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2007.01.09

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够持续下去吗？会不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拐点？一个灾变点？早在十年以前，就有各种悲观的预言。但是，尽管这些悲观的预言者抓住了大陆经济的不少要害问题，但是，大陆经济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一再令悲观派陷入尴尬。

悲观派究竟出了什么错？难道大陆经济真有一种其他国家没有的免疫能力，能够永远在缺少法治与公平的环境下高速增长吗？确有一部分人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但是，包括许多乐观派在内，多数人并不相信大陆经济有这种神奇的免疫力。大陆经济增长的奇迹背后，有一些独特的制度因素和历史机遇，比如大陆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给大陆全面扭曲土地和劳动价格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而港资、台资又成功地把大陆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引入了出口加工业，抢占了冷战结束后全球贸易扩张的先机，这无形中扩大了旧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空间。

问题是，这样一来就减轻了大陆政治改革的压力。“六四”之后大陆的当权者们利用手中的强权，把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和人口出生率下降而老年化尚未至的“人口红利”，统通用于支持短期繁荣，用于增加权势者的收入。十几年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日增，农村青壮劳力的资源日渐枯竭，眼看“和平红利”和“人口红利”就要被吃光，而大陆经济并没有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还要面对城乡鸿沟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

看来，大陆经济正在迅速地滑向危险的拐点，这一回，狼有可能真的要来了。大陆官方最近承认，最终消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一向为大陆经济政策辩护的樊纲也幵始承认，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穷人太多，尤其是农民，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钱消费。按世界的平均趋势，大陆目前的经济水平，消费率应超过60%，也就是说，正是大陆的体制和政策，把亿万百姓，特别是把农民的消费压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低水平。早有报告说，中国大陆工资占GDP的比重仅有1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0%-60%，将近十亿农村人口的纯收入还不到GDP的10%。这些数字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足以发生革命。大陆的高压体制再有效，人民的承受力毕竟是有极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作为就成为决定危机如何发展的关键。最近一期的“动向”杂志透露，面对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各地政府确实是在扩大消费，不过不是扩大百姓和穷人的消费，而是扩大自己的消费。一份呈报胡锦涛的内部报告说，仅2006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行政超支的规模就达到了五千多亿人民币。这相当于近两亿内地农村人口一年的纯收入，也超过了一亿多农民工一年能够带回家的全部现金！

“动向”的报道还说，胡锦涛批示：“怎么办？怎么解决？怎么总结？这种状况不允再发生。请政治局、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规范意见。” 不难看出，胡锦涛震惊之余，并无良策。

地方政府无视中央，疯狂扩大行政支出，说明地方官们对胡温的路线并不合作也不看好，他们不顾现实的危局，借中央权力斗争和地方换届，在权力过期之前纷纷出手，再捞一把，这种预期和行为，正是危机爆发最有效的催化剂。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能降多少？从38%到28%？工资占GDP的比重还能降多少？从12%降到10%以下？在官肥民瘦这个危险的趋势上，中国经济已经走了太长的路，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正在逼近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而这个拐点很可能就是危机爆发的临界点。

[松竹留因夏]

我收录梁京的这篇文章主要是看到中国大陆工资和消费占GDP的比重。 个人认为是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有时间会找一下数据的出处。

[为人父]

最近十年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总需求不足，前几年国家是通过增加投资需求的方法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大量的资金投入之后，并没有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而且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大部份已经完成，高速公路网已经完成，港口和机场的建设也接近饱和，也地铁可能是下一个基本建设投资热点。但要根本解决中国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关键是启动消费需求。而解决农民问题才是解决消费需求的关键。

解决农民问题不能单靠对农村的补贴，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农村富裕人口的转移问题。国家应该将投资重点放在对农民的教育上，并对其进行福利性的技术培训。同时采取灵活的户口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应将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农民有权出让土地使用权，收益归农民。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占有压低了城市扩张的成本，但却大大损害了农民利益。中国大的腐败就集中在土地领域。没有哪个国家在农民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使农民富裕起来的。

要说城市与农村最大的不平等，还是教育上的不平等。教育，尤其广大农民的受教育问题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国策，它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国运。

[36度5]

很有道理。 可是“中国经济正在逼近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什么样的柺点？大家都很看出不正常，但是结果将会是怎样呢？只要有廉价劳动力，就会是世界工厂，民工就有工作，哪怕再穷也能吃饱。

[杨子]

这两个观点非常重要：

1.大陆经济增长的奇迹背后，有一些独特的制度因素和历史机遇，比如大陆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给大陆全面扭曲土地和劳动价格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而港资、台资又成功地把大陆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引入了出口加工业，抢占了冷战结束后全球贸易扩张的先机，这无形中扩大了旧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空间。

2。大陆的体制和政策，把亿万百姓，特别是把农民的消费压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低水平。早有报告说，中国大陆工资占GDP的比重仅有1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0%-60%，将近十亿农村人口的纯收入还不到GDP的10%。这些数字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足以发生革命。大中国的高压体制有效，人民的承受力也比人家的强。