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黄兴的卖国与爱国之争

芦笛


近读杨天石教授所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中披露的孙黄围绕着“二十一条”的卖国与爱国之争，感喟殊深。

孙黄不和，乃自宋教仁案始。宋教仁被暗杀时，孙文正在日本，闻讯后回国，当晚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高干会议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联合日本，立即起兵推翻袁世凯，黄兴则反对借外力解决内争，主张通过国会否决五国大借款，靠法律解决宋案（《陈其美致黄兴书》，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836-8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孙黄为此征询国民党人担任的广东都督与湖南都督的意见，但他们都认为不可行。国民党人便在报刊上大肆辱骂诽谤总统袁世凯与总理赵秉钧，在国会无理取闹，并在武汉几次发动暴乱，激得老袁下了总统令，罢免国民党人担任的三省都督。三都督也只好乖乖服从，通电解职。但国民党又在九江、湖口一带密谋举事，导致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致电袁世凯、黎元洪以及参陆两部，请速派军队到九江以资镇慑，黎元洪遂派李纯部进入九江。这反过来又吓坏了国民党人，于是业已解职的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又出尔反尔，在湖口发动武装暴乱，宣布独立。

江西“独立”后，孙文竟然派遣朱卓文携带两万元巨款，到南京去收买驻扎该地的第八师的营长们，让他们杀了师长、旅长起兵造反，宣布独立。此乃孙文发明的速成革命术。后来蒋介石将这套用得出神入化，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专靠收买对方的部下在关键时刻倒戈，导致对方大败。世人只知鄙夷老蒋这种流氓做法，却不知道他是从孙文那儿学来的。暗杀或收买（当时称为“运动”）将领从来是国民党干革命的方式。

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是国民党人，听说党魁竟然要暗杀他们，吓得急忙赶到上海，密告黄兴此事，并说：“事已至此，我们虽准备不及，也只好出兵讨袁，以免党的分裂。”他们请黄兴马上去南京出任讨袁军总司令，并建议孙中山留在上海，等南京局势稳定了再前去组织政府，领导革命。黄兴闻报大惊，立即驱车去见孙文，说他决定去南京策划独立，请孙文督促陈其美策动上海独立，以为犄角之援。孙文同意后，他当晚便与那两位孙文要暗杀的旅长一同赶往南京（陶菊隐：《武夫当国》第一册，163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

事起仓促，黄兴连老婆都顾不上通知。他到了南京后，即召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军官开会，决议组织讨袁军，响应江西。南京驻军中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要塞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持反对态度，黄当即下令杀害了他们，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名义宣布独立，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次日即慷慨誓师（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网络版）。

起事如此匆忙，犹如儿戏，岂有获胜之理？黄兴指挥不动军队，军饷无法维持，勉强干了两个星期，觉得实在没希望，便黯然离职出走。“二次革命”迅速垮台，孙黄等人再度流亡海外。

到了海外后，国民党内部就大开打。孙文和毛泽东一样，永远 “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他不想想自己愚蠢至极的轻举妄动，给党徒和人民带来毫无必要的苦难与牺牲，却认定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部下不听他的指挥。他于是决定重建新党——中华革命党，将党员按资历分为三等，许以不同的政治待遇，在革命政府成立直到宪法颁布这段时间，全部国家权力都归党员所有，一切非党员都没有公民资格。他还把黑社会那套使出来，要党员们立下誓约，发誓“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服从命令，尽忠职守”、“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还要在誓约上盖手印。

这引起了黄兴的反感，黄兴认为这套做法“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将党员分为三等更是违背了孙鼓吹的平等自由主义。至于发誓按指印则是培养个人专制，侮辱党员人格。许多人也持类似看法，孙文于是陷于孤立。

陈其美更是助长了孙文的孤立。陈其美当面吹捧孙中山之肉麻，决不下于林副统帅。他吹捧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在中国在日本，谁都比不上你”，“由你出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与戴季陶一道包围孙中山，极力挑拨孙黄的关系，促进了国民党的分裂（《武夫当国》第一册，177-179页）。

