌握自身命运或表达自己意愿的合法权利，尽管农民手中的选票比工人阶级多得多。
再进一步说，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通过先锋队共产党进行的。正如毛泽东把以皇帝为首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样，共产党统治集团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建立在比阶级划分的依据更深刻的根基之上的利益集团，非要把自己降格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其实，这个工人阶级只是共产党创建并管理的官营工业中受支配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表现算先进还算落后，标准完全由党的领导干部确定。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格，以及先锋队中的代表资格，都是共产党领导集团规定并赐予的，并不是工人阶级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选举的。事实上，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都大量赐予了占据各级领导位置的党政军官僚，此外就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各个领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统一思想布置任务的动员大会性质。代表们的荣辱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上级领导的控制之下。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代表，所代表的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即便是以这种代表为主体召集的大会，代表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大会议程和大会发言是由大会主席团安排的，而主席团的成员与最高领导集团又是一致的。
在名义上，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采用民主程序确定党的任务，选举行使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自从毛泽东将道统与法统合于一身，欧洲式的教皇选举制度作废之后，代表的名义权利便在技术上作废了。从中共七大到八大，中间间隔将近十年。从八大到九大，间隔又超过十年。十年或五年一开的代表大会显然无法履行名义上拥有的最高权力，一年一开的庞大的中央委员会在休会期间也只能将自己的权力赋予政治局代理。于是，一切名义上属于无产阶级的权力，便通过上述多处断裂的逻辑链合法地集中在政治局的几个常委手里，特别集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手里。考虑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承认领袖人物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熟悉历史发展规律，这种极度的个人独裁在马列主义的逻辑中确实也可以讲通。
经过这样一番从上到下的筛选控制，党的最高领袖就在民主的名义下获得了难以制约的绝对权力，道统也披上了人民授权的伪装。
如同历代帝国一样，共产党尊崇的漂亮的仁义道德或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与技术性的实施细节之间，呈现出众多的南辕北辙的对立。在每一道程序和技术细节之中，都难以找到平民的权利，只能看到上层对下层的严密的利害控制，看到庞大的权力机器对分散的个人的压制。在共产党内部，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约束下，领导核心的任何指令在向下贯彻的途中都很少遭遇公开抵抗，哪怕是与帝王选妃相似的指令。而对上的监督和制约却重重险阻，反党反革命的罪名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指控者和判决者最终竟可以是同一个人。在共产党之外，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庞大而陌生的国家机器前，在压倒一切的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面前，更显得渺小无力。这样的力量对比，已经注定了民主的空洞和专制的强大。真实的力量对比造就了无所不在的“潜规则”，这种阴暗的传统曾经导致一个又一个王朝崩溃。
最后，也是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最高领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决拒绝军队国家化，不容许人大及其任命的政府控制合法暴力。这是共产党保持“王霸道杂”的选择权的必需，也是共产党统治集团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本质相同的证明。
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一个和帝国一样头重脚轻、上下失衡的秩序，稳定性却不如帝国。帝国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得力于小农经济的稳定，以及统治集团对小农经济最佳生存条件的准确把握，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共产党对迅速工业化的追求容不得这段时间。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给了他们一种自负，似乎他们可以准确地判断什么对社会发展有利，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适当速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发展条件的理解安排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也可以根据对历史发展利弊的计算宣布这个阶段结束。权力在他们手里。
当毛泽东发现农村中出现了新富农的时候，他对新民主主义秩序向社会主义集体农业过渡的成本和风险估计加大了。再加上粮食紧张，国家需要控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而合作化能为统购统销提供方便，早日完成合作化的收益也增加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个体农民的寿命就结束了。当农村合作化进展顺利的时候，毛泽东深受鼓舞，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难度的估计便降低了，同时经济已经恢复，失业问题已经减轻，工商资本家的作用也不那么要紧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承诺就提前作废了。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不能稳定存在，是因为它多变的上层统治集团与多变的下层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在上层统治集团强大而自信的时候，稍微左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腐败堕落的老路。在下层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的时候，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颠覆性局面：民主的要求风起云涌，镇压的成本越来越高，独裁统治越来越难以维持——直到有一天，在独裁者的感觉中，维持独裁统治已经得不偿失，独裁的代价超过了接受民主的代价为止。
在新民主主义秩序被毛泽东“跨越”将近三十年后，这种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经济在党国的笼子里发展的制度设计，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折腾了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满身创伤地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任务，同时也闹不下去了。统治集团带领中国摔了许多大跟头，积累了许多经验，它要悔过重来，换一块牌子重建三十年前的制度。然而，三十年前领导中国奔向社会主义的真诚和自信却难以重建，被党国专制的官僚体制腐蚀了的廉洁高效也难以重建 ，人民对共产党及其理论的信任已经被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破坏了。与上层统治集团丧失了灵魂和自信相反，民间的力量却像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那样发生了历史性变动。一些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自信的社会集团企图冲破牢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失去了对高级阶段的信仰的初级阶段。共产党成为一个失去“道”的道统继承人，沦落为既得利益的保卫者。共产党的道统是在世界范围内衰落的，因为共产党的试验在世界范围内碰壁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能够领导一个“晚发外生型社会”完成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却不能建立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真正的现代化社会。无论是帝国还是党国的官营经济和官僚体制，都不能提供这种活力 。
3、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消灭帝国的专制制度，更没有改变被它推翻的国民党的党国专制制度。它只是用新的名义、新的目标和新的形式代替了旧的。由于力量强大，理论完整，它甚至扩张了帝国和党国的控制领域，控制了前任深入不足的农村。
但是共产党又有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企图利用帝国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意识形态性的利益集团要根据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工业化社会，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领先跨入人间天堂。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极权制度在更加极权的方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掌握了帝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劝说力量，领导着一个纪律严明的高效率的官僚行政体系。一切条件似乎都处于最佳状态。
凭借强大的专政威慑和宣传劝说能力，共产党诱导并迫使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集体，诱导并迫使资本家把自己的产权和控制权交给政府。对于拥有全面优势的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难事。所有制之类的经济制度本来就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利益安排，现在合法暴力决心改变这种安排，又拥有严密的动员和行政体系，在毛泽东及其助手的巧妙领导下，所谓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的工夫就顺利完成了。城市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按照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已经建立了傲视全球的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一个目标，就是利用这种优势，把生产力提高到欧美国家的水平。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马列主义设计的企业形式，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创造。人民公社是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在国家任命的公社干部的行政指挥下运行。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有巨大的优越性，“工农商学兵相结合，便于管理，”“便于过渡。”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的思路一样，毛泽东也是从统治集团的管理成本最低，统治集团政治目标实现的阻力最小的角度选择经济制度的。
从控制生产要素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并不存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源远流长的官营企业。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过是被层层行政权力及其任命的基层党支部书记瓜分了决策权的集体风险承担制，人民公社社员只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义务，而上级政府对自己的错误指示所造成的恶果并不承担经济责任，损失由公社社员分担。共产党以行政权力推行的工业化，就是把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手段硬塞到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中，并依靠它们超越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行政指令进行。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同时，官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官营工业体系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 。
在官营工商业内部，职工工资长期冻结在低水平上，政府以这种方式提高积累率，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养老积累转变为建立官营工业体系的资金。
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无权对上述积累方式和积累比率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共产党强大的宣传机器编织了一幅公平美好的图景：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忘我劳动着，只要听党的话，只要努力劳动，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这种美好图景反过来又激励了许多人的忘我劳动。
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此时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19.52%，1978年，这个比重上升为49.40% ，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官营工商业体系粗具轮廓。这是持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帝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国的小农经济基础，被党国利用小农的经济力量及其支持的强大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并迅速提升了。在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战争中锻造出来的高效廉能的共产党，为这破天荒的一跃提供了关键性的组织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计划经济及其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官营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官营投资体系浪费掉，建成的工业企业又有浓厚的军工色彩，且效率极其低下 。同时，农民——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又被吸纳劳动力能力较低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被人民公社制度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以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极低的劳动效率完成行政权力指派的农产品生产任务。
官营工商业体系继承了帝国时代的管理弊病。随着管理链条的延长，代理行为中体现的国家利益的浓度下降，代理人私利的浓度增加。在平等和强调精神激励的革命理想氛围中，国营企业的工资形式甚至比帝国时代更加僵硬，计件工资形式被看作刺激私欲的手段，而私有观念又是“公有制”的大敌。由于职工收入以固定的计时工资形式发放，工人和企业管理官员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现为在不受到行政惩罚的算计下对闲暇最大化的追求。对行政惩罚的躲避则主要表现为压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和谎报计划完成情况。由于工资固定，闲暇变为免费福利，闲暇的成本则转嫁给全社会。
可以把怠工的后果转嫁给全社会，自己的工资收入几乎不受影响，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官营企业的工人和管理官员的基本立场。他们对这种企业制度基本认可，但是又稍有不满。这种制度提供的闲暇太多了，提供的工资奖金却相对太少。工人们对奖金之类的物质刺激的反应更加积极，这种积极的反应也鼓励管理官员采用更加重视物质报酬的管理手段。不过就总体而言，工人阶级对国营企业的基本制度并无反抗，反抗出现在社会将怠工后果交还他们自身承担之时，出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偷懒的后果只能由本队的其他成员承担，搭便车的程度比国有企业稍轻，但仍是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井田制时期的草荒又出现在人民公社的大田里。
农民无法向生产队之外转嫁低效率的平等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饿受穷，便开始了前赴后继的反抗。最初的反抗是拥有强劳力的农户拉牛退社，被共产党以武力镇压后转变形式，隐蔽为小包工之类的责任制，再变为包产到户，更进一步就是包干到户。当这一切改头换面的反抗都被共产党的专政铁拳粉碎之后，剩下的便是集体土地上的怠工和对自留地的热情，以及平等的贫穷和农产品严重短缺。
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全面的低效率，迫使共产党强化非经济的激励-威慑体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里，农民的桃花源理想属于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多吃多占和蛮横霸道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管理官员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进一步定义为党内资产阶级；偷懒怠工属于私有制时代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坚持思想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强化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全面专政。
这套全方位的激励和威慑机制，对人的安全、自由、自尊、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等多重因素发挥作用，并且采用帝国株连九族的传统策略深化利害影响。为了维持这套体系的运行，社会耗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上述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成效可观，但在较长时段的国际比较之中，则既不如市场机制那样有效，又不如市场机制那样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制度，承受着多方面的内部压力。一是农民对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农制度的追求压力；二是工人和管理官僚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兴趣；三是党国的官僚集团逐步向旧帝国的统治策略复归的堕落压力，这种复归是追求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对农业自耕农制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挂帅与物质刺激原则的让步和推崇。毛泽东认为，官僚集团的当权派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为他们有选择制度改变道路的权力。作为对上述图景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毛泽东创造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式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二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毛泽东坚信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竞争压力。这是关系到民族和领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竞争。由于苏联的官僚集团具有更显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征，毛泽东又有代替苏联为人类指明前进道路的宏伟抱负，国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总图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总图景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毛泽东参照帝国治乱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党国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泽东设计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坚信他设计的道路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文革就是凭借革命群众力量建立毛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制衡机制的努力。
文革并没有颠覆帝国和党国的基本结构。枪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最高当局手里，人民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曾真正控制合法暴力集团。相反，一旦某地偏离了毛泽东规定的路线，无论是温州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还是传统的小型暴力集团彼此武斗，毛泽东总要动用专政力量坚决镇压，甚至大规模调动军队接管地方事务，清除所有异己力量。
文化大革命再次揭示了帝国-党国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固有矛盾：究竟是服从自称为天道或历史规律承担者的暴力-赋敛集团的意志，还是服从福利生产集团的意志？毛泽东把劳动人民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个人民又要由他根据历史规律予以定义。谁反对毛泽东指引的合乎历史规律的路线，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对敌人不能实行民主，只能全面专政。经过这样的限制，只有在人民与最高领导者毫无冲突的苛刻条件下，文化大革命所宣称的大民主才有实现的可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须与最高领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一致，正是这一点自信或妄念，成了最激烈的民主与最极端的独裁的汇合点——如果一致了，动刀动枪也可以；如果不一致，说错一句话就要进监狱，甚至被枪毙。文化大革命的民主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微细的重合点上。
毛泽东还建立了一套处理人民与自己掌握的历史规律不一致的完整办法，即像马列主义要求的那样，用各种办法教育人民，启发人民的觉悟，天天读，活学活用，向人民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溶化在人民的血液中。
在毛泽东时代，党国制度内部的确出现了许多偏离设计的失衡，但最严重的失衡并不像历代帝国中晚期那样主要由官僚代理集团的自利行为汇集而成，而是由强大自信的最高权力引发的。这是各帝国战功卓著的早期统治者经常造成的问题 。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 ，党国前期二十余年间的失衡也与秦帝国那种由皇帝直接引发的失衡类似。秦始皇留下了以长城为代表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则留下了同样具有军事色彩的官营工业体系。
大跃进是由最高领袖发动，由农民承担主要代价的最严重的失衡。
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安排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把他们与未收获的庄稼的利益联系切断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着，调配到原始的大炼钢铁试验中，调配到设计粗劣的兴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费。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试验增加了集体粮食储备的消耗。一大二公的产权关系创造了农民看着自己土地上的庄稼成熟烂掉而毫不在乎的奇迹。这一切都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动人解释，都意味着人间天堂的临近。
在这场号称奔向天堂，实际奔向地狱的赛跑中，支配一切的行政官员自觉或被迫伪造具有轰动效应的成绩单。毛泽东建立了惩罚反对者、奖励追随者的有效机制，建立了排斥所有不利信息和不同意见的信息筛选机制，反馈回来的都是自我支持的信息，提拔上来的都是追随领导最紧的“同志”。在这种高效率的自激震荡机制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自负迅速得到自我强化并走向疯狂，终于导致了席卷中国的大饥荒。
大跃进过度剥夺农民权利所造成的后果，是大约三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相当成功地把责任推给了天灾，推给了苏联，毛泽东还是在上千万具尸体和暴力-财政实力严重削弱的现实压力下作出了自我调整，被迫放弃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高指标，降低了农业领域的集权程度，所有制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产队，一度还默许了包产到户的存在。
党国制度对后果如此惨痛的错误的惩戒方式，完全是毛泽东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实现的。他暂时交出了经济决策权，并且自愿戒肉数月。这里再次表现了作出决策与承担风险的惊人失衡：一个人不吃肉的自我惩罚与三千万人被迫饿死的失衡。而且，毛泽东即使不交权、不戒肉，他的权力也不会遭遇真正的挑战。枪杆子和笔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他个人手里，除了最高统治者改变看法或良心不安之外，党国制度内部不存在任何制约权力的力量。这种格局继续孕育着新的严重失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力直接侵犯了官僚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毛泽东制造的半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侵犯。这两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没有建立文革发动者试图创建的治乱循环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机制。恰恰相反，各个社会集团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反感陡然增加。农民更加向往自留地，工人更加向往奖金，被打倒的官僚渴望加倍补偿失去地位的损失。就连文革初期的主要造反力量，被毛泽东对文革意义的辉煌解释所感召的候补士阶层——学生集团，也在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中日渐丧失宗教般的热情。他们本来期望像毛泽东承诺的那样，通过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后斗争而将个体生命融入不朽、融入无限，同时也获得领导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但毛泽东描绘的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差距，毛泽东的承诺与贫苦的现实的强烈冲突，削弱了他们对毛式意识形态的信仰。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者放弃了对任何伟大事物的追求，或者改变了追求的方向。