孙文于是写信给黄兴问罪，他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黄兴，说当初黄兴若是听了他的话，在宋案发生后立即动手，则“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服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乃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之有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孙中山致黄兴书》，《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832 页）。

请看看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热昏到了何等地步：他非但丝毫看不见双方实力对比，而“二次革命”又是何等不得人心，连蔡锷等人都通电谴责，却认定那是因为没听他的话所致。就连黄兴劝阻他收买第八师的营长去暗杀同志，竟然都成了失败原因！最搞笑的还是他居然提出要包办革命，黄兴若能绝对服从他的号令才能参加，否则就不许革命！

比起孙文来，黄兴确有政治家气度，他在回信中承担了南京失败的责任，但也适当作了辩解，指出反对起兵的并不光是他一人：

“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人俱在，可复询及之也。”

至于暗杀那两位旅长也没有必要，他们并不是绝对反对起事，只是觉得上海难以攻占，怕腹背受敌，谨慎行事罢了。胡乱暗杀师长旅长必然引起内讧，而他提出代孙文去南京指挥更是出于好意：

“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南京第八师为先生运动营长数人，势将破坏。先生欲赴南京之夕，来弟处相谈，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实第八师两旅长非绝对不可，不过以上海难得，致受首尾攻击之故。且先生轻身陷阵，若八师先自相战斗，胜负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计。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也。”

黄兴更指出孙文无权包办革命：“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黄兴复孙中山书》，《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834-835页）

然而孙文还是不肯罢休，再度致函黄兴，要他“静养两年”。陈其美更是写长信去责备黄，要求黄作孙的孝子忠臣：“如众星之拱北辰”，“如江汉之宗东海”。黄兴懒得理睬，再也没回信，参加了其他流亡党人组织的“欧事研究会”，与孙文分道扬镳。

孙黄关系进一步恶化，则是孙文勾结日本侵华引起的。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自愿以中国为日本的印度，说什么：“（英国）以得印度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而世界列强莫与争。日本地力发展已尽……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以此引诱日本政府帮助他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

“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黄兴看到此信，很不以为然，曾将该函抄示他人，特地注明自己没有列名。该函内容败露后，舆论哗然。1915年初，同盟会元老刘师培发表《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说：“然据最近传闻，则诸君之中，其有怀愤激之谋者，不惜为虎作伥，引外力以覆祖国”，“穷究诸君所蓄之隐谋，在舍个人逞愤外，虽复亡国灭种，亦所不惜。”（杨天石：《海外访史录》，169页）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当时国脉如丝，再也经不住国贼引狼入室。1914年9月，日本趁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出兵山东，占领了潍县、青州、青岛等地。革命党人詹大悲、白逾桓等人决议：“决不利用外患剧烈之时机为革命活动”、“暂时力持镇静，使政府得以全力对外”。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全国出现救国热潮，革命党人纷纷呼吁放弃内争，一致对外。何海鸣首先离日返国，宣称“政府以稳健诫国人，国人以大任托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鸣以不利，海鸣且以首丘于祖国为安”。

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林虎、程潜、熊克武、张孝准等11人发表通电，表明自己在此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此次外交受侮，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政府苟能推诚修政，举国倾心，即吾人客死异乡，亦所甚愿。”（陶菊隐：《武夫当国》第一册，184页）

“先国家而后政治”的主张完全符合西方民族主义精神。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但凡遇到重大外患时，所有的党派政治、内部纠纷一律挂起，一致团结对外，要吵要闹等到国难过去再说。李根源等人虽是坑害了国家民族的革命乱党，在此节骨眼上却也毫不含糊。

国内和留学界舆论沸腾，孙中山却始终“默不一言”，引起许多革命党人怀疑。柏文蔚等人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质问，柏文蔚并面见孙中山，要他表态。孙表示，各同志可自行通电反对，他自己“另有对策”。（杨天石：《海外访史录》，170页）