毛泽东的死亡削弱了对上述异己力量的清剿、压制和劝说能力，在恢复旧的权利边界的过程中，该体制及其拥护者以自身崩溃的方式让出了空间。
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让步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和前朝党国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党国的实力越来越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党国内部关系方面，统治集团的权力依然不受制约，于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正式规定迅速向具体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的潜规则体系滑落，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为人类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人类社会正在各种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开辟自己的演进道路。资本主义将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型的竞争环境，农业文明时代的帝国和封建诸侯以战争为基本手段，以土地人口等财政基础为争夺对象，而资本主义却在市场上争胜负，战争的目的也是争取市场上的利益。
市场竞争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使得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知识越来越多，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政府越来越便宜高效。于是，人的各种权利也越来越有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越来越好，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越来越强大。竞争中的优胜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甚至成为全人类的包袱。
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处于国际竞争和文明演进的主流之外，距世界水平越来越远，人口却越来越多，解决温饱和就业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根本危机。危机一旦爆发，中国不仅自身陷入王朝崩溃的苦难，还将以亿万难民把人类文明卷入灾难 。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梦想将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实现。不过，中国人民仍然被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所蒙骗，只有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人了解这种真实的情况，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统领的权力体系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他的控制能力不如毛泽东，意识形态信念也弱于毛泽东。于是，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泄洪闸。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帝国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统治集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名义向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作出了让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困扰统治集团多年的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解决 ，同时农村劳动力由表面短缺变为严重过剩，农民的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人民公社时期推广的农业技术在找到了使用受益者之后终于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亿农民对这块巨大利益的模糊预期和不懈追求、部分党国官员对这种潜在利益的认识、以及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高昂管理成本的畏惧和支付困难，共同促成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
相对计划经济和官营工商业制度，帝国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最高统治集团无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党国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官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官营工商业体系，则以自身的技术和人才积累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帮助，以自身创造的需求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支持，以自身的迟钝和无能为非官营体系让出了发展空间，以自身的疏漏和腐败向非官营体系转移了大量的机会和财富。
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在这些直接利益的吸引下，最高统治集团实行了开放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
相对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高度中央极权和群众监督制度而言，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和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建国初期稍受尊重的党政分工制度和人大政协制度，也包含了吸引各级各类官僚集团的巨大利益。官僚集团从民间夺回了毛泽东有条件赋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宪法权利，推动了党政分开，恢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活动，地方政府则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到了财政包干制度。
不仅如此。各级官僚在恢复旧有权利的同时，怀着补偿文革损失的热情，加速攫取自身的利益。他们和帝国时代的官吏集团一样，开始建立一套架空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建立在处置国有资产和使用公共权力的宽阔选择空间之中，建立在给被管制者设置障碍造成伤害的合法权力之上。各级官吏利用权力从各个方面挤榨油水，并在油水的吸引和滋养下扩张自身的规模，迅速踏上了历代官僚集团膨胀腐败的老路。
无论邓小平让步的领域多么广泛，这些让步都出现在帝国的次级特征方面。尽管邓小平不那么在乎“主义”之类的标签，只要能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搞上去，实行什么主义都可以，但是在决策权力由谁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由谁控制这个涉及帝国制度核心特征的问题上，邓小平寸步不让。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其中的核心，可以决定坚持或放弃什么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一个人说了算的极权体制。他不仅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了算，还要为中国指派一个能自己说了算的接班人。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仍然是有“主义”的——他守住了“党国主义”的底线。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可以理解为帝国制度通过自己的变体与世界接轨、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这是继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失败努力之后的新努力，是以延续党国寿命为目的的重大策略调整。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格局，一个帝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经济格局。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作为党国财政基础的官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 。如果考虑到金融、能源、铁路、航空、通信等垄断性行业对官营工商业的利润贡献，官营工商业在市场竞争领域的实际地位已经退居二线。
官营企业及其党国老板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屡战屡败。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官营工商业仍与历代前辈一样，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衙门，其官僚代理人对来自上级官员的行政奖惩作出敏锐反应，对市场和企业盈利状况的反应则取决于上级官员的重视程度。而上级官员作为代理人的一级，在投资和经营方面同样缺乏承担失误和享受成功的切身利害关系，相反，在所有者缺位，上级官僚代理人监督不力的条件下，官僚代理人出卖委托人利益通常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官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全线溃败。官营企业在竞争中溃败的另外一重原因，是它承担了过多行政和社会福利职能，它要承担官营工商业体系创立时期以低工资形式欠下的职工福利和养老的债务。没有这种包袱的官营新企业尚且竞争不力，债务累累的老企业更感雪上加霜。
在溃败面前，与官营企业利益相关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垄断壁垒，保护自己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转嫁自身的破产危机。官营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 ，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股。党国垄断的银行和证券部门为官营企业大开绿灯，为吞噬中国人民的血汗积累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以这种方式限制和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剥夺了工人和农民在更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用尽种种手段仍然无法解救官营企业之后，党国统治集团被迫收缩防线，抓大放小，将管不过来的小企业卖给民间。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推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而且，资产阶级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小农经济可以忍受的苛捐杂税、行政低效和司法腐败，对资产阶级而言就是抑制发展甚至导致破产的昂贵成本和巨大风险。
资产阶级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知道合乎自己利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能够计算出西方式的宪政制度的货币价值。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一个将暴政永远控制住的可以信任的宪政制度，购买一种优质高效的政治制度，购买一种宽容安全的意识形态。早在“六四”前后，人们便看到他们出钱出力的慷慨赞助，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他们的财产总额大幅度增加了，他们对生存发展的政治保障的需求也更强烈更有力了。
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上述优质产品，如果党国统治集团不肯正视上述事实，不肯建立合法交易的规范，资本家个人就会在私下交易中购买隐蔽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局部性的私下交易，营造出贪官污吏与资本家联手对外的局部气候，甚至在政府腐败无能的空间中培育出黑社会组织——地下活动的暴力赋敛小集团，并且依靠这种黑色力量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这种官商勾结、黑白道同行的潜规则体系，既破坏了公共秩序，又扼杀了给社会带来好处的市场竞争，把政府变成了收费更高、效率更低的分赃集团。
这种制度的前途，正如历代帝国官府与各地土豪联手建立的潜规则秩序表明的那样，官吏有了帮凶，土豪有了靠山，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基本均衡将遭到更加迅速而深入的破坏，最终颠覆整个社会。如果结合市场经济进一步分析，正如马克思在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的那样，由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将周期性出现。显然，官府垄断和官商勾结可以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行政权力的介入可以造成垄断性的高价，从供给方面抑制需求，使得更多的老百姓买不起；行政权力又可以用各种名目的税费抽走消费者的收入，或者帮助资产阶级从政治上抑制无产阶级的工资要求，从而降低他们的购买能力，让更多的消费者没钱买。长此以往，在一个危机四伏容量狭小的市场面前，资本也堵住了自身的发展道路。
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资产阶级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即使存量资本抽逃困难，增量资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望而却步也是致命的威胁。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 ，不然就难以保持社会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急需就业机会的工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与党国交易的失败，也意味着工人和农民利益受损，意味着人口压力缓解无望，意味着流民遍地。
统治集团对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最好让步，就是建立一个便宜的政府，一个民主的、受到福利生产集团控制的政府，一个在权力制衡机制下被迫实施正式规则而不是由巧取豪夺的潜规则支配的政府，从而在体制上降低与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民族工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介入国际市场竞争之后必然出现的政治要求。
事实上，当代中国与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欧洲一样，面临着一个无法有效阻止资本流动而自己不受伤害的竞争性环境。改革开放破坏了帝国和党国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传统局面。国外资本的流动阻止不住，港台资本的流动也阻止不住，国内买通了政府官员的资本依然阻止不住。资本已经获得了退出的空间。任何一个有自身财政利益和稳定要求的地区，都被迫与国外、港台和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投资环境的竞争。不肯或不能创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法律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禁止组建工会，降低对工人利益的保护，降低对环境的保护。总之，以工人农民和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恶劣的政治环境，以此维持本地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可是，这样的增长和稳定注定是短命的。
3、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官僚集团自身，都能感觉到民主制度潜藏着巨大的利益。就好像大包干制度可以每年增产上千万吨粮食、增收上百亿元人民币一样 ，这种利益在实现之后也是可以计算的——资产阶级可以算出交易费用的节省，工人可以算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算出乱收费的减少和城镇吸纳能力的增加，知识分子可以算出意识形态领域解禁带来的大量机会、财富和难以估价的自由创造空间，官僚集团也可以算出自身的安全稳定——当然还要扣除专制权力受到监督的损失。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还可以通过建立民主宪政制度降低国际舆论的担心和敌意，降低国际交往的成本，提高自身的地位，获得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
上述各种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利益的大小不同，清晰程度不同，争取的代价不同。控制新闻和言论可以影响人们对利益和代价的评估，甚至可以掩盖利益或风险的存在。禁止成立政治组织则可以降低追求民主的力量，提高追求者的个人风险。因此，党禁和报禁都是阻止民主宪政制度诞生的重要手段。
不过，阻拦民主宪政的总体风险正在增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自身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凭借合法暴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可以出卖法律和公正，又可以向全社会和子孙后代转嫁风险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吸引力巨大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吸纳寄生人口的膨胀趋势是历代帝国都无力禁止的 。
这个持续膨胀的暴力-赋敛集团榨取了国有资产，低价掠夺了农民的大量耕地，随时凭借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勒索民间的贡奉。与漂亮的自我标榜相反，这个集团与民间的真实关系，也像历代帝国那样体现为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凭借合法伤害权分配资源的体系。
潜规则体系的扩张和官僚集团的恶性膨胀，是帝国制度内部关系失衡的标准程序。这种失衡曾经以牧人数量过多、屠宰量超过羊群的繁殖生长能力，导致了许多王朝的衰落。内部衰落再加上境外势力乘虚而入，构成了帝国崩溃的标准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这个过程同样意味着福利生产集团过度失血，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削弱。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明白，民主和宪政可以制约官僚集团的权力。这意味着民主和宪政制度可以制约社会共同认可的正式规则向凭借合法伤害权分配资源的潜规则体系的滑落，意味着降低官僚集团的吸引力和膨胀能力，意味着阻断帝国崩溃的历史性循环，意味着排除一颗多次将中国炸毁的定时炸弹。
中国各个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内部的真诚高明之士，对民主和宪政的追求已经在“六四”运动中表现出来。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组织成本比较低、具有追求“道统”的悠久传统的学生集团首先开始请愿，他们的民主理想与大众对遏制腐败的政治诉求一拍即合，中国社会顿时风起云涌。
在这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中国民间的各种社会集团处于严重的无组织状态。共产党的党禁和报禁政策造就了民间的一盘散沙，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更难以统一成理性的可以协商妥协的政治主张。于是，共产党统治集团面对的就是一片情绪化的人海，这片人海中翻卷着学生领袖、各类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学生、个体户、工人、失业青年、进城农民、基层官吏等阶级阶层的理想、热情和利益计算。在这种缺乏组织的状态中，每个人都可以不承担义务，也无法有效地承担义务，但每个人都可以也必然提出自己的最高诉求，表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失衡的危险状态。
统治集团内部对民间的民主要求缺乏准备。共产党一直不能正视自身的性质，不能正视其作为历代统治集团继承人的独特利益和传统弱点。他们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自己对事物真实面目的探讨和认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肯正视还政于民的问题，根本禁止讨论这种涉及垄断性权力的敏感问题，更谈不上准备好实质性的应对方案，建立一个各种利益的表达、协商、妥协的有效体制。突然之间，面对喷薄而出的民主要求，在政治局、国务院、人大、政协、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间，在这些机构内部，同样翻卷起不同的利益和风险计算。在同样缺乏意见表达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的统治集团内部，在信息通道被官僚机构扭曲的体制内部，这些复杂计算同样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共识，这就孕育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更大危险。政治局内部的分裂，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分裂，这些巨大权力之间的分裂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暴力对抗，枪杆子解决问题毕竟是中国政治的归宿。
更进一步说，统治集团据以评估利害的意识形态体系本身就决定了这种混乱。党国统治集团仍以历史规律的唯一代表者和承担者自命，这种与帝国的天命-天道体系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排斥异己，勇于镇压和专政，难于协商和妥协，理直气壮地坚持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又承认历史规律体现了人民的利益，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道统与法统的矛盾隐藏着中共中央与比较靠近民间的人大和政协的分裂，隐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最后，邓小平决定以快刀斩乱麻。他动用枪杆子将自己视野中的挑战和难以承受的风险镇压下去，再动用笔杆子将这种挑战妖魔化，然后下令禁止一切争论。
十余年过去，民主仍然是一个禁止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民主和宪政制度包含的利益增加了，抵制民主宪政的风险也增加了，全社会对上述利害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清楚了。这是一个更多的人需要民主制度、并且愿意为民主制度支付费用，因而使得民主制度能够在建立之后长期存在和顺利运行的新时代。可是共产党却坚持以强权方式抑制各个社会集团对上述利益的追求和宣传，继续禁止各阶层自发集会结社追求自身的利益，禁止民主宪政所必须的各派政治组织的诞生，强制保持对帝国统治最有利的一盘散沙状态。共产党自称是先进阶级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继续以这种垄断一切代表资格的方式抵制民主和宪政，毫无还政于民之意。然而，共产党的腐败日甚一日，官僚集团的膨胀日甚一日，官商勾结的私下交易与日俱增，党纪国法越来越彻底地被帝国传统的“陋规”即潜规则体系所取代，帝国传统的人口过剩和内部失衡的危机正在积累。
人口的增长吞噬经济增长速度，统治集团的膨胀和腐败也在吞噬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口过剩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税基扩大速度与统治集团榨取深化速度的竞赛。在东部和沿海地区，尽管民营经济的发展潜力受到政治方面的诸多拖累，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做大了蛋糕，中国经济也显出比历代王朝更大的潜力，似乎可以继续支撑统治集团的膨胀。但是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统治集团正在难以做大的“老蛋糕”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正在越来越远地偏离社会认可的公平，正在将税基压垮 。
共产党正在培育暴乱。它不能解决党国的内部失衡问题，却以暴力禁止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出现。它无力约束自己，却以暴力禁止其他社会集团建立约束机制的企图。它拒绝还政于民，又拿不出扣押人民民主权利的像样理由。所谓“三个代表”的理论，尽管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即变相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抹去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对资产阶级的直接威胁，但是在统治集团自身腐败到人人切齿的形势下，这套理论连自欺欺人都欺骗不了几个，徒然叫人怀疑这个党有没有正视历史和现实、引导中国走出帝国体制、平稳完成社会全面转型的能力和真诚。
就像遏制大包干和市场经济制度一样，中国共产党正在以遏制民主和宪政的方式制造将自身摧毁的力量。当全社会都感觉到大堤外边存在巨大利益时候，遏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吃力而危险的。严防死守下去，无非是自身的千疮百孔和豆腐渣化，待危机积累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后，一旦失守，就可能导致整个中国在人口压力和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的混战中崩溃，这将是历代帝国的命运的重演。在共产党强行制造的一盘散沙之中，很难指望共产党的替代力量及时生成，更难指望替代力量生成后有时间有能力为流民提供生路。这意味着中国的帝国制度和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和宪政制度的转型的又一次失败，也意味着共产党将亲手摧毁自己在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建立的历史功绩。
退一步说，即使共产党暂时成功地镇压了国内的民主宪政要求，国际环境仍然充斥着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缓慢却坚定地冲刷、淘汰着昂贵而低效的政府。淘汰的途径，就是将这个被政府拖累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家挤到世界的边缘，就是在竞争失败导致的贫穷失业中积累起造反的力量，就是造就一个与满清政府倒台前类似的内外交困和众叛亲离的革命情境。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来，一个腐败低效的政府和容忍这种政府的民族是无法在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要么改变，要么衰亡。
共产党有机会疏导社会压力，有机会引导中国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中国也存在着和平转型的条件。无论如何，人大、宪法、最高法院、政协、这些民主和宪政的架构及相应观念，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并且在各个层次上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在名义上，共产党也必须假借人民的名义才能实施合法统治，仅仅依靠“天命”式的历史发展规律已经不够了。在名义上，人民也获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许多民主权利，尽管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缺乏使用这种权利的勇气和传统，尽管许多南辕北辙的实施规定又偷偷摸摸地夺走了这些权利。不过，这些缺陷和不足是人们所不满的，是需要掩饰的，而不是获得广泛支持的。中国人民在增进对世界了解的同时，越来越清楚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如何产生和如何运作，越来越明白他们应该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又被剥夺了什么。这种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又增强了人们对人大和宪法的期望。面对这种期望，即使在官僚统治集团内部，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心虚，拿不出公开反对的理由，只剩下鼠窃狗偷一路的言论封锁策略。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大和政协完全可能在护宪的名义下合法地行动起来。特别是人大常委会，清除一切违宪的法规条令正是它的法定职责。帝国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在体制内合法挑战专制权力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曾经依赖的条件，如今已经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只要有一批人民代表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宪法规定的合法权利，要求清除共产党设置的一切违宪的法令法规，共产党以法统装饰道统的全部伪装就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体制内的挑战。如果共产党没有把握获得足够的支持镇压这种合法挑战，如果共产党内部有足够多的志士仁人不肯镇压他们在名义上也拥护的理想，中国的和平民主进程便有了成功的希望。这种体制内的挑战一直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幕后操作者的遏制。共产党精心编织了一张利害关系网，并依靠这张内部的威胁利诱之网操纵一切，用潜规则架空了宪法。然而百密难免一疏，王纲解纽的危险始终存在。毕竟中国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英雄，毕竟民间的重大利益诉求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在危机显现之际尤其如此。
一旦人民授权的法统与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道统发生冲突，中国就可能出现一次类似“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政治性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服从人大还是服从中共中央。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问题在于，这个规律的政治载体是什么：是人大的投票箱，还是圣旨或最高指示。人大或议会是对各种社会利益汇总，历史规律就在这个模拟的社会中自我展现，而道统与法统就在这个自我展现的程序中合为一体，成为社会各界认可的正式法规。
显然，上述政治和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了风险和利益冲突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共产党主动发动还是被动应对，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技巧。然而，只要有转型的愿望，总有许多过渡方案可供选择。譬如扩大高层差额选举，进行政治特区试验，允许民间政治和舆论组织的合法诞生，开放党禁和报禁，容忍一个与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日趋分化相应的社会生态体系的发育，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等等。中国知识分子还提出过与城乡二元结构和东西部不同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二元政治体制的试验方案，提出过由下至上扩大民选范围的试验方案，提出过扩大人大和政协权力的试验方案，以及允许民主党派独立发展的方案等等。
最大的危机在于：共产党统治集团表现出了相反方向的持续努力，人们看到的是搜根寻源的扼杀，是网眼越来越密的捕捞，是全面的封堵，是日益无效同时又日益强化的欺骗性宣传。共产党在扼杀建设性力量的过程中日益削弱着自身的控制能力与民众的认同，日益积累起对自身和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扼杀异己或抑制社会组织的发育并不能为党国的独裁统治开辟前途。帝国安身立命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被党国的工业化成就破坏了，帝国生存的闭塞环境已经被西方文明带来的竞争破坏了，帝国体制解决自身问题的希望已经被数十次徒劳的王朝循环破坏了。面对无法挽回的破坏，帝国组织即使纯粹出于自身利益，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也是放弃权力垄断，这样才能为福利生产集团创造一个低成本的高效可靠的政治法律环境，清除潜规则产生的土壤，挽救自身的社会母体于危难之中。不过，这个选择恰恰意味着帝国寿命的自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党国是帝国的最高阶段。党国既是帝国的掘墓人，又是腐朽的帝国，垂死的帝国，断子绝孙的帝国。
恐怕很难指望中国共产党认同上面描绘的历史和现实的图景，尽管这幅图景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诞生前的富于东方色彩的历史图象。这是一幅暴力集团与生产力集团互动的图象，各个集团在互动中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并且随着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变化调整策略，造成各集团关系真实边界的移动。这是一幅比欧洲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唯物史观更加尊重中国史实的图象。困难在于，认同这种图景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业绩和地位的评价大大低于它的自诩，意味着共产党在未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丧失特权垄断地位，而共产党统治的主要获利者和历代统治集团一样，在这种垄断地位给特权集团带来的利益消耗殆尽之前，很难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接纳对自己不利的观点。能够跳出这种局限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个不受既得利益和自身意识形态束缚，放弃自己垄断了真理和正义的神话，将暴力交还国家，将国家交还人民的历史巨人，是中国翘首以待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为了完成社会转型，历史给共产党的领袖保留了成为最后一个大英雄的机会。
党国之后
未来的、摆脱了一党专制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必然美好的社会。资本控制一切的社会，另有其不公和丑陋之处，另有其危机和苦难。同时，各级人大也未必干净，代表可能被收买，选民也可能被收买。众多的公民未必对投票感兴趣，政府的产生也未必没有私下交易。几千年的专制培育出适应生存环境的奴性，逃避义务的奴性又反过来培育出强大的专制。搭便车的传统根深蒂固地扎在人们的心底，并将以这种推委和近视培育出新的独裁梦想。确立难以躲避责任的严密机制和主动担当公民责任的社会意识将是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
尽管如此，公开的政治权力竞争，民众对政党和政策的自由选择，公众舆论的自由表达，比起党国在黑箱中的垄断和特权来，至少获得了大体的公平和程序的公正，获得了进步的基础。中国将因此超越暴力强权统治的历史阶段，与悠久的帝国的历史告别。同时，西方文明为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危机而进行的百年探索，西方已经建成的对资本力量的尊重与制约相结合的机制，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经验。
因此，替代党国的并不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作为最关心企业兴衰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和尊重，大笔行贿和收买政治保护伞的费用将节省下来。同时，在缺乏保护的条件下挣扎于民营企业中的无产者也将获得他们的代表和组织，显示出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官营企业中的工人集团也会凭借自身票数对未来政治发挥真实的影响。农民将争取到取消户籍歧视和抵抗苛捐杂税的权利，将在他们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作出区别和选择的空间之内选择自己的公共事务管理者。知识分子集团的创造能力将在解除了禁锢的社会中喷发出来，为社会和自身创造更多出的福利。所有这些群体的权利将在法律上获得真实的保障，所有这一切还将获得舆论和传媒的监督。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发育、探索和逐步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免混乱和痛苦的过程。
所有这些权利，都是从号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产党手中获得的。人民中的每一种重要的利益诉求，都将在议会中得到讨论和计算，确定受益者和支付者，并在彼此的让步和妥协中达成协议，成为受到各方尊重并且有人力财力支持的法令。共产党习惯制造的装饰门面的法令，表达美好或欺骗愿望的数以百计并不实施的法令，将被体现出真实的社会关系并确定了支付来源的法令所取代。除了那些依靠潜规则牟利的统治集团成员，没有人会额外失去东西。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因此也缩小了暗中牟利空间的共产党统治集团，也将得到尊重和不受挑战的合法性，得到安宁，甚至在工人阶级信任的基础上复活。
未来的中国充满了伟大的机会。这个国家人口如此众多，资源如此紧张，追随工业文明的道路必定是困难重重的。各种资源的价格将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的需求的增长而昂贵到必须寻求替代的程度。中国所提供的这种压力，它处在第一线所感到的迫切需要，再加上无法将这种压力转嫁于他人的合理制度，将迫使和诱导中国用最多的人力和聪明，以最高的热情寻求替代性的文明。
自由市场经济的确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无休止的竞争造就了人类的强大力量，打破了人类这个物种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甚至其他物质运动形态的均衡。这种独大导致的失衡必定要遭到报应，这就是造化中的弱势因子对人类过度侵犯作出的恶性反应，以自身灭亡或恶化的方式破坏人类这个物种依存了千百万年的环境本身。造化要在人类狭窄的现实利益格局中获得自己的代表，如同工人以工会为代表抵御资本家的过度侵犯一样，抵御人类的强劲推进所造成的过度侵犯。否则，人类与造化中其他成员的危机关系就不能得到有体制保障的解决。这是全人类的问题，而中国特别脆弱的资源基础可能迫使中国率先走出抑制人类过度侵犯自然的一步，发展出某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文化。
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彻底埋葬帝国制度之后。那个统治集团根据自身狭隘利益裁剪一切的制度，无法容纳更无法激励亿万人民的发明创造。
在一个极权体制的社会里，平民个人的反抗不仅是微不足道的，也经常是得不偿失的。然而，对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的向往，对这样一个社会的越来越清晰的描绘，对这个社会到来的愿望的一次又一次的表达，对阻挡性努力的唾弃与不合作，对促进性努力的赞扬和帮助……每个公民的日常言行，都蕴藏着足以导致“王纲解纽”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作用是长久而深远的，是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同时，这些言行又是符合公民自身利益的。这是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是对王朝崩溃风险的规避，也是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争胜的必要。我们的就业、收入、安全、自尊、荣誉，我们民族的前途，还有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都通过这些日常具体的事务分配到我们每个人的肩头。
帝国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处处逃避自身责任的民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一个容许自己的成员逃避责任的民族，将在整体上遭到报应，沦为人们逃避的对象。
2000年
注释
这项条件可以如此表达：
掠夺(防御)收益-掠夺（防御）成本﹥生产收益-生产成本。显然，初次掠夺需要镇压反抗，需要建立掠夺体制，一次性成本会比较高。此后只要支付维持威慑力和掠夺体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在社会性昆虫那里已经出现，譬如兵蚁。在蜜源紧张（蜂蜜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行为可以导致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诗经•国风•齐•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吕氏春秋•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准确的用语应该是“封建”制。两千多年来，“封建”二字在汉语中一直指称西周创建的那种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描述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八世纪首先出现于法兰克王国，随后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那种制度颇为近似。不过，封建二字近5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话语体系中获得了额外的涵义，指称了另外的东西。为了避免混乱，我在这里暂且用分封二字代替。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比较大一统帝国制度与战国时期诸侯制度的利害得失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游牧民族的侵掠行为是应付灾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来自草原地带的暴力掠夺威胁，构成了帝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固定存在。
建立帝国制度是对中国社会一次重组，重组后的社会只需要同样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全和秩序。这既是司马迁笔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后代帝国臣民的普遍感觉，故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制度是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因此本文反复强调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并且建立这样一种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社会重组，不能不称之为伟大的文明成就。
均衡是指博弈论（或作为其特殊形态的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所描绘的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见《管子•牧民第一》。管仲随后解释说，不为不可成，指量民力而行；不求不可得，指不强民以其所恶；不处不可久，指反对短期行为；不行不可复，指反对欺诈行为。
《韩非•说疑》
潜规则指的是一套未必明说，但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参见拙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权力的专制制度的衰亡常规。
疍民：以船为家，生活在水上的居民。通常被视为贱民，被看作陆地生存竞争的失败者。海盗和水匪中多有疍民出身者。
《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
交易成本，大体可以看作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这个概念将在本文中多次出现，需要多解释几句。
张五常教授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92，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条目中写道：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十二世纪初，法国东北部的琅城以重金从主教高德理手里买下自治权。主教花完了钱后背约，要收回自治权。于是市民向国王路易六世行贿400里佛尔寻求支持。主教则用700里佛尔行贿，于是国王支持主教，取消了自治特许证。1112年市民发动起义，杀了主教。国王联合封建领主出兵镇压，市民则坚持斗争。十六年后，琅城市民再度获得自治特许。此后，路易七世为了获得支持，主动发放了25个自治特许证。其子腓力二世发放了41个旧城，43个新城的特许证。
欧洲城市的力量与国王的力量比较接近。1302年布鲁日市民起义反抗重税，杀了3000法国人，腓力四世出兵镇压。在7月11日的库尔特累战役中，国王方面有6000骑士和200大贵族阵亡，战场上留下4000双金马刺，号称“金马刺之役”。遭此挫折，腓力四世被迫放弃对包括布鲁日在内的佛兰德尔地区的吞并。对比中国，皇帝镇压叛乱时动辄调遣百万大军，不到全国力竭绝不轻言放弃。死伤万八千人根本不值一提。
17世纪30年代，仅德国就有军事承包人300余，可以提供相当高水平的雇佣军服务。此外，欧洲的堡垒战术非常普及，这种战法对财力的要求大于对兵力的要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拉近暴力统治者与平民的距离。平民可以找到许多用财力对抗暴力的途径。
以大宪章诞生前夕的英国为例：120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教皇英诺森三世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之争发生冲突。1208年，英诺森给英格兰和威尔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里的一切宗教仪式，而且六年不予恢复。1209年约翰本人被革出教门。约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会对这一事态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于约翰对这一禁令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事倒的确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困难。但是1212年一次诸侯密谋和菲利普横渡海峡的计划却使约翰认识到，被革出教门的国王特别容易招致叛乱和入侵。因而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更为危险的敌人。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兰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赢得英诺森的谅解并确保在未来的战斗中支持他。（参见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P143，商务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1861年至1894年，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建立军工厂24个，耗资约5000万两白银。（参见王培《晚清企业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 版，第15—18页） 另外，到1895年，洋务派创办采矿、冶炼、纺织、航运、铁路、通讯等民用工交企业27家，雇工近3万人，资本额约3000万元。（参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第3、第4、第5 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 以资本数量计算，从1845年英商柯拜在广州投资建立第一家工厂起，到1894年，外资在华企业的投资总额约2000万银圆。而且大部分是为进出口服务的船舶修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投资额和基础性地位均不如官营。（参见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28—3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清朝赴日本留学者，到1909年已经超过3万人（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第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 版）。赴欧美留学者也达到1.2万人。从1904年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及其在校生数目，由4222所和9.2万人增加到52343所、156万余人。（《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312—32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的人物，就是在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中产生的。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
法国大革命给“消极公民”争取到了普选权，但是他们对投票选举并不感兴趣。他们不热心投票，不愿意把工作丢下，去做他们并不熟悉，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于是，法国的普选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控制的选举。民主选举是需要“积极公民”支持的，而积极公民是需要经济利益或民主信念驱动的——既有实际利益的必要又能认清这种必要。
国营资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产业之后，国营资本在工矿业中所占的比重超过80%（沈春雷：《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140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看到的无产阶级的真实面目，用工运领袖刘少奇的话说是这样的：“我们在（安源）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誉，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社会地位大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为了忠实工人的长期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王光美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刘少奇到五六十年代。（见王光美：《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
工人希望干最少的活，挣最高的工资，他们要追求福利的最大化，这种欲望本来像资本家希望压低工资，提高售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欲望一样强烈而自然。只要不受惩罚，他们也懒得讲理，宁愿用暴力实现这种愿望。但是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中却被描绘为大公无私等美德的天然载体，贫下中农则获得了仅次于无产阶级的道德地位。这种经济地位决定道德水准的理论与现实经验差距极大，因而造成了许多中国革命者的痛苦和困惑。
1928年，蒋介石设计了一个“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其田”的计划，并努力付诸实施。（《蒋总统集》第1册，第528页，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版）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马克思写道：“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关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通过），序言部分及总纲第一条、第二条。
党国专制的官僚体制腐蚀革命党的历史也在国民党身上发生过。1948年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 卷，第1899页，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但是，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大打内战，丧失了在大陆上重建和自我革新机会。
帝国体制下官营企业的弊端和局限，在清朝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并为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所认识。1895年夏，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揭露军工厂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中国欲藉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各厂，令民间自为讲求，如国家欲购枪、炮、船、械、机器，均托民厂包办包用。”给事中禇成博上奏，也主张将军工厂“改归商办，弊少利多。”不久，光绪皇帝上谕称：“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清德宗实录卷371）
据计算，在近30年的时间内，通过上述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6500亿至8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72%（参见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70页）。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5页。
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为例：1980年，每生产1美元的产值，中国耗煤2.90千克，印度为1.77，韩国为1.12，巴西为0.88，日本为0.51，法国为0.45，美国为1.05，英国为0.57，德国为0.49。（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转引自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6页）
按照台湾学者郑竹园的估算，中国大陆的体制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总数高达12000亿美元。如果能够避免这种损失，中国的国民收入实际水平可以提高3倍，在1978年以前便跨入小康。（《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110—12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
在体制比较中，大陆与台湾、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以至整个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都显出相同的结论。
譬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朝的两个皇帝，还有唐太宗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明成祖发动的侵略越南战争等等，都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额外负担。
见阙民《凤凰涅槃——“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于郭沫若》，《知情者说》第四册第63页。类似的意思，可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68~369页。
Ashton等，1984年。转引自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17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粮食产量，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产量只及1958年水平的70%。（同上）
以日本为例：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近，1980年却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参见谢百三：《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1991年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王力雄先生在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中，逼真地展示了中国在人口压力和社会失控的情况下全面崩溃的可能图景。