柏文蔚因此与黄兴等人商量，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联名通电，首先坦承了己方在南北议和后的过错：对政府“诚有所抨弹牵掣 ”，“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委婉承认了国民党在南北关系恶化中该负的责任。他们虽然坚持“二次革命”是国政不修被迫举行的，但说自己毕竟还是顾全大局了，当时“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只因“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不肯负固以困民生”，所以“一击不中，即复戢兵 ”，今日“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

接下来他们严正申明了自己的民族立场，并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警告效颦者：“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堇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不远，即在平西。”

最后他们还表示以后不再轻言革命：“自后如非社会有真切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丧，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

此后黄兴等人又致电海内外多家报刊，进一步声称：“吾人痛思前失，自安放逐。现政府果以何道能得民心，作民政，吾人正目视而手指之。吾人之神圣目的，在使吾最爱之国家庄严而灿烂，最爱之同胞鼓舞而欢欣，至何人掌握政权有以致此，吾人不问。”（转引自《武夫当国》第一册，184页；《海外访史录》，178-179页）

这是何等光明磊落、临大节而不污的丈夫心胸！人孰无过？过而知悔，善莫大焉。光凭这节骨眼上的表现，我看黄兴也足以赎去他参与辛亥丑剧与“二次革命”闹剧的罪衍了。

那么，那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另有”的“对策”是什么？黄兴等人的警告“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不远，即在平西”，他是否听进去了？

2月5日，亦即在黄兴通电之前20天，在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前三个月，孙中山、陈其美就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

1915年3月14日，亦即黄兴等人通电发表17天后，孙中山更写信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乃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谈判之目的者。此点与不肖所倡导之主张相一致，虽欣喜不已，至于贯彻此目的之手段方法，则不能不使人失望灰心，诚所不堪焦虑者也。且如欲求东亚之和平，则舍实行真正之日中提携以外，决无其他途径。”

这是说，二十一条与他和满铁签订的盟约不谋而合，所以他既欣喜又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袁世凯缺乏诚意，拒绝考虑“真正提携”的要害问题：“唯关于交涉事件，对于将真正提携问题置于度外且缺乏诚意之敝国政府当局”，若“采取始终一贯之强硬交涉”，“将出现可悲之事实，至为明显此与吾人最终目的之日中提携之本旨相背离之手段，不肖等至感遗憾。”

因此，日本还是扔掉袁世凯，跟他签约的好：“欲得巩固之同盟，尝起草如左之盟约草案，秘密就教于贵国之有司焉。以今日之形势，欲实现如此理想，虽属不易，然今日世界大势动乱、欧洲战局变化极大之秋，更是需要日中提携不可一日或缓之际”，日方应“尽一切方法以挽回局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941页，中华书局，1991 年）。

孙文卖国犹恐不成，岂能容忍他人捣乱破坏？自然要把黄兴等人恨进骨子里去。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表第八号通告，污蔑何海鸣、林虎、黄兴等人“投降自首”、“自白”、“认罪告哀”：

“中日交涉事起，国人不明交涉之真相，实由夫己氏卖国而来，乃有与二次革命有关系者，藉此为举国一致之美名，有迎机投降者，如何海鸣之自首是也。有恐为夫已氏分谤而急欲自白者，如林虎之通电各报馆是也。有恐受借寇复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认革命有罪而不认私逃为罪），急向国人告哀者，如黄兴之通电宣言是也。”（《海外访史录》，167页）