1985年，大包干确立之后，中国农村总产值比大包干前的1978年增长了将近3倍。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为191.33元，1985年为397元，增长了2.07倍。（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986年）
粮食总产量，1984年为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33.6%。棉花总产量，1984年为625.8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89倍。油料总产量，1984年为119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28倍。（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第37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据2000年10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际金融公司首次发表的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调查报告认为，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国际金融公司日前发表其首份有关中国私营企业的主要国际性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的私营部门在过去20年中呈指数增长，其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与国有部门几乎持平。
目前，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如果包括私人拥有的农业企业，这一比例就会达到51%，再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贡献，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由澳大利亚政府国际发展署资助国际金融公司开展的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克服了许多困难，自1980年以来，其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非公部门的就业率平均每年增长41%。
这份名为《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的研究报告发现，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重要的结果，并且，私营部门在创造产值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这是一句在中国股市流行的顺口溜。至于具体数字，“据有关材料估计，目前银行贷款中有20%难以回收本与息，有30%左右只能收息而很难收本。这两项加起来，已达到贷款总额的50%左右。”（引自迟福林主编《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改革》，第30页，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1999）》：“据包括权威杂志《经济研究》在内的国内媒体透露，截止到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的比率为20%左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1997年国内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是74914亿元，私营企业及个体使用贷款只有386.7亿元。1999年各项贷款总额为93734亿元，私营企业及个体使用贷款只有579亿元。（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2000》，第7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据经济学家樊钢介绍：“我们国家的非国有经济创造着74%的工业增加值、62%的GDP、几乎100%的新增就业。……而只创造了不到30%产值的国有经济仍然在利用着70%的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背后就是实际的资源）。”（引自千龙新闻网/千龙视野：《著名经济学家樊钢分析：中国资本流向不平衡》，张鹏/文，2000年6月20日）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角度看，1998年，国有经济为6021.1亿元，集体经济为4829.9亿元，联营经济为164.3亿元，个体经济为10802.2亿元，其他经济（指私营、股份制、外商投资、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和港澳台投资经济）为7334.8亿元。（引自国家统计局编《’99中国发展报告》P333，表6-2）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看，1998年，国有经济投资为15662亿元，集体经济投资为3717.3亿元，个体经济投资为3637.8亿元，其他经济投资为5440亿元。（同上书，P318，表4-1）
从工业生产总值的角度看，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为34109.6亿元，集体工业为45842.6亿元，城乡个体工业为22655.5亿元，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为23836.6亿元。（同上书，P310，表3-1）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量私营经济以集体经济的名义出现，即所谓“戴红帽子”，统计数字是高估集体经济而低估私营经济的。
常见的说法是4%。
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 ’99中国发展报告》介绍：“与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大量减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镇私营个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从业人员明显增加。1998年末，我国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已达3232万人，比上年增加563万人。……联营、合营、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达1675万人，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624万人，增幅达59%。”而作为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重要渠道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现在不仅不再吸纳劳动力，相反每年还要向外释放大量的富余人员。1998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9058万人，比上年减少1057万人；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1963万人，比上年减少473万人。”（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8 月第1 版，第216-217页）
1999年，中国城镇21014万从业人员分布如下：国有单位8572万，集体单位1712万，股份合作单位144万，联营单位46万，有限责任公司603万，股份有限公司420万，私营企业1053万，港澳台商投资单位306万，外资投资单位306万，个体2414万。在中国农村，乡镇企业有从业人员12704万，私营企业有969万人，个体有3827万人。（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2000》第3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5月第1 版）
据林毅夫计算，以生产队体制向家庭农作制度改变为代表的农村制度改革，对1978年—1984年农作物产值增长的贡献约为46.89%。（参见《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95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
关于历史情况，据葛剑雄先生考证，宋初4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吏增长5倍多，三班院吏最初仅300人，100年后增加到一万多人。真宗时裁减各地冗吏就将近20万，未裁的当数倍于此。地方官甚至有在十年内增加6倍的记录。尽管如此，官吏名额还是满足不了宗室和官僚子孙的需要。于是专门设置了一些不发俸禄的“名片”官吏，允许他们自己解决收入问题。虽然政府的直接开支没有增加，但这些人凭着官吏的名义和这一特殊政策，公然贪污受贿。由于不影响政府开支，这类编外官吏的名额往往更多更滥。据葛剑雄先生说，现在，中国的官民比例，已从建国初的1比600增加到了现在的1比34，增长了17倍。而同时人口增长不足3倍。（《南方周末》，1998年7月10日）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如此评述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口的变化：“基层组织膨胀的问题比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一个乡的财政供养人口不过是‘八大员’，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乡’，财政开支的编制大约是30人左右；到现在乡级一般300人，发达地区镇级单位甚至达到800—1000人。不仅财政开支增加，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环境恶化，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加，乡村两级高负债也大量发生。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60%的县财政亏损，这方方面面的负债和亏损不仅最后都会有相当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会引发高利贷横行。”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谈到对这种趋势的无可奈何：“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农民怎么受得了！”（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头版头条。第2版，《“三农”问题的病症和处方》）
据一位学者在河南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得到的印象，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高于中央规定的5%的标准，一般要占到人均纯收入的25%左右。若加上各种名义的罚款与集资，并考虑到农用物品和医疗费用与教育费用的上涨因素，农民负担就更为沉重了。
（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46，214，253，289，348，359，364，387，404，529，643，652，658，707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 版）
吴思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让步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3、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五、党国之后
孙中山借鉴苏俄建立了党国制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制度并维持至今。党国制度可以视为帝国制度的一个过渡性变体，这种新制度一直在环境和自身的演变中努力适应并寻找稳定状态。讨论这个变体的由来、使命、地位和命运，不能不从源远流长的帝国制度说起。
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迄今为止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利害主体，在利害计算中合作和争夺的历史。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影响和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 。《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 ，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实体，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较小实体。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实体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 。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导致第一帝国灭亡的社会基本关系的失衡，即暴力赋敛集团对福利生产集团的过度侵害，也是此后多数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 ，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 ，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 ，并且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选择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小农的行为特征，管仲在“牧民”篇中表述统治原则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之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无论叫什么名字，在帝国制度中，它终究是一个暴力-财政实体稳定存在所必须提供的。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也暴力统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兵家权威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在王道式的手段好用也够用时，自然可以用王道；感到王道妨碍了自身利益的时候，不妨公开或私下行霸道。选择权毕竟在统治集团手里。更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但这种愿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观能力的双重限制。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利益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像皇帝自称的那样，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皇帝作为天道的大股东兼最高代理人，要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国，维护帝国的秩序，而这些部门和地方衙门都有不同于甚至对立于帝国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 ，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瞒手段谋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卖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从利害关系上说则是难以指望的，因为徇私卖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级监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仅无权监督，还被阻挡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
帝国不得不承担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豪门大族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到帝国警觉的限制。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 。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努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作为帝国制度基础的农耕技术和小农经济，是比采集和狩猎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许多进步，出现了新的作物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不过，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终究有自己的极限。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像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国通过更过分的搜刮聚集力量进行镇压，因而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各暴力集团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便用这种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帝国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胀的人口时都显得束手无策。这是儒家视野之外的问题，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里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过程未能在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
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 ，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于是，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虽然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暴力-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 ，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 。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 ，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在帝国的士阶层的外围，产生了最初的革命思想。这些新思想将引导帝国中的各种社会集团理解和应对千古未见的变局。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他们进则为官僚，退则为教师或缙绅地主。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汉儒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则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尊贵的地位授予皇权，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这是儒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交易。不过，在实行中，最高统治者一直坚持“王霸道杂”、阳儒阴法的统治策略，经常不顾儒家规定地横行霸道以逞私欲。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也一直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追求代理人的私利。儒家描绘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表达了一种理想和愿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此它始终不能摆脱对皇权的依附。
儒家体系自身是一个松散的多派别的混合体。在儒家执政集团中，从来都不缺少围绕政见和利益之争而形成的党派。东汉党锢所涉及的党人和闹学潮的太学生们，北宋的元祐党人，明末的东林党人，都是以政见结党中的著名者。党人们慷慨悲歌，以天下为己任，道德水准冠绝一时。以特殊利益结党更加常见，譬如历代都难免的同乡同门同年等帮派。帝国一向推行党禁政策，抑制党争和派别之争，维护当政者的思想垄断地位。
2、解释变局的努力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基本处于与其他强势文明隔绝的状态，在自身封闭的循环发展中并未遭遇儒家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的局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凭借工业技术成就缩短了地理距离，帝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帝国文治武功的比较优势忽然消失，中华文明的自负也连连遭受打击。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儒家集团的最初解说仍建立在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基础上。尽管对手显示了全方位的优势，依然被士大夫们划入夷狄的范畴，认为西方不过在奇技淫巧方面拥有局部优势。魏源第一个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情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 ，修铁路、开煤矿、设立电报局、建立海军，追求国防和工业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对西学的掌握也提上了日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批了解西学的儒生和官员出现在士阶层的边缘。随后的新政运动也渐渐培育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集团 。但帝国的本体结构拒绝任何改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凸显了上述解释和对策的不足。帝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本体遭到置疑。康有为依据儒家经典，用儒家的概念体系对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作出了隐藏着西学影响的全新解释。在他的解说中，世界历史呈现为进化的三个阶段，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政治制度分别为君主专制、君民共治和民主制度。中国一直在追求小康的升平世，欧美则进入了升平世。中国理想的发展道路，是通过君主立宪（君民共治）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奔向太平世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利用儒家语言对历史和现实做出的革命性解释如同一场大地震，儒家天命辅德、治乱循环的世界观动摇了，为帝国制度辩护了两千年的儒家体系分裂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显示了上述解释的缺陷：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此后，中国的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强学会之外，各地的士阶层中又诞生了数以百计的学会，苦苦地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进化论、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将所有罪恶归结到腐败的统治集团头上，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就“王纲解纽”之势，帝国的文武官员纷纷叛变。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解体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新旧问题和对问题的混乱解释，几乎每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同时又有外国列强等新势力介入。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在这种形势下，三民主义的解释力和可行性出现了危机。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对远离自身生活的国家级民主制度缺乏支付意愿，即便实行投票选举，大范围的弃权现象也在所难免 。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仍是一个弱小的边缘性集团，影响社会的能力甚小。在一个民众无从也无意选举并更换自己的代表的社会，议会变成了多余的新衙门，议员变成了不难收买的新官员。更何况，要解决传统的打天下问题，就难免采用决策效率高的军事独裁制度，也难免以民族权利交换外国的援助，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因而有迂阔之嫌。在解决传统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问题的时候，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价增殖部分归公——更显得遥远空洞，甚至不知所云。
中国需要一个比三民主义更深入的理论，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甚远。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即根据礼法等级进行剩余产品的征集和分配，刑罚和暴力威慑下的横征暴敛，帝国官吏对农民、工匠和平民地主的敲诈勒索，这套正式规则和潜规则体系，与作为《资本论》论述起点的市场交换关系也截然不同。
在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特别是资本拥有者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通过这种途径，福利生产集团确实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那些权利残缺的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虽然对暴力赋敛集团的决策有间接性的影响，但最终决定秩序的毕竟是暴力赋敛集团，是暴力赋敛集团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而不是福利生产集团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
总之，在帝国制度下，集团暴力支配了生产要素，确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不过，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某种经过严格证明的学说，而是替代儒家学说描绘自身和环境并拿出应对之策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看到了一幅远比进化论和三民主义严谨精确的世界历史图景，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性命攸关的关系，不能不寻求视野开阔的世界观。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不能不寻求视野深远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天朝上邦，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自信自负和自我定位，被西方文明比下去了。无论多么难以接受，多么不愿意正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本国落后的现实。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套用马列主义理论给出的自我定位，在人类历史演进的五个阶段上，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落后挨打的耻辱和不甘，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抗拒坠落、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大牵引力。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这种张力已经表现为民生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避开资本主义贫富悬殊弊病、一举进入理想社会的幻想。
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迅速发展生产力，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只要有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落后民族就有机会在人类历史进步的舞台上扮演特别重要的领路角色。在这个理论里，落后可以转化为获得民族荣耀的巨大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革命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身的理论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发起人和参加者可以分配到最大的权力和最好的命运，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次，在人数上占据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中受益，人类将进入无剥削无压迫的大同世界，那里物质极大地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被裹藏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外衣之中，被描绘为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裹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无上，代天理民；儒生是官僚集团的主体，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供养君子，保卫天道秩序，享受皇帝恩赐的太平盛世。与自命为科学真理的历史规律一样，天道也必须通过长期的书本学习才能掌握，两者都是承载了真理和正义的可以评分考试的知识体系，两种意识形态的掌握者也都肩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然而，无论如何，马列主义对政权力量的重视，确实符合“晚发外生型”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利用农业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组织推进工业化，必然要求一个追求工业化目标的强政府，要求这个政府廉洁高效、税收适度，同时制订并实施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使资源配置向工业化的方向倾斜，并且提供适宜的法律，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无论打出什么色彩的意识形态旗号，要把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强政府都是必要条件之一。马列主义强调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则是创造这个条件的传统手段和难以替代的方式。
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役下。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多，资产阶级更小得不相称。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争取合法的结社权，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专制暴力的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2.05亿人） ，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工人和城市不过是大海中的几座岛屿。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这是一片见识过数十个帝国生老病死的帝国废墟，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可供共产党选择的合理策略好比“自古华山一条路”。无论马列主义怎么说，几个主要社会集团的现实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反复验证的成功策略：组织一个暴力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吃大户，发动农民战争，或者武装割据，或者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历代专制政权都宣称自己是真理和正义的惟一代表，面对民间反对力量的挑战，无论是非曲直一概镇压下去再说，毫无建立谈判妥协的共同决策机制的余地。在这种情势之下的反对者，只剩下“成者王侯败者贼”这两种选择，双方迅速进入暴力冲突状态，最后是胜者全胜、败者全败，独裁专制体制却始终完整无损。在这样的对手和传统之中，武装斗争自然就成了惟一可行的道路。马列主义对暴力革命的主张与中国打天下的传统方式一拍即合，差别在于：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打天下。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价甚低。马克思认为，农民总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则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中国农民所梦想的，确实是一个桃花源般的自耕农世界，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平均太平。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他们无力代表自己，一定要依靠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作为政治代表，小农的政治影响就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这个支配一切的行政权力又必定在小农养虎遗患、以弱肉供强食的退让策略下恶变为癌，毁掉寄主和自身。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阶级显然不是革命的力量。但是，依靠无产阶级在城市搞武装暴动的马列主义正统策略，已经被中国专制政府的屠刀淘汰出局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念过六年私塾，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又上过六年新式学校，学到了许多西学知识。他的经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深入的钻研，都赋予了他修改马列主义的优势。毛泽东用马列主义的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力量基础、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透了一种现实，即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属于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实。毛泽东凸显甚至神化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 ，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实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多数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把强大的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呈现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毛泽东为农民的利益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大声疾呼，掩盖了共产党在掌权之后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理想赶尽杀绝的轻蔑和仇视，回避了强行剥夺农民以建立新型官营工业体系的计划。
这些凸显和遗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缺乏真诚，也许恰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太坚定了，他们太急于抓住一种可以解释现实并且为中华民族指明出路的理论体系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讨论辩驳和实践检验，但是中国陷入的全面危机却容不得这份从容。此外，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利益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以实现其伟大的社会改造理想，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和现实，是因为共产党也沉溺于暴力，也要依靠专政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的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不能继续以弱肉供强食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政府的税收政策无论多么严酷，通常也只能以财产的增量部分为征税对象，不能轻易杀鸡取蛋。但是造反者可以夺取社会上的存量财富，既取蛋又杀鸡——在壮大自身的同时还可以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获得合法拥有权而战，为不遭报复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却不断与帝国争夺人力资源和剩余产品，不断通过土地兼并削弱小农交纳赋税的能力。同时，特别强大的地主势力还可以构成对帝国的威胁。但是地主阶级又与帝国的官僚代理集团纠缠在一起，发展出耕读传家的生存策略，帝国很难对地主阶级痛下杀手。国民党军政独裁政权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依然如此。地主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 ，并且在福建和重庆郊区进行过以和平赎买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试验，但是没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推行。国民党政府在江浙一带为土改做准备的土地整理（调查测量登记）工作，因地主阶级的抵制以及官僚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29年到1937年屡屡搁浅，连一个头也没有开好。到台湾后，国民党领导的和平土改成功，地主阶级的大量资金和经营人才转到工业领域，推进了台湾工业化的进行。
以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但是这种论述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利益要求，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主张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这套政策描绘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背景，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挑挑拣拣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毛泽东思想如同儒家体系和宗教体系那样，不仅分配物质利益，规定道德和正义的标准，还分配伟大、不朽和人生的意义，分配那些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圣之物。毛泽东描绘的前景吸引了穷苦的劳动人民，也吸引了无数对现实不满的仁人志士。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坚韧勇敢，其规模和强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
2、新民主主义
贴标签并不能真正改变事物的性质。毛泽东用马列主义语言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贴好了标签，说服或强迫人们认可了这套标签，但并没有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卷缩在帝国废墟的角落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内容，不过是一个用“历史规律”代替了“天道”的知识分子团体，用新说法和老办法纠集农民打天下的新版老故事。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在工业化列强环伺和群雄逐鹿的环境中，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试图重新站立起来。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而这种制度框架早已被废墟上的现实力量及其屡试不爽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注定了。
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按照马克思对小农的政治影响的论述，那将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 。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国家至上和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格局不但原封不动地得到保存，还要得到扩张和强化。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不允许它获得“主义”的地位。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 。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儒家官僚改称共产党“干部”，官营企业改称“全民所有制企业”，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取代了儒家学说，其他因素并无实质性变化。
“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将历代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合并为一。中国的主要王朝都是暴力集团首领建立的，他们多为大老粗，号称得“天命”，立法统，然后雇佣儒生，由儒家意识形态执政集团当“真命天子”的代理人，按照儒家描绘的秩序“行天道”。“法统”靠血缘关系传递，“道统”则以知识考核的方式确认传递成功。
“党天下”本身就是由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创建的，党的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或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枪杆子的最高指挥者。双重身份的统一，造成了一种类似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这种体制迫使每一代接班人将自己打扮为圣人和理论大师，同时又要求他建立一支效忠个人的军队。这双重任务的极高难度注定了最高领袖的终身制或垂帘听政式的变相终身制。
满清的“家天下”垮台后，法统不再靠血缘关系传递了，合法性的来源被公认为人民授权。中国社会接受了这种来自西方的观念，袁世凯时期就有议会，蒋介石时期也有国民代表大会。尽管清朝之后所有的中国政权仍是暴力集团的囊中物，却不得不在形式上冒充是人民授予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公开反对民主的智慧和勇气，它所效法的苏联极权制度，在名义上也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制度。为了争取人心，中国共产党甚至特别卖力地挥舞民主的旗帜，指责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宪法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过又用一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的地位偷偷摸摸地排在了人民之上 。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的真实传承方式，在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早期，采取了类似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投票选举教皇的方式，在后期则采取了本土佛家宗派指定接班人继承衣钵的方式。这是东西方两种道统的传承方式。如何将这种不容平民插手的道统传承，装扮成一个由人民授权的法统传承过程，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难题。这个难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人心控制的深度和统治成本的高低。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由单一社会集团的意志而不是由多数决定的民主规则所支配的制度。这里的工人阶级已经像获得“天命”一样被预定为领导阶级，“人民民主”则被预先限制在领导阶级认可的范围之内。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共产党更进一步，对代表其它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达到了人事、财政、组织规模和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控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譬如在涉及四亿农民身家性命的土地归公问题上，农民也确实没有掌握自身命运或表达自己意愿的合法权利，尽管农民手中的选票比工人阶级多得多。
再进一步说，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通过先锋队共产党进行的。正如毛泽东把以皇帝为首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样，共产党统治集团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建立在比阶级划分的依据更深刻的根基之上的利益集团，非要把自己降格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其实，这个工人阶级只是共产党创建并管理的官营工业中受支配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表现算先进还算落后，标准完全由党的领导干部确定。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格，以及先锋队中的代表资格，都是共产党领导集团规定并赐予的，并不是工人阶级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选举的。事实上，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都大量赐予了占据各级领导位置的党政军官僚，此外就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各个领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统一思想布置任务的动员大会性质。代表们的荣辱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上级领导的控制之下。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代表，所代表的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即便是以这种代表为主体召集的大会，代表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大会议程和大会发言是由大会主席团安排的，而主席团的成员与最高领导集团又是一致的。
在名义上，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采用民主程序确定党的任务，选举行使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自从毛泽东将道统与法统合于一身，欧洲式的教皇选举制度作废之后，代表的名义权利便在技术上作废了。从中共七大到八大，中间间隔将近十年。从八大到九大，间隔又超过十年。十年或五年一开的代表大会显然无法履行名义上拥有的最高权力，一年一开的庞大的中央委员会在休会期间也只能将自己的权力赋予政治局代理。于是，一切名义上属于无产阶级的权力，便通过上述多处断裂的逻辑链合法地集中在政治局的几个常委手里，特别集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手里。考虑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承认领袖人物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熟悉历史发展规律，这种极度的个人独裁在马列主义的逻辑中确实也可以讲通。
经过这样一番从上到下的筛选控制，党的最高领袖就在民主的名义下获得了难以制约的绝对权力，道统也披上了人民授权的伪装。
如同历代帝国一样，共产党尊崇的漂亮的仁义道德或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与技术性的实施细节之间，呈现出众多的南辕北辙的对立。在每一道程序和技术细节之中，都难以找到平民的权利，只能看到上层对下层的严密的利害控制，看到庞大的权力机器对分散的个人的压制。在共产党内部，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约束下，领导核心的任何指令在向下贯彻的途中都很少遭遇公开抵抗，哪怕是与帝王选妃相似的指令。而对上的监督和制约却重重险阻，反党反革命的罪名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指控者和判决者最终竟可以是同一个人。在共产党之外，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庞大而陌生的国家机器前，在压倒一切的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面前，更显得渺小无力。这样的力量对比，已经注定了民主的空洞和专制的强大。真实的力量对比造就了无所不在的“潜规则”，这种阴暗的传统曾经导致一个又一个王朝崩溃。
最后，也是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最高领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决拒绝军队国家化，不容许人大及其任命的政府控制合法暴力。这是共产党保持“王霸道杂”的选择权的必需，也是共产党统治集团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本质相同的证明。
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一个和帝国一样头重脚轻、上下失衡的秩序，稳定性却不如帝国。帝国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得力于小农经济的稳定，以及统治集团对小农经济最佳生存条件的准确把握，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共产党对迅速工业化的追求容不得这段时间。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给了他们一种自负，似乎他们可以准确地判断什么对社会发展有利，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适当速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发展条件的理解安排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也可以根据对历史发展利弊的计算宣布这个阶段结束。权力在他们手里。
当毛泽东发现农村中出现了新富农的时候，他对新民主主义秩序向社会主义集体农业过渡的成本和风险估计加大了。再加上粮食紧张，国家需要控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而合作化能为统购统销提供方便，早日完成合作化的收益也增加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个体农民的寿命就结束了。当农村合作化进展顺利的时候，毛泽东深受鼓舞，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难度的估计便降低了，同时经济已经恢复，失业问题已经减轻，工商资本家的作用也不那么要紧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承诺就提前作废了。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不能稳定存在，是因为它多变的上层统治集团与多变的下层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在上层统治集团强大而自信的时候，稍微左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腐败堕落的老路。在下层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的时候，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颠覆性局面：民主的要求风起云涌，镇压的成本越来越高，独裁统治越来越难以维持——直到有一天，在独裁者的感觉中，维持独裁统治已经得不偿失，独裁的代价超过了接受民主的代价为止。
在新民主主义秩序被毛泽东“跨越”将近三十年后，这种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经济在党国的笼子里发展的制度设计，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折腾了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满身创伤地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任务，同时也闹不下去了。统治集团带领中国摔了许多大跟头，积累了许多经验，它要悔过重来，换一块牌子重建三十年前的制度。然而，三十年前领导中国奔向社会主义的真诚和自信却难以重建，被党国专制的官僚体制腐蚀了的廉洁高效也难以重建 ，人民对共产党及其理论的信任已经被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破坏了。与上层统治集团丧失了灵魂和自信相反，民间的力量却像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那样发生了历史性变动。一些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自信的社会集团企图冲破牢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失去了对高级阶段的信仰的初级阶段。共产党成为一个失去“道”的道统继承人，沦落为既得利益的保卫者。共产党的道统是在世界范围内衰落的，因为共产党的试验在世界范围内碰壁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能够领导一个“晚发外生型社会”完成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却不能建立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真正的现代化社会。无论是帝国还是党国的官营经济和官僚体制，都不能提供这种活力 。
3、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消灭帝国的专制制度，更没有改变被它推翻的国民党的党国专制制度。它只是用新的名义、新的目标和新的形式代替了旧的。由于力量强大，理论完整，它甚至扩张了帝国和党国的控制领域，控制了前任深入不足的农村。
但是共产党又有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企图利用帝国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意识形态性的利益集团要根据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工业化社会，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领先跨入人间天堂。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极权制度在更加极权的方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掌握了帝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劝说力量，领导着一个纪律严明的高效率的官僚行政体系。一切条件似乎都处于最佳状态。