孙文党徒还以化名散发传单，对黄兴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翻历史旧账，指责黄兴在熊希龄组阁时， “日夜期望保皇妖党得与袁贼抗衡，而己则居中斡旋，冀博彼党之欢，而分一杯之羹”，为此指使章士钊办《甲寅》丑诋国民党，谄媚熊希龄与梁启超。连熊、梁在失势后都悟出了袁贼的凶顽，黄还执迷不悟，云云。那传单竟还倒打一耙，把兵败的责任一股脑儿赖到黄兴头上，说他既然明知取胜无望，为何还要举乌合之师？是为不智；甚至捏造事实，说什么“大难既发，旗鼓方张，师正报捷于淮、徐，将已逋逃于海外，负全党之嘱托，辜国民之期望，是为不忠”。这次致电国内乃是自辱：“自明心迹，誓以不促革命，求谅于国人”， “但求国人之见怜，不计立言之卑屈”。

那传单最绝的，还是坦承自己假借外力，而国人无权过问：“夫国人果能辨理，吾党安有失败之理由？国人苟知向上，袁贼安有存立之余地？……若夫假借外力与否，国人实无判断是非之智能。吾党既以二十余年之苦心孤诣，取亡之满室二百六十余年者归之国人，亦当然不致复断送于他族。国人不能拒惯于卖国之官僚，自无烦其谅吾人救国之本意。国人既深愿袁贼之执政，又何必诉吾人不满之襟怀！”（ibid，163、165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们之所以失败，袁贼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因为国人不能辨理，不知向上。既然如此，那我们假借外力到底是对是错，国人又还有什么智能来判断？我们既然苦心孤诣20多年，将亡了260多年的国家从满人那儿收回来恩赐给国人，当然就不会断送给他族。既然国人不能拒绝惯于卖国的官僚，那就不必来费心体谅我们救国的本意。国人既然深愿袁贼执政，那又何必来对我们发牢骚？说白了，这意思就是：这天下是我们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打下来恩赐给国民的。既然国民不识好歹拥护袁贼，纵容他卖国，那么我们又为何卖不得？

这就是“伟大的革命先进者” 的心声，“伟大的爱国者”的自供状。

光是发通告、散传单辱骂真正的爱国志士也倒罢了，孙文还勾结日本人造谣诽谤黄兴等人投降袁世凯，告诉日本人黄兴等人过分夸大了日本的对华要求，破坏“日中提携”。

3月13日，《大阪每日新闻》以《归顺革命党的宣言书》为题，摘要发表黄兴的通电，同日以《革命党陆续归顺，仅余孙逸仙一派》为题发表消息，造谣污蔑“袁总统收买革命党，近来着着奏效。……甚至传说，由于在美国的有力人士的暗中斡旋，连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的第一流人物也已发表宣言书，堂堂归顺。主要的归顺者为军人派。人们称为革命创始人的孙逸仙、陈其美等领袖仍然不肯归顺，正不断鼓吹日中提携论。”

同文发表了孙文对记者的谈话：

“此次归顺袁氏的革命党人主要为军人派，彼等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基于此种误解，遂敢于轻举，与我等分手。参加二次革命的流亡军人固然卑怯，以致失败，真正之军人，即意志坚强之无名之士尚充满国中，吾人于将来达到目的方面不必有任何担心。就彼等变节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处，但相信此等薄志弱行之辈与我等同志分手，乃他日实现伟大目的之好机会。日中两国立国于亚细亚，倘不能相互提携，则难以与列强共存于竞争场里。中国与日本分离则国亡，日本与中国分离则陷于孤立境地。今日世界大势，当促进日中提携，以期保障东洋永久之和平。彼等一派之离散何足置意！（东京电话）”（ibid，179-180页）

至此，孙文总算打破沉默，对“二十一条” 作出了公开表态。他认为，黄兴等人针对二十一条的强烈反应乃是“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这是“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 ”，看不到中国离开日本就要亡国，日本离开中国就会陷于孤立。所以，中国的唯一希望，当然只能是靠日本来救亡图存，而世界的大势就是要促进日中提携，确保东洋之永久和平！

所以，早在抗战爆发前22年，孙文便为主子画出了“日中提携，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蓝图，而这宏伟壮丽的构想，乃是他在中国遇到生死攸关的民族危机时，向民族大敌“欣喜而又焦虑”地反复献上的！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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