凭借强大的专政威慑和宣传劝说能力，共产党诱导并迫使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集体，诱导并迫使资本家把自己的产权和控制权交给政府。对于拥有全面优势的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难事。所有制之类的经济制度本来就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利益安排，现在合法暴力决心改变这种安排，又拥有严密的动员和行政体系，在毛泽东及其助手的巧妙领导下，所谓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的工夫就顺利完成了。城市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按照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已经建立了傲视全球的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一个目标，就是利用这种优势，把生产力提高到欧美国家的水平。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马列主义设计的企业形式，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创造。人民公社是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在国家任命的公社干部的行政指挥下运行。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有巨大的优越性，“工农商学兵相结合，便于管理，”“便于过渡。”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的思路一样，毛泽东也是从统治集团的管理成本最低，统治集团政治目标实现的阻力最小的角度选择经济制度的。
从控制生产要素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并不存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源远流长的官营企业。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过是被层层行政权力及其任命的基层党支部书记瓜分了决策权的集体风险承担制，人民公社社员只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义务，而上级政府对自己的错误指示所造成的恶果并不承担经济责任，损失由公社社员分担。共产党以行政权力推行的工业化，就是把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手段硬塞到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中，并依靠它们超越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行政指令进行。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同时，官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官营工业体系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 。
在官营工商业内部，职工工资长期冻结在低水平上，政府以这种方式提高积累率，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养老积累转变为建立官营工业体系的资金。
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无权对上述积累方式和积累比率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共产党强大的宣传机器编织了一幅公平美好的图景：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忘我劳动着，只要听党的话，只要努力劳动，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这种美好图景反过来又激励了许多人的忘我劳动。
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此时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19.52%，1978年，这个比重上升为49.40% ，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官营工商业体系粗具轮廓。这是持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帝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国的小农经济基础，被党国利用小农的经济力量及其支持的强大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并迅速提升了。在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战争中锻造出来的高效廉能的共产党，为这破天荒的一跃提供了关键性的组织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计划经济及其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官营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官营投资体系浪费掉，建成的工业企业又有浓厚的军工色彩，且效率极其低下 。同时，农民——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又被吸纳劳动力能力较低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被人民公社制度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以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极低的劳动效率完成行政权力指派的农产品生产任务。
官营工商业体系继承了帝国时代的管理弊病。随着管理链条的延长，代理行为中体现的国家利益的浓度下降，代理人私利的浓度增加。在平等和强调精神激励的革命理想氛围中，国营企业的工资形式甚至比帝国时代更加僵硬，计件工资形式被看作刺激私欲的手段，而私有观念又是“公有制”的大敌。由于职工收入以固定的计时工资形式发放，工人和企业管理官员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现为在不受到行政惩罚的算计下对闲暇最大化的追求。对行政惩罚的躲避则主要表现为压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和谎报计划完成情况。由于工资固定，闲暇变为免费福利，闲暇的成本则转嫁给全社会。
可以把怠工的后果转嫁给全社会，自己的工资收入几乎不受影响，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官营企业的工人和管理官员的基本立场。他们对这种企业制度基本认可，但是又稍有不满。这种制度提供的闲暇太多了，提供的工资奖金却相对太少。工人们对奖金之类的物质刺激的反应更加积极，这种积极的反应也鼓励管理官员采用更加重视物质报酬的管理手段。不过就总体而言，工人阶级对国营企业的基本制度并无反抗，反抗出现在社会将怠工后果交还他们自身承担之时，出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偷懒的后果只能由本队的其他成员承担，搭便车的程度比国有企业稍轻，但仍是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井田制时期的草荒又出现在人民公社的大田里。
农民无法向生产队之外转嫁低效率的平等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饿受穷，便开始了前赴后继的反抗。最初的反抗是拥有强劳力的农户拉牛退社，被共产党以武力镇压后转变形式，隐蔽为小包工之类的责任制，再变为包产到户，更进一步就是包干到户。当这一切改头换面的反抗都被共产党的专政铁拳粉碎之后，剩下的便是集体土地上的怠工和对自留地的热情，以及平等的贫穷和农产品严重短缺。
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全面的低效率，迫使共产党强化非经济的激励-威慑体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里，农民的桃花源理想属于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多吃多占和蛮横霸道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管理官员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进一步定义为党内资产阶级；偷懒怠工属于私有制时代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坚持思想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强化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全面专政。
这套全方位的激励和威慑机制，对人的安全、自由、自尊、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等多重因素发挥作用，并且采用帝国株连九族的传统策略深化利害影响。为了维持这套体系的运行，社会耗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上述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成效可观，但在较长时段的国际比较之中，则既不如市场机制那样有效，又不如市场机制那样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制度，承受着多方面的内部压力。一是农民对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农制度的追求压力；二是工人和管理官僚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兴趣；三是党国的官僚集团逐步向旧帝国的统治策略复归的堕落压力，这种复归是追求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对农业自耕农制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挂帅与物质刺激原则的让步和推崇。毛泽东认为，官僚集团的当权派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为他们有选择制度改变道路的权力。作为对上述图景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毛泽东创造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式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二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毛泽东坚信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竞争压力。这是关系到民族和领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竞争。由于苏联的官僚集团具有更显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征，毛泽东又有代替苏联为人类指明前进道路的宏伟抱负，国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总图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总图景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毛泽东参照帝国治乱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党国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泽东设计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坚信他设计的道路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文革就是凭借革命群众力量建立毛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制衡机制的努力。
文革并没有颠覆帝国和党国的基本结构。枪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最高当局手里，人民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曾真正控制合法暴力集团。相反，一旦某地偏离了毛泽东规定的路线，无论是温州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还是传统的小型暴力集团彼此武斗，毛泽东总要动用专政力量坚决镇压，甚至大规模调动军队接管地方事务，清除所有异己力量。
文化大革命再次揭示了帝国-党国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固有矛盾：究竟是服从自称为天道或历史规律承担者的暴力-赋敛集团的意志，还是服从福利生产集团的意志？毛泽东把劳动人民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个人民又要由他根据历史规律予以定义。谁反对毛泽东指引的合乎历史规律的路线，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对敌人不能实行民主，只能全面专政。经过这样的限制，只有在人民与最高领导者毫无冲突的苛刻条件下，文化大革命所宣称的大民主才有实现的可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须与最高领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一致，正是这一点自信或妄念，成了最激烈的民主与最极端的独裁的汇合点——如果一致了，动刀动枪也可以；如果不一致，说错一句话就要进监狱，甚至被枪毙。文化大革命的民主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微细的重合点上。
毛泽东还建立了一套处理人民与自己掌握的历史规律不一致的完整办法，即像马列主义要求的那样，用各种办法教育人民，启发人民的觉悟，天天读，活学活用，向人民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溶化在人民的血液中。
在毛泽东时代，党国制度内部的确出现了许多偏离设计的失衡，但最严重的失衡并不像历代帝国中晚期那样主要由官僚代理集团的自利行为汇集而成，而是由强大自信的最高权力引发的。这是各帝国战功卓著的早期统治者经常造成的问题 。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 ，党国前期二十余年间的失衡也与秦帝国那种由皇帝直接引发的失衡类似。秦始皇留下了以长城为代表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则留下了同样具有军事色彩的官营工业体系。
大跃进是由最高领袖发动，由农民承担主要代价的最严重的失衡。
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安排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把他们与未收获的庄稼的利益联系切断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着，调配到原始的大炼钢铁试验中，调配到设计粗劣的兴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费。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试验增加了集体粮食储备的消耗。一大二公的产权关系创造了农民看着自己土地上的庄稼成熟烂掉而毫不在乎的奇迹。这一切都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动人解释，都意味着人间天堂的临近。
在这场号称奔向天堂，实际奔向地狱的赛跑中，支配一切的行政官员自觉或被迫伪造具有轰动效应的成绩单。毛泽东建立了惩罚反对者、奖励追随者的有效机制，建立了排斥所有不利信息和不同意见的信息筛选机制，反馈回来的都是自我支持的信息，提拔上来的都是追随领导最紧的“同志”。在这种高效率的自激震荡机制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自负迅速得到自我强化并走向疯狂，终于导致了席卷中国的大饥荒。
大跃进过度剥夺农民权利所造成的后果，是大约三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相当成功地把责任推给了天灾，推给了苏联，毛泽东还是在上千万具尸体和暴力-财政实力严重削弱的现实压力下作出了自我调整，被迫放弃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高指标，降低了农业领域的集权程度，所有制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产队，一度还默许了包产到户的存在。
党国制度对后果如此惨痛的错误的惩戒方式，完全是毛泽东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实现的。他暂时交出了经济决策权，并且自愿戒肉数月。这里再次表现了作出决策与承担风险的惊人失衡：一个人不吃肉的自我惩罚与三千万人被迫饿死的失衡。而且，毛泽东即使不交权、不戒肉，他的权力也不会遭遇真正的挑战。枪杆子和笔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他个人手里，除了最高统治者改变看法或良心不安之外，党国制度内部不存在任何制约权力的力量。这种格局继续孕育着新的严重失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力直接侵犯了官僚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毛泽东制造的半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侵犯。这两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没有建立文革发动者试图创建的治乱循环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机制。恰恰相反，各个社会集团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反感陡然增加。农民更加向往自留地，工人更加向往奖金，被打倒的官僚渴望加倍补偿失去地位的损失。就连文革初期的主要造反力量，被毛泽东对文革意义的辉煌解释所感召的候补士阶层——学生集团，也在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中日渐丧失宗教般的热情。他们本来期望像毛泽东承诺的那样，通过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后斗争而将个体生命融入不朽、融入无限，同时也获得领导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但毛泽东描绘的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差距，毛泽东的承诺与贫苦的现实的强烈冲突，削弱了他们对毛式意识形态的信仰。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者放弃了对任何伟大事物的追求，或者改变了追求的方向。
毛泽东的死亡削弱了对上述异己力量的清剿、压制和劝说能力，在恢复旧的权利边界的过程中，该体制及其拥护者以自身崩溃的方式让出了空间。
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让步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和前朝党国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党国的实力越来越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党国内部关系方面，统治集团的权力依然不受制约，于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正式规定迅速向具体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的潜规则体系滑落，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为人类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人类社会正在各种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开辟自己的演进道路。资本主义将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型的竞争环境，农业文明时代的帝国和封建诸侯以战争为基本手段，以土地人口等财政基础为争夺对象，而资本主义却在市场上争胜负，战争的目的也是争取市场上的利益。
市场竞争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使得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知识越来越多，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政府越来越便宜高效。于是，人的各种权利也越来越有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越来越好，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越来越强大。竞争中的优胜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甚至成为全人类的包袱。
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处于国际竞争和文明演进的主流之外，距世界水平越来越远，人口却越来越多，解决温饱和就业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根本危机。危机一旦爆发，中国不仅自身陷入王朝崩溃的苦难，还将以亿万难民把人类文明卷入灾难 。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梦想将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实现。不过，中国人民仍然被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所蒙骗，只有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人了解这种真实的情况，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统领的权力体系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他的控制能力不如毛泽东，意识形态信念也弱于毛泽东。于是，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泄洪闸。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帝国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统治集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名义向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作出了让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困扰统治集团多年的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解决 ，同时农村劳动力由表面短缺变为严重过剩，农民的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人民公社时期推广的农业技术在找到了使用受益者之后终于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亿农民对这块巨大利益的模糊预期和不懈追求、部分党国官员对这种潜在利益的认识、以及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高昂管理成本的畏惧和支付困难，共同促成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
相对计划经济和官营工商业制度，帝国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最高统治集团无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党国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官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官营工商业体系，则以自身的技术和人才积累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帮助，以自身创造的需求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支持，以自身的迟钝和无能为非官营体系让出了发展空间，以自身的疏漏和腐败向非官营体系转移了大量的机会和财富。
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在这些直接利益的吸引下，最高统治集团实行了开放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
相对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高度中央极权和群众监督制度而言，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和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建国初期稍受尊重的党政分工制度和人大政协制度，也包含了吸引各级各类官僚集团的巨大利益。官僚集团从民间夺回了毛泽东有条件赋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宪法权利，推动了党政分开，恢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活动，地方政府则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到了财政包干制度。
不仅如此。各级官僚在恢复旧有权利的同时，怀着补偿文革损失的热情，加速攫取自身的利益。他们和帝国时代的官吏集团一样，开始建立一套架空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建立在处置国有资产和使用公共权力的宽阔选择空间之中，建立在给被管制者设置障碍造成伤害的合法权力之上。各级官吏利用权力从各个方面挤榨油水，并在油水的吸引和滋养下扩张自身的规模，迅速踏上了历代官僚集团膨胀腐败的老路。
无论邓小平让步的领域多么广泛，这些让步都出现在帝国的次级特征方面。尽管邓小平不那么在乎“主义”之类的标签，只要能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搞上去，实行什么主义都可以，但是在决策权力由谁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由谁控制这个涉及帝国制度核心特征的问题上，邓小平寸步不让。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其中的核心，可以决定坚持或放弃什么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一个人说了算的极权体制。他不仅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了算，还要为中国指派一个能自己说了算的接班人。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仍然是有“主义”的——他守住了“党国主义”的底线。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可以理解为帝国制度通过自己的变体与世界接轨、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这是继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失败努力之后的新努力，是以延续党国寿命为目的的重大策略调整。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格局，一个帝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经济格局。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作为党国财政基础的官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 。如果考虑到金融、能源、铁路、航空、通信等垄断性行业对官营工商业的利润贡献，官营工商业在市场竞争领域的实际地位已经退居二线。
官营企业及其党国老板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屡战屡败。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官营工商业仍与历代前辈一样，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衙门，其官僚代理人对来自上级官员的行政奖惩作出敏锐反应，对市场和企业盈利状况的反应则取决于上级官员的重视程度。而上级官员作为代理人的一级，在投资和经营方面同样缺乏承担失误和享受成功的切身利害关系，相反，在所有者缺位，上级官僚代理人监督不力的条件下，官僚代理人出卖委托人利益通常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官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全线溃败。官营企业在竞争中溃败的另外一重原因，是它承担了过多行政和社会福利职能，它要承担官营工商业体系创立时期以低工资形式欠下的职工福利和养老的债务。没有这种包袱的官营新企业尚且竞争不力，债务累累的老企业更感雪上加霜。
在溃败面前，与官营企业利益相关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垄断壁垒，保护自己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转嫁自身的破产危机。官营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 ，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股。党国垄断的银行和证券部门为官营企业大开绿灯，为吞噬中国人民的血汗积累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以这种方式限制和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剥夺了工人和农民在更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用尽种种手段仍然无法解救官营企业之后，党国统治集团被迫收缩防线，抓大放小，将管不过来的小企业卖给民间。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推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而且，资产阶级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小农经济可以忍受的苛捐杂税、行政低效和司法腐败，对资产阶级而言就是抑制发展甚至导致破产的昂贵成本和巨大风险。
资产阶级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知道合乎自己利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能够计算出西方式的宪政制度的货币价值。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一个将暴政永远控制住的可以信任的宪政制度，购买一种优质高效的政治制度，购买一种宽容安全的意识形态。早在“六四”前后，人们便看到他们出钱出力的慷慨赞助，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他们的财产总额大幅度增加了，他们对生存发展的政治保障的需求也更强烈更有力了。
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上述优质产品，如果党国统治集团不肯正视上述事实，不肯建立合法交易的规范，资本家个人就会在私下交易中购买隐蔽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局部性的私下交易，营造出贪官污吏与资本家联手对外的局部气候，甚至在政府腐败无能的空间中培育出黑社会组织——地下活动的暴力赋敛小集团，并且依靠这种黑色力量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这种官商勾结、黑白道同行的潜规则体系，既破坏了公共秩序，又扼杀了给社会带来好处的市场竞争，把政府变成了收费更高、效率更低的分赃集团。
这种制度的前途，正如历代帝国官府与各地土豪联手建立的潜规则秩序表明的那样，官吏有了帮凶，土豪有了靠山，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基本均衡将遭到更加迅速而深入的破坏，最终颠覆整个社会。如果结合市场经济进一步分析，正如马克思在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的那样，由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将周期性出现。显然，官府垄断和官商勾结可以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行政权力的介入可以造成垄断性的高价，从供给方面抑制需求，使得更多的老百姓买不起；行政权力又可以用各种名目的税费抽走消费者的收入，或者帮助资产阶级从政治上抑制无产阶级的工资要求，从而降低他们的购买能力，让更多的消费者没钱买。长此以往，在一个危机四伏容量狭小的市场面前，资本也堵住了自身的发展道路。
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资产阶级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即使存量资本抽逃困难，增量资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望而却步也是致命的威胁。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 ，不然就难以保持社会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急需就业机会的工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与党国交易的失败，也意味着工人和农民利益受损，意味着人口压力缓解无望，意味着流民遍地。
统治集团对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最好让步，就是建立一个便宜的政府，一个民主的、受到福利生产集团控制的政府，一个在权力制衡机制下被迫实施正式规则而不是由巧取豪夺的潜规则支配的政府，从而在体制上降低与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民族工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介入国际市场竞争之后必然出现的政治要求。
事实上，当代中国与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欧洲一样，面临着一个无法有效阻止资本流动而自己不受伤害的竞争性环境。改革开放破坏了帝国和党国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传统局面。国外资本的流动阻止不住，港台资本的流动也阻止不住，国内买通了政府官员的资本依然阻止不住。资本已经获得了退出的空间。任何一个有自身财政利益和稳定要求的地区，都被迫与国外、港台和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投资环境的竞争。不肯或不能创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法律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禁止组建工会，降低对工人利益的保护，降低对环境的保护。总之，以工人农民和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恶劣的政治环境，以此维持本地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可是，这样的增长和稳定注定是短命的。
3、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官僚集团自身，都能感觉到民主制度潜藏着巨大的利益。就好像大包干制度可以每年增产上千万吨粮食、增收上百亿元人民币一样 ，这种利益在实现之后也是可以计算的——资产阶级可以算出交易费用的节省，工人可以算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算出乱收费的减少和城镇吸纳能力的增加，知识分子可以算出意识形态领域解禁带来的大量机会、财富和难以估价的自由创造空间，官僚集团也可以算出自身的安全稳定——当然还要扣除专制权力受到监督的损失。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还可以通过建立民主宪政制度降低国际舆论的担心和敌意，降低国际交往的成本，提高自身的地位，获得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
上述各种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利益的大小不同，清晰程度不同，争取的代价不同。控制新闻和言论可以影响人们对利益和代价的评估，甚至可以掩盖利益或风险的存在。禁止成立政治组织则可以降低追求民主的力量，提高追求者的个人风险。因此，党禁和报禁都是阻止民主宪政制度诞生的重要手段。
不过，阻拦民主宪政的总体风险正在增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自身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凭借合法暴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可以出卖法律和公正，又可以向全社会和子孙后代转嫁风险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吸引力巨大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吸纳寄生人口的膨胀趋势是历代帝国都无力禁止的 。
这个持续膨胀的暴力-赋敛集团榨取了国有资产，低价掠夺了农民的大量耕地，随时凭借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勒索民间的贡奉。与漂亮的自我标榜相反，这个集团与民间的真实关系，也像历代帝国那样体现为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凭借合法伤害权分配资源的体系。
潜规则体系的扩张和官僚集团的恶性膨胀，是帝国制度内部关系失衡的标准程序。这种失衡曾经以牧人数量过多、屠宰量超过羊群的繁殖生长能力，导致了许多王朝的衰落。内部衰落再加上境外势力乘虚而入，构成了帝国崩溃的标准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这个过程同样意味着福利生产集团过度失血，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削弱。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明白，民主和宪政可以制约官僚集团的权力。这意味着民主和宪政制度可以制约社会共同认可的正式规则向凭借合法伤害权分配资源的潜规则体系的滑落，意味着降低官僚集团的吸引力和膨胀能力，意味着阻断帝国崩溃的历史性循环，意味着排除一颗多次将中国炸毁的定时炸弹。
中国各个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内部的真诚高明之士，对民主和宪政的追求已经在“六四”运动中表现出来。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组织成本比较低、具有追求“道统”的悠久传统的学生集团首先开始请愿，他们的民主理想与大众对遏制腐败的政治诉求一拍即合，中国社会顿时风起云涌。
在这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中国民间的各种社会集团处于严重的无组织状态。共产党的党禁和报禁政策造就了民间的一盘散沙，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更难以统一成理性的可以协商妥协的政治主张。于是，共产党统治集团面对的就是一片情绪化的人海，这片人海中翻卷着学生领袖、各类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学生、个体户、工人、失业青年、进城农民、基层官吏等阶级阶层的理想、热情和利益计算。在这种缺乏组织的状态中，每个人都可以不承担义务，也无法有效地承担义务，但每个人都可以也必然提出自己的最高诉求，表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失衡的危险状态。
统治集团内部对民间的民主要求缺乏准备。共产党一直不能正视自身的性质，不能正视其作为历代统治集团继承人的独特利益和传统弱点。他们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自己对事物真实面目的探讨和认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肯正视还政于民的问题，根本禁止讨论这种涉及垄断性权力的敏感问题，更谈不上准备好实质性的应对方案，建立一个各种利益的表达、协商、妥协的有效体制。突然之间，面对喷薄而出的民主要求，在政治局、国务院、人大、政协、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间，在这些机构内部，同样翻卷起不同的利益和风险计算。在同样缺乏意见表达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的统治集团内部，在信息通道被官僚机构扭曲的体制内部，这些复杂计算同样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共识，这就孕育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更大危险。政治局内部的分裂，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分裂，这些巨大权力之间的分裂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暴力对抗，枪杆子解决问题毕竟是中国政治的归宿。
更进一步说，统治集团据以评估利害的意识形态体系本身就决定了这种混乱。党国统治集团仍以历史规律的唯一代表者和承担者自命，这种与帝国的天命-天道体系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排斥异己，勇于镇压和专政，难于协商和妥协，理直气壮地坚持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又承认历史规律体现了人民的利益，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道统与法统的矛盾隐藏着中共中央与比较靠近民间的人大和政协的分裂，隐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最后，邓小平决定以快刀斩乱麻。他动用枪杆子将自己视野中的挑战和难以承受的风险镇压下去，再动用笔杆子将这种挑战妖魔化，然后下令禁止一切争论。
十余年过去，民主仍然是一个禁止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民主和宪政制度包含的利益增加了，抵制民主宪政的风险也增加了，全社会对上述利害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清楚了。这是一个更多的人需要民主制度、并且愿意为民主制度支付费用，因而使得民主制度能够在建立之后长期存在和顺利运行的新时代。可是共产党却坚持以强权方式抑制各个社会集团对上述利益的追求和宣传，继续禁止各阶层自发集会结社追求自身的利益，禁止民主宪政所必须的各派政治组织的诞生，强制保持对帝国统治最有利的一盘散沙状态。共产党自称是先进阶级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继续以这种垄断一切代表资格的方式抵制民主和宪政，毫无还政于民之意。然而，共产党的腐败日甚一日，官僚集团的膨胀日甚一日，官商勾结的私下交易与日俱增，党纪国法越来越彻底地被帝国传统的“陋规”即潜规则体系所取代，帝国传统的人口过剩和内部失衡的危机正在积累。
人口的增长吞噬经济增长速度，统治集团的膨胀和腐败也在吞噬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口过剩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税基扩大速度与统治集团榨取深化速度的竞赛。在东部和沿海地区，尽管民营经济的发展潜力受到政治方面的诸多拖累，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做大了蛋糕，中国经济也显出比历代王朝更大的潜力，似乎可以继续支撑统治集团的膨胀。但是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统治集团正在难以做大的“老蛋糕”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正在越来越远地偏离社会认可的公平，正在将税基压垮 。
共产党正在培育暴乱。它不能解决党国的内部失衡问题，却以暴力禁止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出现。它无力约束自己，却以暴力禁止其他社会集团建立约束机制的企图。它拒绝还政于民，又拿不出扣押人民民主权利的像样理由。所谓“三个代表”的理论，尽管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即变相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抹去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对资产阶级的直接威胁，但是在统治集团自身腐败到人人切齿的形势下，这套理论连自欺欺人都欺骗不了几个，徒然叫人怀疑这个党有没有正视历史和现实、引导中国走出帝国体制、平稳完成社会全面转型的能力和真诚。
就像遏制大包干和市场经济制度一样，中国共产党正在以遏制民主和宪政的方式制造将自身摧毁的力量。当全社会都感觉到大堤外边存在巨大利益时候，遏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吃力而危险的。严防死守下去，无非是自身的千疮百孔和豆腐渣化，待危机积累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后，一旦失守，就可能导致整个中国在人口压力和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的混战中崩溃，这将是历代帝国的命运的重演。在共产党强行制造的一盘散沙之中，很难指望共产党的替代力量及时生成，更难指望替代力量生成后有时间有能力为流民提供生路。这意味着中国的帝国制度和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和宪政制度的转型的又一次失败，也意味着共产党将亲手摧毁自己在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建立的历史功绩。
退一步说，即使共产党暂时成功地镇压了国内的民主宪政要求，国际环境仍然充斥着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缓慢却坚定地冲刷、淘汰着昂贵而低效的政府。淘汰的途径，就是将这个被政府拖累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家挤到世界的边缘，就是在竞争失败导致的贫穷失业中积累起造反的力量，就是造就一个与满清政府倒台前类似的内外交困和众叛亲离的革命情境。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来，一个腐败低效的政府和容忍这种政府的民族是无法在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要么改变，要么衰亡。
共产党有机会疏导社会压力，有机会引导中国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中国也存在着和平转型的条件。无论如何，人大、宪法、最高法院、政协、这些民主和宪政的架构及相应观念，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并且在各个层次上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在名义上，共产党也必须假借人民的名义才能实施合法统治，仅仅依靠“天命”式的历史发展规律已经不够了。在名义上，人民也获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许多民主权利，尽管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缺乏使用这种权利的勇气和传统，尽管许多南辕北辙的实施规定又偷偷摸摸地夺走了这些权利。不过，这些缺陷和不足是人们所不满的，是需要掩饰的，而不是获得广泛支持的。中国人民在增进对世界了解的同时，越来越清楚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如何产生和如何运作，越来越明白他们应该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又被剥夺了什么。这种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又增强了人们对人大和宪法的期望。面对这种期望，即使在官僚统治集团内部，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心虚，拿不出公开反对的理由，只剩下鼠窃狗偷一路的言论封锁策略。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大和政协完全可能在护宪的名义下合法地行动起来。特别是人大常委会，清除一切违宪的法规条令正是它的法定职责。帝国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在体制内合法挑战专制权力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曾经依赖的条件，如今已经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只要有一批人民代表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宪法规定的合法权利，要求清除共产党设置的一切违宪的法令法规，共产党以法统装饰道统的全部伪装就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体制内的挑战。如果共产党没有把握获得足够的支持镇压这种合法挑战，如果共产党内部有足够多的志士仁人不肯镇压他们在名义上也拥护的理想，中国的和平民主进程便有了成功的希望。这种体制内的挑战一直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幕后操作者的遏制。共产党精心编织了一张利害关系网，并依靠这张内部的威胁利诱之网操纵一切，用潜规则架空了宪法。然而百密难免一疏，王纲解纽的危险始终存在。毕竟中国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英雄，毕竟民间的重大利益诉求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在危机显现之际尤其如此。
一旦人民授权的法统与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道统发生冲突，中国就可能出现一次类似“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政治性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服从人大还是服从中共中央。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问题在于，这个规律的政治载体是什么：是人大的投票箱，还是圣旨或最高指示。人大或议会是对各种社会利益汇总，历史规律就在这个模拟的社会中自我展现，而道统与法统就在这个自我展现的程序中合为一体，成为社会各界认可的正式法规。
显然，上述政治和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了风险和利益冲突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共产党主动发动还是被动应对，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技巧。然而，只要有转型的愿望，总有许多过渡方案可供选择。譬如扩大高层差额选举，进行政治特区试验，允许民间政治和舆论组织的合法诞生，开放党禁和报禁，容忍一个与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日趋分化相应的社会生态体系的发育，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等等。中国知识分子还提出过与城乡二元结构和东西部不同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二元政治体制的试验方案，提出过由下至上扩大民选范围的试验方案，提出过扩大人大和政协权力的试验方案，以及允许民主党派独立发展的方案等等。
最大的危机在于：共产党统治集团表现出了相反方向的持续努力，人们看到的是搜根寻源的扼杀，是网眼越来越密的捕捞，是全面的封堵，是日益无效同时又日益强化的欺骗性宣传。共产党在扼杀建设性力量的过程中日益削弱着自身的控制能力与民众的认同，日益积累起对自身和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扼杀异己或抑制社会组织的发育并不能为党国的独裁统治开辟前途。帝国安身立命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被党国的工业化成就破坏了，帝国生存的闭塞环境已经被西方文明带来的竞争破坏了，帝国体制解决自身问题的希望已经被数十次徒劳的王朝循环破坏了。面对无法挽回的破坏，帝国组织即使纯粹出于自身利益，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也是放弃权力垄断，这样才能为福利生产集团创造一个低成本的高效可靠的政治法律环境，清除潜规则产生的土壤，挽救自身的社会母体于危难之中。不过，这个选择恰恰意味着帝国寿命的自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党国是帝国的最高阶段。党国既是帝国的掘墓人，又是腐朽的帝国，垂死的帝国，断子绝孙的帝国。
恐怕很难指望中国共产党认同上面描绘的历史和现实的图景，尽管这幅图景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诞生前的富于东方色彩的历史图象。这是一幅暴力集团与生产力集团互动的图象，各个集团在互动中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并且随着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变化调整策略，造成各集团关系真实边界的移动。这是一幅比欧洲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唯物史观更加尊重中国史实的图象。困难在于，认同这种图景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业绩和地位的评价大大低于它的自诩，意味着共产党在未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丧失特权垄断地位，而共产党统治的主要获利者和历代统治集团一样，在这种垄断地位给特权集团带来的利益消耗殆尽之前，很难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接纳对自己不利的观点。能够跳出这种局限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个不受既得利益和自身意识形态束缚，放弃自己垄断了真理和正义的神话，将暴力交还国家，将国家交还人民的历史巨人，是中国翘首以待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为了完成社会转型，历史给共产党的领袖保留了成为最后一个大英雄的机会。
党国之后
未来的、摆脱了一党专制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必然美好的社会。资本控制一切的社会，另有其不公和丑陋之处，另有其危机和苦难。同时，各级人大也未必干净，代表可能被收买，选民也可能被收买。众多的公民未必对投票感兴趣，政府的产生也未必没有私下交易。几千年的专制培育出适应生存环境的奴性，逃避义务的奴性又反过来培育出强大的专制。搭便车的传统根深蒂固地扎在人们的心底，并将以这种推委和近视培育出新的独裁梦想。确立难以躲避责任的严密机制和主动担当公民责任的社会意识将是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
尽管如此，公开的政治权力竞争，民众对政党和政策的自由选择，公众舆论的自由表达，比起党国在黑箱中的垄断和特权来，至少获得了大体的公平和程序的公正，获得了进步的基础。中国将因此超越暴力强权统治的历史阶段，与悠久的帝国的历史告别。同时，西方文明为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危机而进行的百年探索，西方已经建成的对资本力量的尊重与制约相结合的机制，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经验。
因此，替代党国的并不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作为最关心企业兴衰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和尊重，大笔行贿和收买政治保护伞的费用将节省下来。同时，在缺乏保护的条件下挣扎于民营企业中的无产者也将获得他们的代表和组织，显示出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官营企业中的工人集团也会凭借自身票数对未来政治发挥真实的影响。农民将争取到取消户籍歧视和抵抗苛捐杂税的权利，将在他们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作出区别和选择的空间之内选择自己的公共事务管理者。知识分子集团的创造能力将在解除了禁锢的社会中喷发出来，为社会和自身创造更多出的福利。所有这些群体的权利将在法律上获得真实的保障，所有这一切还将获得舆论和传媒的监督。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发育、探索和逐步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免混乱和痛苦的过程。
所有这些权利，都是从号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产党手中获得的。人民中的每一种重要的利益诉求，都将在议会中得到讨论和计算，确定受益者和支付者，并在彼此的让步和妥协中达成协议，成为受到各方尊重并且有人力财力支持的法令。共产党习惯制造的装饰门面的法令，表达美好或欺骗愿望的数以百计并不实施的法令，将被体现出真实的社会关系并确定了支付来源的法令所取代。除了那些依靠潜规则牟利的统治集团成员，没有人会额外失去东西。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因此也缩小了暗中牟利空间的共产党统治集团，也将得到尊重和不受挑战的合法性，得到安宁，甚至在工人阶级信任的基础上复活。
未来的中国充满了伟大的机会。这个国家人口如此众多，资源如此紧张，追随工业文明的道路必定是困难重重的。各种资源的价格将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的需求的增长而昂贵到必须寻求替代的程度。中国所提供的这种压力，它处在第一线所感到的迫切需要，再加上无法将这种压力转嫁于他人的合理制度，将迫使和诱导中国用最多的人力和聪明，以最高的热情寻求替代性的文明。
自由市场经济的确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无休止的竞争造就了人类的强大力量，打破了人类这个物种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甚至其他物质运动形态的均衡。这种独大导致的失衡必定要遭到报应，这就是造化中的弱势因子对人类过度侵犯作出的恶性反应，以自身灭亡或恶化的方式破坏人类这个物种依存了千百万年的环境本身。造化要在人类狭窄的现实利益格局中获得自己的代表，如同工人以工会为代表抵御资本家的过度侵犯一样，抵御人类的强劲推进所造成的过度侵犯。否则，人类与造化中其他成员的危机关系就不能得到有体制保障的解决。这是全人类的问题，而中国特别脆弱的资源基础可能迫使中国率先走出抑制人类过度侵犯自然的一步，发展出某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文化。
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彻底埋葬帝国制度之后。那个统治集团根据自身狭隘利益裁剪一切的制度，无法容纳更无法激励亿万人民的发明创造。
在一个极权体制的社会里，平民个人的反抗不仅是微不足道的，也经常是得不偿失的。然而，对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的向往，对这样一个社会的越来越清晰的描绘，对这个社会到来的愿望的一次又一次的表达，对阻挡性努力的唾弃与不合作，对促进性努力的赞扬和帮助……每个公民的日常言行，都蕴藏着足以导致“王纲解纽”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作用是长久而深远的，是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同时，这些言行又是符合公民自身利益的。这是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是对王朝崩溃风险的规避，也是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争胜的必要。我们的就业、收入、安全、自尊、荣誉，我们民族的前途，还有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都通过这些日常具体的事务分配到我们每个人的肩头。
帝国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处处逃避自身责任的民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一个容许自己的成员逃避责任的民族，将在整体上遭到报应，沦为人们逃避的对象。
2000年
注释
这项条件可以如此表达：
掠夺(防御)收益-掠夺（防御）成本﹥生产收益-生产成本。显然，初次掠夺需要镇压反抗，需要建立掠夺体制，一次性成本会比较高。此后只要支付维持威慑力和掠夺体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在社会性昆虫那里已经出现，譬如兵蚁。在蜜源紧张（蜂蜜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行为可以导致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诗经•国风•齐•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吕氏春秋•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准确的用语应该是“封建”制。两千多年来，“封建”二字在汉语中一直指称西周创建的那种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描述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八世纪首先出现于法兰克王国，随后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那种制度颇为近似。不过，封建二字近5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话语体系中获得了额外的涵义，指称了另外的东西。为了避免混乱，我在这里暂且用分封二字代替。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比较大一统帝国制度与战国时期诸侯制度的利害得失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游牧民族的侵掠行为是应付灾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来自草原地带的暴力掠夺威胁，构成了帝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固定存在。
建立帝国制度是对中国社会一次重组，重组后的社会只需要同样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全和秩序。这既是司马迁笔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后代帝国臣民的普遍感觉，故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制度是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因此本文反复强调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并且建立这样一种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社会重组，不能不称之为伟大的文明成就。
均衡是指博弈论（或作为其特殊形态的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所描绘的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见《管子•牧民第一》。管仲随后解释说，不为不可成，指量民力而行；不求不可得，指不强民以其所恶；不处不可久，指反对短期行为；不行不可复，指反对欺诈行为。
《韩非•说疑》
潜规则指的是一套未必明说，但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参见拙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权力的专制制度的衰亡常规。
疍民：以船为家，生活在水上的居民。通常被视为贱民，被看作陆地生存竞争的失败者。海盗和水匪中多有疍民出身者。
《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
交易成本，大体可以看作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这个概念将在本文中多次出现，需要多解释几句。
张五常教授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92，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条目中写道：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十二世纪初，法国东北部的琅城以重金从主教高德理手里买下自治权。主教花完了钱后背约，要收回自治权。于是市民向国王路易六世行贿400里佛尔寻求支持。主教则用700里佛尔行贿，于是国王支持主教，取消了自治特许证。1112年市民发动起义，杀了主教。国王联合封建领主出兵镇压，市民则坚持斗争。十六年后，琅城市民再度获得自治特许。此后，路易七世为了获得支持，主动发放了25个自治特许证。其子腓力二世发放了41个旧城，43个新城的特许证。
欧洲城市的力量与国王的力量比较接近。1302年布鲁日市民起义反抗重税，杀了3000法国人，腓力四世出兵镇压。在7月11日的库尔特累战役中，国王方面有6000骑士和200大贵族阵亡，战场上留下4000双金马刺，号称“金马刺之役”。遭此挫折，腓力四世被迫放弃对包括布鲁日在内的佛兰德尔地区的吞并。对比中国，皇帝镇压叛乱时动辄调遣百万大军，不到全国力竭绝不轻言放弃。死伤万八千人根本不值一提。
17世纪30年代，仅德国就有军事承包人300余，可以提供相当高水平的雇佣军服务。此外，欧洲的堡垒战术非常普及，这种战法对财力的要求大于对兵力的要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拉近暴力统治者与平民的距离。平民可以找到许多用财力对抗暴力的途径。
以大宪章诞生前夕的英国为例：120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教皇英诺森三世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之争发生冲突。1208年，英诺森给英格兰和威尔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里的一切宗教仪式，而且六年不予恢复。1209年约翰本人被革出教门。约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会对这一事态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于约翰对这一禁令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事倒的确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困难。但是1212年一次诸侯密谋和菲利普横渡海峡的计划却使约翰认识到，被革出教门的国王特别容易招致叛乱和入侵。因而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更为危险的敌人。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兰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赢得英诺森的谅解并确保在未来的战斗中支持他。（参见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P143，商务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1861年至1894年，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建立军工厂24个，耗资约5000万两白银。（参见王培《晚清企业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 版，第15—18页） 另外，到1895年，洋务派创办采矿、冶炼、纺织、航运、铁路、通讯等民用工交企业27家，雇工近3万人，资本额约3000万元。（参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第3、第4、第5 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 以资本数量计算，从1845年英商柯拜在广州投资建立第一家工厂起，到1894年，外资在华企业的投资总额约2000万银圆。而且大部分是为进出口服务的船舶修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投资额和基础性地位均不如官营。（参见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28—3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清朝赴日本留学者，到1909年已经超过3万人（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第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 版）。赴欧美留学者也达到1.2万人。从1904年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及其在校生数目，由4222所和9.2万人增加到52343所、156万余人。（《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312—32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的人物，就是在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中产生的。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
法国大革命给“消极公民”争取到了普选权，但是他们对投票选举并不感兴趣。他们不热心投票，不愿意把工作丢下，去做他们并不熟悉，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于是，法国的普选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控制的选举。民主选举是需要“积极公民”支持的，而积极公民是需要经济利益或民主信念驱动的——既有实际利益的必要又能认清这种必要。
国营资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产业之后，国营资本在工矿业中所占的比重超过80%（沈春雷：《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140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看到的无产阶级的真实面目，用工运领袖刘少奇的话说是这样的：“我们在（安源）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誉，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社会地位大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为了忠实工人的长期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王光美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刘少奇到五六十年代。（见王光美：《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
工人希望干最少的活，挣最高的工资，他们要追求福利的最大化，这种欲望本来像资本家希望压低工资，提高售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欲望一样强烈而自然。只要不受惩罚，他们也懒得讲理，宁愿用暴力实现这种愿望。但是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中却被描绘为大公无私等美德的天然载体，贫下中农则获得了仅次于无产阶级的道德地位。这种经济地位决定道德水准的理论与现实经验差距极大，因而造成了许多中国革命者的痛苦和困惑。
1928年，蒋介石设计了一个“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其田”的计划，并努力付诸实施。（《蒋总统集》第1册，第528页，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版）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马克思写道：“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关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通过），序言部分及总纲第一条、第二条。
党国专制的官僚体制腐蚀革命党的历史也在国民党身上发生过。1948年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 卷，第1899页，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但是，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大打内战，丧失了在大陆上重建和自我革新机会。
帝国体制下官营企业的弊端和局限，在清朝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并为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所认识。1895年夏，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揭露军工厂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中国欲藉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各厂，令民间自为讲求，如国家欲购枪、炮、船、械、机器，均托民厂包办包用。”给事中禇成博上奏，也主张将军工厂“改归商办，弊少利多。”不久，光绪皇帝上谕称：“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清德宗实录卷371）
据计算，在近30年的时间内，通过上述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6500亿至8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72%（参见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70页）。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5页。
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为例：1980年，每生产1美元的产值，中国耗煤2.90千克，印度为1.77，韩国为1.12，巴西为0.88，日本为0.51，法国为0.45，美国为1.05，英国为0.57，德国为0.49。（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转引自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6页）
按照台湾学者郑竹园的估算，中国大陆的体制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总数高达12000亿美元。如果能够避免这种损失，中国的国民收入实际水平可以提高3倍，在1978年以前便跨入小康。（《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110—12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
在体制比较中，大陆与台湾、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以至整个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都显出相同的结论。
譬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朝的两个皇帝，还有唐太宗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明成祖发动的侵略越南战争等等，都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额外负担。
见阙民《凤凰涅槃——“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于郭沫若》，《知情者说》第四册第63页。类似的意思，可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68~369页。
Ashton等，1984年。转引自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17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粮食产量，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产量只及1958年水平的70%。（同上）
以日本为例：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近，1980年却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参见谢百三：《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1991年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王力雄先生在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中，逼真地展示了中国在人口压力和社会失控的情况下全面崩溃的可能图景。
1985年，大包干确立之后，中国农村总产值比大包干前的1978年增长了将近3倍。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为191.33元，1985年为397元，增长了2.07倍。（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986年）
粮食总产量，1984年为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33.6%。棉花总产量，1984年为625.8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89倍。油料总产量，1984年为119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28倍。（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第37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据2000年10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际金融公司首次发表的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调查报告认为，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国际金融公司日前发表其首份有关中国私营企业的主要国际性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的私营部门在过去20年中呈指数增长，其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与国有部门几乎持平。
目前，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如果包括私人拥有的农业企业，这一比例就会达到51%，再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贡献，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由澳大利亚政府国际发展署资助国际金融公司开展的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克服了许多困难，自1980年以来，其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非公部门的就业率平均每年增长41%。
这份名为《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的研究报告发现，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重要的结果，并且，私营部门在创造产值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这是一句在中国股市流行的顺口溜。至于具体数字，“据有关材料估计，目前银行贷款中有20%难以回收本与息，有30%左右只能收息而很难收本。这两项加起来，已达到贷款总额的50%左右。”（引自迟福林主编《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改革》，第30页，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1999）》：“据包括权威杂志《经济研究》在内的国内媒体透露，截止到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的比率为20%左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1997年国内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是74914亿元，私营企业及个体使用贷款只有386.7亿元。1999年各项贷款总额为93734亿元，私营企业及个体使用贷款只有579亿元。（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2000》，第7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据经济学家樊钢介绍：“我们国家的非国有经济创造着74%的工业增加值、62%的GDP、几乎100%的新增就业。……而只创造了不到30%产值的国有经济仍然在利用着70%的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背后就是实际的资源）。”（引自千龙新闻网/千龙视野：《著名经济学家樊钢分析：中国资本流向不平衡》，张鹏/文，2000年6月20日）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角度看，1998年，国有经济为6021.1亿元，集体经济为4829.9亿元，联营经济为164.3亿元，个体经济为10802.2亿元，其他经济（指私营、股份制、外商投资、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和港澳台投资经济）为7334.8亿元。（引自国家统计局编《’99中国发展报告》P333，表6-2）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看，1998年，国有经济投资为15662亿元，集体经济投资为3717.3亿元，个体经济投资为3637.8亿元，其他经济投资为5440亿元。（同上书，P318，表4-1）
从工业生产总值的角度看，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为34109.6亿元，集体工业为45842.6亿元，城乡个体工业为22655.5亿元，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为23836.6亿元。（同上书，P310，表3-1）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量私营经济以集体经济的名义出现，即所谓“戴红帽子”，统计数字是高估集体经济而低估私营经济的。
常见的说法是4%。
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 ’99中国发展报告》介绍：“与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大量减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镇私营个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从业人员明显增加。1998年末，我国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已达3232万人，比上年增加563万人。……联营、合营、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达1675万人，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624万人，增幅达59%。”而作为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重要渠道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现在不仅不再吸纳劳动力，相反每年还要向外释放大量的富余人员。1998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9058万人，比上年减少1057万人；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1963万人，比上年减少473万人。”（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8 月第1 版，第216-217页）
1999年，中国城镇21014万从业人员分布如下：国有单位8572万，集体单位1712万，股份合作单位144万，联营单位46万，有限责任公司603万，股份有限公司420万，私营企业1053万，港澳台商投资单位306万，外资投资单位306万，个体2414万。在中国农村，乡镇企业有从业人员12704万，私营企业有969万人，个体有3827万人。（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2000》第3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5月第1 版）
据林毅夫计算，以生产队体制向家庭农作制度改变为代表的农村制度改革，对1978年—1984年农作物产值增长的贡献约为46.89%。（参见《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95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
关于历史情况，据葛剑雄先生考证，宋初4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吏增长5倍多，三班院吏最初仅300人，100年后增加到一万多人。真宗时裁减各地冗吏就将近20万，未裁的当数倍于此。地方官甚至有在十年内增加6倍的记录。尽管如此，官吏名额还是满足不了宗室和官僚子孙的需要。于是专门设置了一些不发俸禄的“名片”官吏，允许他们自己解决收入问题。虽然政府的直接开支没有增加，但这些人凭着官吏的名义和这一特殊政策，公然贪污受贿。由于不影响政府开支，这类编外官吏的名额往往更多更滥。据葛剑雄先生说，现在，中国的官民比例，已从建国初的1比600增加到了现在的1比34，增长了17倍。而同时人口增长不足3倍。（《南方周末》，1998年7月10日）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如此评述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口的变化：“基层组织膨胀的问题比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一个乡的财政供养人口不过是‘八大员’，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乡’，财政开支的编制大约是30人左右；到现在乡级一般300人，发达地区镇级单位甚至达到800—1000人。不仅财政开支增加，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环境恶化，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加，乡村两级高负债也大量发生。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60%的县财政亏损，这方方面面的负债和亏损不仅最后都会有相当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会引发高利贷横行。”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谈到对这种趋势的无可奈何：“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农民怎么受得了！”（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头版头条。第2版，《“三农”问题的病症和处方》）
据一位学者在河南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得到的印象，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高于中央规定的5%的标准，一般要占到人均纯收入的25%左右。若加上各种名义的罚款与集资，并考虑到农用物品和医疗费用与教育费用的上涨因素，农民负担就更为沉重了。
（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46，214，253，289，348，359，364，387，404，529，643，652，658，707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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